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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台湾“文复会”重点项目，魏子云领衔主持，黄永武、叶庆炳、黄锦鋐、王更生、李殿魁等百余位硕学大家，以讲座的形式，对中国历代古典文学进行全面梳理与盛大回眸。
☆全10册，400万言，华文世界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学史。
☆逾300场讲座，每一场皆由在此领域体认深厚的硕学大家主讲。
☆全书先以经、史、子、集对古典文学作纵向梳理，然后将先秦至清代之历代文学作横向展开，历代大家、名作、重要文学主张，略无遗漏，古典文学的渊流与演变，全在一览，读者可藉此形成对古典文学的全面认识与整体观感，台湾数代读者以此获得必备的古典文学常识。
☆全书不作艰深的理论探求，通俗平易，深入浅出，读者开卷即有收益。
☆中国古典文学，道途漫长，流派纷呈，著作浩如烟海，非有大家，无以遍观，非有大作，无以承担。本书作者，系民国老派学人亲手培养的第一代优秀学者，对古典文学认识深厚，亦无意识形态之羁绊，阵容之强大，气派之恢宏，空前绝后，不容错过。
☆全书作者，皆亲炙老派学人，文史并举，其中多有史界大师，对历代时势，俱有深入理解，在解读古典文学时，常将之置于大时代背景之下，解读既富于见识，亦极有兴味，读者可于字里行间亲睹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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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上世纪乃新旧文学之分水岭，亦古典文学最易坠废之时。此时，台湾老派学人尚在，他们亲手培养的一代学者已蔚然成林。有鉴于此，台湾
“文复会”决定靠他们对古典文学进行一次全面梳理与盛大回眸，拟将古典文学精神与现代文学相续接。
上世纪七零年代初，台湾“文复会”联合“国家文艺基金会”出面发起，由学者魏子云主持，遴选古典文学各领域硕学之士，定时在台湾各地做讲座。黄永武、叶庆炳、黄锦鋐等台湾一流学人，尽在其列。讲座执行10年，逾300场，讲稿在八零年代初集结出版，书稿系由魏子云主编。
“文复会”设有专人安排学者讲座，魏子云亲临商榷，每场讲座内容，皆由此领域体认最深的人主讲，如《诗经》当中的《王风》《齐风》与《魏风》即分由王熙元、叶庆炳等主讲。
全书结构安排，第一册系概说部分，由经、史、子、集角度对古典文学作纵向的梳理。自第二册起，将先秦、两汉、魏晋直至清代文学，进行横向展开。先秦因年数久远，成就为诸代之冠，安排有第二、第三两册，其余各代皆安排一册。
每一册当中，均将文学所处时代大势和文学流派作一通盘开示，以明彻大时代背景，及文学流派的渊流与演易。之后，再对历代大家、重要作品进行专项解读。
全书内容皆出自讲稿，故不作艰深的理论探求，而通俗平易，深入浅出。全书作者，皆亲炙老派学人，文史并举，其中多有如余培林、黄锦鋐这样的史界大师，对历代时势，俱有深入理解，对古典文学既富于见识，亦极有兴味，读者可于字里行间亲睹其出入文史之从容，纵横议论之风范。
本书为第4册，讲说两汉文学，由叶庆炳概述两汉四百余年之文学面貌后，以文体及经典作品为部，分别探讨源流、介绍作家、考证掌故、赏析作品等，将汉代文学分四部讨论：史记之部，讲述司马迁与《史记》之体例、义法，择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传世名篇作析赏选读；汉书之部，讲论《汉书》的成书与体例，商榷《艺文志》的读法，并择传中的名篇作选读；汉赋之部，择八位汉赋名家，讨论其生平与作品；汉诗之部，由汉初各体诗歌的作家、作品，到汉乐府、五言诗综论，及五言抒情诗名作《古诗十九首》，长篇叙事诗双璧《孔雀东南飞》、《悲愤诗》等，均有精到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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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成立于1967年，蒋介石时见学术传承难以为继，亦出于统战思考，决定成立“文复会”，由其亲任会长，着意遴选台湾文史界一流学人，整理国故，以待新人。其中“古籍今注今译”和“中国文学讲话”为其重点项目，意在使古典文学精神在白话文的时代当中传递不废。因其机构严整、经费有强力保障，故在遴选学人和举办活动均有巨大优势，产生了不少富于影响的著作。
☆叶庆炳，笔名青木，浙江余姚县人。少孺慕典籍，有志于教育，入江苏学院读文学系。1947年抵台，转入台大中文系，师事台静农、郑蹇诸先生。任教台湾大学中文系凡四十年。著有《诸宫调订律》、《汉魏六朝小说选》、《唐诗散论》、《古典小说论评》等。
☆黄锦鋐，福建省莆田人，1922年生，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时任师大国文系教授，兼国文所所长、国文系系主任。著有《庄子读本》、《西汉之孔学》、《魏晋之庄学》、《日本之论语学》、《六十年来之庄子学》、《庄子之文学》、《老庄思想之比较》等。
☆李鍌，字爽秋，号乐叔，福建林森人，1927
年生，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曾任台湾师大国文系主任兼国文研究所所长，学术专长为韩非子、音韵学、文选学与中国文学史。著有《昭明文选通假文字考》、《孝经疏证》、《法言探微》等。
☆黄永武，浙江嘉善人，1936
年生，文学博士，教授兼作家。曾任台湾中兴大学、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古典文学研究会创会会长，在台湾学界享有盛名。著有《中国诗学》，获台湾最高奖——第五届“国家文艺奖”，所著散文《爱庐小品》，获台湾第十八届“国家文艺奖”，名重汉语文坛。
☆李殿魁,上海人，台湾文化学院文学博士，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中文系教授。著有《讲唱文学与地方戏剧》、《学术资料与学术研究》、《汉学研究在欧洲》、《邵康节及其击壤集》等。
☆主持编订者魏子云教授。其少入私塾，熟读经典，兼习桐城义理，国学基础深厚。以《金瓶梅》研究享誉学界，在学术、戏曲、写作领域俱有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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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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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文学概述??叶庆炳（1）
第一篇?史记之部??（9）
司马迁与史记??黄锦鋐（11）
史记选读——项羽本纪??李鍌（26）
史记选读——留侯世家??黄永武（61）
史记选读——淮阴侯列传??李殿魁（85）
史记选读——魏公子列传??胡自逢（116）
史记选读——刺客列传??吴宏一（130）
史记选读——游侠列传??吴宏一（144）
第二篇?汉书之部??（157）
汉书的成书及其体例??李威熊（159）
汉书艺文志的读法??刘兆祐（178）
汉书选读——霍光传??刘兆祐（186）
汉书选读——李广苏建传??罗宗涛（202）
汉书选读——范滂传??魏子云（210）
第三篇?汉赋之部??（219）
汉赋名家——贾谊与枚乘??齐益寿（221）
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简宗梧（240）
汉赋名家——东方朔??魏子云（250）
汉赋名家——扬雄??简宗梧（256）
汉赋名家——班固??胡自逢（262）
汉赋名家——张衡与王褒??黄锦鋐（273）
第四篇?汉诗之部??（287）
汉初的诗??方祖燊（289）
汉乐府综论及选读??邱燮友（308）
汉五言诗综论??汪中（339）
古诗十九首??方瑜（354）
蔡琰悲愤诗??李鍌（379）
孔雀东南飞??叶庆炳（383）
编后记??（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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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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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迁的创造性
我首先要谈的是司马迁的创造性，当然司马迁在文学上的创造性，是由于他一生的经历。各位知道，他是山西人，他的老家正好是在陕西和山西交接的汾水、黄河两岸的地方。这个地方，因为好像一个门阙，前人就将它叫做龙门。司马迁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时，但也有人说他是出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时，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做详细的探讨。各位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司马谈，在汉朝做过太史令。司马迁十岁时，就开始诵读古文，而他自己说在二十岁的时候，南游江淮（今江苏、安徽）上会稽探禹穴（今浙江绍兴县），窥九疑（今湖南宁远县南）浮于沅湘（今湖南省），然后又向北，涉汶泗（今山东省一带），讲业齐鲁之都（山东临淄、曲阜县），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今山东邹峄县峄山之地），厄困鄱、薛、彭城（昔属鲁地），过梁、楚（今河南、安徽交界）而归。从他自己所说的经历来看，他的足迹几乎游遍了大江南北，只是没到过闽、粤而已。
司马迁回去以后，就出仕为郎中，郎中的职务，在汉时担任皇宫车骑、门户，内充侍卫，外从征伐的工作。以后他开始在外交政治上活动，出使征巴蜀以南（今四川、贵州一带），南略邛、笮、昆明等地，足迹走遍中国西南各省。那时正好武帝开始封禅大典，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庆典。他父亲因事留在周南（今陕西以东之地），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含恨忧郁病危，刚好司马迁出使回来，他父亲就遗命叫他论述《史记》，司马迁听了以后，俯首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意思是说，我虽然不才，我必定要将先人所遗留下的资料，把它编写成为一本史书，不敢有遗漏。
他父亲死后三年，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做太史令，因此能够看许许多多的书，也有任务和责任去记述古代的许多历史，这时他是三十八岁。过了五年之后（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已四十二岁，开始写《史记》，但没想到还没写完，就遭受到残酷的宫刑。事情是这样的，天汉元年（前100年）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认为李陵是受困不得已而降，并不是存心背叛汉室，汉武帝听了非常的愤怒，认为李陵投降，司马迁还替他辩护，要将司马迁处死，后来幸亏有人替他求情，改受腐刑。又因家贫，不能用金钱赎罪。司马迁受腐刑，不但是肉体受摧残，心理上的打击也很大。他曾经说过两句话：
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报任少卿书》）
说耻辱最大的是受宫刑。照道理说他应该自杀，为什么他不死呢？也就是为了《史记》没有完成。他要继承他父亲的志业，所以他隐忍苟活，没有自杀。在《报任少卿书》中他说得非常悲痛。任少卿就是任安，当时为东门守将，因巫蛊案入狱，当时司马迁做中书令，亲近武帝。因此，少卿求他向武帝说情。他答复少卿说：
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他之所以隐忍苟活，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想想他当时替李陵辩护，差点丧命。今天假如再替少卿辩护，若武帝一生气，连性命都没有了。否则，他与李陵并不认识，都替他求情，何况是少卿呢？这封信写得很动人，隐隐约约地提到没有替任少卿辩护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心一意要继承写作《史记》的大业。
二、史记的内容及名称
（一）内容
根据记载，《史记》的内容上至黄帝，下迄武帝。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三○篇；大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一部创造性的著述。写完后大概略为修饰，第二年，司马迁就去世了。所以他大约卒于武帝末年。在司马迁过世之后，《史记》有部分流传于民间，篇中颇有缺失，以后有人说部分是褚少孙所补。《史记》之所以传流千古，大概是因为司马迁周游名山大川，亲身体验过天下的大事，所以写出的文章气势磅礴，为后世留下如此不朽的巨著。这本书一直到汉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把它公布出来。
（二）名称
“史记”的名称有两种：一种是通称，凡是历史都可叫“史记”，在《史记》中有“因史记，作春秋”，可见“史记”就是古代的历史；一种是专称，专指《史记》而言。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史记”的书名，一直到东汉末年才有，在这以前像班固只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等。到了《后汉书?班彪传》中，称司马迁的史书为《史记》，而直到了《隋书?经籍志》才正式定名。
三、史记的体例
就体例而言，《史记》为纪传体，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帝王之事用“本纪”；“表”是记国家大事的，像年代太久而不明的作“事表”，年代可考的作“年表”，时事太繁复的作“月表”。汉兴以来，侯王将相多不胜记，如替他们每个人都写传，则太繁复，因此司马迁替他们列“表”，这对后世读史的人非常有帮助，后面又有“总表”，我们一看“总表”就知道得清清楚楚，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做过什么官；什么时候任过什么职??“列传”中所没有的，都可以从“表”中查见。所以“表”在记载历史方面，功用非常大，这种体例，是从司马迁开始的。“书”是记述文化的演变，其中有《礼书》《乐书》《律书》《天官书》??《礼书》列为第一，是因为他认为“礼”，因人知情与人接闻是极其重要的。《乐书》列为第二，是因为可以移风易俗，古代以乐治天下。《律书》就是法令，如果没有法令，治安无法维持，社会不能安定，所以作《律书》。有了律法还要论月历、年历。汉代的历法改变很多次，在汉初时沿用秦的历法，秦历是以十月为正月，是为太初历；到汉武帝时才改用夏历（即今之阴历），夏历一直沿用到清朝。汉以前的各朝，历法都不相同，历法是种专门学问，古代以农立国，讲究历法，利于农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才有所依据。夏、商、周三代历法虽不同，但以夏历最符合于农事。因此，以后都沿用夏历。《天官书》是专谈天文方面的，这当然也是以农立国，利于农事的原因。《封禅书》，是受命天子要祭天、祭地、祭名山大川，在汉朝时封禅是件盛事。《河渠书》是谈有关河渠地理方面。《平准书》是有关经济方面的。
每一种“书”都是专门的学问，我只讲个大概，可说只是个目录而已，我们可总称“八书”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史，范围非常广，今天我只谈它在文学方面的梗概。
四、史记写作的特点
（一）本纪方面
“本纪”专记帝王之事，项羽不是帝王，司马迁写了《项羽本纪》；而惠帝在位七年却未记入本纪，只附在《吕后本纪》后面；秦从庄襄王以上，仍旧是诸侯，司马迁也写《秦本纪》。这三点，因为和体例不合，司马迁另有说明。
秦为什么不叫诸侯？因为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为了替帝王作本纪，不得不详细追溯其祖，所以庄襄王虽没做帝王，但为了写本纪，就要记载。后来的《三国志》也和这一样，曹丕即位后才有曹魏，曹操并没有做帝王，但在《三国志》中称他为魏武帝，这也可以说是受《史记》的影响，他这种体例影响后世很深远。再说晋朝，是司马炎开始即位的，称为晋武帝，但是追溯其父司马昭，称为太祖文帝。其伯父司马师，称为世宗景皇帝，其祖父司马懿，称为高祖宣皇帝，都是追溯到其祖先的，这也是受司马迁《史记》体例的影响。
至于说项羽没做帝王，为什么替他作本纪，他也有所说明，因为当时的许多诸侯都是项羽所封的，项羽虽没做过帝王，但他做了“西楚霸王”，政由羽出，连刘邦都是他封的，最后他还特别说明其由：“舜目盖重瞳子，项羽也有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替项羽找出了一件作本纪的依据。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史记》所记，并非绝对事实。就文学的立场来看，《史记》中的部分资料，有若干是虚构的，不能全信。各位一定很奇怪，《史记》怎么可能是虚构的？关于这点，后人考订的很多，站在文学的立场来说，像“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有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这段资料显然是不很可靠的。各位知道，他在哪里看到舜有重瞳子呢？有没有事实的根据呢？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记这种没有史实的材料呢？这当然是要使他所写的文章更合乎逻辑而已。舜既有重瞳子，项羽也有重瞳子，但又不肯定，只说“羽岂其苗裔邪！”这就是若隐若现地说项羽是舜的后代，为项羽留下一地步，言外之意，说我替他作本纪也是应该的。
惠帝做了皇帝七年，史公没替他作本纪，而附在《吕后本纪》后面，这也是有很深的意义在其中。为什么？因为吕后曾把戚夫人杀了，并且把她的眼睛挖掉，鼻子、手、脚砍掉，使居厕中，号称“人彘”。这可说是一件非常残酷的刑法，惠帝是一个仁慈的国君，看到这种情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朕终不能治天下。”意思是说，我是个国君，我今天还能管理这天下吗？我有什么面目对天下人？所以司马迁就根据这句话不替惠帝写本纪，意思就是说，政治由吕后治理，当然还寓有批评的意思在内。到了《汉书》中，方有《惠帝纪》，这是关于本纪方面。
（二）世家方面
在“世家”方面，也有几个跟它体例不合的，“世家”是专记对汉代有功的功臣，譬如《萧相国世家》等。但其中有《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做官，为什么写《孔子世家》呢？那是因为汉代对孔子非常尊敬，认为孔子为天下制礼乐，把六艺传于后世，应该列为世家。换句话说，他虽然不是汉代的开国功臣，但对汉代文化有非常大的贡献。因此，把孔子列为世家。还有陈涉，也不是汉代的臣子，但也列入世家（《汉书》则把他列为“传”），司马迁也有说明，因为当时陈涉最先起义。换句话说，如果当时陈涉不起义，刘邦还不一定会起义呢！因此，对汉来说，陈涉有首义之功，所以也将他列入世家。
《史记》虽然不按照体例来写，但照上列看来，也是有它的原则。以我的看法，假如司马迁按照他既定的体例来写作，那就太呆板了，他用这样一个混杂的体例——既有变化又不破坏体例的原则。就好比一件艺术品，既有像原有的形象，但又不能太像原有的形象，情形是一样的；因为《史记》也是一件艺术品呀！我们知道刻图章的人，有时故意把边线弄断。《史记》写作的情形，正像这样，他自己定下一个很好的体例，自己又要破坏这个体例，就好像篆刻印章，故意把边线弄断但又不失图章的形式，这就叫做艺术。所以称《史记》为艺术，我很赞成。假如要呆呆板板地按照体例去写，一点都不能例外，那就太呆板了。《史记》不按照体例，然后才能表现出它艺术的特性，这是我要特别说明的。
（三）列传方面
“列传”可分为五类，在这里我只把它归成三类：
1.专传（或称分传）?一个人一个传，当然这个人很重要，像《孟尝君列传》。
2.合传?将相关的人物合在一起作传，有的时代一样，有的时代隔得很久，譬如《屈原贾生列传》，二人相距五百年，因为声气相通，有许多类似之处，所以把他们合在一起。又像《管晏列传》，两人相距有九十多年。同时代的像《伯夷叔齐列传》等。如详细地分别，有同一朝代，有不同朝代的；有声气相通的；有学派相似的；统归它为合传。
3.杂传?述叙许许多多的人物、事迹。有的机遇相同，譬如《刺客列传》；有的学业相同，像《儒林列传》，记载的都是儒家。还有《循吏列传》《滑稽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统称它为杂传。
这些“列传”中，他所写的都是足以代表那一时代的人物，在这点司马迁是很高明的。
另一方面，司马迁写《史记》也是有他的用意的，他是要继承尧、舜、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他说：周公死后五百年而后有孔子；孔子死后至今五百岁。孔子距周公五百年写下《春秋》；司马迁距孔子也五百年，所以他也要继承孔子写《春秋》的笔法写《史记》。因此说：“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他是当仁不让，要继承这个道统，这是司马迁最大的用意。他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道统，当然他也创造了新的文化风貌，他不是只有继承，他还有创造。《春秋》的写作，在《孟子》中提到是“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写《春秋》有三件事：（1）内容，（2）形式（文字），（3）微言大义（言外之意）；写文章最不容易表现的就是这种微言大义。司马迁要继承孔子的文化道统，当然他要把历史、文学、微言大义这三点糅合在一起，糅合得最好，也就是艺术的最高点，更是种技巧。司马迁自己说：“我写史记写列传，都是写重要的人物，我不替他们写，这些重要的人物就不能传下去了。孔子不写春秋，乱臣贼子、忠臣义士谁晓得？”意思是说，我今天不写《史记》，谁晓得我们中国古代有许多忠臣义士、许多应该传流后世的人物呢？
《史记》列传第一个人物，就是《伯夷列传》，《伯夷列传》是怎么写的呢？《伯夷列传》中有几句话：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换句话说，诗、书六艺都是孔子所编，今天伯夷能流传于后世，也是孔子在《论语》中称赞他，孔子称赞伯夷，使伯夷流传后世，今天他如果不把许多人物流传下来，他们就不能流传于后世。因为学者载籍极博，诗、书六艺还是有残缺的，他如再不写，残缺了的文献，后世谁知道有那么个人。所以将《伯夷列传》列为第一。各位知道，《伯夷列传》是凭空写的，这叫做无中生有的写法。《伯夷列传》有什么可写的呢？《史记》记述他们是孤竹君的二子，武王伐纣时，他扣马首而谏说：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等到武王平殷乱，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将饿死时，唱了一首歌，如此而已。但是司马迁却凭这一点材料，写了一大篇文章。就文章作法来说，这是无中生有的一种作法，也可以说是在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孔子能将伯夷流传于后世，我今天也要学孔子，要把前人的事迹也给流传下来，这种心意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司马迁不但是学孔子传述伯夷的手法，把古代许多人物传流下来，更有一种无限的文化精神传递的力量寓于其中，我们在读《史记》每一篇，每一个列传时都应该精心地去研究，它有深义存焉。以后的历史，纪传体都是仿效司马迁的，但是后世的纪传体虽然仿效司马迁，把人物流传后世，但他们写作的内涵、文化传递的力量、艺术的手法，却很难有一个人可以和司马迁媲美的。所以我们读《史记》，要用艺术的眼光去读它；艺术有它的统一性，在描写人物的时候，不能说这个人很好，又说这个人也有缺点。例如演戏，出场的人物都是很典型的，这样才能够激动观众。如果描写一个人不好也不坏，那有什么好写的呢？在社会中比比皆是也，那就不值得去写了。所以戏剧里要表演一个好人，他一定要找一个长得很端正的，我们称为小生。我们一看，都知道这是个好人啊！坏人如果是长得很好看是不行的呀！他必须把脸上涂得很难看，来表示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这样观众一看就晓得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忠奸辨别得很清楚。写人物传记当然也是要这样的，否则，就冲淡了人物的特性。人物没有突出的个性，在文章作法上，就破坏了文章的统一性。所以在写传记人物时，写好的就专写好的一面；至于人物坏的一面，在《史记》中当然也要写，只是不在同一篇文章之内而已，以别的篇章来补充。所以读《史记》，单是读本传还是不够，譬如《信陵君列传》，司马迁写得很好，说：“公子为人仁而下士。”还特别说明信陵君死了以后，没有几年，魏失掉什么地方；再几年，又失掉什么地方；再几年，魏国亡。可见信陵君一身系魏国的安危，责任非常重大，痛惜他怀才不遇，不能为国家效劳。当然信陵君也有他的缺点，这个缺点他在《范雎蔡泽列传》中来写，说秦国要逃亡到赵国的魏齐，魏齐依靠赵相虞卿，虞卿便抛弃了相位和魏齐一起逃亡，认为天下唯有信陵君能不惧秦国。结果，当他们跑去投靠信陵君时，信陵君显得首鼠两端，不敢接受，还问这个人是什么人。其实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早就知道了，他底下有那么多的食客，难道不知道吗？虽然听从侯嬴的话要接纳，但魏齐已知道信陵君起初畏惧不肯接纳，就自杀了。我们看到这一段，总觉得信陵君这个人不够朋友。司马迁把信陵君的材料，分别来处理，显出人物个性的突出，也使文章主旨一致了，这是一种艺术的手法。前人说读《史记》要能互见，这边也看，那边也看，我们才能了解人物全部的面貌。这是就读历史能全面了解一个人的个性而言，就文学的立场说，还要了解作者处理材料的艺术手法。
再说《项羽本纪》，司马迁非常同情项羽，所以把项羽写成一个英雄。项羽失败是史实，就读过本文的印象来说，好像项羽从来没有失败过，有一次是被风吹失败的，就是被围垓下的时候，也杀死了几个人，最后还是自杀的。所以在《项羽本纪》中，只觉得项羽的成功，不觉得项羽的失败，这是文章的力量。
五、史记中的义法
司马迁不但是历史学家，也是文学家，我们要强调司马迁把《史记》写成最高的文学作品，“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愿望，所以他要把《史记》写成价值最高的艺术品，这可从下面两点来说明：
1.就“义”方面说，例如我们常说“太史公义法”，就是说他继承孔子，他在每篇文章中，都含有别的意思在内，在《屈原列传》中，他认为屈原是忠贞爱国的诗人，他不但褒扬屈原本人，他所写的，另外一个意思是针对当时的文学提出他的意见。他在最后提出几句话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它这意思是说屈原死了以后，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继承屈原的衣钵，写下文化的传统，接下《楚辞》的风格，但是他又提到“莫敢直谏”，所以楚国的国势一天一天地衰微下去，维持不到几十年，楚国就被秦国灭亡了。在这之中就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原来屈原是忠君直谏的，假使屈原再生还，楚国不会灭亡，屈原死了，楚国就亡了。相形之下，对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不敢劝谏，以至于让楚国灭亡，颇有微词。寥寥几句话，包含褒扬屈原，贬斥宋玉、景差之徒所写的文章，虽在形式上继承屈原的传统，但在内容上因为不敢直谏，不如屈原之高明。这也明显地告诉我们，辞赋是以讽谕、劝谏为主。以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提到，辞赋要劝谏讽谕，所以他说：
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以后汉代文人，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对汉赋下了个批评。这个批评，是从司马迁开始的，所以司马迁不但是褒扬屈原，而最大的意义，是表现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在文学上不敢劝谏这个事实。换句话说，赋要劝谏，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的作品是有缺点的。假使将这记录的意义扩大起来，那就是文学批评，这个意见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后的文评家，几乎都是从这方面来批评的，都认为当时侈丽闳衍的文词，不足以代表汉赋的价值，甚至对侈丽的文词，有反对的趋向，像以后扬雄悔其为赋，说：“壮夫不为矣。”认为赋是“雕虫小技”，很显然地说赋已失去屈原时代的价值，这是从司马迁开始，所以他不但是个文学的创作家，也是文学的理论家，这从《史记》的列传中归纳起来，我们是不难发现的。
2.就“法”方面说，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司马迁是非常高明的，这并不是从文字中所可以说明的，那是在文字以外，可以说是一种抽象的意义，我举出三点来说明：一个是《伯夷列传》；一个是《滑稽列传》；一个是《刺客列传》。
在《伯夷列传》中，我们刚才说过，伯夷的事迹非常的简单，可以说是没有资料可写的，但是司马迁给他写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无中生有的，称为“以论作记”，以后宋代的苏家父子，都是以论作记的好手，可以说是根据《史记》而来的作法。这话怎讲呢？再举个具体的例子，譬如说苏东坡有篇《赤壁赋》，《赤壁赋》的写作法，就是依据《伯夷列传》而来的。各位一定很奇怪，《赤壁赋》跟《伯夷列传》有什么关系呢？根据明罗大经所说《伯夷列传》是以“怨”与“不怨”作为文章的机轴。孔子赞伯夷：求仁得仁，何怨乎？意思是说伯夷没有什么可怨的。但是观《采薇》之诗又似有怨，这是什么缘故呢？那是因为：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达观古今，操行不轨者多富乐，公正发愤者每遇祸。
所以说，观《采薇》之诗又有怨。但又说：
富贵不足求，节操为可尚，其重在此，其轻在彼。况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伯夷、颜回得孔子而名益彰，孔子能够把他的名声传于后世，那他还有什么好哀怨的呢？这又是不怨。本来求仁得仁是不怨，听他《采薇》之诗，又像有怨，现在又是不怨。用“不怨”“怨”“不怨”，作为文章的间架，也就是文章的结构。苏东坡的《赤壁赋》就是根据这个间架来写的，《赤壁赋》中以客有吹洞箫者，发怨慕之声开始，本来是举酒相属，凌万顷之茫然，可以说是至乐，而箫声发哀怨之声，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这是“赤壁”——是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操那样的豪雄，终归于安在哉？何况吾与子，寄蜉蝣于天地，哀吾生之须臾，宜其托遗响而悲怨。但是自其变者而观之，虽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必羡长江而哀吾生呢？把情感寄托于自然之间，又有什么好怨的呢？所以又洗盏更酌，不知东方之既白。满天的哀怨，风消冰释，通通都没有了。也是用“怨”“不怨”“怨”“不怨”做这篇文章的间架，这是苏东坡仿效司马迁的地方。这不是内容的“义”，而是文章形式的“法”。这个“法”很重要，我们如果不懂《史记》中的这个“法”，对认识《史记》是有缺点的。
又如《滑稽列传》中，西门豹治邺“河伯娶妇”这段故事，西门豹到邺做县令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问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于河伯娶妇。”河伯要娶媳妇，是一件迷信的行为，所以西门豹上任之初，就决心要破除这个迷信，不过他用了很戏剧性的手法，使以后的百姓再也不敢讲河伯娶妇了。不过河伯娶妇是因为水灾而来，如果不开凿水渠防治水患，那禁止河伯娶妇仍然只是治标，不是根本的办法，所以西门豹在破除迷信之后，立刻发民开凿水渠，灌溉良田，最后一句话：“民至今家给户足。”这篇文章是列在《史记》的《滑稽列传》中，故事的经过是有点滑稽。但文章却有个严肃的主题，那就是政治的道理，是要“教民”与“富民”，而这个道理，又是根据《论语》而来，《论语》中记载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的事情：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富、教三个字是主题，庶是指老百姓多；富是使老百姓富裕；教是教育老百姓，这样政治就自然会好起来。这样来看，西门豹的破除迷信，是教育老百姓；开凿水渠，是使老百姓富足；西门豹都做得很成功。这也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史记》借《滑稽列传》写出来，我们看起来很滑稽，其实它是有其严肃的主题，这也是了解《史记》的途径之一。
今天，我们要写一篇颂扬治政的文章。第一，要使老百姓富裕；第二，要教育老百姓。古今中外可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提倡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就是要教育老百姓。今天家家户户都丰衣足食，这是表示我们政治的成功。后人所写赞扬治政的文章，大概都脱不了富民与教民这两个间架。如韩愈所写的柳宗元《柳州罗池庙碑》，也是用这个间架写成的。柳宗元未到柳州时，老百姓没钱，将儿女互相抵押做奴隶，柳宗元到柳州之后：
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
所以老百姓一听都跑回来了，这是使百姓多。以后百姓都：
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
这是百姓富裕的表示，在教育百姓方面则说：
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
全篇的文章，就是以这三种间架构成的。
其次我们再谈《史记》安排的艺术，例如《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我个人的体会，关于这篇文章的内容是：燕太子丹在秦为质的时候，秦王嬴政对他没礼貌，他逃回国之后，想要报复。当时秦出兵攻伐齐、楚、三晋，逼近燕国，太子丹非常忧虑，听说有田光这个人，为人富智谋勇毅，就立刻以老师的礼仪聘请田光。田光说：“吾老矣！我有个朋友叫荆轲，他非常勇敢，请他来和你见见面好不好？”燕太子丹说：“好呀！”田光就去了，临走的时候，燕太子丹特别交代他，这事非常秘密，你除了告诉荆轲，不能告诉别人。田光笑笑说：“好。”田光把太子丹的心意转告荆轲之后，就在荆轲面前自杀了。荆轲去见太子丹后，燕太子丹听了当然很难过，可见这是件非常机密的事情。但荆轲要去刺秦王的时候，燕太子丹与宾客白衣冠而送之，当时送行的场面很热闹，也很悲壮。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变徵声，慷慨激昂，然后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行的人听了都被这个情景感动得垂下泪来，一时都瞋目、怒发冲冠，荆轲这才上车不顾而去。在文章的内容来说，这是一段很不合理的安排，谋刺秦王既然是高度机密的国家大事，田光为此而丧生，然而送行时却有这么大的场面，这不是在那里告诉秦国：“嘿！我们要派个刺客去了，你要当心呀！”显然这一段资料是不很可靠的。这对田光因保密而自刎，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就是以历史的真实性来说，对付狡猾的秦国，燕太子丹不会把国家大事当做儿戏。虽然这样，但在文学技巧手法说，却是一段绝佳的安排。也靠这一段，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很生动地传流于后世。这篇文章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凡是读过几年中国书的，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荆轲刺秦王这个故事。那么，照这样说，好的文章都应该有一段不合理违背事实的安排吗？那也不尽然，文章安排的技巧，本来就是一种艺术。艺术的作品，没有一定的规律，司马迁安排这一段送行的场面，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手法，有了这一段特殊的安排，把荆轲的形象，活生生地印入后人的脑海中，如今“易水高歌”已经变成为国牺牲的代名词。这是司马迁艺术的力量，而不是历史的力量。假如司马迁老老实实地把当时情景写下来，荆轲的故事，恐怕不会影响这么深远。这像画家画人像，即使画得再像，也不过是很像而已，一个高明的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生命力在里面。假如司马迁不把自己的生命力灌注在《史记》里，这部《史记》可能跟别的历史一样，不至于这么有名。好的作品都是一样，都是作者呕心肝的结晶，周兴嗣写《千字文》，只有一千字构成一篇文章，并且没有重复的字，但写成之后，一夜之间，鬓发尽白，这些作品，都有作者的生命力在其中。司马迁的生命力，我们也可以从《史记》中体会出来。《史记》的艺术手法，当然不限于上面所讲的。这里不过是举例而已。
总之，《史记》是历史的，也是文学的。它在历史的体例方面来说，有其创造性；在文学的技巧方面来说，有其艺术性，所以《史记》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但现在在流传，也必会流传永久，这是可以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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