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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康熙大帝，一个在台面上文武双全、霸气十足的男人，靠什么率领庞大团队，干脆利索打开了一条通向强盛的王朝之路，缔造了一个当时最牛的世界强国？
康熙大帝在六十一年的卓越领导中，贯穿着这样两大主线——豪杰从来不打含糊牌，但会打出不同牌；只有自己站得稳，才能做大家的好榜样。他掌控权力，心中有数，稳稳当当，在一次次行动中表现出全新的领导理念、领导品质和领导作风，被誉为“最具睿智、最富霸气的千古一帝”！
当今越来越多的领导人物、商业领袖都在体察康熙大帝成功的奥秘：他身上具有的魅力、魄力、执行力究竟从何而来？他为何能把上下一摊子管理得井井有条？他为何能让大家扛起责任、做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些都值得每位领导者、管理者、经营者细细去品味、去操作。
康熙大帝的领导力之所以震撼人心，正在于他明白这条硬道理——霸气的领导者都一贯执行这样的行动哲学——“我什么时候都是我！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通俗讲，就是那种一肩挑天下、力拔山兮的男子汉气魄！
康熙这位8岁登基、69岁去世、在位61年的千古一帝，凭借着他过人的领导力，以登高望远、深谋远虑的架势，率领整个团队有序地做了七件响当当的大事，一步步开创了傲视天下的大格局、大场面。根子在哪儿？就在他独到的大气魄、大胆识、大志向、大谋略，充分显示出一股英雄豪气——霸气，与往古儒家王霸精神相贯通。
现在，不论什么地位的领导人、管理者及其他行业者，只要你吃透康熙大帝的领导课，都能活学活用，让你的团队生龙活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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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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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北大博士，知名历史、财经作家，主要从事历史、财经、管理等图书策划和创作，长于思考深度和现实结合，被誉为具有“穿透力的思想者”，在大陆、港澳台等地区很有影响。先后出版过《曾国藩最有影响的家书》、《胡雪岩最擅长的22个商道》、《王永庆传奇》、《在哈佛学不到的经商课》、《李嘉诚想的和你不一样》、《朱棣大帝》、《可怕的潮州商人》等30余部畅销书，累计发行量近20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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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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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一肩挑：抓好天下安稳的七件大事
凡成大事者都具有很多霸气，一肩挑起天下大任。天下事最大的关乎兴亡、安危，你不拿出真本事，就会留下严重后患。康熙对此很清楚，站的高，想的远，出手重，一生主要完成七件大事——除鳌拜、削三藩、收台湾、平噶尔丹、签《尼布楚条约》、治河道、兴农业（因内容安排，以下仅举前六件，第七件见第七章）。
1?攒足浑身劲，搬掉鳌拜这块绊脚石00
2?长痛不如短痛，果敢消除三藩大隐患00
3?绝不能丢掉领土，全力收复台湾0
4?殚精竭虑，解决噶尔丹等棘手问题0
5?注重大局面，与俄国缔结《尼布楚条约》0
6?治理黄、淮、浑等河，造福天下0
第二章布阵：强者从来不打含糊牌
布阵有大有小，关键看你是否能深谋远虑，还要看交手的能耐、架势、变化。康熙布阵的气魄大，想得深，看得远，针对不同的对象和问题，该硬则硬，该软则软，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先后打出不同的几种牌，让对手身心颤抖。他最厉害的是，把布阵当作了强项，随意自如，指哪儿打哪儿，功夫娴熟，就像一个老棋手闭着眼睛下盲棋，所以天下无敌手。不要说一两个，哪怕一堆对手都不在话下。
1?面对强敌，关键时候挥出几记重拳0
2?拿出有效措施，一步步制约对手0
3?抓住时机，靠剿抚并用平定四方0
4?忍耐有限度，该出手时就出手0
5?韬光养晦，制定兵民屯垦戍边的战略0
6?完善布防体系，把江山牢牢稳固住0
7?必要措施：安内才能攘外，保边在于安民0
8?周密部署，不打无准备的仗0
9?上策：发挥用仁政感召天下的力量0
10?必须亲自统辖军权0
第三章领导形象：自己站得住，才能做好榜样
怎样才能做好领导、大领导？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想过，而是想到了难以做到。康熙向来要求自己立身端正，严于律己，勤俭节约，不玩虚套套，把“实”字摆在首位。他坐得稳，站得直，有些私念的下属常常很紧张。这就是说：自己认真做好事情，不让身体歪倒，就是别人的好榜样。
1?打好成大事的基本功0
2?须比天下人经受更多的磨炼0
3?一方面勤政得人心，一方面从善如流0
4?能否纳谏，是考验合格政治家的关键0
5?治国理家匡世风的一种方法：倡廉禁赌说节俭0
6?节俭可以养廉，养廉才能政通而人和0
7?自己遵守尚节俭，以惜财用0
8?功德面前要找差距，荣誉涌来要不伸手
9?四法：求新知，尊科学，爱运动，养生健民
10?始终恪尽孝敬，做人而不做高高在上的神
11?想严以教子，正己才能正人
12?开胸襟：登泰山以大观小，重人生以小见大
13?光有理论，没有实践是不行的
14?诲人律己两点警示：谦受益，满招损
15?把持住自己，身正不怕影歪
16?遇过先责己，勿推诿下人
17?勤于政务，裁决必求至当
18?凡事亲身体验，内行做事最顺手
19?无时无刻不以民间疾苦为念
第四章动力法：激发下属浑身使不完的干劲
领导的本事不仅在自己干了多少活，还要带动大家一起战斗，形成一个心连心、手拉手的高效团队。康熙善谋大事、做大事，随便几下，就能让下属立马扛起责任，努力做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就叫作动力法则。
1?消弭矛盾，让大家平起平坐
2?与下属同乐，既可健身，又可鉴心
3?关键时身先士卒，能使疲兵劲增百倍
4?必要时御驾亲征，确保政策不走样
5?凡人都有失败教训，贵在知过能改
6?主张实施系统管理，正规胜于放任
7?让所有的人都有条不紊地动起来
8?允许下属发表意见，切忌一言堂
9?加强中央集权，及时重用立功官员
第五章人才是宝贝：做事的前提是要看清人、用准人
人才最宝贵，最值钱，古今如一。若没有人才团队，怎么可能对别人形成强大竞争力呢？充其量不过是一伙临时凑齐的稀松平常的散帮。康熙很重视选拔人才，委认重任，让这些堪大用的人才集团化，像雨后春笋，成为国家的一批批主力军。
1?眼亮：选出真正堪大用的人才来
2?善待文人学士，需要保护定国之才
3?求贤不拘一格，挂念他们的生活
4?鉴别人才要去伪存真，必须一条心
5?激活法：知人善任，审慎放权
6?选才重德操，这样的人靠得住
7?用人标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才居次
8?信任法之一：用人不置疑，王师定海疆
9?信任法之二：待之以诚，被用者必以德报之
10?信任法之三：投赞成票，等于给了必胜的力量
11?任用贤才，实施一劳永逸之计
12?不可靠之人，哪怕亲人也得舍弃
13?给良臣改过的机会
14?弄清楚原委，惩办办事不得力者
15?任用官员须应手得心，谨防有人打折扣
16?有勇还须有识，战场上需要全面素质
第六章制度化：决不允许有人玩把戏、越雷池
制度就是谁也不能违规的法则、条文、命令，约束言行，指导方向。康熙拿出一套套制度，摆在公案上，让大家遵守执行，绝不允许耍把戏，更不容忍越界越雷池，其中一项就是治吏，的确，这事关重大。
1?一要源清流洁，整顿吏治；二要宽容怀柔，善待属国
2?抓典型，治浮夸风气，开一朝务实之风
3?考察监督相结合，管好官，用好官
4?收拾积弊，需要针针见血
5?善辨忠奸，一定要做到大义分明
6?对下属，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威严
7?官员是否称职，放到灾难中去考察
8?怎样拿捏准风闻言事法
9?树榜样，勉励清廉官员
10?抓典型，重处贪官不留情面
11?打击贪赃枉法不手软
12?慧眼洞察忠奸，不许小人暗地里作祟
13?法外施一些仁怀，治罪多一些情理
第七章民事最大：让老百姓叫好，才是真正的好
“民”这个字，大如天地，是领导者心中最重的挂念之一。民情民心是杆秤，这个老话道出的至理就是，不顾民生，秤砣子就会失准，甚至没啥大用。康熙深知民心向背之道，一开始就把为民做事当作七件开国大事之一，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供民之所需，为其政权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1?轻车简从，出巡安民为大要
2?民情民心是一杆秤
3?爱民效果：赢得人心，事业持久
4?大兴农耕，可以稳定千里流民
5?减税免赋，民富是兴国的一项根本
6?民为国本，赈灾要不惜一切
7?确定赋税制度，不能不分青红皂白
8?征收赋税关键在政策公开，防止官员胡乱摊派
9?把“宽仁恤民”四字摆在心头
10?以恻隐为怀，心里惦记生灵安危
第八章文化建设不能丢，否则缺少精神根基
历代文化都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脉，就像血源、基因。文化一断，后果就严重了。这是个最基本的道理。康熙处理政务、行军打仗，都把文化建设摆到重要位置上，作为天下大治的工具之一。康熙饱学，所以爱文化、重文化、创文化，成了文化兴盛的助推器。
1?要想天下大治，必须重视文化发展
2?取长补短法：长我之尺为我所用，短我之寸理当弃之
3?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4?少些冤案：学术和政治不能搅在一起
5?文字狱并不是什么好事
第九章从多方面把“社会和谐”落到实处
社会要讲的东西很多，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但如何能保持和谐则是一个重大问题。不和谐，就会出现碰撞、撕扯、战斗，就没有太平日子了。康熙在社会和谐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作了重大贡献，施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不懈怠、不气馁。抓的点、面多了，就形成矛盾较少的局面，逐步和谐起来，为“康乾盛世”开了个好头。
1?保障之一：全身心地安定民心，发展经济是重点
2?保障之二：富民强兵发展经济，展界开海走向繁荣
3?良好的世风：靠法律制度的约束，靠道德文明的督促
4?法治替代人治，消弭民族矛盾
5?突破点：注重人伦教化，净化社会精神
6?重点之一：京城治安关天下，综合治理安人心
7?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解决治安问题
8?天下没有皆准的教条，适情而变才是正理
9?给天下百姓一个自由生息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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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肩挑：抓好天下安稳的七件大事
凡成大事者都具有很多霸气，一肩挑起天下大任。天下事最大的关乎兴亡、安危，你不拿出真本事，就会留下严重后患。康熙对此很清楚，站的高，想的远，出手重，一生主要完成七件大事———除鳌拜、削三藩、收台湾、平噶尔丹、签《尼布楚条约》、治河道、兴农业（案：因内容安排，以下仅举前六件，第七件见第七章）。
1?攒足浑身劲，搬掉鳌拜这块绊脚石
怎样扫清眼前障碍呢？这是对成大事者的一大挑战。康熙年少老成，做事不动声色，在玩笑进退间，从从容容除掉劲敌，使旁落的皇权归属皇帝。这等做法是需要大魄力的 , 鳌拜是康熙早年的四大辅臣之一，排位第四，但朝中大事往往是鳌拜说了算。按客观情理来说，鳌拜已是资深老臣，应予关心和保护，然而，康熙却要设计捕杀他，这要从康熙亲政伊始说起。
康熙继承皇位时仅有8岁，14岁亲政，初登政治舞台的少年皇帝即给世人显示了他不凡的智慧。他机智果断地清除了自己身边的一股邪恶势力，整顿了朝纲，在成功统治国家的政治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康熙的父亲顺治帝在死前遗诏四位辅政大臣帮助康熙治理朝政，尽管这四个人都宣誓过要“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结党羽，不受贿赂”等。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快就使誓言化为泡影，辅政大臣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私人势力，严重威胁到康熙王朝的政治前途，弄得不好，就会毁于乱世之中。
在四名辅臣中，索尼年老早死，苏克萨哈与鳌拜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遏必隆偏偏又追随鳌拜。其中最危险的人物就是鳌拜，他在辅臣中排在第四位，但他为人恃功自傲，盛气凌人。索尼一死，他便独揽辅臣大权，连年幼的康熙也不在他的眼里。鳌拜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安插心腹，随意打击迫害不合己意者，且不止一次罗列罪名害死朝廷大臣，就在康熙亲政的同时，鳌拜制造了冤杀辅臣苏克萨哈的事件。平时的朝中大事皆由他说了算数。他经常当着康熙的面呵斥大臣，而且稍不顺意，就在康熙面前大吵大闹。康熙知道，任其下去，早晚要闹出个大乱子来。当鳌拜提出要处死苏克萨哈时，康熙已清楚苏克萨哈是无辜受害者，于是坚不允请，鳌拜竟然“攘臂帝前，强奏累日”，直到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为止。
康熙亲政前就悉知鳌拜种种恶迹，他和孝庄皇太后都深深感到必须除掉这个擅权乱政的家伙，但鳌拜在朝中势力很大，尤其是长期以来，他在皇帝周围的重要职位上安插了不少亲戚子辈和心腹人物。比如其弟穆里玛是镶黄旗满洲都统、掌握军队，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兵部尚书噶诸哈、工部尚书马赛、一等侍卫阿南达等都是他的党羽。在这种情势下，要想除掉鳌拜就需要十分慎重，如没有万全之策，一着不慎就会使天下大乱。机智沉着的康熙一面策略地抵制鳌拜的狂妄作为，一面暗中进行最后动手的准备。
康熙五年（1666），有一次吏部官员开会议事。鳌拜的党羽阿思哈、泰必图按照鳌拜的意愿，提出在各省督抚衙门派官监视的意见，刚直的吏部侍郎冯溥反对这种做法，泰必图闻言当即勃然大怒，仗着鳌拜的势力起身扑过来，瞪眼挽袖就要殴打冯溥。冯溥毫不畏惧，从容地说：“现在是开会谈事，难道不许我有不同意见吗？况且谁对谁错也要有皇上决定，难道你就敢认定你对？”及至到了康熙面前，康熙坚定地肯定了冯溥，压下了鳌拜党羽的一点气焰。
康熙六年（1667）时，冯溥任左都御史，不久内阁有一份皇上亲批过的奏折，已经拿给中书科抄写，马上就要发出，这时鳌拜竟想要回来改动批语。冯溥断然制止了他，说：“奏本经过皇上批示即将发出，谁也不能再加改动。”鳌拜十分恼怒，设法要康熙治冯溥的罪，康熙却认为冯溥做得很公正，为此告诫鳌拜，今后草拟奏章须要谨慎认真。
为了抵制鳌拜滥施淫威，从而保护正直的官吏，在关键的时候，少年康熙也毫不客气地予以驳斥。康熙六年（1667），内宏文院侍读熊赐履曾上疏详陈政见，提到内臣者却有外臣之表。又说：“国家章程发度，其间有积重难返者，若不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认为更变，只知道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弊已潜倚晴伏于其中。”熊赐履意在指出鳌拜扰乱朝纲、培植个人势力的危害。鳌拜闻讯自然对此十分敏感，怒气冲冲地说：“这明明是揭发我！”接着便要康熙以妄言罪处治熊赐履，进而还让康熙下令禁止言官上书揭发坏人坏事。康熙看他太过分了，便冷冷地驳他说：“人家说他自己对治国的看法，关你什么事呢！”把咄咄逼人的鳌拜顶了回去。
康熙尽管有机会就抵制鳌拜的不规言行，但仍在表面上表现出对他十分尊重，用欲擒故纵手法，稳定住鳌拜。鳌拜处死了苏克萨哈之后，康熙不仅把鳌拜和遏必隆一同封为“太师”，对班布尔善、马赛也予晋升，照常重用。有一次鳌拜借口有病，好多天不上朝，有人说他在家密谋不轨，康熙立刻带领侍卫到鳌拜家看望。门卫刚要进去报告，却被康熙止住，他和侍卫径直来到鳌拜卧室。鳌拜见皇上突然来临，神色便不安起来。侍卫迅即走至鳌拜床前，掀开席子，只见一把锋利的钢刀闪闪发着寒光。鳌拜对此十分紧张，似乎要发作，不料康熙却笑着说：“刀不离身，是咱们满人的故俗，何足为怪？”康熙这轻松的话语，使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康熙回到宫中，立刻以棋为名召见索额图，研究铲除鳌拜的具体方案。索额图是已故辅臣索尼的次子、皇后的叔父，他是康熙除掉鳌拜的重要助手，原任侍卫，康熙七年（1668）改任吏部侍郎。康熙八年（1669）五月，忽然又自请除封解名号而效力左右，复为等侍卫。康熙加强了身边的保卫工作之后，有了自己的主动权。这时，动手的时机基本成熟了。
动手铲除鳌拜的行动计划非常巧妙有效。少年康熙准备得十分充分，表现了他的军事和政治智薏。康熙早就暗中挑选好一批年纪和自己相当、身体强壮、手脚利落的侍卫拜康阿等人，不过是天天在一起练习射鸟、摔跤。鳌拜等人出来进去都以为皇上年少、爱好武术、在一起玩玩而已，根本没有介意。谁知这群童子军就是康熙的特殊卫队，后来就成为正式的组织，名叫善扑营。
五月十六日是鳌拜入见皇帝的日子，行动的时刻到了。康熙先召集年轻的侍卫们，大声问道：“你们都是我的臣属和好朋友，然而，你们是服从我呢？还是听鳌拜的呢？”年轻的侍卫们齐声回答：“我们只服从皇上。”接着康熙列举鳌拜种种恶行，部署具体的行动步骤。一会儿，鳌拜进到宫里，康熙一声令下，一群年轻人抢上前去，用捕网把鳌拜兜翻在地，捆绑起来，投进了牢狱。狡诈强横的枭雄最终栽倒在少年手里。
接着，康熙公开宣布了鳌拜的二十条罪状，与此同时，在索额图的协助下，迅速清除了鳌拜和他的同党。
鳌拜这股邪恶的政治势力终于被年轻的康熙彻底清除，受迫害的文武官吏也都被平反昭雪。
对于康熙的少年老成，聪明机智，法国人白晋后来说了一番很到位的话：“这位皇帝虽然年轻，但是治理和决策方面所做的一切，却已像一位很老练的皇帝了。”
可以这么讲，正由于康熙的高度智慧和勤恳努力,除掉鳌拜、稳住了手中的权力，康熙的雄才大略也都一步步展现出来。
关于鳌拜其人，下面还有所涉及。
2?长痛不如短痛，果敢消除三藩大隐患
人们常说：“勇者必狠，智者必诈。”你要想成大事者，必登高而望远，处事果断，若犹犹豫豫、当断不断，必贻误战机。康熙治乱抓根本，针对“三藩”拥兵自重、权势日张、把持财源、鱼肉黎民、与清廷形成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康熙认为无德必亡、唯德必危。为此他说：“吴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瘤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因此，他断然决定撤藩，要坚决消除“三藩”大隐患。
（1）什么叫“三藩”
所谓“三藩”，即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当时，他们奉命南征、击败南明政权及农民军余部，曾为统一中原作过贡献。与此同时，他们的势力也随之恶性膨胀，至康熙年初，已发展成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危害国家统一的严重症结。
关于这一点，史书记载：“耿、尚二藩所属各十五佐领，绿旗兵备六、七千，丁口各二万。吴藩属五十三佐领，绿旗兵万有二千，丁口数万。”云南每年耗费最多时达九百余万两银子，平时也不下数百万。所以当时有“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之说。而且三藩分别专制一方，严重侵犯中央集权。吴三桂以功晋封亲王，总管云南、贵州两省的文武军民一切事务。他还委派部下亲信到他省任职，称为“西选”，“西选之官几满天下”。由于吴三桂散财结士，人人得其死力。“日练士马，利器械。水陆要冲，遍置私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子为额驸，朝政纤悉，旦夕飞报。诡称蒙古侵夺丽江、中甸地，及调兵往，又称寇遁，挟边防以自重。”耿继茂、尚可喜二人虽不如吴三桂那样飞扬跋扈，然亦“擅署置官吏”，垄断地方大权，各为一方之患。
吴三桂的可怕处，在于他“踞（朱）由榔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增廓崇丽；籍沐天波庄田为藩庄；假浚渠筑城为名，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厚自封殖”。他不仅占据明代名将沐氏全部庄田，又圈占明代卫所军田，将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变为自己的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的租税和徭役。此外还以放牧、狩猎等各种借口，强征人民土地，霸占其产业。
尚可喜、耿继茂二人也不是省油灯，他们二人早在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便攻占广州。二藩同驻一城，创设“总店”，征收苛捐杂税。或巧立名目不入正赋，或虽入正赋又加私抽之税目，均由“总店”征收，“大自盐铁，小及鸡豚，城市乡村，列坐抽剥，有司莫能法，百姓莫敢言”。“王庄之外有官庄焉，皆藩属也，占耕民田辄千百顷”。花山之东从化县，“有水南头，名曰王应，例免差徭。附近围堡与捕贼望风影射五十余围。额税遂之其半，合邑苦之”。所谓的王庄，也就是两位藩王圈占的庄田。王庄的发展，既侵欺国课，又加重当地人民负担。此外，两藩还兴建王府，竞相斗奢，广征材木，工役无度。
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曾任广东高要县的兵科给事的杨雍建上疏反映广东人民的苦难，“请移一藩于他省，俾害民苏息”。吏部议复此疏时认为：“藩王应约束弁兵，勿干预印官委署、累商害民，请旨饬禁。”然而顺治帝生怕触怒藩王，并未加以饬禁，仅仅解决了“两藩并镇”问题，将耿藩撤走，“改镇福建”。湖广道御史郝浴、四川道御史杨素蕴，也曾先后劾奏吴三桂拥兵观望、骄横跋扈，擅自题补官员等罪，但都因遭到三桂反噬而被流徙和解职，直到吴三桂反叛后才被重新起用。清廷的优容和迁就所酿成的“三藩”隐患，是康熙听政以来日夜悬念的大事，不得不考虑撤藩。
康熙亲政和擒拿鳌拜之后，认真学习历史典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三藩”不能与宋初的开国功臣相比，而是属于唐末藩镇之流，势在必除。因此，更加紧进行撤藩的准备。他整顿财政，筹措经费；扩编佐领，加强训练，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采取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措施、以争取民心等，都是准备工作的组成部分。此外，他还关心因反对吴三桂而遭到处罚的官员。康熙九年（1670），将因揭发三桂“阴谋不轨”而被判死刑候斩监禁的原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宏烈免死，遣戍广西梧州；康熙十年（1671），康熙东巡至奉天，又亲自召见了因劾奏吴三桂而被流徙尚阳堡的郝浴。郝浴向皇帝“具陈始末”使年仅十八岁的康熙听后为之动容，“慰劳良久”，深表同情。
不久，又有南明遗臣查如龙窜至云南、煽动吴三桂反叛朝廷。向吴三桂上血书说：“天下督抚提镇及帮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王，华人也，当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机杼在王，王若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一时也。”此人事泄被解京处死，从此朝廷对吴之怀疑更深。年轻的皇上运筹帷幄，决心已定。三藩必撤之势已成，只待有利时机。
（2）擒贼先擒王，明确主战场
在平叛战争中，康熙一向认定吴三桂是主要敌人，湖南是主要战场，他曾说：其他战场报捷“朕不为喜”，“吴三桂乃贼首，惟破岳州、澧州方可喜耳”。因此，他自平叛战争开始以来，就把主要精神投入到了湖南战场。
即便在处置陕西紧急事变中，康熙也始终在思考湖南问题，拟定一项新的作战方案，即改正面进攻为迂回包围。他认为，吴三桂长期占据岳、澧等地，主要军粮源于长沙、衡州，因而欲灭三桂，必攻长沙，断其饷道。
在给岳乐的谕旨中，他阐明了攻取长沙的重要意义：“一以断贼饷道，一以分贼兵势，一以扼广西咽喉，一以固江西门户。”而且认为，陕西发生叛乱，“川贼必通扬（来嘉）、洪（福）二贼，窥我郧襄，扰我南邓，侵我荆州后路，揆其大势，进兵湖南，断不容缓”。正缘于此，康熙十四年（1675）正月二十九日，康熙命岳乐“将江西要地速行整理，稍有就绪，即进取湖南”。
同年九月，湖广总督蔡毓荣也提出一项类似的作战方案，上疏康熙说：“若楚省大兵由荆、岳诸路进，而江省大兵亦由衰州诸路会期进攻，使贼三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则我兵之势合而贼兵之势分，一举而肤功立奏也。”而在此时，皇帝的方案早已下达，且论证远比总督蔡毓荣更为充分。可见康熙对前线情况了如指掌，并且有高明的战略思想。
果如康熙所料，吴三桂企图乘王辅臣之变进犯荆、襄。他留兵七万守长沙、醴陵、萍乡，以挡岳乐江西之师；又分兵七万，守岳、澧诸水口，扼荆、岳大兵咽喉，以拒江北之师；又潜分其众据彝陵东北之镇荆山，纠王会、杨来嘉、洪福等叛将掠谷城、郧城、均州、南漳，以逼襄阳，并通西北之师；而他亲赴位于荆州上游的松滋县，居中调度。康熙四处调兵，坚守荆襄，并命简亲王喇布带兵进驻江西，催促岳乐从江西进兵湖南。
岳乐于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攻占江西宜春后，又收复萍乡县，然后挥师西进，按照皇上意图进军湖南。至此，康熙已将六名大将军中的三名投入湖南战场。吴三桂了解此情，急忙调集十八名将军、十余万兵力，挑壕立桩，全力据守长沙。康熙早料到吴三桂将亲援长沙，而其岳、澧等处守军会减弱，所以立即布置，亲命荆、岳大将军等人“饬勒兵马，时加侦探，乘机进剿”。
然而，尚善与勒尔锦分别于三月初九和三月十八日渡江，之后进展非常迟缓。勒尔锦于三月二十九日再战太平街失利，便“退兵荆州”。因而失去一次进取的大好时机，迂回包围计划未能立即奏效。康熙事后惋惜地说：“若大兵数路并进，吴逆断无如许伪将贼兵，随处备设壕桩，以与大兵相抗，其灭亡可翘足而待矣。”
诸王、贝勒拥兵自重，踟蹰不前，贻误战机，严重影响尽快收复湖南计划的实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康熙在平定王辅臣之后，不以部落嫌隙度人，大胆破例任命署前锋统领穆占为实授都统，佩征南将军印，率精兵出征湖南。穆占是满洲正黄旗人，姓那拉氏，为叶赫贝勒锦台什的后代，初任侍卫兼佐领，后以功升授满洲副都统、署前锋统领。穆占身上有着叶赫那拉氏族勇敢善战的特征，自入陕以来，在历次战役中，他都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康熙对穆占寄以最大希望，在他出征之前，特召来京、面授机宜。
00吴三桂为摆脱在湖南三面被围之困境，于四月率众往衡州，派遣将军七人率兵三万至湖南南部的宜章，妄图进犯广东东昌，并分兵进犯江西南安州，图谋两粤。康熙一面命令将军莽依图、觉罗舒恕分别守韶州、南安，协助湖南战场；另一方面又令穆占会合简亲王喇布规取衡州、永兴。他在谕旨中说：“遏贼后路！”
穆占遵旨，于击败郭应辅等、收复茶陵州及攸县之后，乘胜南下，复安仁、酃县。康熙十七年（1678）初，穆占又连克郴州、旌阳，招降桂东、兴宁、宜章、临武、兰山、嘉禾、永兴等城，彻底粉碎了吴三桂进犯广东的企图，并欲同他在湖南战场进行主力决战。但因新收复之地增多，诸王不予配合，穆占不得不分兵防守，自驻郴州，以都统宜里布驻永兴。六月，吴三桂集中马宝、王绪、胡国柱等优势兵力强攻永兴，战斗异常激烈，昼夜不息。都统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山等战役前锋统领硕岱率兵入城死守，浴血奋战，情况十分危急。康熙为此忧心忡忡，“现于词色”。直到敌人得知吴三桂死讯撤退，战局才转危为安。
简亲王和穆占均不敢丢下驻地驰援永兴，事后彼此相互抱怨。康熙则居中调解，劝他们“彼此和衷”，并总结永兴失利教训，指出：“贼以大军攻永兴，‘有必死之形’，我方‘兵势太分，以致失利’。”他进一步概括战略战术的原则，指出：“凡摧寇破城，必审量己力，可击则击之。如贼众我寡，即宜调集诸路合为一军，壮其声势，以图攻剿。倘株守新复城池，以已经驻镇，惮于旋师，迟留疑畏，于大事殊无所济。”
在作战中，吴三桂特别重视广西的郁林、湖南的郴州、永兴等地，而忽略湖北的岳州。针对这一态势，康熙在派遣穆占横扫衡、永等地同时，决定乘贼之虚进攻岳州。康熙十七年（1678）闰三月，他优封在湘潭率众投诚的吴三桂的亲军水师将军林兴珠为侯爵，授建义将军，“留安亲王军前，剿抚贼党”。林兴珠建议水陆联合困岳州，以半数船只泊于君山，断常德之道，其余船只泊于香炉峡、扁山、布袋口诸处，并沿九贵山陆路立营，以断长沙、衡州之道。如此，“贼可不战而毙”。康熙认为他说得有理，于是欣然采纳，认为：“击破逆贼，规定湖南，在此一举。”康熙为此调荆州、陕西、河南、安庆等地军队参加围攻岳州之役。共集中鸟船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兵丁三万，实力超过敌人。
吴三桂军事上丧失主动权，形势日绌，于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在衡州匆匆称帝，聊以自慰，八月十七日病死，因其子被绞，由其孙吴世藩继立。然而此时吴军部下涣散，军心动摇。康熙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命大将军贝勒察尼“水陆夹击，速取岳州”，并发江南子母炮一千，调荆州水师营张忠标兵、岳乐军每佐领二、三人，及江西总督董卫国军二千五百人赴援。敌军实力不足、饷运不继，十月下旬以后多次突围均未得逞。
在加强军事进攻同时，康熙又派伪水师将军杜光学之子杜国臣去招降其父。事泄，杜光学被杀。招降虽未成功，但加剧了敌人内部矛盾，吴三桂的总兵王度冲、将军陈珀等人于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十八日率部投降，吴应麟等弃城逃遁，“遂复岳州”。康熙闻讯后喜不自胜，特赋长歌以舒其怀。他于诗序中写道：“今赖皇天之眷佑，祖宗之威福，群臣尽力，将士用命，前后恢复闽海、两粤，以至湖南岳阳诸处，擒斩贼魁殆尽，望风归正不可胜数，所余小丑势如破竹，解吾民之倒悬，行有日矣。”
为了加快在湖南主战场取胜的步骤，康熙令各路大将军、王、贝勒：“剿抚兼施，贼有悔过投诚者，免罪叙功录用，将此恩意，概行晓谕。”由于策略正确，正、二月间，湖南战场上出现了诸路并进之大好形势。长沙吴军潜遁，岳乐立即率部入城，并乘胜南下，收复湘潭。察尼进兵湘阴，湖广提督桑峨、固山贝子彰泰等进占华容、石首二县，勒尔锦派兵渡江，收复宜都、澧州、常德府等地。简亲王喇布派前锋统领希佛夜袭衡州，继取来阳。吴三桂的总兵、巡抚等纷纷率众投降。
湖南既定，康熙为准备进兵四川、云、贵，重新部署了各路大军的方位与任务：命勒尔锦回驻荆州，调度荆、岳、彝陵、襄阳等处军务，进兵湖北秭归、巴东等地，扑灭山贼，规取兴安，以配合陕西军队进占四川；察尼进取沅陵、芷江，调度澧州以南军务，以打通进黔要路辰龙关；岳乐进取宝庆府、武冈州等地，攻取另一进黔门户枫木岭；喇布与穆占合兵平定永州等地，并拨精兵每佐领三四名，由希佛率赴将军莽依图军前，支援广西，以开辟新的入滇路线。岳乐进攻武冈枫木岭，因广西巡抚傅宏烈由后路断敌饷道，进展顺利，八月枫木岭克复。
攻取辰州辰龙关的战斗进行时间较长，于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攻克，守军溃遁，吴三桂辰州知府、将军等率众投降。如此，为进军川、云、贵，彻底残灭叛军修好了栈道。
（3）调虎离山，谋不厌诈，先抚后斩，实现撤藩
经过一段马拉松长跑式的征战平叛，撤藩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但这毕竟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康熙“慎重图维，详细商榷而后定”，终使这一项大的政治改革顺利完成。
撤藩，为巩固清朝统治之需，势在必行，但年轻的康熙一纸通令，三藩并撤，未免过于简单。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使他受到锻炼，趋于成熟。他总结自己战争前后的变化是：“前者，凡事视之以为易；自逆贼变乱之后，觉事多难处。”因此，他在战后撤藩中采取了区别对待、分期分批的办法，稳步进行。
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四川、湖广、广西已平定，即将进兵云贵时，康熙暗中着手处置尚、耿二藩问题。
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归顺朝廷后，康熙原指望他能出兵湖南，协助满洲大兵剿灭吴三桂，然而他却心怀二意，不肯出力。据平南王下护卫张永祥、张士选赴京告发，尚之信降贼归正后“仍怀两端”，有擅杀无辜、“毁讪乘舆”诸罪状。广西巡抚傅宏烈也上疏论劾，说尚之信归正后卖官虐民，抄家充饷，重敛横征，及不服调遣等罪，因而建议“削之信藩封，遣散所属”，“庶两广得以久安”。
考虑到尚可喜及其他诸子一贯忠于朝廷，仅以尚之信上述罪状，还不足以作为撤藩的依据，康熙乃于三月初六命刑部侍郎宜昌阿、郎中宋俄托等，以巡视海疆为名赴广东，会同平南将军赖塔秘密处理此事。藩下都统王国栋领会意图，伪造尚之信之母舒氏、胡氏的《告变疏》。尚之信其弟尚之节一怒之下杀死王国栋，尚藩八千藩兵亦于五月十三日夜从广西遁归。将军赖塔以此为口实，立即率满兵擒拿尚之节等人，经审讯，“悉得其状”。为了安抚尚藩军心，稳定局势，康熙于八月十三日以假言相欺，宣布：“令尚之信来京是为了核实情况，并非欲治以法；不欲解散藩兵，尚之信来京期间，藩兵暂属尚之孝；令诸官兵常念国恩，释去疑虑，各保身家妻子。”
及至半月之后，即八月二十八日，准备就绪，才对尚之信及有关人员作出处理。即：尚之信不忠不喜，法应当斩，但因曾授亲王，从宽，赐其自缢；逆党尚之节、李天植等按律正法。但对一向忠于清廷的尚可喜，则不因其子反叛而受株连。康熙以其“航海归诚”，“不肯从逆”，而对其妻舒氏、胡氏从宽免死，并免于没收财产。对尚之孝、尚之璋、尚之隆等也从宽，免革职枷责。
由于掌握时机、注意策略、区别对待，因而未大动干戈就顺利解决了尚之信。康熙称赞经理此事的侍郎宜昌阿、将军赖塔等“所行事宜，俱各得当”。
接下来，康熙又着手撤销尚藩建制。于闰八月十二日决定：“将尚之信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分入上三旗，令驻广东，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其三总兵标下兵丁，裁一留二，亦“令新设将军管辖”。然后，又批准和硕额附尚之隆、随内大臣班尚之孝的请求，令其前往广东，搬取尚可喜骨骸及家口，迁往海州。在这一过程中，康熙下再表彰尚可喜忠诚、坚守臣节之美德，以使其诸子忠于朝廷；顺从地接受撤藩安置。此后，又将尚之孝、尚之隆等家下所有壮丁分为五佐领，隶汉军镶黄旗下。
康熙对耿精忠的处理更为谨慎。早在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藩下参领徐鸿弼等即遣人赴部，首告耿精忠归顺之后仍蓄谋反叛，列罪状五款。康熙留疏不发；策划调虎离山之计。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初六谕令康亲王杰书设法劝耿精忠自动要求赴京，但“不可轻举”。杰书遵旨开导，耿精忠于四月上疏自请陛见。康熙立即准其来京，并借机削夺其兵权，授耿藩所属都统马九玉为福建将军，统福州府靖南藩下官兵。
同年八月，耿精忠至京后，康熙将以往有关耿精忠罪状的留疏交法司勘问，但并未按部议立即黜爵磔死。康熙二十年（1681）九月，平叛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时，康熙将耿氏家口编为五佐领，连同耿精忠之弟耿昭忠、耿聚忠，一并归入汉军正黄旗下。直到次年正月，方才以逆党之罪将耿精忠磔死。
通过上述步骤，撤藩基本完成。康熙为消除隐患，于平定云南之后，令将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等地的耿精忠、尚之信属下旗员撤回京师，重新安置。一般均革职入旗，以原品随旗上朝，世职不准承袭；遇到旗下有缺时，其中个别“堪用之人”“酌量补用”；马九玉在耿精忠反叛时曾哭劝再三，归正后又对清廷尽忠效力，故“以原官解任来京”。这充分表明康熙此时仍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
从康熙的整个政治生涯来看，此次平叛和撤藩对加强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都大有裨益。而对康熙人生体验来说，实为一笔不算太小的精神财富。
关于削藩的其他细节，下面还有所涉及。
3?绝不能丢掉领土，全力收复台湾
对一个国家来说，领土完整是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古时如此，今天同样。康熙很重视台湾，时刻关注收复台湾的战事，深知胜利得之不易。针对有人把这个大事“视以为易”，康熙则说：“彼此乘船对敌困难；倘对敌之际，倏而登岸交锋，更难且险”，可见忧心所在，最终得以收复台湾，使国家领土完整。这在今天看来，都是意义重大的一件事。
（1）攻心胜于攻坚，一手要硬，一手要软
无论从政、从商还是从军，以攻心为上者，必胜。在清、郑反复的较量中，康熙以抚为主，赢得了民心，从而争取了战略主动权，为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吴三桂、耿精忠叛乱之后，在台湾的郑经与之呼应，乘机窜扰大陆沿海。但最初清、郑并无接触。因为郑经并未按吴三桂指令，“大引舟师，经取金陵，或抵天津，断其粮道，绝其咽喉”；亦未采纳耿精忠所谓“水陆配合，攻取江、浙”的建议，而是返回父母之邦、自己最熟悉的闽南地区。这样就不是和清军直接交战，而是侵占、蚕食耿精忠的后方。这在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台湾与大陆的无法割裂的血肉联系。在祖国的闽南地区，从台湾重新杀回的郑经势力迅速发展，两三年间竟占有泉州、漳州、兴化、邵武、汀州、潮州、惠州等七府之地。其中除潮州、惠州二府原属广东尚藩外，其他五府都属耿精忠。郑、耿二人于是发生冲突，火并迭起。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一再派人调解无效，耿精忠被迫于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接受康熙招抚，再次降清。康熙令其“随大兵征剿海逆，图功赎罪”，数月之间即收复全闽。郑经退守厦门沿海岛屿后，清、郑开始再次对话。
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康亲王杰书修书一封，派佥事朱麟、庄庆祚前往厦门招抚。信中写道：“倘转祸为福，归顺本朝，共享茅土之封，永奠山河之固，传之子孙，岂不世世食报无疆哉？”然而郑经故态复萌，在复信中仍坚持照朝鲜事例的无理要求，并指望有朝一日，重返大陆。康亲王见信中前后矛盾，荒谬无理，虽怒不可遏，但因武力征剿条件尚不具备，只好于同年秋复遣泉州知府张仲举、兴化知府卞永誉，各加卿衔，会同泉州乡绅黄志美、监生吴公鸿等人，再次去厦门谈判。重申康熙八年（1669）的条件，令其让回各岛，许为题请，以息兵安民。
在这次谈判中，郑方提出须以漳、泉、惠、潮四府为交换，说：“安民必先息兵，息兵必先裕饷，果能照先藩之四府裕饷，则各守岛屿，而民自安矣”。张、卞不敢做主，辞回复命。康亲王又正式致书郑经，再次作出重大让步，允许以“如朝鲜故事”代为题请，岁时纳贡，通商贸易，以全其名节；但也劝其不要“大言夸词，要地请饷”，否则，事穷势蹙，人心动摇，“虽欲全师而归，恐不可得”。为集中力量消灭吴三桂，清廷宁愿对郑方再次让步，以换得沿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但郑经自回大陆以来，得到粮饷补给，实力有所增长，因此，在满足过去所提不登岸、不剃发、照朝鲜事例等条件之后，又得寸进尺地提出新的要求，坚持沿海诸岛由郑军占据，军队粮饷由福建供应。对此清廷当然不能同意。康亲王为此向皇帝奏报“郑锦（即郑经）无降意”，康熙则看得更远，坚持实行招抚政策，对康亲王答复说：“郑锦虽无降意，其附逆人民有革心向化者，大将军康亲王仍随宜招抚。”康熙这一着重招抚郑经下属官兵民众的思想，为新任福建总督姚启圣所贯彻。
姚启圣于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初接任署事，当时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郑经麾下刘国轩部于六月初十攻破久围未下的海澄，并乘胜北上，攻下同安，围泉州，分遣部将连克南安、永春、德化、安溪、惠安等属邑。郑军另一将领吴淑，率军攻占漳州府的长泰及龙岩州的漳平。
在清军将领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姚启圣不以为意，反而高兴地说：“贼这样做，正是愚蠢之举！”问其故，姚启圣回答：“刘国轩下海澄后，以漳州兵多，不攻漳州而攻泉州，舍近图远，弃瑕攻坚，岂能胜乎？”又说：“贼兵不过三万人，集合起来自然势力强大，但现在攻占了许多城池，一定会分兵把守；而一分则成了弱势。失去了优势，就容易被破毁了。”姚启圣进一步阐释说：“此兵法所谓‘兵多贵分，兵少贵合’者。”众人都很佩服他的这一高论。姚启圣以对敌情的分析为基础，上朝廷十疏，密陈方略，提出破敌之计。康熙看后，十分满意，亲降玺书予以褒奖，并充满信心地对阁臣说：“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也就是说福建总督选对了。
为争取郑军官兵投诚，姚启圣特别注意对其家属、亲族落实政策，并注意团结和任用海上投诚人员。原总督郎廷相认为闽人大多数与郑军官兵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因而普遍不予信任，且时有挟怨陷害者。姚启圣的做法与郎廷相明显不同，他在上任伊始即广布告示，严行禁止。申明：“海逆蔓延，历有年所，漳泉何地何族无与之为党者？岂可以一人而株连无辜？”况且有些人虽然曾经“从逆”，但能弃邪归正，应当不予追究。对曾经“从逆”而改邪归正的人，姚启圣择其“技勇迈众者”，大胆任用，酌给俸饷，全都委任以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职，“或就地御侮，或随行征剿”。
这一保护郑氏官兵族属、团结海上投诚人员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例如，福建漳浦人黄性震，曾任郑成功手下百夫长，郑成功死后，他投降清朝回归福建，但他并没有立即任职，而是换上道士服装，静观政局。自姚启圣任闽督之后，他见政府尊重投诚人员，便主动入见，献计献策，对招抚郑氏、收复台湾作了宝贵的贡献。
姚启圣还重视整顿充实绿旗兵的工作。过去“镇将各官，多以食粮兵丁充伴当、书记、军牢等役，至临阵十不得七”。因此，他首先从直属总督的督标做起，将“军牢等役俱行全革，另募入伍以足兵额”。康熙得知，认为此举“有裨剿御，可嘉”，令推广其他各省。
由于姚启圣采取有力措施，福建军事形势大为好转。至康熙十七年（1678）九月二十日，他与将军赖塔、重新降清的靖南王耿精忠等于漳州附近大败郑军主力，相继收复长泰、同安。此后，又连败郑军于江东桥、潮沟等地，刘国轩狼狈逃回海澄。姚启圣见海澄深沟高垒，难以猝攻，便大力开展招抚工作。派遣漳州进士张雄持书去厦门谈判。郑经以“海澄为厦门门户，不肯让还”。姚启圣于十八又遣泉州绅士黄志美赍书再往厦门劝谕。郑经仍拒不受抚。
除遣使说服郑经之外，姚启圣还采纳了黄性震的建议，在漳州设修来馆，大力招抚郑经部下官兵，以“高位厚禄，买散人心”。规定：“文官投诚，即以原衔题请，准照职推补。武官投诚，一面题请换扎，一面保题现任。兵民如果头发全长者，每人赏银五十两；如头发短者，每人赏银二十两；愿入伍者，立拨在营，给以战饷；愿归农者，立送回籍，饬府县安插，不许强豪欺凌，宿怨报仇。”
此外，姚启圣还吸取过去对归降者安置不当、归降后重新为盗的教训，特别注意做到官有俸、兵有饷、归农者有土地。而且，当他得知投诚官兵不愿到外省屯垦，便奏请皇帝，将界外无主田地给予投诚官兵屯种。由于他言而有信、政策兑现，受到郑军官兵的欢迎，纷纷来降，“至者如归”。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至十一月，来投诚的郑军军官即有1337员，士兵多达11639名。翌年初，郑军五镇大将廖琠、黄靖、赖祖、金福、廖兴及副总兵何逊等各带所部官兵来归；文武官共374员，士兵13124名。此后，木武镇陈士恺、牛宿镇郑奇烈、总兵纪朝佐、杨廷彩、黄柏、吴定芳等人也相继率所部官兵投诚。攻心政策起到了瓦解敌坚的威力。
康熙十八年（1679）五月，康亲王杰书见刘国轩固守海澄，难以攻取，便采纳中书苏埕的建议，派苏埕赶赴厦门与郑经谈判：苏埕转达康亲王的意思，说：“若贵藩以庐墓桑梓、黎民涂炭为念，果能释甲东归，照依朝鲜事例，代为题请，永为世好，作屏藩重臣。”郑经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又按侍卫冯锡范提议，另加两项附加条件：一是“将海澄为往来公所”，二是“年纳东西两洋饷六万两”。并遣宾客司傅为霖跟随苏埕到福州面谒康亲王。康亲王以地方重务，责任全在总督，令其抵漳见姚启圣。姚启圣说：“寸土属王，谁敢将版图封疆轻议作公所？”且“无此庙算”，即以皇帝无此意图为由，予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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