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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代难得的智者、仁者、勇者，
继翟秋白、赵元任之后的又一语言学家，以真实的人生阐述了学问是什么
《晚年所思2》
在晚年的时光里，这位大家——周有光和这个世界谈谈自己的回忆，回顾自己的百年
1、 见证新中国始终，勇敢又尖锐地提出自我对历史的认识。
2、 以知识为社会立言，揭秘“汉语拼音方案”的发展之路。
3、 接触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所行展示了一位大家的中正人格和精神气质。
4、 心态平和跨越两个世纪，戏称“上帝把我忘了”，谈及对生活的点滴态度。
5、一生爱情“两老无猜”，道中爱情的相处之道：“敬”与“爱”，讲述了与张允和的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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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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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所思2》是周有光先生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从学术和生活的角度，以平实的语言，有秩地回忆了对其一生有触发的、在其人生中占重要位置的人物和事件。通过周有光先生的娓娓道来，其人生的智慧和为人处事的人格精神又体现在其中，读他文章的过程，如与一位老者在谈心，是这个浮躁的时代中，一本值得品味的好书。看周有光先生的书，不仅看到的是他的人生，也看到了其他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还从侧面展现了整个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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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周有光
生于1906年，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后来成为他的号。生于中国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作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曾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沈从文是他的连襟。出版《百岁新稿》、《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周有光百岁口述》、《朝闻道集》和《晚年所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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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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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闲谈过往
百岁忆
怀念《拼音小报》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
回忆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
中小学生睡眠不足
伪科学和假教授
变阴暗为光明
大雁粪雨
我的离休生活
吟诵文化家史
我与那些民主人士
胡乔木同志和文字改革
林汉达先生和语文教育大众化
回忆五四运动请来的赛先生
怀念邹韬奋先生
孔子与柏拉图的理想国
巧遇空军英雄杜立德
日本文改的旗手村野辰雄
三老闲谈窗外事
我的生死观
回眸百年
第二辑：淡看世界
全球化和大同理想
西天佛国的新面貌
旅美狂想曲
美国归来话家常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全球化巡礼
两访新加坡
不丹王国的民主化
两大文明古国的经济起飞
地球缩小了，胸襟要开阔
全球化时代的华夏文化
小国崛起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中文在世界上的真实地位
中国有三宝
后资本主义的曙光
人类文化学发凡
第三辑：百年思索
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
人类文字的鸟瞰
传统宗教的现代意义
“求同存异”和“创新保旧”
漫谈“西化”
“衣食住行信”
从大同论到理想国
文化三变
吃的文化和文化的吃
两个层次的文化
字母跟着宗教走
丝绸之路和字母之路
九十而学儒
科学的一元性——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汉语拼音?文化津梁》序言
悲惨的生活画图向旧社会的宣战书
英语怎样扩大传播
从语言资源化说开来
台湾的语文改革
江河不择细流
第四辑：谈文论世
闲谈俄罗斯
汉语的今天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105岁从世界看中国
108岁从读书放谈中国和世界
厚今而不薄古
中国模式如此成功为何无人模仿？
笑谈世界民主化浪潮
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汉字风波”
华夏文化漫谈
“河东河西”与“双文化论”
人类文化的结构和运动
要重估一切价值
谈汉语拼音走向世界
让学生的兴趣自由生长
谈古典文字问题
百岁学人谈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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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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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忆
我们这一代青年
我们这一代青年有几个特点：当时并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但思想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都是宣传民主的。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之一。
他常常说：我们共产党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青年一代就是讨厌国民党的专制。我们这一代都是这样的思想。
蔡元培在坏的时代能做好事
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提出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蔡元培是我丈人的朋友。在苏州的时候，我见到蔡先生面。
晚清下来是军阀时代。后来是国民党、共产党。最自由的是军阀时代。军阀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军阀怎么会做好事情呢？那时候是民主制度，国会育，请蔡元培做教育部长，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军阀时代提出来的。
军阀不垄断整个政府。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让进步的人来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最坏的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胡适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
胡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国民党时期，他批评蒋介石。他劝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两个党就可以互相监督。我的老伴张允和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与我丈人都是安徽人。我的丈人办教育，请他提意见。
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
我认识爱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绍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何廉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对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吗？”我说：“当然愿意。”于是，我就去和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时，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
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卜舫济校长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卜舫济担任校长已经近四十年了，大家对他很尊重。但是，这一次（“五卅惨案”），我们学生去游行的时候，他阻拦我们，不让我们出校去。圣约翰大学及附属中学的学生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学生的行动得到中国老师们的支持。中国老师们和学生，排好队，拿了铺盖就离开学校。社会各界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后来办了一个光华大学。
与邹韬奋百乐门跳舞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同学。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
徐志摩家一层楼一个样
徐志摩是光华大学聘请来教文学的。他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所以经常在北京、上海飞来飞去，结果飞机掉下地，去世了。很可惜。
他家里我去过。他住在一个很普通的三层楼房上。第一层布置英国式，第二层布置中国式，第三层布置日本式。一层楼一个样子。
中国的白话文诗歌到徐志摩成熟了，小说到沈从文成熟了。他们两个标志着白话文的成熟。徐志摩了不起。
赵元任来信四年后才收到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锦熙先生他们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可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老舍喜欢讲乌龟王八的趣事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国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爱讲笑话，每个礼拜天到我家吃饭，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喜欢吃中国菜，我的老伴买菜自己做菜。
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欢讲乌龟故事，他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对他说，你老是讲乌龟，今天就不要讲了吧，你唱一个戏吧。老舍就唱戏，结果还是唱钓金龟。
小丁的“左倾幼稚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笼络许多党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参加政协，长驻重庆。周恩来每月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许涤新是经济学家。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所以周恩来一早跟我相熟了。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所以知识分子向左转。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抗日战争时期，漫画家丁聪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70岁的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陈毅的几句话，我一直记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他很好，很看重我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见解。在上海，与陈毅常常见面开会。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
陈毅很幽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几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他到非洲的摩洛哥去，摩洛哥国王请他吃饭。一个客人后面站一个人，叫调味师。国王讲笑话：我们每个人前面都有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调味，各人不一样。
与林汉达看守高梁地
五七干校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种了一大片高梁，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我和林汉达两人奉命看守高梁。
林汉达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年龄比我大。他七十多岁，我六十多岁。我们两人得到的命令是：要不停地到处去走，不允许我们站着不动，不允许聚在一起。连看守三天后，没有一个人影。十几里路以外都没有人家，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什么人管我们两个。所以，第四天，我们就聚在一起，还躺下来聊天。
我们聊的是语文大众化的问题，聊得很开心。
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我开玩笑：“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他大笑起来！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回答：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
他就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
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汉达笑着补充：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我问：“你查过词典了吗？”
他肯定地告诉我：“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多年后才加入。）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很令人钦佩！
我们聊了很多，很尽兴。傍晚了，我们走回去。林汉达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在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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