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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国文学讲话. 第2册, 周代文学. 诗赋部分(风行宝岛三十年的文学史著作,台湾“文复会”组织,遴选台湾十八院校百余位大家,逾300场讲座,对古典文学作全面梳理与盛大回眸 )

書城自編碼: 2137437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学理论
作者: 台湾十八院校百位教授合
國際書號(ISBN): 9787545604467
出版社: 贵州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07-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416/405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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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台湾“文复会”重点项目,魏子云领衔主持,黄永武、叶庆炳、黄锦鋐、王更生、李殿魁等百余位硕学大家,以讲座的形式,对中国历代古典文学进行全面梳理与盛大回眸。
☆全10册,400万言,华文世界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学史。
☆逾300场讲座,每一场皆由在此领域体认深厚的硕学大家主讲。
☆全书先以经、史、子、集对古典文学作纵向梳理,然后将先秦至清代之历代文学作横向展开,历代大家、名作、重要文学主张,略无遗漏,古典文学的渊流与演变,全在一览,读者可藉此形成对古典文学的全面认识与整体观感,台湾数代读者以此获得必备的古典文学常识。
☆全书不作艰深的理论探求,通俗平易,深入浅出,读者开卷即有收益。
☆中国古典文学,道途漫长,流派纷呈,著作浩如烟海,非有大家,无以遍观,非有大作,无以承担。本书作者,系民国老派学人亲手培养的第一代优秀学者,对古典文学认识深厚,亦无意识形态之羁绊,阵容之强大,气派之恢宏,空前绝后,不容错过。
☆全书作者,皆亲炙老派学人,文史并举,其中多有史界大师,对历代时势,俱有深入理解,在解读古典文学时,常将之置于大时代背景之下,解读既富于见识,亦极有兴味,读者可于字里行间亲睹其出
內容簡介:
上世纪乃新旧文学之分水岭,亦古典文学最易坠废之时。此时,台湾老派学人尚在,他们亲手培养的一代学者已蔚然成林。有鉴于此,台湾
“文复会”决定靠他们对古典文学进行一次全面梳理与盛大回眸,拟将古典文学精神与现代文学相续接。
上世纪七零年代初,台湾“文复会”联合“国家文艺基金会”出面发起,由学者魏子云主持,遴选古典文学各领域硕学之士,定时在台湾各地做讲座。黄永武、叶庆炳、黄锦鋐等台湾一流学人,尽在其列。讲座执行10年,逾300场,讲稿在八零年代初集结出版,书稿系由魏子云主编。
“文复会”设有专人安排学者讲座,魏子云亲临商榷,每场讲座内容,皆由此领域体认最深的人主讲,如《诗经》当中的《王风》《齐风》与《魏风》即分由王熙元、叶庆炳等主讲。
全书结构安排,第一册系概说部分,由经、史、子、集角度对古典文学作纵向的梳理。自第二册起,将先秦、两汉、魏晋直至清代文学,进行横向展开。先秦因年数久远,成就为诸代之冠,安排有第二、第三两册,其余各代皆安排一册。
每一册当中,均将文学所处时代大势和文学流派作一通盘开示,以明彻大时代背景,及文学流派的渊流与演易。之后,再对历代大家、重要作品进行专项解读。
全书内容皆出自讲稿,故不作艰深的理论探求,而通俗平易,深入浅出。全书作者,皆亲炙老派学人,文史并举,其中多有如余培林、黄锦鋐这样的史界大师,对历代时势,俱有深入理解,对古典文学既富于见识,亦极有兴味,读者可于字里行间亲睹其出入文史之从容,纵横议论之风范。
本书为第2册,分诗经、楚辞二部。诗经之部由余培林首开宏篇,讲析诗经学的整体成就,之后于大成、魏子云等就《诗经》南、郑、卫等诸风及其他部分,分16篇进行专项梳理,既辨风、雅、颂之体,亦陈兴、观、群、怨之用,且述历代说诗之学,析赏经典篇什之美。楚辞之部由王熙元首作讲示,考辨楚辞体源流,之后黄锦鋐、傅锡壬、曾永义等就屈原及其作品之真伪与不朽价值等,分9篇进行专项解读。对宋玉等楚辞体作家亦有专篇讲析。全书共27篇,40万言。读后,当对《诗经》与《楚辞》有全面、清晰的理解。爱好古典文学及有志于学问的读者定会受益匪浅。
關於作者:
☆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成立于1967年,蒋介石时见学术传承难以为继,亦出于统战思考,决定成立“文复会”,由其亲任会长,着意遴选台湾文史界一流学人,整理国故,以待新人。其中“古籍今注今译”和“中国文学讲话”为其重点项目,意在使古典文学精神在白话文的时代当中传递不废。因其机构严整、经费有强力保障,故在遴选学人和举办活动均有巨大优势,产生了不少富于影响的著作。
☆余培林,字立木,江苏淮安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幼承私塾,四书诸经悉能成诵,经擅于诗,子长于老,而于史部集部,亦多所涉猎。著有《群经引诗考》、《尔雅毛传考异》、《吕氏春秋虚字集释》、《老子读本》等。
☆于大成,字长卿,山东章丘人。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教授。著有《淮南子校释》、《淮南论文三种》、《刘安》、《文子校释》、《理选楼论学稿》;单篇论文近千篇,主编《类书荟编》、《国学论文荟编》一、二集。
☆王熙元,字孟远,湖南湘乡人。台师大博士。执教台湾师大学国文系及国文研究所,兼任台湾“中央大学”、文化大学、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高雄师范学院国文研究所教授,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致力古典文学研究,《论语》、《春秋穀梁传》之学尤为精深。著有《文学心路》、《历代词话叙录》、《论语通释》、《穀梁著述考证》、《王守仁》等。
☆叶庆炳,笔名青木,浙江余姚县人。少孺慕典籍,有志于教育,入江苏学院读文学系。1947年抵台,转入台大中文系,师事台静农、郑蹇诸先生。任教台湾大学中文系凡四十年。著有《诸宫调订律》、《汉魏六朝小说选》、《唐诗散论》、《古典小说论评》等。
☆李殿魁,上海人,台湾文化学院文学博士,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中文系教授。著有《讲唱文学与地方戏剧》、《学术资料与学术研究》、《汉学研究在欧洲》、《邵康节及其击壤集》等。
☆主持编订者魏子云教授。其少入私塾,熟读经典,兼习桐城义理,国学基础深厚。以《金瓶梅》研究享誉学界,在学术、戏曲、写作领域俱有嘉名。
目錄
第一篇?诗经之部??(1)
诗序——对诗序应有的态度??余培林(3)
二南析论??于大成(11)
邶鄘卫??魏子云(24)
郑风??魏子云(35)
王风析论??王熙元(49)
齐风和魏风??叶庆炳(63)
唐风及秦风??李殿魁(72)
桧风、曹风、豳风??邱燮友(97)
小雅的思想情感及其写作技巧之析论??张学波(116)
大雅析论及赏析举例??裴溥言(129)
三颂析论??王熙元(163)
不学诗无以言说??黄锦鋐(177)
诗可以兴观群怨??张健(188)
诗四家说??左松超(208)
朱子诗集传说??左松超(214)
历代诗经学概说??刘兆祐(223)
古音学与诗经??陈新雄(242)
第二篇?楚辞之部??(253)
楚辞的时代背景及其形成因素??王熙元(255)
论屈原??黄锦鋐(265)
离骚析论??傅锡壬(284)
九歌析论??曾永义(299)
天问析论??李殿魁(333)
九章析论??张寿平(349)
卜居、渔父析论??罗宗涛(368)
宋玉及其九辩??叶庆炳(375)
二招真伪及其写作特色??王更生(379)
楚辞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吴宏一(398)
內容試閱
“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教诲伯鱼的一句教言。《论语?季氏》有段记载,大意为:
有一天,孔子弟子陈亢问伯鱼说:“子亦有异闻乎?”你有听到不同的道理没有?伯鱼回答说:“没有,只是有一天,夫子一个人站在那里,我微弯低着腰,走过院子,夫子问说:‘学诗了没有?’我回答说:‘没有。’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我就赶快去读诗。又一天,夫子一个人又站在那里,我又走过院子,他又问:‘学礼了没有?’回答说:‘没有。’夫子说:‘不学礼,无以言。’我赶紧去学礼,就听见这两件事。”
学诗学礼,是圣学入门的阶梯。古代八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应对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涵养,进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动容,所以古人教童蒙,必先要学诗、学礼。姚义说:
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
初学的人,“出辞气远暴慢”,“动容貌立威严”,然后才可以进修其他的经书,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经书,都要先有基础,才可以攻读。《春秋》是断物的,要读《春秋》,必先志定。《书经》是制法的,必先从事实经验而后才可以谈及制法。姚义又说:
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四书非具体不能,故圣人后之。
这是圣人教人为学的步骤,只有诗是学习语言的基础教材,礼则是立身处世的要务,是人生必修的课程,童蒙所必读,所以孔子教伯鱼,必先读诗、读礼,但这两者之中,学诗又为先。因为诗本性情,感人最深,可以鼓舞人的意志,反复抑扬吟咏,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然后读礼,则礼仪不至于徒具虚文。因此孔子主张先学诗,而后学礼。
那么,不学诗,何以无以言呢?我们知道,人生不能不说话,但是说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还有说话的时间,什么时间该说,什么时间不该说,都是应该研究的一件事。《论语?季氏》说:
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都可以看出说话的重要与孔子对语言的重视,若要学说话,孔子认为应该从学诗开始。为什么呢?根据《论语集释》的意见,以诗之为教,天道备矣,人事洽矣,而著善恶得失之迹,故学之则能言。所以孔子教人,要以学诗学礼开始,其实所谓“八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应对”就是学说话,“进退之节”就是学礼仪。“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是条目,内容其实就是学诗与学礼,是一件事。《子路》说:
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可见学诗主要的目的在于应对,孔子认为如果读了诗,出使四方不能专对的话,即使读太多,也是没有用的。
《论语》中记载孔子论诗的作用,除了引用借以说明以外,最直接最具体的说明,莫过于《阳货》所说的: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读诗的作用,除了专对之外,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但都是与语言有关,诗为文学作品,感人最易,可以兴感人的情意,故曰“可以兴”。诗是描写各地的风俗民情政治的良窳,读了可以观察各时代各地方的风俗,春秋列国大夫都赋诗以见志,故曰“可以观”。其他“群”、“怨”,可以说都与语言有关。学诗为语言的基础,这一章论说非常的清楚。古代使臣出使各国,都要赋诗,所谓“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矣”。因为诗的含义包含很广,所谓“天道备矣,人事洽矣”。使臣出使,应对、说话的时候,在适当的机会,来那么两句,就能够把内容表达得恰如其分。
譬如要赞美一个人,如果直接地用语言来叙述,不是过于谄媚,就是表达得不能恰到好处。但有时只要随口说了两句诗,就能够道尽其中的曲折。说的人不嫌其谄媚,听的人自能有会于心。像《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韩起(韩宣子)自齐国到卫国去报聘,卫侯款待他,北宫文子赋《淇奥》,宣子赋《木瓜》。两个人各念了一首诗,就显得气氛非常的融洽,两国间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淇奥》是《卫风》的一首诗,内容是: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其实这几句诗的意思是:看那淇水的两岸,绿色的竹子非常的美盛,有文采的君子,还是切磋琢磨精益求精,进德不已。根据《诗序》说,是赞美武公的盛德。徐干《中论》说,从前武公年过九十还是早晚不懈,卫国人歌颂他的盛德,才赋《淇奥》这篇诗。北宫文子念的这首诗,是赞美宣子有武公的盛德。各位知道,韩宣子是晋国的使臣,晋平公派他报聘各国,如果当面说他比美武公,这未免太过分了。但只赋了这诗,让听的人有会于心,说的人也不嫌其谄媚,所以韩宣子听了之后,马上赋《木瓜》的诗回报。《木瓜》也是《卫风》的一篇,内容是: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这首诗的意思是表示永远厚报和好。这是很成功的一次外交访问,但成功的关键,是适当地诵了两首诗,把当时的情景也好像历历如绘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又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子产陪着郑简公出使到晋国。郑国是一个小国,要看大国的脸色,郑国名义上是出使,其实也是小国到大国去进贡,求得政权的独立,所以晋国难免要摆摆架子,当郑简公到达晋国,晋平公借口鲁襄公刚死亡不久,不出来接见,让他们住在宾馆待命。在外交礼节上说,晋和郑是平等的国家,晋平公不接见郑简公,可以说是一种不礼貌不友好的行为。子产就故意把宾馆的围墙毁坏,等晋国政府官员来责问时,他侃侃而谈,举出以前晋文公的风度及对待诸侯的行为,把晋国当时的政治批评了一番,可谓义正词严,等于代表晋文公来教训晋国的国君及政治的措施,说得晋国君臣开口不得,甚至自己认错。晋平公马上接见郑简公,而且优礼有加,不但改变对郑国的态度,也改变了对其他各国诸侯的态度,这是子产执政时替郑国打了一次外交的大胜仗。但这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子产外交的胜利,是靠他的口才、聪明、才智,而且不但是郑国的外交胜利,也替其他各国诸侯争一口气。这是春秋时国与国之间来往的一件大事,连晋国的叔向都赞赏子产的才华,但是说些什么呢?叔向只引证《大雅?板》说:
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这几句话是说:善于辞令的,把话说得非常和谐,人民就融洽一心,把话说得动听,使人高兴,那么百姓就安定了。但各位知道,如果叔向用这几句话来称赞子产,就显得不够完美,而且语气也很局促,但引《诗》来赞美说:“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情味就完全不同了。叔向是晋国的贤臣,就是羊舌肸,他引诗来称赞子产,正好和他的身份地位配合,在另一立场看,不但引诗能够恰当地赞扬子产的才华,也正表示叔向的身份呢。孔子教人“不学诗无以言”,可以说是金科玉律不易的格言。
引诗还可以恰当地表达自己心中的意愿,所谓“诗言志,歌咏言”。自己心中有什么意见,有时很难用话来表达,有时也不便直接地表达;但说了两句委婉曲折的话,说的人不露痕迹,听的人自会了解他的情意,而且许多不便明言的意思都可以借着诗句的媒介来传达。就像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楚国令尹设宴款待赵孟,当时楚国强大,正想染指中原,晋国也是大国,两个大臣相会,难免有一比高低的气概。虽然在口舌上还不足以定胜负,但如果言辞错乱,不但显得国无贤人,在气势上未免先输了一筹,因此双方都要小心谨慎发言。但在外交上说,即使是针锋相对,也要言辞委婉,不能失了身份。虽然表面上言辞委婉,骨子里又不能失掉立场,在这种场合,最好就是赋诗。当时楚令尹名围,即席赋《大明》之首章,《大明》是《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第二篇,首章是: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这首诗原来的意思,根据《诗序》的意见,是说“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是称美文王、武王的诗。但是令尹围赋这首诗,意思是“天位有属,以自光大”。当时楚国共王已死,传位康王,康王死,传其子麇(音君),在位已经四年,令尹围是楚共王庶出的儿子,他见太子麇年轻,志在夺位。和赵孟相会的时间是在春天,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令尹围就把太子麇杀了自立为王,历史上称为灵王。和赵孟会面,赋《大明》的首章,就是要探测赵孟的语气,意思是说我自立为王,你们晋国同意不同意?晋国那时是平公在位,国势虽然稍弱,但赵孟也要表示一下晋国维护国际正义的态度,然而又不便明言,于是就赋《小宛》第二章,是《诗?小雅?小旻之什》第二篇,其第二章是:
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
这首诗的本来意思,根据传统的看法,是伤时之诗。但赵孟赋这首诗,只取最后两句,意思是说:天命一去不可复还,还是安于自己的本分吧。这两个人各赋一首诗,好像是各说各的话,但彼此都心照不宣,大家都了解对方的意思,心里都有了准备。所以赵孟就问叔向说:“听令尹赋大明之首章,是要自己为王了。你看能不能成功?”叔向回答引《小雅?正月》第八章诗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这两句诗的意思各位都知道,是幽王惑于褒姒,而行不义,以致灭亡。即虽然赫赫强盛,不义足以灭之,来比喻楚王弱令尹强,可以自立为王,但不能善终,将来会像幽王一样的下场。叔向的推测是对的,果然灵王杀了太子麇(郏敖),自立为王,但因为太过奢侈,又好大喜功,在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被公子比(子干)等所逼,自缢死。假使我们把这三首诗联系起来看,可以体会到楚国的一场大变动,在时间上经过了十三年,都在三首诗中刻画出来,不但是曲尽其妙,而且也得到简洁的情趣。由此可见诗在言辞表达上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出诗中言辞表达的技巧性。
说到表达的技巧,附带在这里说明一下,古人引诗,大都是断章取义,这也是运用诗来表达言辞,在听受的双方都要有的常识。所谓断章取义也是出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崔杼弑君时逃晋)卢蒲癸从晋返国,依附庆舍(齐执政),所以庆舍就把同宗女儿嫁给卢蒲癸,古代同姓不婚,卢蒲癸与庆舍都姓姜。所以庆舍的门下士就告诉卢蒲癸说:“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卢蒲癸回答说:“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是说庆舍自己都不避宗,要把女儿嫁给他,现在他对庆氏有所求,就像赋诗断章一样,只取其中的一章或两句而已。“恶识宗”,管他什么同宗不同宗的。所以刚才说的赵孟虽赋《小宛》第二章,其意只取最后的两句“各敬尔仪,天命不又”。后来衍为断章取义。
其实断章取义是春秋时一般通行的法则,好像任何人都知道似的,尤其在宴会中所赋的诗,惯例是各人就现成的诗中,找一首合适的叫乐工唱,用来表达自己对于对方的情意,只要与当前的环境调和,与本人的身份恰合,诗中的辞句又足以表达自己意思就可以了。至于原作者的真意如何,可以不管。除了上面所说卢蒲癸娶同宗庆舍的女儿为妻子,借用诗断章取义的例子之外,其他在《左传》中以断章取义的手法来赋诗的还很多,像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7年)子太叔在公宴韩宣子的席上,赋《褰裳》。《褰裳》是《郑风》的一首,内容可以说是一首情诗:“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朱子《集传》:淫女语其所私者。)但子太叔却用来表示他愿意亲晋,韩宣子也觉得很满意。这不是在了解诗、体会诗,可以说是利用诗为语言的工具。明钟惺《诗论》曾明白地认为“断章取义”是读诗的一种方法。他说:
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读孔子及弟子所引诗,列国盟会之所赋诗,与韩氏之所传者,其诗、其文、其义,不有与诗之本事、本文、本义绝不相蒙者乎!夫诗,取断章者也。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说诗者盈天下,屡变屡迁而诗不知,而诗固已行矣。然而诗之为诗自如也,此诗之所以为经也。
在办理外交,赋诗更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外交辞令要委婉,如果不委婉,事情无法交涉成功。但是辞令要委婉,立场又要坚定,不能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弱国与强国打交道,战败国向战胜国求和,更要表现不卑不亢的态度。
成公二年(齐顷公十年,晋景公十一年,公元前589年),齐国和晋国在鞌(山东长清莘县附近)交战,这次齐国因为齐顷公太骄傲,所以打败仗。晋兵要进入齐境(山东益都县),齐顷公没有办法抵抗,只好派遣使者(宾媚人)求和。这次晋国中军主将是郤克,郤克在鲁宣公十七年(公元前592年,即三年前)的战争中,曾经出使到齐国,因为郤克腿部有点毛病,走路一拐一拐的,齐国后宫的妇人看他走路的样子,大家都以他为取笑的对象,因此郤克大为愤怒。这次战争,郤克自请为主将,志在公报私仇,所以齐国使者要来求和,其任务是相当的艰巨。果然,郤克为了要报复后宫妇人的耻笑,当时提出第一个求和的条件,就是要齐国的萧同叔子送到晋国做人质。萧同叔子是萧国国君同叔的女儿,也就是齐顷公的母亲,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事情,没有一个国家会把国君的母亲送给人家做人质的。但是不答应,又不能达到求和的目的,这是进退两难的事情。不过这个困难也在赋诗的情况下解决了。当时使者就赋了《大雅?既醉》的两句诗:“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孝子的孝心是无穷尽的,他把自己的孝心感染给同类的人,使大家都知道孝顺双亲。意思是说萧同叔子是齐顷公的母亲,现在晋国要将别人的母亲当做人质,无异是令大家做不孝的事情。赋诗的意思说:晋国国君如果是孝子,也应该感化别人做孝子,既要感化别人做孝子,就不能命别人的母亲送出去做人质。现在要叫别人把母亲送出去做人质,那是以不孝来令诸侯。言外之意,晋国如果这样做,那么晋国的国君也是一个不孝子了,话虽然没有这样说,实在有这个意思。所以用这两句诗来做说辞是很有力量的,果然收到预期的效果。郤克第二个条件是要齐国的田亩间的路径都要东西向,其原因是晋国在齐国的西边,田间的路东西向,晋国如果向齐进兵可以长驱而入,不必迂回前进。这当然也是一种无理的要求,田亩都东西向在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一件事。但齐国的使臣也很巧妙地引两句诗来解决了,那是《小雅?信南山》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意思是说,先王封给齐国的土地,划定疆界,分别条理,依土地的性质,有的可以东西向,有的则应该南北向,有其一定的道理。现在晋国为了便利兵车的前进,要齐国田亩都东西向,这是违反先王治理土地的原则,违反先王是不义的事情,言外之意现在晋国以霸主的地位,用不义来命令诸侯,那晋国就有过失了。这两处引诗,一处是责以孝道,一处是责以大义,义正词严,令晋主将郤克开口不得,自己赶快找个退步,答应齐国的求和。
假使齐国使臣要直接地批评晋国,提出这样的条件是不孝、不义的行为,恐怕非但不能达到停战求和的目的,反而增加了谈判的困扰;但使臣只是很巧妙地引两句诗,全部的含义,尽在诗义中。如果晋国不答应的话,要再打下去,齐国固然受殃,自己也要考虑到恐怕所属的诸侯也会众叛亲离。在春秋时候,虽然天子无权,但名分还在,现在齐国使臣,引诗来责以不孝不义,晋国虽强大,也怕犯众之怒而有所顾忌。赋诗的作用,从这里看,发生了很大的功效。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是随便说说的。
春秋时代,无论是使臣出使、结盟、宴会,都用赋诗来表达心意,就是普通的对话,或是表示同意,也都用赋诗来表达心意。像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秦哀公三十一年)伍员与申包胥的故事,申包胥到秦庭哭求救兵,起初秦哀公不同意,要慢慢考虑以后再讲。申包胥“立依于庭樯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无衣》是《诗?秦风》名,共三章,章五句,秦哀公赋此诗,意取“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修我戈矛,与子偕行”,允许申包胥出兵的表示,但《左传》中记载没有说答应出兵,只是赋《无衣》,大家也都知道秦哀公是允许出兵了。如此看来,不但是“不读诗无以言”,而且不读诗,也无以知言了。
春秋时也有利用赋诗以为军事政策的说明。《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晋国和楚国在邲地方会战,当时楚国楚庄王在位,是个贤君,又有令尹孙叔敖为辅,国势正是强盛的时候,所以晋军主将士会等主张退兵以避其锋。就引《诗经?周颂》两篇,作为他主张的说明。说:“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这诗是赞美武王能遵天之道,以等待时世晦暗,恶积贯盈而后攻伐他。不过这次赋诗没有发生效用,中军副帅先穀一定要打,结果晋国打败了。可见诗中的道理是可以听从的。
楚国这次战争打赢了,部将都主张把晋国军士的尸体积成京观,来夸耀武功,但楚庄王没有答应,也赋诗来说明军事的胜利是筑在政治的基础上。楚庄王赋《周颂?时迈》:“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是说武王克商以后,把干戈都收藏起来,把弓矢都装进櫜鞘里,表示不再用兵,而去求有美德的人来治理百姓,且把这件事公布于全国。
总而言之,诗的作用是非常广泛的,不但是学习语言的基础,也是陶冶情性的良方。所谓“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所以《左传》记载赋诗的人物,都是雍容闲雅,尽管针锋相对,也是好整以暇,从容不迫。在语言的功用说,赋诗可用以称赞,也可用以作外交的辞令,也可赋诗以明志,也可饮宴以酬答,也可以用为军事的理论,可以说只要是语言的范围,几乎无处不可以赋诗。
自汉以后,都认为《诗》是美刺的、温柔敦厚的,宋代王应麟更认为《诗》和《春秋》相表里,云:“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所以古代都把诗认为是政教的一部分,和《春秋》的褒贬是一样的。《毛诗序》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所以天子五年一巡狩,命行人徇木铎,以观民风,献之太师,闻于天子,以为政教的借镜和参考。但是到后来(东迁以后),天子不巡狩、不采诗,诸侯不朝觐,陈诗的典制已不存,朝纲无纪,君不君、臣不臣。故《孟子?离娄下》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春秋》寓有“微言大义”,是以“褒贬”之笔代替天子赏罚之权,在《春秋》以前“正人心”是靠诗、乐、礼三种功能,《论语》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则《诗》之能正人心至为明显,《诗》亡而《春秋》继之,亦所以正人心而已,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而《春秋》则是继《诗经》而来,当作历史文化的延续,因此孔子要时刻教人读诗。我们今天当熟读《诗经》,深深体会“不学诗无以言”、“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诗教,致力于诗教的弘扬,以上承志事,则“不学诗无以言”的意义就更深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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