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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一、文革有些事儿,现在可以说了......
1、本书作者二十年前就已移居海外,所写中国的那一段扭曲的文革岁月更加大胆、更加残酷,更敢说真话。
2、本书原手抄本《哥们儿姐们儿》在当年的知青以及现在海外华人圈中广泛流传。大陆版本历经磨难终得出版。
二、作者写的是最具影响力和带头作用的北京知青,比梁晓声的知青小说更有看点。
1、打群架、拍圈子(泡妞)、耍贫嘴、引导全国潮流、高干子弟、革命理想、政治现实,这就是最为人瞩目的北京知青……
2、向四十年前的青春致敬!向四十年前的爱情致敬!向四十年前的热血致敬!
3、知青小说有非常庞大而固定的读者群体——知青。而现在不少年轻人也对上一辈人的青春、理想、政治、生活以及中国的往事充满了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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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主人公我、傻二、金晓燕、袁洁……一群北京孩子,经历了年少懵懂的青梅竹马,经历了那个狂躁的年月,经历了下乡插队的艰辛……他们成长了、成熟了。他们的生活、理想、爱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冲突、变化,每一个人最终都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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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夏华博,原名胡方,北京人,干部子弟,当过红卫兵,插队当过知青,返程后当过工人、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上世纪九十年代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目前定居美国,任职于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北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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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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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谁也没想到,期中考试没过多久,学期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怎么就开始了,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只是觉得政治学习多了,刘老师更加慷慨激昂了,他的语文课几乎变成了读报课。在刘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变了。
学校的最大变化就是慢慢地学生不用上课了,究竟为什么不上课了,从什么时候不上课了,我就没明白,好像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就没课了,这是最让傻二开心的事。不知是谁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先是批判北京市的三个大人物,说是三家村,这些都是跟着报纸来的,学校里的大字报不过是跟着落井下石罢了。接着,学校里也揪出了一个小三家村,就是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据说他们和北京市那个三家村是一伙的,这就变成趁火打劫了。三家村的说法并不局限于学校领导,既然学校里有个三家村,那每个年级每个班也得有吧?
我和傻二算计了一下,大概以后我们班也会有个三家村吧!只是我们说不清究竟是谁,于是,我们把全班同学排了个队,第一名当然是班长袁洁了。
“袁洁不算吧?”傻二看着我,脸有点儿红,气有点儿喘,说话有点儿结巴。
“为什么不算?”我问。“你可别忘了,她是班长,算也得从她算起!”
傻二说这三家村都是下面的人,不是最大的。算也得应该从副班长开始。
我琢磨着,有道理。学校里的党支部书记就不是三家村的,三家村最大的是校长。所以班长袁洁不能是三家村的,可凭什么别人就该是三家村的呢?而且,我们班没有副班长。本来这个学期刘老师想让我当副班长兼学习委员,只是让我们的考试作弊砸了锅,当然,三家村也没我的份了,要不真进了三家村,这辈子算完了。
傻二也回答不出来为什么,他吸吸鼻子,坚定地说反正袁洁不能算。
“行,袁洁不算,金晓燕也不算!”我也坚定地说。
“对,咱们的哥们儿姐们儿都不算!谁要是欺负咱们,就抽丫挺的!”傻二挺挺胸脯说。
继续排下去,班里那么多同学,不是和我关系不错,就是和傻二的关系不错,要不就是和袁洁金晓燕的关系不错,排到最后,我们班没有三家村!
“怎么就没有呢?”傻二拍拍自己的脑袋。
“怎么一定就有呢?”我问他。“哪有那么多坏人呀?”
“不是说百分之九十五的是好人,那还有百分之五的坏人呢?”
“就是说咱们班有二点一个坏人,零点一个人没法算,按四舍五入,就算两个人吧!”我说,我的口算能力不错。“咱们找的是三家村,必须是三个人,大概咱们班没有三家村。”
“没有就算了!”傻二叹了一口气,“就是,也不能个个都是三家村的。”
我也同意傻二的说法,不管怎么着,不能人人都是坏人,坏人也不能是自己的哥们儿姐们儿,推而广之,哥们儿姐们儿的哥们儿姐们儿们也不能都是坏人。
学校已经不能叫学校了,我也说不上是什么了,应该叫多功能之地吧!校园里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大标语大字报。大字报从教室延伸到学校的大礼堂,又从大礼堂延伸到操场跑道边上的席棚,这些席棚也是为了大字报建起来的。不少教室由于大字报把窗户都盖住而变成黑洞洞的地窖。学生们在校园里到处游逛,当年严厉的老师们变得异常小心,对学生们笑脸相向,生怕哪天就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成为牛鬼蛇神真是易如反掌,只要贴上几张大字报罗织点儿罪名就行了,没人核实,也没有人在意那是不是真的,所以不少老师都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就在那时被批判了一场,尽管他给以校长为首的学校三家村没少贴大字报。高中的学生毕竟比我们大几岁,革命劲头足一点,斗争经验多一些,很快就在他的革命高调中发现了一些反动思想,所以刘老师在劫难逃,每天在办公室里写检查,在学生面前痛哭流涕骂自己,还在大家面前左右开弓地抽自己的嘴巴。
一开始,我们还挺有兴趣每天花几小时看大字报,拿个小本子抄点儿新名词,因为看大字报比读课文有意思,而且还可以在大字报上加点评注如“支持”或者“反对”,署名当然都是革命群众,不高兴还可以写点儿骂人的脏话在上面,这是写作文时绝对不能出现的。坦白地说,我会的不少脏话就是那时学会的,不是吹牛,我可以不间断地一气骂上两个小时的脏话而不带重复的,同时我的脸皮也开始厚起来,因为学会了脏话不见得就能骂出来,只有厚脸皮才能把满肚子的坏水倒出来。
一天下午,我和傻二一起回家,看见十几个身穿褪了色黄军装的人在我们学校门口,他们见到从学校出来的人就拦住盘问,不少人在那里争辩着什么。金晓燕的哥哥金晓兵也在那里。我和傻二从被拦住的人群旁边走过,一个人把我们拦住。
“哎,你站住!说你哪!”那人说。他穿着一身黄衣服,戴着黄帽子,只是都是旧的。他的右臂缠一红布条,上书“红卫兵”三个字,一条宽宽的牛皮武装带在他的手里晃荡着。
我有一种想跑的冲动,不过还是站住了,傻二站在我的身后。
“你什么出身?”那人问。
“我?”
“就是你!”那人的眼睛瞪了起来。
我还真没留心过自己是什么出身。我知道我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我爸爸是个小干部,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可我算是什么出身呢?
我愣在那里。
“嘿,小博,是你呀!”不知什么时候,金晓兵转到那人的身旁,拉拉那人说:“他是革干,他爸是体委的。没问题,他跟我妹妹是一班的。”
我和傻二顺利出了校门,其他人可没我们那么幸运。第二天我们听说有人挨了打。挨打的原因很简单:出身不好。而出身不好的人就是“狗崽子”,说你是狗崽子,你要是回嘴,就只能挨打了。
我还是天天和傻二泡在一起,他对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特感兴趣,尤其对考试深恶痛绝,每天都要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留下大量的点评,一般都是“坚决支持”再加上几个惊叹号,签名都是“革命群众”,那时我才知道革命群众也可以是一个人,就像人民也可以被一个人代表一样。
学校里的批斗会一场接一场,不仅校长老师被打被斗,还有反动学生以及社会上的流氓被押上台去——这样,我突然发现我们的生活环境有多么糟糕,流氓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广,无论是留长发的,穿瘦腿裤尖皮鞋的,戴墨镜的,甚至谈恋爱的……五花八门,什么都能成为流氓,令人迷惑的是,人们过去普遍认为的流氓行为——打人——却成了革命行动。慢慢地,我感到挺没劲儿,就不去学校了,因为没有课上,也没有事做,大字报里除了老一套的骂架和无限上纲就看不出什么新东西来了,而且我还得在家照看妹妹,她是三年级小学生,她的学校也停课了。爸爸妈妈让我照看她,教她读书写字,照爸爸妈妈的看法,没有多久学校就会开学,所以功课不能落下。
傻二特兴奋,不用上课了,看来也不用考试了,就是考试也不怕不及格了,而且只要靠上“文化大革命”,别人谁还敢还嘴?正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救”了傻二。我这可不是乱讲的,我倒是同情我这哥们儿,可我真的没能力救他,最多就是让他抄抄作业,现在连考试他都抄不成了,他的脖子再长也伸不到我的课桌;刘老师也只能救他一门课,多了也救不了。所以,当毛主席去世时,傻二哭的哞哞的,他的眼睛红红的,流露着感激的深情。他对我说:“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到现在还在初中一年级哩。”这是他对我一个人说的,我们是哥们儿,他不会骗我蒙我,所以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其实,他不可能总在初中一年级,因为上学有年龄限制,超过那个年龄他就得离开学校了,只是不能像他现在这样吹嘘他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的学历了。那时候,不少人认为,老三届的学生底子扎实,比“文化大革命”中上学的人功课好。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哼!傻二四处望望,也许是看看周围有没有认识人,要是有熟人就不能这么说了,至少也得换换说法,咱怎么也能混个大学文凭吧?我那哥们儿小博就是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根本没上过高中就考上了大学,我怎么也不会比小博差吧?我可是该上初三的!那时我们可是一个学习小组的,他没少抄我的作业。你不信就去问问他,人家现在住在美国,去那儿可得准备好机票钱。写信当然也行,不过听说美国老丢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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