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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文革有些事儿，现在可以说了......
1、本书作者二十年前就已移居海外，所写中国的那一段扭曲的文革岁月更加大胆、更加残酷，更敢说真话。
2、本书原手抄本《哥们儿姐们儿》在当年的知青以及现在海外华人圈中广泛流传。大陆版本历经磨难终得出版。
二、作者写的是最具影响力和带头作用的北京知青，比梁晓声的知青小说更有看点。
1、打群架、拍圈子（泡妞）、耍贫嘴、引导全国潮流、高干子弟、革命理想、政治现实，这就是最为人瞩目的北京知青……
2、向四十年前的青春致敬！向四十年前的爱情致敬！向四十年前的热血致敬！
3、知青小说有非常庞大而固定的读者群体——知青。而现在不少年轻人也对上一辈人的青春、理想、政治、生活以及中国的往事充满了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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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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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我、傻二、金晓燕、袁洁……一群北京孩子，经历了年少懵懂的青梅竹马，经历了那个狂躁的年月，经历了下乡插队的艰辛……他们成长了、成熟了。他们的生活、理想、爱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冲突、变化，每一个人最终都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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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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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华博，原名胡方，北京人，干部子弟，当过红卫兵，插队当过知青，返程后当过工人、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上世纪九十年代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目前定居美国，任职于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北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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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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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谁也没想到，期中考试没过多久，学期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怎么就开始了，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只是觉得政治学习多了，刘老师更加慷慨激昂了，他的语文课几乎变成了读报课。在刘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变了。
学校的最大变化就是慢慢地学生不用上课了，究竟为什么不上课了，从什么时候不上课了，我就没明白，好像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就没课了，这是最让傻二开心的事。不知是谁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先是批判北京市的三个大人物，说是三家村，这些都是跟着报纸来的，学校里的大字报不过是跟着落井下石罢了。接着，学校里也揪出了一个小三家村，就是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据说他们和北京市那个三家村是一伙的，这就变成趁火打劫了。三家村的说法并不局限于学校领导，既然学校里有个三家村，那每个年级每个班也得有吧？
我和傻二算计了一下，大概以后我们班也会有个三家村吧！只是我们说不清究竟是谁，于是，我们把全班同学排了个队，第一名当然是班长袁洁了。
“袁洁不算吧？”傻二看着我，脸有点儿红，气有点儿喘，说话有点儿结巴。
“为什么不算？”我问。“你可别忘了，她是班长，算也得从她算起！”
傻二说这三家村都是下面的人，不是最大的。算也得应该从副班长开始。
我琢磨着，有道理。学校里的党支部书记就不是三家村的，三家村最大的是校长。所以班长袁洁不能是三家村的，可凭什么别人就该是三家村的呢？而且，我们班没有副班长。本来这个学期刘老师想让我当副班长兼学习委员，只是让我们的考试作弊砸了锅，当然，三家村也没我的份了，要不真进了三家村，这辈子算完了。
傻二也回答不出来为什么，他吸吸鼻子，坚定地说反正袁洁不能算。
“行，袁洁不算，金晓燕也不算！”我也坚定地说。
“对，咱们的哥们儿姐们儿都不算！谁要是欺负咱们，就抽丫挺的！”傻二挺挺胸脯说。
继续排下去，班里那么多同学，不是和我关系不错，就是和傻二的关系不错，要不就是和袁洁金晓燕的关系不错，排到最后，我们班没有三家村！
“怎么就没有呢？”傻二拍拍自己的脑袋。
“怎么一定就有呢？”我问他。“哪有那么多坏人呀？”
“不是说百分之九十五的是好人，那还有百分之五的坏人呢？”
“就是说咱们班有二点一个坏人，零点一个人没法算，按四舍五入，就算两个人吧！”我说，我的口算能力不错。“咱们找的是三家村，必须是三个人，大概咱们班没有三家村。”
“没有就算了！”傻二叹了一口气，“就是，也不能个个都是三家村的。”
我也同意傻二的说法，不管怎么着，不能人人都是坏人，坏人也不能是自己的哥们儿姐们儿，推而广之，哥们儿姐们儿的哥们儿姐们儿们也不能都是坏人。
学校已经不能叫学校了，我也说不上是什么了，应该叫多功能之地吧！校园里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大标语大字报。大字报从教室延伸到学校的大礼堂，又从大礼堂延伸到操场跑道边上的席棚，这些席棚也是为了大字报建起来的。不少教室由于大字报把窗户都盖住而变成黑洞洞的地窖。学生们在校园里到处游逛，当年严厉的老师们变得异常小心，对学生们笑脸相向，生怕哪天就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成为牛鬼蛇神真是易如反掌，只要贴上几张大字报罗织点儿罪名就行了，没人核实，也没有人在意那是不是真的，所以不少老师都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就在那时被批判了一场，尽管他给以校长为首的学校三家村没少贴大字报。高中的学生毕竟比我们大几岁，革命劲头足一点，斗争经验多一些，很快就在他的革命高调中发现了一些反动思想，所以刘老师在劫难逃，每天在办公室里写检查，在学生面前痛哭流涕骂自己，还在大家面前左右开弓地抽自己的嘴巴。
一开始，我们还挺有兴趣每天花几小时看大字报，拿个小本子抄点儿新名词，因为看大字报比读课文有意思，而且还可以在大字报上加点评注如“支持”或者“反对”，署名当然都是革命群众，不高兴还可以写点儿骂人的脏话在上面，这是写作文时绝对不能出现的。坦白地说，我会的不少脏话就是那时学会的，不是吹牛，我可以不间断地一气骂上两个小时的脏话而不带重复的，同时我的脸皮也开始厚起来，因为学会了脏话不见得就能骂出来，只有厚脸皮才能把满肚子的坏水倒出来。
一天下午，我和傻二一起回家，看见十几个身穿褪了色黄军装的人在我们学校门口，他们见到从学校出来的人就拦住盘问，不少人在那里争辩着什么。金晓燕的哥哥金晓兵也在那里。我和傻二从被拦住的人群旁边走过，一个人把我们拦住。
“哎，你站住！说你哪！”那人说。他穿着一身黄衣服，戴着黄帽子，只是都是旧的。他的右臂缠一红布条，上书“红卫兵”三个字，一条宽宽的牛皮武装带在他的手里晃荡着。
我有一种想跑的冲动，不过还是站住了，傻二站在我的身后。
“你什么出身？”那人问。
“我？”
“就是你！”那人的眼睛瞪了起来。
我还真没留心过自己是什么出身。我知道我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我爸爸是个小干部，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可我算是什么出身呢？
我愣在那里。
“嘿，小博，是你呀！”不知什么时候，金晓兵转到那人的身旁，拉拉那人说：“他是革干，他爸是体委的。没问题，他跟我妹妹是一班的。”
我和傻二顺利出了校门，其他人可没我们那么幸运。第二天我们听说有人挨了打。挨打的原因很简单：出身不好。而出身不好的人就是“狗崽子”，说你是狗崽子，你要是回嘴，就只能挨打了。
我还是天天和傻二泡在一起，他对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特感兴趣，尤其对考试深恶痛绝，每天都要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留下大量的点评，一般都是“坚决支持”再加上几个惊叹号，签名都是“革命群众”，那时我才知道革命群众也可以是一个人，就像人民也可以被一个人代表一样。
学校里的批斗会一场接一场，不仅校长老师被打被斗，还有反动学生以及社会上的流氓被押上台去——这样，我突然发现我们的生活环境有多么糟糕，流氓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广，无论是留长发的，穿瘦腿裤尖皮鞋的，戴墨镜的，甚至谈恋爱的……五花八门，什么都能成为流氓，令人迷惑的是，人们过去普遍认为的流氓行为——打人——却成了革命行动。慢慢地，我感到挺没劲儿，就不去学校了，因为没有课上，也没有事做，大字报里除了老一套的骂架和无限上纲就看不出什么新东西来了，而且我还得在家照看妹妹，她是三年级小学生，她的学校也停课了。爸爸妈妈让我照看她，教她读书写字，照爸爸妈妈的看法，没有多久学校就会开学，所以功课不能落下。
傻二特兴奋，不用上课了，看来也不用考试了，就是考试也不怕不及格了，而且只要靠上“文化大革命”，别人谁还敢还嘴？正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救”了傻二。我这可不是乱讲的，我倒是同情我这哥们儿，可我真的没能力救他，最多就是让他抄抄作业，现在连考试他都抄不成了，他的脖子再长也伸不到我的课桌；刘老师也只能救他一门课，多了也救不了。所以，当毛主席去世时，傻二哭的哞哞的，他的眼睛红红的，流露着感激的深情。他对我说：“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到现在还在初中一年级哩。”这是他对我一个人说的，我们是哥们儿，他不会骗我蒙我，所以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其实，他不可能总在初中一年级，因为上学有年龄限制，超过那个年龄他就得离开学校了，只是不能像他现在这样吹嘘他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的学历了。那时候，不少人认为，老三届的学生底子扎实，比“文化大革命”中上学的人功课好。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哼！傻二四处望望，也许是看看周围有没有认识人，要是有熟人就不能这么说了，至少也得换换说法，咱怎么也能混个大学文凭吧？我那哥们儿小博就是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根本没上过高中就考上了大学，我怎么也不会比小博差吧？我可是该上初三的！那时我们可是一个学习小组的，他没少抄我的作业。你不信就去问问他，人家现在住在美国，去那儿可得准备好机票钱。写信当然也行，不过听说美国老丢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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