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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据档案记载，舟山撤退使用船艇五十七艘，机帆船三十九艘，5月13日开始撤离，16日结束，撤除军民十四万八千人。
——摘自本书
我会去台湾多久？端午节以前大概回不来，中秋节总可以了吧，绝不可能在那里过年的。
——摘自本书
特务长发我一套军服，一双黑色胶鞋。上衣下摆垂下像长袍，裤子套进半截还有半截拖在地上，鞋子像只船，后跟能塞颗鸡蛋。全身披褂在廊下一站，一群当兵的笑得前俯后仰。
——摘自本书
家，这个字是我们说话中的“禁忌”，倒不是有规定不许说这个字，而是人人都知道，谁都没有家。
家，是我们生活以外的东西，说“回家”，像是在吹牛。
——摘自本书
“幼年兵式的老兵”，如今在台湾称为“外省第一代”嫌小，称“第二代”嫌老，称“一代半”，自己听了都好笑。我们好像这部时代机器中错了位的螺丝，从小到老，都觉得荒谬。
——摘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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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此稿作者桑老先生是“台湾老兵”，这是对一个时代的一批人之特定称呼。再向前，向60年前回溯，则他们是“娃娃兵”，国民党从沿海地区败退时带去的小壮丁，那时桑先生12岁，他的老家在宁波的舟山群岛。
在台岛，小兵桑先生沦落为乞丐，九死一生，后为军人、报人，成为台湾知名文化人，坚定的统一派。
人生半百，他回到故乡，别梦依稀旧逝川。耄耋之年，他人生的片断清晰地呈现于纸上，使我们看到过往的时间和生命的痕迹。
此稿也是龙应台在做台湾老兵调查时鼓励作者动笔的，因龙先生的父辈亦属台湾老兵。此段历史如再不去打捞，将会抱愧大陆两岸。
该书稿极为珍贵，一手史料，珍贵老照片，在制作上倾注心血，当是一本高品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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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桑品载，台湾作家、记者、时评作者、资深新闻人，原籍浙江定海。1938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定
海区外螺头。1950年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只身随军赴台，时年仅12岁，曾流浪街头，随后成为幼年兵。1959年从政工干部学校毕业而为少尉军官。在军中即从事文学写作，作品发表于台湾各大报副刊及文学性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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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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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老了！（自序）1
小孩老头一张面孔1
幼年兵1
离 家5
流 浪22
我当了娃娃兵29
少年队35
幼年兵营49
幼年兵总队70
相见时难别也难85
一张照片的故事98
阿兵哥讨老婆111
一只爱吃辣的狗126
老刘要回家137
向往一次战争147
附录
台湾冷吗？——1988那年深秋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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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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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兵
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陆军部队里有一群娃娃兵。
娃娃兵的形成，大致因以下状况：
第一种，父兄或长辈是官兵，他们混在部队里一起生活。
第二种，在战火中与家人失散，遇到好心军人，被收留在部队里。
第三种，父母将儿子托付给认识的军人，辗转来到台湾。
那时，国民党军队因屡战屡败，士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空缺”严重且普遍。如一个连，名单上的人数是一百二十多人，实际也许只有其三分之二。但部队长不敢上报实情，因怕受到处分。上面不是不知道，却不查，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部队在哪里。于是粮饷照发，“空缺”变成了“吃空缺”。
聪明的大小部队长，为了使名单好看些，把娃娃兵的名字写入军册里。只需把年龄改一改，譬如将10岁变20岁，将12岁变22岁。如果其父亲就是营长、连长，十来岁就补名成为“兵王”上士的也有。
不过，既然补上了名，吃粮拿饷，多少派些活干。当传令兵或者勤务兵，跑腿送公文，为长官买烟买酒，这是多数娃娃兵的工作内容。
国民党到了台湾，为的是“反攻大陆”，部队得加紧训练。孙立人将军受命练兵，职衔为“陆军训练司令官”，官阶中将。他在南台湾的凤山设立“第四军官训练班”，附设士官训练班，又将早先在上海、北京等地招募来的知识青年编组成“入伍生教道总队”，共三个团，一起驻在凤山。官、士、兵连成一线，后来被他的军系对手称为“孙立人的部队”。
还有一群女兵，驻在离凤山不远的屏东县，单位名称叫“女青年工作大队”，有两百多人。她们也是孙立人在大陆招募来的。
孙立人到陆军各部视察，发现了娃娃兵。娃娃兵身高不及三零步枪挂上刺刀，一颗炮弹扛不动，训练时体力不支，成为部队的累赘。把他们撵出去，又于心不忍，万一他们的父兄闹起情绪来，还会出现小兵变。唯一的法子，就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另成单位。
入伍生总队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本来就是“幼年兵连”。1950年夏天，该连在一次实弹射击训练时，发生枪榴弹爆炸，死伤十多人。连长、排长被撤职查办，上级来视察，发觉幼年兵里有些个儿蛮高，体力不错，便选出一些去正式当兵，留下来的，只剩两个排，等待补充。
命令说，16岁以下的都得到入伍生总队报到。为什么定位在16岁？因为17岁就可以当兵了。命令的岁数设有上限，但没设下限，因此不知道会“下”到什么程度。结果出现了一个只有6岁的，他叫郭天喜，东北人。
各部队娃娃兵先以师为单位集中，再造好名册向凤山报到。于是“幼年兵连”扩充为“幼年兵营”，仍属入伍生总队第一团第三营，分别是第九连、第十连、第十一连。
第十一连，就是原来的幼年兵连，他们只剩两个排了，便补两个排进去。原来的为第一排、第二排，后去的是第三排、第四排。新去的年纪略小，私下称第一、二排为“老幼年兵”。
孙立人获得情报，据说娃娃兵并没有被“搜”干净，原因是，他们的父兄或长辈舍不得他们离开自己。就这么一个命根子了，要吃苦大家一起吃，每天能看到儿子，说说儿子，简直就是活着的最大意义。上级来查，把他藏起来，部队长不是不知道，只是大家老兄弟了，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看见。
孙立人闻讯光火，下达严令，没来报到的，部队长以抗命论处。
这下留不住了，部队长好说歹说劝娃娃的父兄们把孩子交出来。很好的一个理由是，孩子到了那里有人管、有书读，混在部队总归不会有出息。
命令生效，大批娃娃兵来到，加上原来的幼年兵营，人数达一千三百多人，足足可编成一个团。
但没有称“幼年兵团”，而是称“幼年兵总队”。取消营、连番号，改为大队、中队。共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包括三个中队。幼年兵总队脱离入伍生总队，直属陆军总部。
营房不够，便从凤山移驻台南。台南有座建好不久的营房，叫“胜利营房”，营房直线排列，一队一营房，最前面是总队部，最后是第九中队。大操场在左边，右边挨个儿是各队的厨房。围墙是土砌的，还没完成，后来由幼年兵用自己的脸盆端土填高打实。忙了好一阵子。
操场的围墙外是台南工学院，就是现在的成功大学。总队部正门的马路对面是另一个营区，叫“旭顶营房”。作家朱西宁在那里做绘图官，多年前他写过一篇文章，说常在夜里听到马路对面传来幼年兵挨打的尖锐哭声。
多少年以后，孙立人向人说出了他关于成立“幼年兵总队”的想法——授以这个年龄该有的知识教育，同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等长大后，进军校，成为一名好军官。
他的想法却未必是别人的想法。孙立人在军系里格格不入是公开的秘密，说透了，是他书读得太多。他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后来又进入美国弗吉尼亚军校。而国民党里的“黄埔体系”靠枪杆子打天下，孙立人说的话，常常让人“听不懂”。
更糟糕的是，他会说英文。那时台湾还有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少将是他军校学弟，见到他得敬礼。蔡斯对台湾要做什么事，常先和孙立人商量，两人关起门来叽里咕噜说洋话，益发使人起疑心。
还有一层，那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据说是孙立人在弗吉尼亚时的区队长。后来美国档案解密证明，艾森豪威尔曾通过蔡斯劝说孙立人担任西太平洋区联军司令。这个意思是，蒋介石得听命于他了。
孙立人没有接受这个职位，老蒋的欣慰可以想见，这大概是为什么1956年爆发“孙立人通匪案”后，蒋介石只软禁他，而没有枪毙他的深层因素。
这个案子一言以蔽之，就是排除异己。由黄埔军结合蒋经国的政工体系，弄出来一个“郭廷亮匪谍案”。郭曾担任过孙立人的随从，他在严刑拷打下，在一份“孙立人通匪”的文书上以证人身份签了名。“匪”者，中国共产党也。“匪谍”在台湾那个年代是唯一以死刑论处的罪名。
孙立人从陆军总司令位置上被拉下，调任无军权的参军长。这之前，“孙立人的部队”悉数遭瓦解，入伍生总队分到蒋纬国任司令的装甲兵一、二师，女青年工作大队星散到各部队，幼年兵总队解散。
幼年兵总队从1951年起成立，到1953年解散，彼此相聚时间不足两年。
幼年兵本来就是“兵”，穿军服，出军操，有阶级，有薪饷，只不过那些在原部队当上士、中士的降级而为“二等兵”。解散了，年龄长了两岁，就当然更是兵。一千三百多人分配到三个地方：最多的一群七百余人，去学驾驶，学成后派到各单位当驾驶兵。有几十个人经过特别挑选，身体棒的，模样端庄的，到蒋介石官邸当“外卫”，也就是卫兵，不过是离蒋介石身体最远的。另有两百多人，年纪最小的，送到政工干部学校。“教导大队”专门为这些“兵”而成立，分两个中队。他们基本上接受文学校教育，但还是得“允文允武”受军事训练。
从此，“幼年兵”称呼消失了。到政工干校的那一批，称为“学兵”。先经过学力测验，最高是初中一年级，甲级班，依次而下，至辛级班。小学之所以有七个班级，有其缘故，这是后话。
幼年兵解散了，但是其“幼”如故。那之后，大家得学着怎么活下去，活好一点儿。
离?家
我就是幼年兵。在我成为幼年兵之前，是流落在基隆港的一个小乞丐。
这个故事，得从1950年国军撤离舟山说起。
那年，我12岁。
国民党军队在舟山陆续出现，人数越来越多，和当时国共内战形势有关。即是：共军步步进逼，国军节节败退，到1949年，舟山是国民党在大陆少数的控制区之一，据国民党的说法，军队有十三万人。
军队有的是整批开到，有的是打了败仗的散兵游勇来投靠，还有公务员和眷属。一剎时，各种腔调的中国话同时出现，向来落后但平静的舟山群岛，像一锅烧开了的粥，热闹得沸腾。
我家在乡下，村子有个很怪的名字，叫“洋螺村”。住屋疏落，东海的水在村前流荡，海中有错落的小岛。父亲说，从门口望去不远的一个小岛叫馒头山，有一半是我们家的。不过，我从没有上去过，那里没一户人家，没什么好玩的。
祖父已逝，祖母是一家之主，她长年吃素。记忆里的她几乎都把自己关在房里念经，很难得和我们说上几句话，难得的话大半是在骂人。多年后才稍稍理解，她并不快乐——我的父亲是从小抱来的养子，母亲是童养媳，这是因为祖母只生了两个女儿，没生儿子的缘故。
而且，她的长女——我的大姑年轻时违逆父命，执意要嫁给自己选中的男人，祖父一怒之下，断绝往来。后来姐姐跟我说，大姑个性倔强，也怄了气，不来往就不来往。祖父死时她没出现，祖父死后祖母向她招手，也被拒绝。所以祖母常去二姑家，二姑嫁到王家，那个村子全姓王，村名就叫“登头王”。
我离开舟山那天，她就在二姑家。
那是个大日子，有一个连进驻洋螺村，每家门窗紧闭，当然还是可以看见外面，事后大家也都承认在看。我爬上八仙桌，半张脸贴在白纸窗上向外张望，看见大约六七十个军人，前面的骑马，后面的走路，很累的样子，有的把长枪当扁担似的扛在肩上，有的当扫帚，拖着走。
他们进入文公庙，那是我家隔壁的隔壁，是我和姐姐、哥哥读书的地方，老师姓张。后来改成“文公国民小学”，老师还是他。
我们家有两艘大船、两艘舢板，十二亩田。田租给别人，父亲是个小船主，不过自己也出海捕鱼。渔获卖到厦门、上海。有一次他回来，给了母亲一锭一两重的金子，据说那是他最赚钱的一次。母亲忙不迭地把那块金子塞进谷仓里，不许小孩子看，不过，还是被我偷看到了。
几天后，我认识了连长，他姓萧。我早在注意他，因为他对兵讲话时一看就像是个官，很威风。他有马夫，有传令兵，出门时有人鞍前马后伺候。他骑的马最大最壮，棕色的，或许就因为它是连长坐骑，比别的马神气。他有根黑色的马鞭，有半只手臂长短，骑马时挥，走路时也挥，尽管他笑着，但总觉得他要打人。
我认识萧连长是一段奇怪的经历。
那天下午，村子里有一个男子经过文公庙，好奇之故吧，向里探望，庙门口的卫兵立刻用刺刀抵着他的背押进庙里，接着传来鞭打声和男子的叫喊声。不久，男子被踢出庙门。因为赤膊的缘故，他的脸上、身上都在流血。他跌跌撞撞往前行，我正躲在大门后看他，他也看到了我。
想不到当兵的还不放过他，有两个人从庙里各提着枪冲出来，一面高喊：“站住！”
他却还往前走，这缘故我明白，他听不懂“国语”。军队没来之前，舟山人只会说舟山话和宁波话，有去过上海的，会说几句上海话，别的话，没人说，也没人懂。
当兵的立刻把他捉住，一个兵粗声问：“叫你站住，你为什么还跑？”说着，送上一个耳光。
那男子一脸茫然，又惊又怕。我突然发现，我听得懂那兵说的话，张老师教“国语”时，会用“国语话”和舟山话对照。我没胆走上去，双手抓着门框，只是小声地说：“他听不懂国语啦！”
这下不得了，两个兵立刻走向我，几乎是异口同声：“你会说国语？”
这时，又有几个军人走过来，其中一个就是萧连长。
一个兵说：“报告连长，这小孩会说国语！”
萧连长歪头看我，笑眯眯，很客气：“你会说国语？再说句给我听听。”
“说什么？”
官兵大笑，多么高兴，多么得意的样子。当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开心，后来知道了，当兵的说，他们说的话老百姓听不懂，老百姓说的话他们听不懂，快憋死了！
就因为我会说国语，往后我可以随意进出文公庙，为官兵当翻译，声名大噪。
但因为会说国语，有一回我差点惹出大祸。
那天去二姑家，走在半路见到几个军人，我二百五似的居然主动向他们打招呼，说起国语来。他们立刻止步，严肃地凝视我，问：“你是不是舟山人？”
我说：“是呀！”
“那你怎么会说国语？”
看他们那样子，我害怕起来，正要转身离去，被他们抓住。
他们押我去见他们的连长，连长说出了缘故：“舟山有很多匪谍，外地来的，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匪谍”是什么意思，但想一定不是好东西，就摇头说不是。我说出我家住什么地方，忽然想到萧连长，说出了他的名字。
萧连长成了我的救星，原来这位连长认识他。他立刻摇电话向萧连长求证，我还和萧连长说了几句话，这才被放了出来。
萧连长渐渐和我们全家都熟了，奇怪的是祖母居然也喜欢他，好几次叫母亲烧几道菜，请他来家里喝酒吃饭。
萧连长常夸赞我，说这么聪明的孩子，在舟山这种小地方可惜了。
国军要从舟山撤退的行动极为机密，查阅国防部军史记载，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鉴于舟山离台湾太远，而且舟山群岛部分岛屿已被共军占领，台湾鞭长莫及，失去舟山势所难免。为了“拳头收起来，打出去才有力量”，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行动从5月13日晚间开始，到16日撤退完毕。这期间，全面戒严，老百姓得守在家里，不许外出。
同时，军队开始抓壮丁。当兵的持枪冲进百姓家，见有男丁，捉了就走。怕他们逃走，双手反绑，人多就用根长绳像串粽子似的串成一列，个别的，用枪押着走。
一天夜里，刚吃过晚饭，萧连长忽然出现。那时家里大人只有妈妈，小孩是姐姐、两个妹妹和我。祖母在二姑家，父亲出海捕鱼去了，哥哥在城里读初一住校。
萧连长对母亲说，他想带我去台湾。
母亲居然答应了。
她大字不识一个，除了舟山，没去过别的地方。把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她怎么会答应？
这个答案，终我一生，不能从她口中听到。两岸相互封锁达近四十年，她在我走后十六年得水肿病去世。1988年返乡探亲，首先见到嫁到上海的姐姐，她也只是揣测，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留在舟山，一个送去台湾，符合“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分散风险理论。
但母亲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在城里读书的大儿子，就是我的哥哥桑世载，已成为国军抓壮丁的猎物之一。荒谬的是，兄弟俩坐同一艘军舰到台湾，过了好几年才相逢。
父亲因为出海在外，幸免被抓。他回来发现两个儿子全没了，用扁担打我母亲。不止打一次，以后想起来一生气就打。
后来母亲死于上海，临终前几天，只要醒着就哭。姐姐说，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只要看到儿子一面，病就好了……”
母亲为我整理行囊，一套衣服、一双布鞋，弄好了，又翻开检查，再用一块大花布包起来。又从床头柜里取出二十二块银元和几根细金条，银元叠成一摞，碰撞时叮叮响。她剪破自己穿的夹袄下摆，用手量一量银元叠起来的高度，再比出要用多少布，量好了，把金条贴在银元两边，就找出针线缝成一褂，小心地塞进花布包里。
她一面做一面哭，先哭得很小声，泣泣泣泣，渐渐声音大了，呜呜呜呜……
在哭的间隙里，她说：“戏文里唱的‘男儿志气在四方’，你出去以后，要有志气。”
一切就绪了，她把我拉进怀里，紧紧抱着，下腭抵着我的头顶，来回轻轻摩擦。
“男儿志气在四方……男儿志气在四方。”她说了很多遍，就这么一句。
看到母亲这样，我当然是难过的，也落了眼泪。不过，我也是兴奋的，因为，我要去台湾了，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台湾，这名字我听当兵的说过，说那里的香蕉又大又香又甜，好吃得不得了。香蕉我吃过一次，不知哪位亲戚从外地带来的，两根手指那么粗，甜里带酸。
我会去台湾多久？端午节以前大概回不来，中秋节总可以了吧，绝不可能在那里过年的。
萧连长没有来，他派一个兵来，我认识的。他站在夜色浓浓的门外，有些不耐烦地喊了我名字两次。母亲说，好啦，好啦，一面把花布包挂在我肩上，牵着我的手出门。
母亲四处张望，轻轻说：“萧连长呢？”说的是舟山话，那个兵听不懂。母亲似乎不放心把我交给那个兵，拉着我，走向文公庙。
文公庙里灯影摇曳，人影杂沓，连里的兵有些本来住在祠堂和百姓家，现在集中了，走来走去，显得十分拥挤。
大家都认识，所以没人拦阻我们，却也不理我们。
母亲不知问谁：“萧连长呢？”
我用国语把话翻译出来。
有个排长走过来，也是我认识的。他说：“萧连长去营部了，他交代过，你儿子跟我们走。”
我又把话翻译给母亲。母亲有些不安，握着我的手，一忽儿紧，一忽儿松。终于放手了，轻轻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我走向那位排长。
母亲没哭，缓缓转身离去。但出庙门后不久，传来了她的大哭声。
那哭声，成为我终生的梦魇。
萧连长回到文公庙时，已是午夜。热了一整天，天气渐渐凉爽下来了。我早就困了，靠着墙角，抱着布包睡去。
我是被萧连长推醒的，他的传令兵提着一盏灯站在他身后半步处，还有两个人也站在他身边，那是张老师和他的儿子张坤。
张坤和我是同学，长我一岁，文公庙里读私塾，有他就有我，当然也有他的父亲张老师。
他像个女孩子，安安静静的，话不多，总觉得他有什么病似的，小孩子爱玩的滚铁环、踢毽子、山上抓蛇、河里捉泥鳅、海滩挖螃蟹，他向来不参加。
张老师40来岁，教私塾、教国语，都是用唱的。唱时摇头摆身，头摇成圆圈，肩则左右摆动。他严格要求我们读书都得这样，他说这样读书才不会忘记。
原来萧连长也要带他们去台湾。他拍拍我肩上的布包说：“和张老师走在一起，别走丟了。东西要看好。”
队伍在哨音中出发。萧连长和几位做官的骑马走在前面，我们三个老百姓和伙夫走在最后面。伙夫也是三个人，有的挑担，有的扛米，还有个人把一个大铁锅放在一个有轮子的木架上，推着走。
沿着海边前进，浪好像也困了，没精神地拍着沙滩。月亮很亮，很圆，月光映在水里，看得很清楚。星星不多，在天空中眨眼睛。
出庙门时我还很有精神，走没多久，瞌睡虫就找上我，头昏了，眼睛闭上了，不过脚还是在走。
这么硬撑着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挺不住，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跌倒了。
有人把我扶起来，是那个推铁锅的伙夫，我看到张坤坐在那个大铁锅里，怀里也抱着个布包，正睡得香。
我觉得不平，却不敢说出来。后来知道，有此优遇，张老师是花了钱的。
我一路走，一路跌倒爬起不知多少回。渐渐好像习惯了，头睡着了，脚还可以走路。
队伍忽然停了下来，脚一停，我就醒了。以为到了上船的地方，却又不像，因为我们正在一个村子里，这村子我来过很多次，夹在两座山之间，并没有码头。
我走出一身汗，身体痒痒的，好难受。正找到一块石头坐下，忽见山坳出现几支火把，火把照出一群人，向我们走来。走近了，见到有十几个军人用枪押着比他们人数略多的老百姓，都是男子，被绑着双手，这大概就是被抓到的壮丁了。
为首的和萧连长说话，我尖起耳朵听，听出个大概——果然是捉了一群壮丁，上头命令他们和萧连长这个连会合，一起去码头。
我听到一个押壮丁的兵说：“他妈的，有个家伙弄不清这是什么辰光，还在今天结婚哩。花轿倒讲究，四人抬的，新郎在前面一个亭子里等接轿，刚好被我们碰着了，男的全抓，新郎官、轿夫没一个跑掉。”
“那新娘呢？轿子里总有新娘吧？”
“有啊，戴着红盖巾，穿着大红袍。男人抓走了，轿子被踹倒了，她哭得可凶呢！谁理她！”
我悄悄向前面走了几步，是想听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忽然，有两个壮丁向右方拔脚狂奔，那里是麦田，这季节麦子还没我人高，青色的，田边种了大白菜，黑黝黝的，看不清大小。
“开枪！妈的，敢跑！”
有几个押壮丁的兵一面追，一面开枪。砰砰砰，那两人手还绑着呢，硬不回头，听到“啊”的一声叫，有一个倒下了。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为首的双手挥舞，他自己却没去追人。
其余的壮丁吓成一团，再没人敢动。
“算了吧，”萧连长说，“算了吧！”
“丢人！真他妈的丢人！”为首的狠狠吐口口水，这就算了。
我有点不明白——萧连长的这个连，怎么没抓壮丁呢？也不去追那个逃跑的壮丁呢？
目的地终于到了，天也快亮了。
这里是个港口，左右两边各有一座小山，码头是用石板铺的，两座山像两只张开的手臂，把码头抱在怀里。
有些部队比我们先到，在码头四周找地方坐下，后来的，前面没地方坐了，就挨着向后坐。我们运气不错，看见一个蛮大的斜坡连着沙滩，萧连长骑着他的棕色马，围绕着他的连队打招呼，叫大家坐下。
我和张老师、张坤还是在部队后面，我挨着张坤坐。天已全亮，倒不困了，可是肚子饿了。
海上停了很多艘军舰，屁股吐着泡。甲板上有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在走动，我知道，那是海军。常有军舰在我家门外的海上驶过，会发出呜呜声。
部队越来越多，走来走去撞着人，就会互相吵骂，甚至打起来。我这个听得懂国语的人，竟听不懂他们说的一些话。这才发现，除了国语、舟山话、上海话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中国话”。
来了一支骑兵，有二十多匹马，但没人骑马，而是有人牵着。他们走在沙滩上，刚好在我面前经过。忽见萧连长的马夫和其他几个兵，把这个连的几匹马从队伍中牵了出来，其中也有萧连长的那匹棕马。
我还弄不清楚状况，便见有许多兵，有的牵一匹马，也有本事好的，牵着两三匹，都朝骑兵队的方向走去。身后有个声音说：“上级命令，杀马！”
因为有很多马经过的关系，部队有点乱，有人站起来走动，有人伸懒腰。我趁此乱局，弓着身走到萧连长那里。
他正低着头，听我叫他，抬头看我。我吓了一跳，他的脸好凶，像要杀人似的。但我向来不怕他，还是问：“你的马怎么被牵走了？说要杀马咧……”
“回去！回去坐好！”
我不听他的，只是离开他半步，站着，这里还可以看到马。
没错，果然要杀马了！
为何杀马？多少年后，才知道其中的缘故：舟山撤退，政府采取“焦土政策”。焦土，顾名思义，就是不留下好东西给敌人。有些东西“焦”不了，可以“焦”的，于人，是抓壮丁，估计人数为一万三千五百多，这些人正值青壮年，抓给自己用，不留下给敌人。杀马，是因为马匹运输困难，杀了，免得增强敌人军力。
杀马消息传出，引起了沙滩及坡地上的人一阵骚动。兵士们先用缰绳将马绑在树干上，缰绳另一端本就连着马的嘴套，它根本跑不掉。但海岸边树不多，有的还是小树，怕绑不住，便尽可能绑在几株大树上，一株树的四周绑上七八匹，马大、绳短，马头几乎着地，相互推挤，马鸣啸啸，被马蹄踢起的沙土，成为沙雾。
树还是不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挖坑。部队长下令，有圆锹和十字镐的出列，三五成群找地方挖洞。这得花很大功夫，因坑若太小容不下马身，得挖很大的才行。
这边厢坑还没挖好，那边厢已开枪杀绑在树上的马了。用的是机关枪，好几挺，射击手趴在地上，绕着树开枪，哒哒哒哒、砰砰砰砰，马鸣声被枪声掩住，尘烟未落，马已断魂。血流过泥土，流到海滩，成为黑色；浪起，将黑色的血吞进海里。
坑挖了好几个，约莫可以容得下一两匹马了，就七手八脚把马推进坑里。马叠着马，还在挣扎，机枪子弹、手榴弹，同时在坑洞里开花。
回头见到萧连长，才想起他的棕色马必然也死了！他还是原来那姿势，低着头，我不敢看他。
中午时分上船。正当涨潮，停在外海的军舰（那是登陆艇）正缓缓开近沙滩，吐泡泡的屁股上原来有个大铁门。门打开，斜斜落下，停在海水和沙滩边缘上。里面很大，黑黝黝的，那叫坦克舱。
有人抬来又长又宽的跳板，一端架在坦克舱口，另一端放在离水较远的沙滩上。踏着跳板，挨个儿上船。
据档案记载，舟山撤退使用船艇五十七艘，机帆船三十九艘，5月13日开始撤离，16日结束，撤出军民十四万八千人。
一个码头当然容不下几十艘船一字排开同时接人，作业状况大约是三艘船为一个梯次，达到能允许的容量，就离开码头。空下的位子，由另一艘船接替。防卫部官员在码头指挥，秩序良好。
轮到萧连长这个连上船时，已经下午。
早饭午饭都没吃，天又热，头脑昏昏沉沉。我抱着布包，拉着一个伙夫的衣角，踏板上船。
船上已有很多人，我们被分派在坦克舱中央稍前的位置。萧连长走来走去指挥大家坐定，舱里人声哄哄，枪炮碰着铁板铮铮作响，他说的话，没人听得见。
我还是挨着张老师、张坤坐，我困了，昏昏沉沉地睡去。不久被一阵机器转动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是坦克舱的门正缓缓关上，像一只摊开的手掌渐渐合成拳头。转动声停止，把阳光拒于门外，舱里只剩微弱的灯光，我们被包在黑暗里。
马达声持续，船却没动。我闷热得难受，之前就发现舱前有个铁梯，人上上下下；趁没人注意，我登梯上甲板。甲板上也坐满了人，除了军人，居然还有老百姓，而且有年轻女人。军人抱着枪，有躺有坐，老百姓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尽管头上顶着大太阳，但有海风吹，待在甲板上舒服多了。我趴在船边，马达激起小小浪花，轻轻拍打船身，几步外还有别的船，都还没启动。
忽然听到嘈杂声，看到从船头跑过来几个被抓的壮丁，他们被绑的绳子已解去，慌慌张张跑到船边后，就跳入海里。
有几个士兵拿着枪在他们身后追，骂着粗话。士兵追到他们落水处，就开枪朝海里打。有个人被打中了，血立刻喷出来，但他还向岸边游，不久就背朝上，想必是死了。
船终于起锚，天还没全黑时，我回到坦克舱。张老师说，刚才发过饼干，叫我去找特务长，看还有没有剩的。
特务长管粮饷，据说是官里最小的，不过再小也还是个官，官都坐在前面。
萧连长不轻不重地骂了我几句，叫特务长给我一包饼干。我饿得慌，一口就吃了好几片。
萧连长不时看看我，递过他的水壶：“慢慢吃，别一次吃完了，时间还长得很。”
我在军官区坐下，萧连长看着我一直背着的花布包问：“里面都是些什么？”
“衣服、鞋子，还有银元、金条。”
“小心保管好，回你位子去坐。”
我睡了一个好觉，先是歪着坐着睡，后来就挤出一个小范围躺了下来。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里，反正舱里的光景全一样。
有人晕船，呕吐，就吐在自己身边，一边吐一边骂人，因为别人吐的东西流到他身边；他也被骂，因为他吐的东西流到别人身边。渐渐，连骂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坐爸爸开的舢板去捞海蜇，浪大时，海水会攀上船，弄得人一身湿淋淋。即使这样，我也不会晕。
我从口袋里拿出没吃完的饼干，吃得卡滋卡滋响。那个一直都很照顾我的伙夫，斜坐在舱边，把半包饼干送给我：“你能吃，拿去吃。”原来他也晕船，吃不下。
这一来，我倒不愁吃的了，不时会有人拿饼干给我。也有人拿他水壶里的水给我喝。
这样浑浑噩噩不知过了多久，我正觉无聊时，萧连长来找我了。
他俯着半个身，小声说：“你说你布包里有银元和条子？”
我点点头。
“都还在吗？”
“在啊！”
“打开我看。”
布包我一直背着，没离开过身体。我从肩上取下，要打开结头，发觉绑得很死，手指头都弄痛了，还解不开。萧连长把布包拿过去，他也花了很大力气才解开。我暗暗怪母亲怎么绑得那么牢，害我丟脸。
那个放着金条银元的长条布包当然还在。萧连长拎了拎，没有声响，可见包得多么紧密。他从袋里取出小刀，把线割断，银元金子在我眼前闪闪发光。
“这我替你保管，”萧连长说，“船上人多，你又爱乱跑，小心被抢。”
我有些舍不得，不过萧连长是带我出来的，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大人了，他说的话，我当然得听。
他没有全拿去，把放在最上面的三个银元给了我：“这你留着，别乱花。”
船到基隆时，大约上午八点多。
当兵的一高兴，常常用粗话来表达。“妈的！”“他妈的！”骂声此起彼落，欢悦的心情在骂声中传递。
码头上有许多欢迎我们的人，大多是学生，男的，女的，有一块横额大红布上贴着金色的字：“基隆女中欢迎国军将士来台”。两个学生各一边举着竹竿，撑着那块大红布。海风吹得红布呼呼作响，那两个学生有点撑不住，身体随风摇摆。
他们的身后，有人吹喇叭，打鼓，有的摇着小旗。有个女学生在指挥，大家一起喊：“欢迎！欢迎！”“欢迎国军将士！”
我看得入神，乡巴佬一个，这场面还是第一次遇到，特别是，我是被欢迎的。
我沉醉在莫名的欢乐里，竟忘了应该回到坦克舱，因为，部队正要上岸。
部队是从坦克舱离船，舱里的，甲板上的，都依此途径。我看到甲板上的人向坦克舱移动，接着，我从高处向下望，见到有部队从船尾出来了，上岸了。我开始警觉起来了。
岸离码头不远处，停着一长排军车，车边贴着写了字的纸条：“二八七四部队”“登步部队师部连”“六十七军五十六师工兵营”……各部队在指挥下上车。
我赶快回去，但太挤，跑不快。我在人缝里插进又被推出，还挨骂：“小鬼，你干什么！”
满身大汗到了坦克舱，舱里尽是人，我个儿矮，只能看到人的后脑勺和屁股。我急得大喊：“萧连长！萧连长！”
“谁是萧连长？”终归还有好心人，这么问我。
“萧连长！就是萧连长！”我说出他的名字，但没有人认识他。
“什么部队的？”
“这我怎么知道！”
肯跟我说话的人也随着他的部队走了。我跟着走，哭了，哭着喊“萧连长！”
和上船时同样的跳板，架在船和码头之间。没人理我，但也没人挡我，走过跳板，脚踩上了陆地。
有几个跟我妈妈年纪差不多的女人，排成两列，给上岸的每人一个纸包，包上写着“中国妇女反共抗俄联合总会”几个字，包里有一根香蕉、一个面包。我也分到一包。
我站在码头四处张望，四处奔跑，我要找萧连长。但哪里还有萧连长？
上岸的部队找到分配到的军车，哨音此起彼落。车子一辆辆开走，人越来越少，终于，连欢迎我们的人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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