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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周恩来是20世纪举世公认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卓越领导人，他对促进中国进步的事业，也对促进世界人类进步的事业坚定忠诚，无私奉献；对工作勤勤恳恳，尽心尽力。他具有卓越的才智，高尚的思想境界和过人的领导艺术。他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决策关头纵横捭阖，力负重任，成为当时的中流砥柱。周恩来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起就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他与毛泽东等人一起艰苦奋斗建立了新中国，并长期担任国家重要领导人。他经历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可以说，周恩来“半个多世纪奋斗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的历史的一个缩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达26年，他有生之年负责组建了五届中央政府机构1949年10月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1954年9月组建第一届国务院，1959年4月组建第二届国务院，1965年1月组建第三届国务院，1975年1月组建第四届国务院，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不断地对中央行政机构做出调整。他亲手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努力推动和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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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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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全面考察了新中国中央行政体制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深入探讨了周恩来精心组建、调整和管理新中国第一至五届中央政府的过程。本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重点研究从新中国创建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中央政府筹组、运转和根据形势需要不断调整的风雨历程，以及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下部深入研究了周恩来在长期领导政府工作中形成的先进管理理念、科学的行政方式、独特的行政风格，以及杰出的人才观和廉政建设思想。本书对我们全面了解新中国中央行政体制的初创与沿革，传承周恩来卓越的管理思想与优秀的工作作风，对我们搞好今日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改革有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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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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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行，天津市人。早年求学于南开大学,曾获法学硕士、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全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已出版了《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改造》、《周恩来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等三部专著，主编了《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南开学者纵论周恩来》等三部论文集。在《新华文摘》、《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亚洲研究》、《南开学报》、《近代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学论丛》、《理论探讨》、《理论研究》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九十余篇，有多篇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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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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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部新中国中央政府的组建和调整
第一章 新中国第一届政府的创建
第一节 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开展
一、为筹建新中国安排民主人士到解放区
二、新政协会议早期各项筹备工作的启动
三、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
四、周恩来对建国纲领的思考和拟定
第二节 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成立
一、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
二、政务院的成立和内部机构设置
三、周恩来对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及特点
四、中央人民政府下辖政务院的二级政府体制分析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党政关系
一、中共执政初期在中央政府内的领导系统
二、新中国创建之初的党政关系与周恩来的主张
三、政务院党组系统的改组与党的领导的加强
四、党对政府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化
第二章 中央行政体制的运转和调整
第一节 政务院内部机构的建设与正式运转
一、政务会议制度的实行和基本工作条例的制定
二、政务院的编制审定与编制管理措施
三、政务院机构的局部调整与第一次精兵简政
第二节 周恩来领导下政务院工作的开展
一、指导建立新中国各级人民政权
二、领导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三、开拓新中国国防建设与外交的新局面
第三节 50年代初中央行政体制的初步调整
一、中央行政体制初步调整的原因和举措
二、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的成立与大行政区的撤销
三、中央人民政府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
四、新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变化
目 录0000新中国行政体制的初创第三章 第一届国务院的筹备和建立
第一节 一届人大召开前中央行政体制变化的酝酿
一、政务院向国务院改制的社会背景和原因
二、周恩来为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所做的准备
三、人大代表的普选和宪法起草工作的展开
第二节 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和第一部宪法的制定
一、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和国务院的成立
二、“五四宪法”对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设置的影响
三、对一届人大后中央政府体制变化的评析
第三节 第一届国务院的正式建立
一、周恩来与第一届国务院组织机构的设置
二、对第一届国务院部级以上干部选用的评析
三、对中央行政体制变化和周恩来作用的分析
第四章 50年代中后期的中央政府管理
第一节 中央政府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一、国务院工作制度的不断健全与规范
二、国务院的法规制定与监督工作的开展
三、增产节 约运动与中央行政机构的精简
第二节 50年代中后期国务院机构的调整
一、国务院机构变动的政治背景与主导因素
二、1955年至1956年国务院机构的调整和增加
三、1957年至1958年国务院机构的压缩与合并
第三节 二届人大的召开与第二届国务院的组成
一、二届人大召开前中央的简政放权与重新收权
二、第二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与两会机制的肇始
三、周恩来与第二届国务院的组成及其人事安排
第五章 60年代中前期政府机构的运转
第一节 60年代中前期政府机构的压缩与膨胀
一、周恩来与困难时期政府机构的精简与压缩
二、1963年后国务院机构的再度膨胀
三、60年代中前期国务院机构变动的社会背景分析
第二节 周恩来在严峻岁月中的行政建树
一、周恩来对极左政策的调整与竭力克服粮荒
二、周恩来对国防科技工业和“三线建设”的领导
三、中国工业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及试办托拉斯
四、周恩来与60年代中期的防灾救灾工作
五、周恩来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第三节 新一届国务院的组成及其变动
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
二、周恩来与第三届国务院的正式组成
三、周恩来与1965年国务院机构的变动
四、60年代中前期党政关系的变动趋势
第六章 “文革”对政体的冲击与周恩来的尽力维护
第一节 “文革”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冲击与破坏
一、“文革”时期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状况
二、“文革”对国家政治体制的冲击
三、“文革”对中央行政体制的破坏
第二节 周恩来尽力维持中央行政体制的运转
一、周恩来沉着应对异常艰难的政治处境
二、周恩来反对全面夺权，尽力保护各部门干部
三、周恩来尽力维护经济发展，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
第三节 中共十大前后政府功能的初步恢复
一、“林彪事件”后的整顿工作与中共十大召开的背景
二、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与新政治格局的形成
三、中共十大后新政治格局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第七章 周恩来晚年对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
第一节 周恩来艰难地组建生前最后一届中央政府
一、周恩来顶住“四人帮”干扰，抱病筹备四届人大
二、周恩来力荐邓小平，最后一次受命“组阁”
三、周恩来与毛泽东对中央行政领导的重新安排
四、周恩来筹建的第四届国务院组织结构分析
五、“七五宪法”对第四届国务院职权的限定
第二节 第一届国务院的运行及其调整
一、周恩来支持邓小平领导国务院开展全面整顿
二、整顿的初步成效及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三、周恩来顶住重压尽力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
四、周恩来逝世前后中央行政体制的再调整
第三节 周恩来晚年在政府管理中的特殊作用评析
一、周恩来组建的第五届政府对中国政局的深远影响
二、周恩来对形成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影响
三、周恩来晚年在政府管理方面的角色定位与特殊作用
下部周恩来政府管理思想与领导特色
第八章 周恩来与政府机构设置和各方关系协调
第一节 周恩来与政务院的机构设置和干部选用
一、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精干高效的政府机构
二、周恩来制定的干部选拔配备原则
三、政务院成立时期的干部配备和任用
第二节 周恩来与国务院的机构变迁和干部调整
一、周恩来对行政体制调整改革必要性的深刻认识
二、1954—1966年国务院机构的设置与调整
三、对“文革”前国务院组织结构调整变迁的分析
第三节 周恩来妥善协调政府与各方面的关系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二、妥善协调中央政府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关系
三、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调动两方面积极性
第九章 周恩来对干部的严格管理与廉政建设
第一节 制定和实施干部管理的各项规章 制度
一、领导制定政府组织通则和部门组织条例
二、建立各级政府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三、建立健全行政干部任免制度
四、规范机关干部日常行政工作制度
第二节 重视对干部队伍的教育和培训
一、周恩来对加强干部教育培训问题的总体思考
二、干部教育培训的具体方式方法
三、针对不同的干部群体做出不同的培训安排
第三节 重视行政监督，加强廉政建设
一、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过“五关”的问题
二、剖析官僚主义的表现，指出其根源和危害
三、阐明搞好党内民主是确保廉政的关键
四、重视行政监督制度建设，提高监察机构的功效
第十章 周恩来的科学管理理念与行政过程
第一节 周恩来的服务意识与科学行政理念
一、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二、以依法行政理念约束政府行政过程
三、以民主协商理念促进民主政治发展
四、以和谐行政理念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第二节 周恩来高超的行政决策方式
一、以人民利益作为行政决策的前提
二、坚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原则
三、坚持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原则
四、掌握行政决策的四个基本环节
第三节 周恩来独具特色的行政方法
一、日常行政中的五个基本环节 和四点要求
二、周恩来对复杂性和群体性事件的处理
三、周恩来对突发性事件的紧急处置
第十一章 周恩来的杰出领导才能与人才观
第一节 周恩来管理干部的特点
一、准确把握严宽相济的管理尺度
二、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
第二节 周恩来杰出的领导艺术
一、善抓中心，顾全大局
二、善于协调，求同存异
三、善抓时机，审时度势
四、善于引导，团结多数
五、善于定位，相忍为党
第三节 周恩来的人才观和对人才的保护
一、重视知识分子，善于发现和引进人才
二、积极培养和大胆使用人才
三、关心信任人才，乐于和知识分子交朋友
四、在危难时刻帮助和保护人才
第十二章 结论
第一节 周恩来在政府管理中反映出的优秀工作作风
一、实事求是的作风
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三、发扬民主和谦虚谨慎的作风
四、艰苦朴素和清正廉洁的作风
第二节 周恩来在政府管理中表现出的卓越行政风格
一、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二、办事认真细致，“举轻若重”
三、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基层
四、坚持统筹兼顾，深谋求稳
五、提倡依法治国，严格管理
第三节 周恩来政府管理思想与实践的现代启迪
一、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工作宗旨
二、权为民所用，正确合理地行使政府职能
三、从实际需要出发设置和调整中央行政机构
四、坚持干部选任和政府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五、加强监督，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反腐体系
附录周恩来与中国政治建设大事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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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恢复交通和修建铁路工作也取得明显的成效。到1950年，中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中断铁路交通十几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了起来。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虽设计很早，但到1949年迟迟未修，在周恩来的力主和支持下，该工程于1950年6月正式开工，到1952年7月1日筹划于晚清的成渝铁路终于建成。1952年9月，新建的天（水）兰（州）路也全线通车。与此同时，通往世界屋脊上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也于五十年代初开始修建。在三年恢复时期，周恩来批准用于交通运输建设的经费约17.7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26.7%。到1950年修复铁路14089公里，桥梁94.5公里，使原有的铁路基本畅通。随后中央政府大量投资修建新铁路，到1952年，建成3条新线，分别是来睦线（广西的来宾至睦南关）、成渝线（四川成都至重庆）、天兰线（甘肃的天水至兰州），总长1263公里。新建公路3846公里，1952年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8.07万公里增长到12.67万公里，增长56%。内河航运里程由1949年的7.36公里发展到1952年的9.5万公里，增长29%。当时中国第一大商港——塘沽新港工程，经过15个月的建设，也于1952年10月完成第一期工程并开港。
在农业、交通运输业恢复发展的同时，国家的电力、煤炭和钢铁等重工业建设也逐步恢复。1949至1952年，三年间周恩来批准用于重工业的投资21.6亿元，一部分投在了恢复与改造原有企业，一部分用在了新建电力、煤炭和钢铁企业中。三年中新建企业3300多个，其中大型企业占4%，生铁、煤、石油、锡等原材料、燃料的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
在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三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其中，工业总产值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1952年中国钢产量为134.9万吨，粮食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产量为2607万担。这一年，国家财政收人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0%上升为1952年的41.5%，其中现代工业的产值由
17%上升为26.6%。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26.4%，上升为1952年的35.5%
在周恩来领导下所有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时，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封锁和扼杀的政策。当时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毕竟还属于国内战争，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更重要的是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强有力的国防武装力量，随时应对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略。新中国创建初期周恩来既主持政务院的工作，还主持着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不得不用相当多的精力领导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
新中国建立前后，周恩来亲自参与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和其他特种兵的建设。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由周“召有关同志商酌”负责组建人民空军。周恩来接到信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筹建工作，他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抓了创办航校的工作，对人员的选调，经费的保证，飞机设备的配置以及油料的供应等，都亲自过问。空军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军种，周恩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确定了“先维修，后制造”的发展方针。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设同样凝聚了周恩来的心血。1949年8月，周恩来给华东军区海军题词，“为建设中国人民的海军而奋斗”。1950年4月海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同年7月，周恩来要求海军在支援朝鲜作战的基础上，研究一个三年建设计划，一面备战，一面从事长期建设。周恩来亲自审阅了海军制定的三年计划草案及后来提交的五年计划，并呈毛泽东审批后组织执行。他还多次视察海军，参加海军重要会议，为海军建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治疗，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新组建的中央政府竭力排除江青集团的干扰，坚决按照四届人大提出的任务，果断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为消除动乱，促进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不懈的努力。整顿取得显著成效，并且对中央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75年整顿的逐步开展和取得成功，凸显出周恩来对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良性政治效应。
从1975年2月开始，到这一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务院抓住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良好契机，对国民经济和各方面工作开展了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全面、深入的整顿。
从整顿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来看，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战略目标，不仅为1975年整顿奠定了基调和重心，也成为统率整顿的纲领。邓小平为首的国务院在领导整顿中，正是以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为号召，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并策略性的将其规定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总纲”。
从整顿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来看，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调整后形成的新一届政府，成为其后全面整顿的组织基础和保证，全面整顿也正是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下逐步推进的。其中，邓小平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重新回到中央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是整顿展开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最重要组织保证。
1954年至1966年间的国务院机构管理模式，可以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模式。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建立起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行政管理系统，党中央国务院成为国家经济运行的最高决策者和管理者。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二五计划”以及六十年代初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和大三线建设的开展均是在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下进行的。这种类型的政府有着超强的社会控制力和号召力，能够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国家经济上的大发展，而且努力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文化，提高了民众政治觉悟的总体水平，也增大了公民的政治热情和政府的凝聚力与公信力。在现代社会，国家机构的权威主要来自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备与人们的认同与支持。国家机构权威的形成是一个以执政党为中心的社会整合过程。同时，成功的社会整合也是国家行政制度走向完善与有效汲取社会资源的过程。因此，国家机构的变迁必须从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对社会进行回应，才能形成国家机关的制度性权威。我国在1954-1966年对中央政府机构设置的探索，具有明显的政党推动的特点，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皆发挥出积极引领作用。执政党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我国这一时期国家权力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而政府机构调整的最终目的是围绕着怎样有效地凝聚和动员社会力量一起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展开的。
当然，这一期间我国政府机构结构的调整也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政府各部门的设置是政府职能有效发挥的基本前提。设置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如何处理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与横向关系问题。1954至1966年间的我国中央政府机构设置的一个特色是，国务院各部、委中具有执行机关性质的部门和国务院的直属机构这两部分行政机关数量过大，对政府首脑的直接控制力要求亦大，从而需要设置副总理、国务委员这一管理层次，协助和分担总理的部分职责。与西方国家副职为补缺所设的虚职不同，我国的副职多为实职，而且人数较多，管理的面很宽，管理的内容过于具体。
此外，与西方国家政府部级机构设置相比，1954年至1966年间我国政府所设部委级机构明显过多、最多时曾达到81个，最少时亦有35个以上。而英国政府的核心内阁，由首相、枢密院长和主要大臣21位组成；法国政府由总理、经济财政和预算部长、掌玺和司法部长、环境部长等17位部长组成；德国联邦政府由联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联邦区域规划和发展部长、联邦粮食和农林部长等17位组成；日本政府机构则只有法务省、大藏省、通产省等11个省部组成；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的政府机构也仅有十几个部门。我国不但部委级机构设置较多，而且部下面设置的司局级机构也很多。多数部委设置的司局在10个以上，有的高达20个以上。各部、委、司、局职责难免交叉重叠，工作环节繁多，管理事项模糊，管了许多本不该管的事务。
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较早也较清醒地认识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所带来的弊端，他积极主张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对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和改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各级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皆有较大幅度的精简，工作成效也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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