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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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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光辉岁月见证了一个个古老文明的不朽传奇，幽闭的深宫中隐逸的过往动人心弦，古国神秘销匿的影踪引人追寻。这些曾经赫赫有名的古国，虽然已被历史的风尘所堙没，但消逝并不等于不曾存在。在消逝之后，它会在某个时刻掀开尘封已久的神秘面纱，等你去探索，去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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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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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到的几个王朝，有的在历史上昙花一现，有的则活跃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对汉文明影响甚巨。楼兰、大宛、古格、龟兹、古蜀等一个个小国家，以各自的神采丰富着我们的文明。顺着蛛丝马迹，慢慢地走近那段历史，在断层的真相中，感悟那些神秘消失古国的灿烂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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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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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华夏第一王都的前世今生
时光退回到三千多年前的夏朝——一个文明奠基的奴隶制王朝：恢弘的王宫内，尊贵的王高坐于宝座之上，俯瞰着虔诚地伏于他神威之下的臣民；成群的奴隶恭顺地穿梭于青铜冶铸的作坊里，奉献着智慧、劳动、忠诚、尊严，制作出各式精美的青铜制品；神秘的祭台前，代表上天与人间沟通的祭司高举法器，喃喃地说着一些“人”听不懂的语言，血淋淋的牺牲献祭着崇拜；一切繁华终了，地上的王完成他在人间的使命、回归大地之时，依然不改对权势的恋栈，把他生前所享用的一切都复制到地宫里，包括活生生的奴隶……
只是，这兴盛的王朝，这繁华的都城为何竟衰败了呢？是败于敌手还是亡于内忧？时至今日，还是一个有待破解的谜团。
华夏第一王朝的建立
夏桀失国
二里头的身世
二里头的待解之谜
第二章 庸中佼佼的古老庸国
庸人自扰、庸庸碌碌、平庸无为……庸，字典里解释为平常，不高明，愚昧，没有志气，没有作为。庸，似乎已成为一个贬义的字眼，庸人，被认为是一群没有才干、没有理想、没有智慧的人。然而，上古时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个以“庸”为名的国家。而且值得称道的是，庸国这个古国，在历史上一点也不平庸，可谓是庸中佼佼。
或许，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对庸国毫无印象，它曾经的辉煌还被历史的迷雾所湮灭。然而，透过厚厚的历史云雾，翻检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仍然不难追寻到庸国的蛛丝马迹、采撷到它偶尔遗漏的凤毛麟角，原来它所孕育的远古文明依然光彩照人。
中华文明的新源头？
盛极一时的古国
大庸的隐逸传奇
独特的庸国文化
第三章 蚕丛故里的古蜀传奇
在遥远的历史上，成都平原究竟孕育了多少传奇？早已为人所熟知的蚕丛纵目、鱼凫神化仙去、杜宇化鹃、开明复活等传说是否就是真实的古蜀历史？李白就曾因为国王先祖是谁、由何而来、如何建国都没有确切的答案，而叹曰“开国何茫然”。长久以来，古蜀国的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成为难解之谜。
人们相信古蜀国的存在，并找寻着它存在过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能被找到吗？
又是一个谜一样的文明。
神的国度，现实的传奇
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相
探寻三星堆未解之谜
金沙遗址——金玉王朝之都
曲终人散尽
第四章 草原上崛起的匈奴帝国
他们是一个崇拜狼的草原游牧民族，曾经游荡在西北坦荡的土地上。他们是一个张扬着英勇无畏和冒险精神的民族，像狼一样地野性、剽悍、骁勇善战。身上的血性和争斗天性决定了他们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甚至连骄傲的始皇帝，也要倾国之力筑起长城防止其进犯。他们骑着神骏的宝马从草原上走出，以铁骑杀伐征战，成就了霸业。
属于匈奴人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震慑四方的传奇、拥有超强作战力的骑兵，都成为了历史。曾经的屠戮、争斗、血腥，在渐渐平静下来的历史面前，越来越显示出神秘的一面。一个说不清来历的民族，创造了一个个金戈铁马的故事之后，慢慢走出历史的视线。虽然渐行渐远，但传奇仍在。
匈奴与汉的较量
冒顿的政治历险
草原之子的迁徙
上帝之鞭——阿提拉
匈奴人的最终归宿
第五章 宝马脚下的大宛古国
西方的特洛伊战争，因为美女海伦，而多了一些浮想联翩。一个美女和一场战争，残酷与美丽并存，无论是视觉上还是感官上，总会产生强烈的反差。而在汉朝，汉武帝因为一匹传说的天马，而发动了一场战争。虽然这其中不乏政治因素的存在，但英武的皇帝用一场盛大的战争，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迎接神骏无匹的天马，而因为这场战争，大宛更是在一夜之间站到了历史的风云榜上。
那么，大宛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位于现在的什么地方？让我们一起回到遥远的古代，来审视这段历史……
天马的故乡
天马的千年传奇
天马之战
覆灭的轨迹
第六章 灿烂文明深处的千年龟兹
这是一个生长在绿洲上的乐舞之国，优美的乐舞名动天下，连中原上邦的大唐也采用其乐舞元素。
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东汉在这里设立西域都护府，唐代在这里设立安西大都护府，它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这里山川壮丽、物产丰富、文化昌盛，生活着一些有艺术家气质的人，他们的壁画美轮美奂。
这里是伟大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故乡，是佛教东传的阶梯和桥梁。敦煌以西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形成了独特的石窟艺术。
作为一个处于文明交汇点上的文明古国，它以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融各家所长，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龟兹文化，对中原地区和中亚地区的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龟兹王的政治婚姻
龟兹乐舞入中原
鸠摩罗什与佛教文化
坎坷国运与倾覆
第七章 胡风浓烈的乌桓王国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乌桓部落就曾出现于科尔沁草原上。他们在那里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谜团。对于这段历史的真相，史学家有满腹的疑问：如此奇怪的称谓因何而来？这是一个怎样的部落？他们与中原的汉族有往来吗？他们最终又怎样消失匿迹的……
直到1956年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属于早、中期乌桓的墓葬被发掘，困扰史学界多年的疑团才解开，随着数以万计的文物出土，这个古国的轮廓得以渐次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乌桓与匈奴、汉魏之关系
威震中原的乌桓铁骑
曹操北征乌桓之战
蹋顿之死
第八章 政权林立的鲜卑王族
他们从山上来，髡头小辫，配饰满身，甚至连男人也戴耳环、项链、指环，他们从崇拜巫术到信仰佛教，几经波折给世人留下云冈石窟等宝藏。在上演过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爆发出令世界为之震颤的力量后随风远逝，历经了千年的岁月，种族主体被中原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同化演变殆尽。
人们不会忘记这个发源密林、艰难西进、遗失异域的民族。只是在震撼、赞叹、惋惜之余好奇于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断地猜想着，思索着：一个茹毛饮血的部落，是如何在大鲜卑山的群峰密林之中繁衍生息的？是如何在历经上千年的游猎生活之后走出丛林的？又是如何经历千难万险辗转中原建立伟业的？撑起的半壁江山如何轰然倒塌……
鲜卑山下走出的部落联盟
遍地开花的政权
北魏风云动
鲜卑风俗与遗迹
李世民是鲜卑后裔吗？
第九章 沧桑迷离的楼兰古城
这里曾是丝路重镇，商贾云集，这里曾人声鼎沸，繁花似锦，这里也曾鸟语花香，人间仙境，而如今，那断墙残壁在诉说着沧海桑田的变迁，漫漫黄沙遮盖了昔日绿洲上的城市，枯树涸井在演示着时空变换的无奈，一切仿佛凝固在了梦里，是什么使繁华灰飞烟灭？是什么使水乡泽国成了荒漠废墟？多少灿烂文化悄然逝去，只留下那代代相传的轶事奇闻。
借助高科技手段，怀揣着对楼兰的好奇和向往，探险家、研究学者一代接一代地做着复活楼兰的梦。那荒漠中的古堡、那沉睡千年的惊世容颜，以无法看透的玄奇与神秘，带给世人超乎想象的赞叹。楼兰，一个千古迷梦。
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古楼兰惊世再现
“楼兰姑娘”和稀世彩棺
楼兰消失的猜想
第十章 见首不见尾的契丹民族
他是孤独的游侠。骑着一匹瘦弱的白马，见惯枯藤、老树、昏鸦。自土河而来，边走边采摘着朝霞落日的五彩光华。
她是草原的明珠。粲然一笑，百花盛开，草木葱茏。她骑着一头温顺的青牛自湟河而下。
相遇了。
两人一见钟情。自此，喜结连理、比翼双飞。生下8个儿子，衍生出契丹部落8个分支。
这是契丹起源的传说。即使是一个如此剽悍的民族，也有着如此温婉美丽的故事。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即坚固之意。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威武的民族，曾经挥斥长城内外，饮马黄河，建立过强大的王朝。
然而在亡国之际，他却将他的族人、他的姓氏、他的文字转瞬之间全部带走，仿佛从未来过这片广袤草原，或许他从未有意将大辽王朝留与后人评说……
契丹往事
开国皇帝阿保机
难解的“天书”
契丹人的下落
第十一章 威震漠北的柔然汗国
中国古代，曾有许多游牧民族驰骋在漠北大草原，与南方农耕文明一争高下。他们游牧于蒙古高原，辫发左衽，居穹庐毡帐，逐水草畜牧，无文字，以刻木记事。柔然就是其中一个留下过传奇历史的古代北方民族。这个民族建立了一个像匈奴那样的强大政权，存在的时间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关于这个古老的民族，除了我国历史文献有一些简约的记载外，其他各种资料（包括文物考古、外国资料）也是寥寥无几。截至目前，国内对它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柔然，这个温柔而诗意的字眼，总给这个王朝带来印象上的错觉，在历史洪流里有过大起大落的柔然王朝，经历了强盛—衰败—复兴—灭亡之后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要讲给我们。
一个奴隶创造的神话
将西征进行到底
雄风难振国落长安
茹茹公主传奇
巫术盛行与草原习俗
第十二章 姗姗来迟的“自大”夜郎
一天，一位美丽女子在河边洗衣浣纱。突然，一根大竹子从水中漂到女子的脚边。女子推了几次竹子仍旧漂回来，正要再推，忽然听到竹子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很诧异，于是把竹子带回了家，用柴刀破开，竟然在里边发现了一个男婴。善良的女子将男婴养育成人，若干年后，这个男婴出落得仪表堂堂，文武双全，英勇善战，成为西南一个地区的首领，统一了若干个小支系民族，最终建立了夜郎国。
夜郎国的历史根源只能从这个美丽传说中搜寻，一直以来，人们从未发现过夜郎国的蛛丝马迹。它总是让人摸不到头绪。有人甚至认为，夜郎国可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空中楼阁。还好，贵州一带的考古发现告诉世人，夜郎国是真实存在的……
寻找“自大”的夜郎国
夜郎古国的四重面纱
活在彝族历史中的古夜郎
夜郎印玺与“活人坟”
第十三章 居在风花雪月里的大理国
总有这样的地方，数十亿年沧海桑田，成就其神奇和惊喜；总有这样的地方，生命数百万年的演化，成就其自然的和谐与美丽；总有这样的地方，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积淀，成就其民众的包容与仁爱。大理，就是其中之一。
大理，远处彩云之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山川秀丽，四季如春，曾经是古代“南诏国”和“大理国”500年都邑所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佛教随着“南丝绸之路”的通道进入这里，兴盛的佛教曾让十位坐拥江山美人的帝王遁迹空门、念经诵佛。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文献名邦”，去看看它的“风、花、雪、月”，去感受金庸笔下那个恩怨纠葛的段氏家族，去了解隐遁的帝王，还有那独特的风俗……
大理的风、花、雪、月
大理的历史变迁
历史与传说中的段氏家族
儒雅的佛国和出家的国王
割耳而葬与祀典文化
第十四章 雪域高原上的古格王朝
一千多年前，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曾经有过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盛极一时的王国。他巍立于雪域高原之上，以富庶和独特的文明闻名于世。他叫古格。在吐蕃王朝以后雄踞西陲，有声有色地上演过一幕幕历史悲喜剧。
然而，300年前这个偌大的王朝却陡然丧失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瞬间消失于茫茫的沙海中。史家的笔从容挥洒，记下了金戈铁马、慷慨悲歌，记下了佛号慈悲、法相庄严，记下了神秘的“古格银眼”，但唯有古格王朝只留给我们一个残缺的城堡遗址。
一个有过700年辉煌文明的古格王朝，如今静静地嵌在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之间，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任凭长风浮云从它的上空无情掠过。
历史上的古格王朝
古格遗址
古格银眼与黄金之都
古格王朝的消逝
第十五章 活跃在贺兰山下的西夏帝国
贺兰山下，曾经活跃着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民族。他们将贺兰山奉为神山，在那里建造了许多寺庙殿宇，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们是贺兰山流传的一曲长歌，是华夏史永不磨灭的一段记忆。
这个民族就是党项族建立的国家，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夏。
西夏独特的美酒酿造给历史留下一缕飘香的文化。而西夏剑，则述说着它先进的冶炼技术。
然而，太平盛世终究成为过眼云烟，西夏后期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就曾先后六次讨伐，摧毁都是悲残的，一切屈辱都难以言说，不必怀疑的是结果，大漠、黄土，承载着那个王朝的千秋家国梦。
贺兰山下，一个帝国在崛起
是非成败转头空
黑城遗址里看西夏背影
兵器冶炼与美酒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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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第一王朝的建立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作为一个古老的王朝，它的建立被视为是华夏民族告别蒙昧时代的标志，因为年代久远，这段记忆有些黯淡模糊，甚至有人怀疑这一段辉煌是否曾经有过，夏王朝与夏文化成为人们心中一个拂不去的梦。
传说上古中国，洪水泛滥成灾，人民流离失所，于是鲧便从天庭盗取了“息壤”铺设于河堤，成功地抵挡了泛滥的洪水。但由于偷窃一事触犯了天条，天帝下令在极北之地处死了鲧。鲧死后，尸体却久未腐朽。后来，天帝派人去探看封于冰柱里头的鲧，惊奇地发现他的尸体化成一条黄龙破冰而出，随后这条龙就变成了一个人——禹。然而，在史学家眼里禹父鲧并非神人，他花了9年时间治水，因为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未能把洪水制服。禹更不是神话人物，治洪水、创华夏，他和他的子孙开创了新的历史。
禹因先父鲧治水不成受到诛连，所以劳身焦思，居外13年，过家门不敢入。他走遍天下，“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踏勘水情地势，规划治水大计。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他决定以疏导为主。顺其自然，因势利导，终于给洪水找到了出路，把洪水导入江河、排入大海。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地势比较低平的原野中，他们开垦土地、种植草木、驯养禽兽，这里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后代人感念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为“大禹”。
禹因治水有功，得到了虞舜的重用并最终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于他，这是夏王朝的开端。禹原来有个助手叫做皋陶，曾经帮助禹管理政事。禹曾遵照“禅让”传统，将皋陶任命为继承人。然而，皋陶比禹还要高龄，没等到禅让就先死了。禹又命东夷首领益为继承人。然而，当时有很多部落不满东夷的统治，因而反对益。他们都拥护禹的儿子启。禹死后，启在各部落首领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杀了益，夺得王位，以“夏”为国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
夏朝虽然建立，但其初政权并不巩固。据说启耽于饮酒作乐，在位10年就死了，传位给儿子太康。太康，自小跟着父亲启享乐，即位后生活比启还荒淫腐败，只顾饮酒游猎，治国无方，当政期间战乱纷纷，他还时常带着家属、亲信去洛水北岸游猎。一去就是几个月，弄得百事废弛，民怨沸腾。东夷族有穷氏（在今山东省德州市北）部落首领后羿乘机起兵，夺取了夏的都城安邑。大权由此落到了后羿手里，太康带着猎物走到洛水岸边时，才知道后羿不让他回都，他后悔莫及，无计可施，最终只好在阳夏筑了一座土城居住下来。
27年后，太康病死于阳夏。后羿废黜太康后，立太康弟仲康为王。而他仍然专政。仲康不甘心作傀儡，一心想夺回大权，但因实力薄弱，反被后羿软禁，忧闷而死。
仲康的儿子相继位后的第八年，由于后羿不修民事，沉溺于游猎之中，亲信寒浞掌握了政权，后寒浞设计杀死后羿，进而派儿子浇带兵杀进相的住处。相眼见难以脱身，拔刀自刎。寒浞便篡夺王位，使夏朝中断了40年。
少康是相的遗腹子。母亲后缗氏逃难到娘家有仍氏部落（今山东省济南市东南）第二年生下了少康。少康初懂人事后，母亲就告诉他祖上失国的惨痛经过，叮嘱他日后要报仇雪耻，复兴夏朝。少康发愤图强，立志要夺回天下。他先在外祖父手下担任管理畜牧的官，平时一有机会就学习带兵作战的本领，不久，寒浞的儿子浇派兵来搜捕少康，少康被迫逃奔到名为有虞氏的部落（今河南省虞城东）。有虞氏首领把女儿嫁给他，还给了他一块肥沃土地和数百个兵士，少康从此有了根据地和军队，他体察百姓疾苦，宣传祖先禹的功德，努力争取人民支持他复兴故国，并召集夏朝的旧臣前来和他会合。当时，有个名叫靡的人，原是相的臣下，他首先应少康之召，倾有鬲氏之兵，会合复仇之师，拥戴少康为夏王。
少康先派儿子攻灭了寒浞的第二个儿子戈意，以削弱敌方力量。又派将军侦察了浇的虚实。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一路势如破竹，攻克旧都安邑，诛杀寒浞，夺回了王位，建都阳夏，夏朝复国。
少康复国后勤于政事，讲究信用。在他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繁荣，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进入由“治”及“盛”的阶段，出现了中兴的形势。
夏桀失国
到夏朝的第十三个国王孔甲当朝执政的时候，夏朝就慢慢的开始走向了衰亡。“好方鬼神，事淫乱”的国王，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人民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各个诸侯也开始造反。夏朝就此开始走向灭亡的危机。
在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又名癸、履癸，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君王，他赤手就可以将很粗的铁钩拉直，但是他荒淫暴虐，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驱使百姓为其广建宫室楼台，还大肆兴兵征战，人民对其极其怨恨，诸侯也对其不满而远离。
夏桀的父亲是发，发在位时，各方诸侯已经不来朝贺了，夏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夏国进一步衰落。桀执政的时候，四百多年的夏王朝，更是不得人心，民不聊生，政治衰败。但是夏桀仍是不思改革，骄奢淫逸。还从各处搜寻美女，日夜与宫女淫欢作乐。民众生活疾苦，农民的收成极低，连温饱已经得不到保障，天灾人祸，迫使人民妻离子散。臣民都咒骂夏桀：“你几时灭亡，我情愿与你一起灭亡。”同时，四方诸侯也开始造反，夏朝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他即位后的第三十三年，发兵征伐有施氏，有施氏抵挡不住，进贡给他一个美女，名叫妺喜。桀十分宠爱妺喜，特地为她造了富丽堂皇的琼室、象廊、瑶台和玉床，这一切的负担都落在百姓的身上，人民痛苦异常，敢怒而不敢言。桀重用佞臣，排斥忠良，有个名叫赵梁的小人，专门投桀所好，教桀如何享乐，如何勒索、残害百姓，因而得到了桀的宠信。
桀即位后的第三十七年，东方商部落的首领汤将一个德才兼备的贤人伊尹引见给桀。伊尹以唐尧、虞舜的仁政来劝谏桀，希望桀能体谅百姓的疾苦，广施仁政，用心治理天下。桀听不进去，伊尹只得长叹数声，拂袖而去。到了晚年，夏桀愈加荒淫无度，他命人造了一个大池，称为夜宫，在夜宫里他带着一大群男女混乱杂处，淫乱至极，连着一个月都不上朝。太史令终古哭着进谏，桀反而很不耐烦，斥责终古多管闲事，终古知夏桀已不可救药，就投奔了商汤。夏桀手下有个叫关龙逄的忠臣，了解了老百姓的疾苦，得知民怨沸天，大胆向桀进谏说：“天子谦恭而讲究信义，节俭又爱护贤才，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稳固。而今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百姓都盼望你早些灭亡。陛下已经失去了民心，只有赶快改正过错，才能挽回人心。”桀不但不听其忠言反而怒骂关龙逄，到最后更是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就将他处死。夏桀之昏庸暴戾，可见一斑。
夏桀自信地认为他的统治永远不会灭亡。他曾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他还召集所属各部首领开会，准备讨伐其他部落，妄图挑起战争。诸多昏庸之事日积月累，桀日益失去人心，弄得众叛亲离。
而这时，黄河下游的一个夷人部落商在其首领成汤的领导下兴盛起来。桀担心商汤会危及自己，就借故将他囚禁在夏台（今河南省禹县境内）。不久，汤设计使桀释放了自己。
商汤为了不让夏桀再有可乘之机，在和名相伊尹谋划后决定先下手为强，起兵伐桀。汤先攻灭了桀的附庸韦国、顾国，击败了昆吾国，然后直逼夏的重镇鸣条。桀得到消息后，连忙带兵赶到鸣条。两军交战，商军士气高涨，步步进逼，夏军将士本来就不愿为桀卖命，纷纷乘机倒戈。夏桀无力制止，只得仓皇逃入城内，他匆忙携带妺喜和珍宝，渡江逃到南巢。商军在其后紧追不舍，最终夏桀被追上俘获，并被长期放逐。
至此夏朝共经历13世、16王，前后约471年。
花开花落，寒来暑往。一个王朝的足迹，在英雄与奸佞、正气与阴谋、铁血与牧歌中渐渐并入另一个新王朝的轨迹。眺望彼时的黄沙平野、烟雨江南，带着古中国新生的气象，在从一种制度“进化”到另一种制度的新奇中迤逦前行。我们记得了夏朝的许多符号、许多故事，可同样的，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王朝，依然充满了谜一样的色彩。
二里头的身世
总的来看，夏朝主要活动中心在洛阳，也就是史书记载的斟鄩。最初禹在建立政权后，将都城定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与洛阳相距不过百里。在夏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启的儿子）统治时期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太康失国以后，其弟仲康的孙子少康最终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活动区域以伊洛一带的河南地为中心，东通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长滩，少康以后，夏朝几世均不在洛阳建都，至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统治时期才又定都于斟鄩。洛阳作为几代君王的都城，是夏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以往在河洛大地上是难以找寻到这个朝代的踪影的，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一个老者的出现，传说中的夏朝才得以向我们展露容颜。
二里头，夏朝斟鄩，这个发现，石破天惊。
这个老者，他叫徐旭生。1959年春夏之交，已72岁高龄的徐老带着助手，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二里头，南临伊洛而望嵩岳，北依邙山而背黄河，东扼成皋之险，西据崤函之固，确实有着“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的地理优势，基于这绝好的地利，也就难怪夏朝先人对洛阳钟爱有加了。
经过专家的大规模勘探与发掘，确认遗址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在遗址中心区有面积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另外，纵横交错的数条城市干道及道路上的车辙、具有明确的中轴线规划的成组大型夯土基址、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也相继出世。
在多方勘查认定后，二里头捧出了众多历史之最，遗址中心区纵横交错的道路网是中国最早的道路网，双轮车痕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车辙痕迹，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也是同类遗存中前所未见的，这些要素加上先前这里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可以断定，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那些纵横交叉的道路网、方方正正的宫城，还有那些具有对称轴化建筑基址群，都说明该遗址是一处规划严谨、布局整齐的大型都市。二里头是至今为止被确认的最早的规划紧密、布局严格而且具有都城建筑风格的都邑遗址。这里的布局开中国古代建筑规划的先河，很多规划建筑方式至今还在继续沿用。很多人将这里称为“中华第一王都”。
在二里头的手工作坊里，发现很多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古代的器具，其中青铜爵、青铜甲造型特异，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出，夏朝已经进入了青铜器时代，而不再是石器时代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已经掌握了冶金和铸造技术，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很多墓葬，有数百之多，在墓葬之中发现很多奴隶，他们死亡形态各异。有的躺着，有的俯身，有的还被捆绑起来，甚至还有的身首异处。他们可能有的是建造墓葬劳累而死，有的可能是为当时的帝王子孙殉葬，由此可充分看出当时的王朝统治是多么的残忍和暴虐。
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古国夏朝人民的聪明智慧，同时也反映了夏代文化的发展历程。
时至今日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已持续了近五十年，考古工作者还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发现了众多二里头文化遗址，迄今为止已有三百余处。探索之途刚刚起步，漫漫寻夏之旅正在日夜兼程。
二里头，让夏朝从传说中走了出来，成为了信史，二里头让夏故国的气息迎面扑来，走近二里头，你能听到这个王都从远古而来，生生不息。
二里头的待解之谜
二里头遗址是一处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夏都邑废墟，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
二里头作为文明史的代名词，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关于它承载的文化却备受争议，争论的内容有：中国的历史真的可以从二里头的发现中上溯到夏吗？现有的资料足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吗？二里头究竟是夏代的一处都邑，还是汤灭夏后建立的都城西亳，作为重要都邑，是否与初建期的偃师商城并存过一段时间？这些疑惑在近半个世纪的论辩中慢慢清晰，而目前二里头是否真的衰败甚至废弃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乃是最大待解之谜。
考古学界按先后顺序，将二里头文化分为一、二、三、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因为二里头文化四期（至少是其晚段）的文化已出现衰落的迹象。几乎与此同时，偃师商城开始建设，此期是夏商文化的分界。
但最新的勘察发掘与研究显示，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遗存在遗址中心区分布还是相当密集；周围地区虽然比此前有所减少，但遗址的规模并没有缩小的表现，已发掘的遗迹数量也与二里头文化三期彼此相近。同时，宫殿区不但延续在使用，而且范围甚至有所扩大。此外，始建于三期的宫殿夯土基址、宫城城墙及周围大路等重要遗存直至四期的偏晚阶段，都未发现有遭遇毁灭性破坏的迹象。考古工作者还在宫城南墙外发现了当时制造的贵族奢侈品——绿松石器的作坊和一处废料坑，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其间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还见有因钻孔不正而报废的石珠。这个作坊和这处废料坑的时代也都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
种种迹象表明，在一般认为已实现了王朝更替的二里头文化四期（至少是其晚段）或稍晚，这里的宫殿区仍在使用中，仍在兴建新的大型建筑工程，仍集中着大量的人口，存在着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
因此，从考古学的层面上看，这一阶段的二里头遗址仍属都邑性质的大型聚落，即便在其间发生了王朝更替的历史事件，也并未导致这一都邑迅速而全面的衰败。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或稍晚阶段的二里头遗址，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由于二里头遗址总面积近四百万平方米，所以目前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还不到整个遗址面积的5%，核心区的宫殿群也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
二里头遗址就像一个发掘不尽的宝藏，希望有更多的宝藏出土，帮助解开历史的谜团，给世人一个圆满的论证和唯一的答案。殷墟的发现曾经震惊了世界，有理由相信，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阶段。
第二章
庸中佼佼的古老庸国
庸人自扰、庸庸碌碌、平庸无为……庸，字典里解释为平常，不高明，愚昧，没有志气，没有作为。庸，似乎已成为一个贬义的字眼，庸人，被认为是一群没有才干、没有理想、没有智慧的人。然而，上古时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个以“庸”为名的国家。而且值得称道的是，庸国这个古国，在历史上一点也不平庸，可谓是庸中佼佼。
或许，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对庸国毫无印象，它曾经的辉煌还被历史的迷雾所湮灭。然而，透过厚厚的历史云雾，翻检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仍然不难追寻到庸国的蛛丝马迹、采撷到它偶尔遗漏的凤毛麟角，原来它所孕育的远古文明依然光彩照人。
中华文明的新源头？
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史记》影响造就了一元论：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集中于黄河流域。因此，长江中上游地区春秋时期存在的几个国家，就难以有详实的资料。庸国就是这样一个身处三峡地区、早在春秋之前就横跨江汉中西部地区的古国，由于在战国之前就已经灭亡，史书上有关庸国的记载很有限，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至几乎被遗忘。然而，随着近年来考古学的发现，人们在更广阔的领域发现了中华先民的活动足迹，这些足迹不但遍布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而且在某些地区达到了相当的文明高度，长江中上游地区发现的古庸国，就是一个显例。
古庸国历史悠久，关于它的起源，古往今来众说纷纭。庸国究竟是容成氏所创，还是祝融氏后裔所创？祝融是远古三皇之一祝融氏，还是帝喾之臣重黎或吴回？从诸多文献看，庸人应该是颛顼苗裔的分支，可究竟其国君的祖先是谁，就至今无从考证了。对庸国国君祖先的争论虽然难以平息，但争论的人物都在夏禹之前。夏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因此，庸国的起源应该比夏朝更早，这一点毋庸置疑。庸国的都城名“上庸”本身也表现出庸国的古老。“庸”有“城”的意思，上庸的意思既是上古之城，也可以理解为天子之城。《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一》有一首民间爱情诗歌曰：“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这里，“上”就是天的意思，“上庸”中的“上”字也就是“天”、“天子”的意思了。
在追溯庸国历史时，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问题也可以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问题。其实，只要对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文明的进程有个基本的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也就基本明朗、清晰了。长江中游是长江流域的重要一环，也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原始文化区域，它有着自己独立的文明化进程。这些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证明长江中游文明有了很大发展。随着这方面工作的深入，古庸国的历史也渐渐浮出水面。
在长江中上游一带的古庸国，那个地区的土家族和苗族世世代代都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伏羲和女娲他们补天、造人，以及他们画八卦图、定制婚姻、做笙簧等很多传说故事。这些并不都是荒诞不经的流传神话，其中包含着很多的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知识、人类的起源历史等。古庸国的这些流传的神话告诉我们，在追溯古庸国起源的时候，我们应该将历史追溯到伏羲女娲时期。
从很多资料方面看，上古时期有三个影响很大的部落，这三个部落都有各自明显的特征，而且也有不同的姓氏。三个部落分别为：一为太昊帝伏羲氏，传说中的伏羲姓风，他是女娲的哥哥，因此女娲也姓风；二为炎帝神农氏，传说炎帝姓姜；而第三个部落为黄帝轩辕氏，传说黄帝姓姬。三个部落形成中国最古老的三个姓氏风、姜、姬。其中，伏羲是创造中华文明的伟大人物，有着很伟大的智慧和能力，会打猎、捕鱼、织布等，他为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妹妹女娲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人物，女娲的功绩主要是补天和造人。在古汉代的画像上，伏羲和女娲都是成双成对的出现，那个时候流传他们或许是夫妻，或许是兄妹，但是只是传说，无从查证。但是相传他们出现在社会上的意义那可是非同一般，标志着新的文明的诞生，是蒙昧社会和文明社会的一个分界点。
从古人类学上来看，在古庸人活动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早已有远古人类的足迹。至今为止发现的化石中，有距今约4500万年的古猿化石、距今204万年的“巫山猿人”。它比作为黄河文明起源说的主要证据——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距今约60万年的“北京猿人遗址”要早140多万年，还有50万年以前的“长阳人”，5万年以前的“汉阳人”。
进一步缩小到古庸国的国境之内，在原其属地的堵河入口处，发现了300万年前的“郧县猿人”头骨，距今10～6万年的“郧西晚期智人”牙齿，而以霍山坡、黄土凸等为代表的堵河流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庸国地区确实是人类的摇篮。所以有人就大胆推测，认为庸国是中国的庞培，是中华文明的新源头。
盛极一时的古国
庸国肇基远古，那时的古庸人对生命充满好奇，对春蚕充满崇敬，渐渐地，他们不能满足于祖先在云贵高原元谋、巫山一带的原始采集生活，于是，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一路探寻，来到被后人称作云贵高原与湖广盆地交界之地澧水河滨定居下来。他们筚路蓝缕，沿着溪岸河堤搭起亮脚悬棚（吊脚楼的雏形）并且广植桑林，养蚕制丝，学会了织丝制衣，以丝蔽身，以丝御寒的本领。他们还仿蛛结网，仿虎狩猎，仿鸟饲雏，仿燕筑巢，仿鸦造字，在雄伟的崇山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人类文明的一线曙光从这里冉冉升起。
随着农耕文化的不断进步和桑蚕技术的不断成熟，崇山脚下的庸国成为称霸一方的帝国。他们当中一些人或者不满足眼前生活，或者由于人口骤增带来新的生存危机，不得不离开故土，四面探寻，开拓更广阔的生存空间。首先是向着南方温暖的东南方向大踏步推进，在到达海边只能望洋兴叹时，庸国人的东南疆域已无法拓展。一批精英只好改投西、北方向，向后人称为巴蜀和中原的相对易行和温暖的地域迈进。留守故土的庸国女人们凭着勤劳和智慧在家乡播谷植桑，在屋角设案养蚕，在吊脚楼绣织望归。这里产生了中华又一慈祥的母亲“慈姑”，出现了中华文明史上又一聪慧的姑娘“嫘祖”。
古庸国开始的时候根本无法管理，他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国还有周宗姬封侯国、巴国等国家都要大，古庸国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的一个疆土辽阔、资源富饶的国家。过去的人们对庸国不怎么了解，不清楚庸国其实是楚国的附属国。实际上，庸国包裹麇、儵、鱼、夔等很多附属的小国，东部还有麇属地，南部还包括像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包括万州、开县、梁平以北的各个县。西部地区包括现在的陕西汉中大部分地区。北部就是今天湖北的郧西县、陕西旬阳县以及商洛等地。庸国是在春秋时期疆土辽阔的大国。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名，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
庸国，在商朝时期，麾下就聚集着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可见，当时的庸国，政治、军事实力、威望已经相当强大。在春秋时期，它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并给楚国造成过迁都的威胁。最后的庸楚之战，虽然败下阵来，但楚如果单靠自己的军力，不联合巴、秦诸侯国，想灭掉庸国，也不易。
庸国在那个时期，不仅是国势很强大，而且其地位也是相当高的。《礼记?王制》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庸国的国王世世代代为侯伯，其他的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王朝的时候分封制度是非常的严格的，非伯者则不能称之为诸侯，因此楚子威逼迫周王室给他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庸就是伯，充分证明当时庸国的强盛，也说明那时候庸国有这很高的地位。
从史料来看，庸人还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夏商时期，庸国的生产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这一点，从“庸人”二字的变化上，就可以得出。古庸国人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术，国内又盛产金属，是铸钟大国，因此又被称为“镛人”，夏商时期许多鼎器都是庸人的杰作；同时，庸人又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周朝统治者就曾请庸人在洛邑建造都城，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侵蚀，仍然屹立不倒，这些足以证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确实高超，庸人的生活水平有相当的水准，庸人的军事实力也相当强大，《古代战事考》说“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
一些学者认为，当时的庸国文学、艺术水平也领一时之风骚，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为中华诗祖的伊吉甫，晚年就居住在上庸境内的房陵，并葬于青峰山。诗经中的很多内容如《鄘风》、《周南》、《召南》都产生在这里，因而当时周边的部落方国都注重向庸国学习，以能够“附庸”为时尚，“附庸风雅”一词由此产生。中华第一奇书《山海经》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上庸国的史书。此外，我国的第一部天文历法《容成历》也诞生在这里（《尚书大传》说“容成作历”，而“容成氏”就是“庸城氏”）。史书中记载“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庸人是最早饮茶的先民；庸人还追求生活的艺术，注重娱乐，历史典籍还告诉我们，庸人是围棋的发明者，堵河流域的上庸是尧统治时期尧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了棋类博弈游戏，史称“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
从上面我们可以发现，盛极一时的泱泱庸国，可以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国家了。
大庸的隐逸传奇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不久，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最终被三国所破，楚王实现了“一鸣惊人”的壮志。庸国本来占有一定的优势，但伐楚未成反被楚国灭亡。实在是“庸人自扰”。这就是“庸人自扰”这一成语的真正来历。
庸国灭亡后，秦楚两国疆域相连，在两大强国近四百年的战乱中，故庸旧地朝秦而暮楚，昔日的古都方城不断地变换着两国战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显然，这样的生存境遇是一个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族群所不能承受的。
早期，在国家灭亡的时候，庸国人就开始了迁徙，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居住地，在那个四面受敌、遍地狼烟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只能沿着武陵山脉，然后走过峡江，到达清江、酉水、澧水等地。庸人在逃亡的途中，也慢慢地消失匿迹。传说今天的张家界、湘西等地可以看到当年庸国人迁徙过的足迹，在那个时候与当地的民族有着激烈的争斗，他们融入了土家族的生活之中，之后的社会为我们留着一系列的地名：庸州、大庸溪、施溶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等。在鄂西、张家界、湘西等地，庸人与其他各民族共同生存，而且还将大庸发展成为避秦遗世的武陵仙境，“寻得桃源好避秦，不需惆怅怨芳邻”，一种隐逸的文化在那个时期成为大庸文化的一种特殊的品质。在许许多多的朝代中，这种隐逸的文化成为很多人在此隐居的一种吸引力。
那个时期的庸人在向南迁徙之前，和庸人同一个民族的赤松子已经归隐于大庸。在大庸文化起源的时候，伏羲的八卦已经与当时儒家的一种宗师性质一样，而赤松子则是道家的开山人物。《真君传》记载：“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数往昆仑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焉。”《直隶澧州志?方外》中说：“赤松子，相传隐于赤松山（今天门山），迄今有丹灶。”赤松子看淡世事，隐居在大山之中，曾修炼长生之道，开创了很多养生之法，他还吃很多山林中的花果，感悟山林中的种种乐趣，赤松子是道家思想的开创者。炎帝女儿对赤松子很是爱慕，竟然随他四处游玩修习道法。后来，赤松子归隐大庸，创隐逸文化的开端，为后来的庸国人南迁指明了方向。
赤松子之后，鬼谷子也隐遁于大庸，其后，汉留候张良同样归隐于大庸，这三人是中国历史上大有名气的人物，他们的归隐自然备受瞩目，与这些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相比，更多的隐者已然湮没于历史的清风里，在无名中成就了真正完美的隐逸。正是一代代无名的隐者，托起了庸文化的隐逸品性。大庸文化，就是一部民族的隐逸传奇。
对于这些无名的隐者，陶渊明在其千古名篇《桃花源记》中向我们披露了端倪，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人们只知道他晚年隐居于江西老家乡下。《桃花源记》对于永无止境地承受着战争硝烟熏烤的人类社会来说，它的蛊惑是致命的。当今，各地竞相角逐“武陵真源”，《桃花源记》作为文学大家以梦幻般地文字抒发的理想主义人类家园的呓语，已经建构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资本。对于这一资本的具体转化，不是简单的地名变更就可以取得的，也不是堆砌出一个钢筋水泥浇铸的建筑群体就可以取得的，它需要实实在在的“最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一个绝美的人间仙境做底蕴才能将《桃花源记》的梦想从缥缈的历史中催化出来。
从赤松子、鬼谷子、张良到陶渊明、武陵源，大庸国的隐逸传奇历史让后人心驰神往。
独特的庸国文化
自我国有文字记录以来，庸国便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如果从夏时算起，就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商算起，也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其建国历史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长期以来，庸国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如饮食文化、语言文化、娱乐文化、巫文化等，其中，最为独特的是其丧葬文化。
如古庸国国都所在地的周围的地域，现今竹溪、竹山，及其相邻地区平利、镇坪北部、旬阳、郧西，其方言、口音基本相同，应归属一个方言区，这一方言暂以竹溪方言为代表。一个地区某种方言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方言能够稳定下来，并延续不断地同化外来人口的语言，其本身方言的形成少则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竹溪地方话的形成，并且能长期延续下来，而且周邻地区方言与竹溪话基本相同，只是某些口音有差异，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受古庸国语言文化的影响。竹溪、竹山方言中有上百个独特的语言词汇，很多有音无字，表意也相当丰富，外地人很难听懂。奇怪的是，这些语言词汇，也存在于江汉西部地区和重庆东北、陕南地区方言中，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一样。比如，竹溪人将墙基处称其为“墙根脚”，郧西、白河也这样称谓。竹溪人原本将父亲称“伯”，三峡地区、奉节、巫溪一带也将父亲称“伯”。竹溪人过去将加餐称为“做神父”，而奉节、巫溪、平利当地居民，也有将吃肉、喝酒称为“做神父”之说。许多方言俗语，在古庸国所属地均通用。
“悬棺文化”也是当时丧葬文化中的特色，也称为“岩葬”。我国发现的很多悬棺大多位于长江三峡等地，如汉水、四川、湖南、江西、福建等地。一直以来悬棺文化是我国研究的一项重要的课题，有很多谜团至今还是无法解释。其实，三峡地区的悬棺文化就是当时庸国人的岩葬文化。古庸国人有这样的岩葬的传统文化，在岩石上有洞的地方直接将棺木放进去，没有岩洞的地方就凿个洞然后将其放进去。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当时留下来的洞穴和完整的人骨，那样的洞称为“老人洞”，也就是古人丧葬用的洞穴。当时还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说，古人觉得老人死了就死了，而看见蛇在洞穴中蜕了一层皮以后却又变得很年轻，于是就觉得很不公平的样子，就向上天请求将“人死蛇蜕壳”改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竟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然后就将老人睡入洞中，蜕皮之后又变得年轻起来。可是这样下去造成了人满为患，古人又只好要求恢复原样。
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湮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理解为何庸国立国千年，未被发现王室墓穴的原因了。
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又叫“唱孝歌”。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锣，围着灵柩迈着慢慢的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或后随一人跟唱。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黑暗传》，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黑暗传》不是出在某人某时某地，而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
古庸国是我国巫文化发祥地之一，长江三峡的巫山古称灵山。《山海经?大荒西经》称灵山有十巫，今已被证明都是早期的庸人。其后，十巫中最强大的“巫咸族”建立了一个“巫咸国”。十巫中，巫咸、巫彭都曾为商王太戊的大臣。巫彭精通医道，巫咸除精通医道外，还精通天文、乐器。巫咸、巫彭所研究的医道、天文、乐器等，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庸国所属江汉西部各地，明、清以前均有“民多信巫”的记载。至今这些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巫文化，而且其使用的巫术也基本相同。这些巫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巫文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中草药文化。鄂、渝、陕边境地区民间中草医颇具地方特色，积累着宝贵的经验。这恐怕同上述巫术一样，与古代庸国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庸人个个能歌善舞，并发明了鼓等乐器，因此古时大鼓又有“庸鼓”之称。庸国的歌舞后来发展成山歌、戏剧。两竹高腔、薅草锣鼓、闹房花鼓调，主要源头就在古庸国的歌舞。“庸”字本身也大有寓意。其上为人棒杵状，其下的“用”字是甬钟侧面图，“庸”字意为敲钟。庸国就是一个以钟为国徽的音乐大国。《竹山县志》记载“庸城山”时，说“庸人昔居其上，置鼓”，常引人联想。发明甬钟的庸国人，以美妙的乐器号令部队，所向披靡，并让人发出“歌舞以凌殷人”的惊叹。
茶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早在商朝的时候，庸国人就发明茶叶和生漆，并将这些东西作为贡品贡献给朝廷。《华阳国志》中所记巴地：“上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供之。”在这中间所说的漆、茶叶的产地“巴”，其实就是当时的庸国地区，如今的三峡地区。在三峡一带，庸国人的茶文化在后来被楚国人继承。《广雅》曰：“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庸国还是早期我国盐产地的发源地之一，古庸国的富强与其当时盛产盐矿有着很大的关系。早在夏朝商朝的时候，庸国人就发现了盐泉这样的地方，用来煮盐，而且还打开了通往各国的送盐通道。秦国和楚国的盐是非常少的。那时候秦国就欲占领庸国的盐泉，后来秦国也的确派人占领了庸国的盐泉。根据记载，秦楚之争也是从争夺庸国的盐泉开始的。盐道也曾在庸国的发展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据说盐道形成之后，仅一位商人的运盐马队就有上百匹的马，自此可以看出当时盐泉的规模。
第三章
蚕丛故里的古蜀传奇
在遥远的历史上，成都平原究竟孕育了多少传奇？早已为人所熟知的蚕丛纵目、鱼凫神化仙去、杜宇化鹃、开明复活等传说是否就是真实的古蜀历史？李白就曾因为国王先祖是谁、由何而来、如何建国都没有确切的答案，而叹曰“开国何茫然”。长久以来，古蜀国的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成为难解之谜。
人们相信古蜀国的存在，并找寻着它存在过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能被找到吗？
又是一个谜一样的文明。
神的国度，现实的传奇
据说，上古时，西南的古羌族派一支队伍向东南迁居进入岷山地区，依山势而居，垒石为穴。后又循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开始渔猎生活，并捡拾野蚕抽丝。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所生的后代就是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蚕丛。蚕丛长大成人后，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他们以羊为其民族的图腾，作为其民族的名称——羊人（羊、羌古语中同音）。经过蚕丛的劝导，终于使大部分羌民定居下来，跨入农桑时代。
古羌人是非常淳厚质朴的。后来蚕丛死了，羌人们悲恸万分，将其安葬在蜀山（瓦屋山），修建了巨大的庙堂来祭祀他，传说他巡行郊野时常着青衣，因此有“青衣神”之称。蜀山（瓦屋山）由此成为闻名遐迩的“青羌之祀”。同时他们仿照青衣神之衣着，着青衣，裹青帕，代代相传，以为永久之纪念。为了让青衣神的业绩彪炳千古，他们将蚕丛的出生地叫做青神县，并将他耗去毕生精力的若水地区之若水叫做青衣江。
夏商之际，第三代蜀王鱼凫成为国王。蜀人再次东迁，从茂汶盆地东南而下经过成都平原北端进入广汉平原。这时的古蜀王国已经完成了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鱼凫是这个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有关古蜀人与他国的战事，并无传世记载，但考古实物却证明确有其事。在殷墟和周原的卜辞中，出现了“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的记载。可见，当时商朝与古蜀国之间曾经爆发过多次战争，因此商王才会进行占卜，向上天询问吉凶、对策。
尽管当时与商朝频频发生战争，古蜀人的生活却未受影响。因为巴蜀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既有险可依，又有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矿藏、成群的野生动物。
到了春秋初期，王位从鱼凫家族传到了望帝杜宇手中。
杜宇比以前的古蜀王更具传奇色彩。传说，杜宇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成了蜀国的国王，被尊称为“望帝”。那时蜀国经常闹水灾。望帝也想尽各种方法来治理水灾，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根除水患。有一年，忽然从河里逆流漂来一具男尸，人们见了感到十分惊奇，因为河流上的东西总是顺流而下，而这个尸体却是逆流而上？好事者便把这个尸体打捞上来。可更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开口讲话，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因失足落水，从家乡一直漂到这里。望帝知道这个消息后，便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
不久，又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深受其害，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蜀国人口锐减了一大半。鳖灵受望帝的委任，接受治理洪水的任务，他带领民众治理洪水，打通了巫山，这样水流就从蜀国流到长江，使水患得到了根除，蜀国人民又可以安居乐业了。杜宇十分感激，把王位禅让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
然而，古蜀国在传到鳖灵的子孙手中以后，逐渐走向了衰落，很快就灭亡了，古蜀国消失了，望帝杜宇悲伤而死，死后化为杜鹃，整日在林中哀啼。于是，后人便有了“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凄美诗句。
从蚕丛、鱼凫，直到望帝、鳖灵，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神秘古蜀国在史书与神话的勾勒下显现在我们眼前。
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相
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巴蜀是个荒凉的边陲，是瘴疠弥漫的不毛之地，是未开化的人居住之地。
在历史上，对于古蜀国，西汉史学家也只用了8个字来描述：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历史的真相真如这8个字所描述的那样吗？还好，逝去的古文明现在一个个被发掘了，哪怕被发现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消失的古国文化也如潮水一样进入我们的视线。事实证明，成都平原也是一片文明的土地，拥有着十分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创造这个文明的伟大的古蜀国人在成都平原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城市，在城市周边进行农耕。因为有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所以古蜀人拥有着发达的种植业和畜牧业，他们还从事着工商业活动。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慢慢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国——蜀国。传说在这个国度里，历代蜀王都被赋予了神秘莫测的宗教力量。宗教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运用于宗教活动，祭祀所用的经费是惊人的。
在成都平原古文明的鼎盛时期，古蜀国在北面扼制了汉中地区的要冲，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等国进行了激烈的争斗；在南面包围了凉州及云南北部，氐羌和西南夷族的很多个部落都受着他的奴役和支配；称霸川东，与巴、楚相抗衡。而蜀国的文明中心成都，就像太阳一样，向欧亚大陆的西南隅发散着巨大的影响力。
那么，古蜀国人的政治生活又是怎样的呢？现代人只知道有古蜀国的存在，知道有几位具有神话色彩的古蜀王。而其中的细节，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无从猜想。
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古蜀国文明的机会。
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几十件青铜人像：有断成两半的青铜大立人，也有只残存头部的人头像。在青铜时代，青铜器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这些青铜人像无疑拥有着辉煌而丰富的历史。在出土的铜像中，能辨认出发型的青铜人像有64件，他们的发型只有两种：一种是长长的辫子垂在脑后，考古学上称之为“辫发”；一种是头发卷起来，用笄系在脑后，叫做“笄发”。要了解这两种铜像发型各自所代表的含义，就必须要弄清是哪些民族爱留辫发，哪些民族爱梳笄发。但是，辫发和笄发是古人经常有的发型，单凭发型，想确定古人的身份是难上加难，何况要确定青铜人像发型背后的含义！
不过，青铜人的姿态却泄漏了他们的“秘密”。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常常显示出神秘的气息，他们身着华丽的服饰、头戴鸟头冠、下穿鸟足裤，手中还紧攥一根神秘的树枝。仿佛正陶醉于盛大的仪式之中，他们很可能都从事着宗教活动。
那些梳着辫发的青铜人像，神情则闲适、安逸得多。有人认为，辫发青铜像代表的是一个世俗的权力集团，这个集团掌握着政治权利，他们是三千多年前古蜀国统治阶层的一片缩影。
据专家分析，早期奴隶社会统治阶层一般也分为宗教与王权两个部分。青铜人像的两种发型无疑透露了古蜀国的政权模式：笄发铜像代表的是神权，控制着古蜀国人的精神，充当着人与神灵联系的媒介；梳辫发的人则奴役着古蜀国人的身体，驱使他们劳作、征战。按这种猜测来看，古蜀国的政权应该是一分为二的，两个阶层中，一个占有所谓的神权，另一个则占据着王权。
然而，神权与王权终究不能长期对立。因为对权利的渴望注定会让两个分享权力的阶层爆发冲突。可以猜测，在某一个时期，拥有世俗世界最高地位的王族却要向神权者低头，他们不满的情绪日益严重。他们会想：为什么不把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得到更大的权利呢？那么，权欲进一步膨胀的王权拥有者展开了行动吗？这个答案可以在金沙遗址中找到。
曾经在三星堆出土的一把金杖上一幅神秘的图画被发现，上面有4根羽箭平行射穿两颗人头，箭头分别穿入两条鱼的头部，箭尾则是两只展翅的飞鸟。有人认为，两颗人头代表着梳笄发和梳辫发两个阶层，如今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条金腰带上，同样有人头、鱼、鸟、羽箭等图像，但人头图案却只剩下了一颗。是不是有一个消失或衰落了，剩下的一个成为了古蜀国真正的统治者？王权拥有者们似乎不仅继续掌握着古蜀国的王权，还得到了原来本不属于自己的神权。
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个铜立小人，梳的辫子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像一样，腰间还插着一根短杖。他头上戴着高冠，高冠象征着太阳，手却像青铜大立人那样无限夸大地举在胸前，依稀有笄发铜像的影子。
古蜀人可能因一场莫名的变故而放弃了三星堆，迁到金沙。迁移过程中，王族趁乱抢夺了神权。
历史真相也许就是这样。
探寻三星堆未解之谜
自广汉农民燕道诚在车水溉田时无意碰醒了沉睡3000年的三星堆文明之后，考古界就围绕这一奇迹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探究。随着一大批精美、神秘的珍稀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连串惊天之谜接踵而来：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高鼻深目、阔嘴大耳的青铜兵团从何而来？这些面相奇异的青铜人像属什么人种？在达到其绚丽繁盛的最高峰时，当时无可匹敌的三星堆文明又为何突然像水银泻地般地从成都平原上消失？充满谜团的三星堆文明一直吸引着人们探寻的脚步。
寻找未解之谜一：文明在何方起源？
三星堆的发现把古蜀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5000年。那么。三星堆文化究竟来自哪里？出土的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竟然不归属于任何一类中原青铜器。青铜器上也没有任何文字，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耳洞，不太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国家，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
寻找未解之谜二：为什么会消失？
古蜀国持续繁荣了一千五百多年之后，像和人玩捉迷藏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关于它消亡的原因，人们有种种可能的假想，但始终因证据不足而停滞在那里，一直没有新的发现。所有假想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类：
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边是鸭子河，马牧河从遗址中间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遗址的形成是洪水泛滥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没有在遗址中发现洪水冲击后的沉积层，这一点颇让人费解。
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器具多被破坏或烧焦，似乎证明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竟达数百年，这点很难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也是战争说最大的不通之处。
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它实际上仍然没有回答出根本问题：古人为什么要迁徙？
寻找未解之谜三：神秘的器具。
先谈一下青铜：三星堆的青铜成分中不存在锌，而自然界中锌通常都是与铅在一起的，那么，青铜器中的铅和锌是怎样分开的?三星堆青铜器中还有微量的磷存在，磷有增加青铜的流动性和弹性的功能，而同时代的青铜器则是没有磷成分的；令人惊异的还有，三星堆的部分青铜器含有少量钙元素（钙元素能使合金的强度大大增强），这在世界青铜史上是没有前例的。我们不禁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三星堆人来自何方?他们的冶炼技术又来自哪里?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很是怪异。其中一个巨大的青铜纵目面具的一双眼睛更是令人惊异，它的眼球呈柱状向外突，凸出眼眶长达16厘米，中间有一道箍，似乎可以旋转，很像现代的望远镜。面具有一个巨大的鹰钩鼻、一双猪草状的大耳朵。地球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怪物形象，在世界各地的出土文物中也从未有这样离奇怪异的青铜像面具。对此，学者的解释很审慎，他们认为这很可能与早期的古蜀王蚕丛有关。古载：蚕丛纵目。可是，如果蚕丛是蜀人的祖先，他就应该是人，怎么可能长出机械一样的“纵目”?在另一个戴帽子的纵目面具上，那个冠形物似天线，这是否是用来接收宇亩其他生物的神秘信号?古史中有说：蜀王杜宇乃“从天堕”，这是否意味着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创造者是天外飞仙?
另外，在坑中出土了五千多枚来自印度洋的海贝，有人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有人则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还有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争议的六十多根象牙。古蜀国真的“不与秦塞通人烟”吗？那么，这些外来物品又如何解释呢？。
寻找未解之谜四：图画或文字。
在祭祀坑中还发现了一件无价瑰宝——金杖。金杖上的图案像图又像文字，专家们各抒己见，也没有准确的说法。有的人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不能表达语言。虽然权杖之说早已被大家认同，但其中图案引起的风波至今未平。
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何时能被揭开，余秋雨看过三星堆后说：“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谜底解开之时，或许就是重新评价三星堆文明的时候。
金沙遗址——金玉王朝之都
2001年一个春天的下午，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一群工人正在蜀风花园大街的工地上施工，他们汗流浃背。突然，有人发现了大量白色的骨状物，还有一些石人、圆形石器和一些铜器，激动地高声喊着：“挖到宝贝了!”人们猜测着：是不是挖到古墓了？
得到消息后，考古发掘人员立即赶到。很快，他们就从遗址中清理出珍贵文物千余件。这些文物绝大部分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
文物包括金器三十余件，在出土的所有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其中的金面具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风格上基本一样，其他各类金饰则是金沙村特有的。
出土的玉器有四百余件，而且种类繁多，精美别致。其中最大的一件是玉琮，高约22厘米，颜色为翡翠绿，有着极其精细的雕工，表面有和头发一样细的微刻花纹，还有一个人形图案，可以说是国宝，它的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完全一样。
此外还有大量铜器、石器、陶器、象牙器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
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文物，很多都是礼器，它们有着特殊的用途，应该是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才能用的东西。它们在风格上与三星堆出土文物相似。可见，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考古年代比三星堆大约晚500年左右，那么，金沙文明是不是古蜀人创造了三星堆文明之后创造的呢？从时间上看，不排除这个可能。
再看在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具青铜小立人，和在三星堆出土的小青铜立人相比，虽然在身高方面高矮差别悬殊，但造型却很像：同样有长长的衣服，同样的姿态，手中似乎都握着什么宝贝。这两个青铜立人似乎展示着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之间的深厚渊源。在金沙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神鸟形状的青铜，它们和三星堆神树上的挂件极像。更为奇怪的是，揭示金沙与三星堆神秘关联的各种文物，很多已经碎裂成残片。
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暗示，三星堆文明因某种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在此将原有文明代代延续，不断发展。因此，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与三星堆的文明特征相比同中有异，如三星堆文明是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遗址则是以玉器见长。
曲终人散尽
公元前451年，中国已是战国早期，奴隶制尚占主导地位。这一年，中国大地上一片宁静，只有定居成都平原的蜀国和渭水一带的秦国，战争的乌云在两国人民的头上翻滚着。时逢乱世，人们对战争早已司空见惯了，就如同家常便饭一样。
这一年，秦国率先向古蜀国发动了进攻，双方在南郑展开了激战。南郑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当时，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南郑是入蜀的咽喉之地，扼守要冲汉江和嘉陵江上游要冲，进可出蜀入关中，退可固守，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因此，蜀人、秦人的南郑之争，是一场攸关双方生死的重要战争。
早在鳖灵统治下的开明王朝建国初期，鳖灵之子卢帝便率蜀人北上，一度进军到了雍（今陕西凤翔一带），已经越过了渭水。南郑当时属于古蜀国的领地。然而，这片土地早让渭水一带的秦国垂涎不已。公元前451年，秦国突然发动了进攻，迅速拿下南郑，让古蜀国措手不及。古蜀王集结兵力反扑，可秦国早已在这里筑起了坚固的城墙。10年之后，古蜀国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将南郑艰难收复。
获得了胜利的古蜀国人沉浸在了极度的欢庆中，骄傲自满让他们失去了进取的欲望，10年大战的消耗也让他们不愿再去冒险。收复南郑后，古蜀国并没有将其作为前哨，只当作一片普通领土。他们并没打算以此为据点，一举歼灭邻国秦人。在他们看来，拥有四川盆地这样的天府之国，已经足够了。
公元前361年前后，在对蜀战争中失败的秦国开始痛则思变，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走上了变法强国之路。这次变法曾因秦国贵族的反对而导致秦国一片混乱，这本是彻底打败秦国的最好机会，但古蜀国没有任何行动。
位于古蜀国东部的楚国，早在秦国变法之前的30多年，就任用吴起开始尝试进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楚国的吴起与秦国的商鞅后来都因变法备受阻挠而死于非命，但改革已如洪流之势渐渐使两国强盛起来。
在此期间，没能立竿见影的变法曾使古蜀国在对秦国、楚国的军事行动中，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让它的势力远远伸出了成都平原，庞大的版图给古蜀国人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让他们非常满足。
其实，古蜀国的胜利都并非正面交锋，不能算是强大的证明。
变法已经卓见成效的楚国要拿古蜀国开刀了。楚国的大军挥师西进，很快占据了古蜀国的邻居——巴国的大片领土。巴国的毁灭并没有让古蜀国人心生警觉。相反，古蜀王觉得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命军队蚕食巴人在川东一带的领土。趁火打劫让古蜀国王心满意足，他并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
楚国已经享受到了变法的好处，秦国也不甘人后。已经足够强大的秦国对古蜀国的肥沃土地一直有着强烈的占有欲。秦人也开始谋划如何动手了。
古蜀国地势险要，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国再强大，采取硬攻的办法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秦国若想发起战事，第一步便是要打通进山道路，秦惠王使用了一条妙计后，计谋成功。为了进一步扩大通往古蜀国都城的道路，他又使出美人计，古蜀王本是好色之徒，马上中计，而此时蜀道已彻底畅通，国力日盛的秦国只欠一击了。
公元前316年，巴蜀风云再起，当古蜀王进攻弱小的巴国时，秦国知道时机已经成熟。秦惠王遂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古蜀国只得掉转矛头勉强迎战。此时的秦军，再也不是以前与古蜀军不相上下的军队了。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古蜀王不得不从巴国退兵，迎战秦军。战争很快结束了，古蜀王战死，秦军长驱直入攻破了古蜀国都城。
古蜀国——这个曾经盛极一时却给人类留下无数未解之谜的王国，终因故步自封、无法顺应时代发展而被历史的洪流淘汰、湮没。曲终人散之后，空留下一只只杜鹃在曾经是古蜀国的丛林里泣血哀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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