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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电子工程学博士，法学博士，美国资深情报分析人员，新生代情报分析家代表，从事情报分析工作40余年。他先后担任美国空军电子战军官和情报官，中情局分析员和情报分析支持小组负责人；曾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参与“情报官课程”的开发和教学，后来还担任“情报界入门课程”的课程主管。目前，他是一位为美国情报界提供太空威胁分析的独立咨询师，还在一所大学的情报与安全学院担任教职。 目錄： 序言 第一部分 以目标为中心的情报分析 第一章 情报流程 第二章 情报问题的界定 第三章 对目标的分析方法 第四章 分析领域 第二部分 创建模型 第五章 情报模型概述 第六章 情报信息来源 第七章 评估和整理数据 第八章 搜集策略 第九章 拒止、欺骗与信号传送 第三部分 预测性分析 第十章 预测 第十一章 预测方法 第十二章 具备塑造性的力量 第十三章 组织分析 第十四章 技术分析与系统分析 第十五章 分析人员与用户 附录：两份《国家情报评估》的故事 致谢 英汉术语对照 译后记 內容試閱： 引言 最大的思想紊乱是相信人们想要相信的事情。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 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成功中学到的东西更多。正如本书序言指出的那样，我们从美国在本世纪出现的两大情报失误（“9·11”袭击和误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因此，本书开篇就概述一下我们为何失误。 一、我们为什么失误 需要提醒的是，情报失误并非美国所独有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上一世纪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某些失误进行回顾。 ·1941年的“巴巴罗萨行动”。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自己给自己充当起情报分析员，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非常蹩脚的分析员。他对与纳粹德国的战争毫无准备，虽然收到大量情报表明德国人正准备发动突然袭击，他却对此视而不见。告诉俄国人德国即将发动袭击的德国叛逃人员被视为挑拨离间者，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们被枪毙。当代号为“巴巴罗萨”的攻击于1941年6月22日发起之时，斯大林的将军们吃惊不已，他们在前方的各师陷入陷阱，遭遇灭顶之灾。 ·1942年的新加坡。13万装备精良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士兵向3.5万名疲惫不堪且装备不良的日本士兵投降，这是英国在军事上遭受的最重大失败之一。在滑向这场灾难的道路上，英国情报机构对其对手做了一连串的拙劣分析，如低估了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实力、断定日本人不会在丛林中使用坦克等。在将英国人赶出马来半岛并迫使其撤回新加坡的过程中，日军坦克被证实效率奇高。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据称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但是在1973年，以色列情报机构领导层与内阁结合太紧，经常充当内阁的政策顾问和信息评估人。在一定程度上，以色列过去的胜利也导致其狂妄自大和对以色列固有优势的自信。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是阻止其对手发动进攻的威慑力量。他们认为，埃及在发动进攻之前需要重建其空军力量，并与叙利亚结成联盟。在这种氛围中，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易于成为埃及欺骗行动的牺牲品，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一位情报军官准确预测了埃及即将发动攻击，但这份报告被其上司即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部首席情报官扣压。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埃及没有重建空军,并严守叙埃协议的机密，发动了突然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措手不及。虽然攻击最终被击退，但以色列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阿根廷想要英国交出其于1837年占领并在那里进行殖民统治的福克兰群岛。英国的战术是进行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而不放弃该岛。当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阿根廷企图入侵该岛，有报告说一支阿根廷海军特遣部队与一支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一起向福克兰群岛开进，但因为慑止或击退进攻将要付出高昂代价，英国外交部不愿意直面阿根廷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当时由外交部主管的拉美动态情报组（Latin America Current Intelligence Group）于1982年3月30日断定，阿根廷不会立即入侵。4月2日，阿根廷海军在福克兰群岛登陆并占领该岛，此事引发英国集结海军特遣部队并夺回了该岛。 这些例子和本书讨论的其他情报失误都不是因为没有搜集到情报。在这些案例中，情报都已经搜集到。情报失误有三个主题是共同的 1.不能共享信息 从珍珠港事件到“9·11”恐怖袭击，再到误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搜集人员和分析人员不能够或不愿意共享信息，已经成为情报失误反复出现的一个原因。 情报工作是一项团队活动。有效的团队需要的是凝聚力、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合作、共同的思维模式（Mental Models）和类似的知识结构——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信息的共享。没有这样一个共同流程，任何团队——尤其是必须处理当今复杂问题的跨学科团队——都将迅速解体。 然而，“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即“美国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能力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05年3月向总统提交了正式报告）发现分析人员不能作为一个团队进行工作。他们不能有效地共享信息。在美国情报界以及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情报机构，不能共享信息的根本原因依旧存在。 分享需要开放，但任何需要秘密行事的组织都会对开放感到头疼，因此经常拒绝开放。包括美国情报界在内的大部分政府情报机构，强调得更多的是保密而不是效率。对于产出劣质情报的惩罚比较温和。对于保密信息处理不当，当事人得到的惩罚则是情报生涯的终结。不进行信息共享确有合法理由，由于过分广泛地共享了搜集项目的细节情况，美国情报界有许多搜集“资产” 遭到损失。所以，在保护资产与行动高效之间保持平衡，归根结底是一种艺术。商业组织在情报分享方面更为高效，因为较之保密性，他们往往更注重效益。而且，他们损失关键情报来源的风险也比较低。 任何学科的专家都拥有信息优势，他们往往利用这种优势为自己的日常工作服务。情报搜集与分析人员也是如此。在情报机构的较低层，囤积信息或许还有保住工作的好处。在高层情报机构，垄断情报可能有助于保护本单位的预算。因此，拿出最少量的必要信息进行分享，既避免遭受批评，又保护了真正有价值的材料，这是一种自然倾向。任何一个官僚组织都有囤积信息的手段，而本书对其中最常见的部分进行讨论。 最后，情报搜集人员和分析人员都会发现，与世隔绝轻而易举。他们不愿意利用外单位的资源。沟通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从其他来源获取情报具有长期收益，但短期收益几乎很少。 总之，情报搜集人员、分析人员和情报机构隐藏信息的动机很多，共享信息的好处却很少。在共享的动机还没有超过隐藏的好处之前，这个问题有可能一直存在。 2.不能客观地分析所搜集的材料 ·在本书引言开头所引用的各个案例中，情报分析人员或国家领导人都被固定在一种思维模式之中,这是分析出现失误一以贯之的原因。我在前面引用了巴斯德的警示，他们恰恰落入了这一陷阱之中。他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事情就是如此。思维模式本身可以通过多种偏见（Bias）和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的形式表现出来，具体包括如下表现：种族中心主义偏见（Ethnocentric Bias）包括将自己的文化信仰与期望强加于人。这导致“镜像思维”（Mirror-Image）模式的产生，即以看待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他人，并导致这样的一种假定，即别人都会按照自己所定义的理性来进行“合理”行动。以色列人之所以没有预测到赎罪日战争，是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埃及人在没有进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动袭击并不理智。 ·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包括在分析中所表现的过度乐观或对不愉快选择的刻意避免。英国外交部之所以没有预测到阿根廷会入侵福克兰群岛，是因为尽管有情报表明入侵迫在眉睫，但外交部不想面对。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约瑟夫·斯大林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狭隘利益（Parochial Interests）导致组织的忠诚度或个人的日常工作影响了分析流程。 ·维持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es）使得分析人员以为事情将沿着直线发展。毕竟，最有把握的天气预报是“明天的天气将像今天一样”。英国情报军官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例子。1950年，该军官在服役47年之后退休。他回忆道：“对战争爆发进行可怕的预测，年复一年的不安与忧虑总是困扰着我。每次我都抵制这种不安与忧虑。我只误报过两次。”维持现状的偏见造成分析人员无法捕捉模式的变化。 ·提前做出结论（Premature Closure）。分析人员对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过早做出判断，然后就固执地捍卫最初的判断。这会导致分析人员（通常是在下意识的状态下）挑选支持自己所偏爱方案的证据，而拒绝接受与该方案相冲突的证据（或认为不重要而不予考虑）。 如果不进行质疑，所有这些思维模式就会产生糟糕的结论和劣质的情报。而且，正如“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分析人员经常以未经辩驳的假设来驱动自己的分析。 3.用户不能根据情报采取行动 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巴巴罗萨行动”和福克兰群岛事件中，情报用户不能理解或不能利用现有的情报。 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曾经这样半开玩笑地评论说：“没有什么政策失误，有的只是政策的成功和情报的失误。”这句评论虽然激怒了情报官员们，但应该将此理解为对采取行动的一种呼唤。当用户不能利用得到的情报时，情报分析人员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在分析过程中，分析人员也应该接受挑战，让用户参与其间，确保在用户必须采取行动时，这样的情报可考虑予以使用。 在本书中，我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情报分析人员“客观评估和了解客户、客户业务或领域”的极端重要性。本书第一部分阐述了一种合作性的、“以目标为中心”的情报分析方法。该方法要求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情报用户在内，都建立起紧密的工作关系，从而最清晰地了解用户需求、取得最有效的成果或产品。本书最后一章讨论了各种方法，确保用户在决策时考虑所有可获得的最佳情报。 情报分析人员常常不愿同决策者这种情报用户密切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曾试图远离其从事政策制定的情报用户，以避免自己在国家情报评估过程中丧失客观性。二者之间存在分隔，不利之处显而易见，因为情报分析针对的不是用户当前感兴趣的问题，情报对政策制定就变得不那么有用，这种做法的不利之处显而易见。20世纪70年代期间，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人员开始加强与决策者的接触。正如福克兰群岛之战和赎罪日战争这两个案例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密切接触也有风险，但在许多情况下，分析人员已经能够与决策者密切合作，在不丧失客观性的前提下，使得情报分析贴切中肯。 二、本书论述什么 本书是为情报分析人员撰写的，它提出了成功进行情报分析的流程——包括避免情报失误的三个主题。 研究表明，美国情报界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标准分析方法。大的情报界都由许多情报门类（Discipline）组成，每个门类都有自己的分析方法。而且，情报分析人员一般都会创造出一些专门方法，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这种个性化的分析方法（Approach）已经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分析手段（Method），其中美国情报分析人员采用的分析手段有160多种。 分析手段的扩散具有充分的理由。为了解决非常专门的问题，人们开发了各种方法，这些方法通常是某一学科所独有的，如经济分析方法或科技分析方法（它很可能拥有最多的解题方法）。例如，苏联解体后，那些一辈子从事计划经济分析的经济学家，突然面临自由市场价格和私有化问题。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种经济过渡的模式，分析人员必须从头做起，发明各种方法，以衡量俄罗斯私营经济的规模。 不过，所有的情报分析方法都来自一个基本流程。本书讨论的就是这个流程。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思路，即创建情报目标模型，从该模型中提取有用信息。这两个步骤——第一步称为综合，第二步叫做分析——构成了人们所称的情报分析。所有的分析人员都会自然而然地这样做。避免失误的关键是，情报分析人员应与信息搜集人员和情报用户共享这种模型。尽管不存在解决所有问题的统一方法，但基本的流程事实上是存在的。 也有各种标准的、广泛使用的方法。分析人员必须全部掌握它们，以便在解决情报问题时应用。它们可能包括模式分析（Pattern Analysis）、趋势预测（Trend Prediction）、文献评估（Literature Assessment）和统计分析（Statistical Analysis）等。本书从头到尾以分析原则的形式介绍了这些技巧。这些分析技巧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流程，便有助于避免此前讨论过的情报失误。 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指出，一名分析人员具有三个愿望：“知晓一切，得到信任和对政策施加积极影响。”本书不会培养出能够知晓一切的分析人员——这就是评估将继续存在的原因。但是，本书第一章至第十四章可帮助分析人员学会各种分析技巧，而第十五章则可帮助分析人员朝第二个和第三个愿望迈进。 三、小结 情报失误具有三个由来已久的共同主题： 搜集人员与分析人员不能共享信息。出色的情报工作需要团队行动和共享信息，但在庞大的情报机构中，大多数激励措施都是鼓励隐藏信息而不是共享信息。 分析人员不能对所搜集的材料进行客观分析。存在思维模式是这些失误的共同问题，偏见和先入之见妨碍了客观性。 用户不能根据情报采取行动。这不完全是用户的过错。分析人员有义务确保用户收到情报，而且完全理解情报。 本书讨论的是一个可以减少这种失误的情报流程。庞大的情报机构会开发出许多分析方法，用以处理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方法在基本分析流程中都行之有效：创建情报目标模型（综合），并从该模型中提取有用信息（分析）。成功来自情报分析人员与搜集人员和用户分享这种目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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