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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尽对世间风雨的耐受。
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尽对人生坎坷的淡然。
一则故事，就是一段历史。
最坎坷的经历，炼就最淡定的人生。
细细品读，方能感知个中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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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自传散文。作者在书中从儿时北京民俗、中学生活、被打成反动学生，写到文革中因“推背图”事件而入狱等坎坷经历。文章包括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对社会、人生与世界的深刻观察。全书文笔从容，旁征博引，感情淳厚，且不失诙谐幽默。尤其是回忆特殊年代中的不堪往事，仍以平和心态和冷静态度审视，
做人做事的道理融汇其中，让读者感受到淡定、超然的力量。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轼《定风波》中的名句。作者解释为何以“一蓑烟雨任平生”作为书名时，自称“虽才情不敢望坡公项背，但对风雨的耐受，差可相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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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学泰，
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学术专长是文学史与文化史，现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代表作有《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水浒与江湖》、《发现另一个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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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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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丛书总序
自序
少年旧事忆城南
关帝庙记事
我与“第一本书”
天桥杂忆
附：老天桥的复兴恐怕不那么容易
附中小记
生活的第一课
一本书的故事
野驴顾惟乔
娱乐记往录
那个连阴雨的秋天
永难忘却的那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
南口杂咏
北京第一监狱生活散记
我的一次上访
读书生活的转折点
老去文章浑漫与
一件小事，一点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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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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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旧事忆城南
也许人老了都爱忆旧，我也不例外。一个夜晚与我太太在街上散步，看到灯光相映店铺和熙来攘往人群，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大栅栏、观音寺购物和游玩的情景。现在我居住在东三环外城乡结合部，其热闹繁华程度足以与1940
年代北平购物中心相比，可见北京变化之大。从少及壮，我都住在北京城南，对城南有着一份特殊情感。
所谓“北京城南”，从地理上说是指“前三门”以南，可是从文化上说，多指宣武门之南，也即通常说的宣南，因为清代以来，这里多居住汉族的文人士大夫，遗传到民初仍未有多大改变。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所写的“城南”也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我小时候的居所比林先生所写的还靠北一些，地名叫西西河沿。所谓“河沿”是指“前三门”南面的护城河（现在的一号地铁线），本来前门以西的河沿都叫西河沿，民初开通了和平门，打通了南新华街，那么南新华街以西的“西河沿”就叫“西西河沿”了。
一、西西河沿旧事
1942 年我生在和平门大街以西的西西河沿160
号，那是我们租的一个小四合院，北屋三间半，南屋三间，半间门道，东西屋各两间，有个十四五平米的院子，这是北京典型的微型四合院。
1、后街的日本人
我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而且后街（也称后河沿）住的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占领军，而是一些小商人、小职员之类。后河沿的房子显然比西河沿的差，一律极小的院子，大约五六间房，低矮潮湿。有些人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在这里住了，多是朝出晚归，很少与中国人来往。唯有双方的孩子有点交往，但多是打架。中国小孩多，往往占上风，但日本孩子吃了亏好像很少向家长哭诉，也不见日本大人拉着他们孩子来找中国家长的；偶尔中国小孩被日本小孩打了，中国家长也不敢找日本家长说理，这使得中国人很愤懑。虽然日本投降我才三岁，但对日本占领还是留下些恐怖印象的。自生下来就有一种怪病，年年（主要是1943—1945）一到夏秋之际就泻肚，这是“虎列拉”（霍乱）的典型症状。而日本鬼子是“谈‘虎’色变”，搞了一个“活埋‘虎列拉’”的政策，这使父母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大祸临头，害怕我的病被日本人知道了，为此不敢让我出门，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了，病也好了。日本统治的后几年里，太平洋战争越打越糟，许多物质被日本人征用，北平缺吃少喝，山西老家寄来点大枣、葡萄，一进北平火车站（站在前门），日本人就打“六六六”消毒，喷得全白了，弄得谁也不敢吃了，只好扔掉。另一件震动北平的大事是“逮麻子”，有位中国地工人员暗杀了日本一个军政大员，传说这个“地工”是个“麻子”，于是北平的“麻子”倒霉了，都不敢上街，弄得人人自危，恐怖阴云笼罩全城。
西西河沿一带居民最反感的是后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上面说过后街日本人住的院子极狭小，日本男人特别爱洗身子，不论冬夏他们脱得赤条条的、只用一根布条子兜裆，在
街上大洗特洗，这让中国人很不习惯，甚至是痛心疾首。街坊聚在一起就爱骂日本人“洗澡”这件事。“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光天化日，竟敢赤身露体！”“谁家没有大姑娘小
媳妇，真是禽兽！”所以中国人很少走后街，即使从街口过，也是目不斜视。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街的日本人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前街的居民去了一块心病。日本人走了，我们家也起了点变化，买了164
号院，成了有房一族。这房子的原主人是东北人，姓司，夫妇两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过活，是日本翻译官，似乎没有什么劣迹，只是日本人走了，他失业了，要回老家，住房出售。那时北京房子便宜得让今人难以想象（近百年来北京房价六起六落），164
号是个三合院，北屋三间半，东、西屋各两间，没有南屋，但院子大，约有二十多平米，北房与东、西房之间各有夹道，可盖小房。就这样一个院子售价仅为100
匹本色粗白布（最便宜的布）。当时一匹为十丈，按现在价格也就是二三百元，那么，100
匹合现在的两三万元。买了这个小院后，粗装修（主要是把室内地面改为水泥地，纸窗户改为玻璃窗，墙壁用可赛银粉刷）花了20匹布。给我留的印象最深的是司家即将搬走时，给我们留下一幅网球拍子，这是我小时唯一的、带有点洋气的玩具。
2、幼儿园
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食品是美国军用罐头，外包装呈绿色，有猪肉、牛肉、奶粉三种，每桶有三四斤，大约每人发了十几桶，小孩拿不动，是用洋车拉回家的。衣服是卷成包袱状，编号摊在地面，同学抓阄，我希望能抓到一套运动装，但抓到的却是一件白地细碎绿花、精布连衣裙，十分遗憾。听说有的同学抓到的衣服兜里还有美元，老师说，衣物都是街头募捐来的，有人在街上把衣服脱了下来，交给募捐人，所以常常在衣兜里发现零钱。
那时独门独院的家里都不愿意孩子到门外去玩，总感到不安全，这是日本统治的后遗症。母亲常常告诫：不要跑出去和“野孩子”玩！在她心目中，凡是常在街上玩的小孩都是“野孩子”，这样使我与街坊的孩子自然有了隔阂。日本在时，家里就不许出门，在我心中，大门以外，是个神秘世界，值得去冒一冒险，于是常常偷跑出去。外面还真是有风险，北平围城时（深秋），气氛很紧张，到处是麻袋（里面装黄土）做成的掩体与荷枪实弹的士兵。我和一个小孩，从马道跑上城墙，疯跑、疯玩，在凛冽的秋风中摘取从城墙砖缝中滋长出的酸枣刺上的残余酸枣。此时一个穿着黑色警察服、背着三八式步枪的人把我们喝住了，举着枪说要毙了我们。当然，这是他利用那点小小的权力逞逞威风，吓一吓对他毫无危险的孩子，俩小孩都吓哭了。他满足了，又去管一个登城的大人，我们俩分两个方向跑下城墙，不停脚地一直跑回了家，庆幸“死里逃生”，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老不出门，显得很不合群，有点孤单。与我们隔三个门有家煤铺，煤铺掌柜的孩子最多，有三四个，他们自成一伙，也是街上的孩子王。有时我也想加入他们一伙，被拒绝了。其中老大说：那不成，你拿铅笔来，我们才跟你玩；你拿馒头来，我们给你讲故事。我曾用铅笔和馒头换得这一切，但我总弄不清楚，为什么馒头的功用如此短暂（讲一个故事只五分钟），而铅笔却能维持半天呢？
1940 年代末，北平仅仅有80
万人，街上行人稀稀疏疏，宽一点的街道的两旁，夏天青草离离，秋天草一黄就显得很荒凉，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像西西河沿这样的街上就没有行人了。但时时有算命的盲人，或敲着“报君知”的小锣，或吹着单调的笛子（1—2—3
；3—2—1）从门前走过，更显得凄凉。
二、1940年代的春节（上）
北京的春节越来越淡，特别是新式小家庭，一到春节“新马泰”旅游了，完全没有过春节的意思。春节的风俗绝大部分都已绝迹，这很令一些迷恋传统民俗的人士痛心疾首。春节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春节习俗是以这两者为背景的，随着向工商社会转型和社会的小家庭化，春节民俗赖以存在的背景逐渐消失，春节日益淡化是个无可奈何的事。1940
年代，老北平的社会环境还为农业文明所包围，城市里还保留着一些宗法精神，因此，那时过春节（当时称“过年”）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来说，过年是一年最大的梦想和欢乐。
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每到腊月二十九日的晚上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就面向墙紧闭眼睛，默想：再一醒就是大年三十啦！有时睁开几次，仍然是床上的幔账和墙壁。
1.祭灶——过年的前奏曲
那时过年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一个序列，要过完这个序列，大约要一个多月。北平一进腊月就有了过年味儿，无论来客，还是街头邂逅，都不免要问一句，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商店特别是与“年货”有关的买卖铺都要披红挂彩，提醒人们“年就要到了”。这种氛围日渐浓烈。腊月二十三，算是正式进入过年序列，所以这一天又称“小年”，可以说正式过年的前奏曲。这一天最重要的节目是祭灶，俗称灶王爷上天。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侯宝林的相声说“说是一家之主，可是户口本上没怹”），平时供在厨房里，简单的就在炉灶上贴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双人画像；豪华点的，有个灶王爷龛。灶王爷龛的样子有点像前些日子新建的“永定城门楼”。龛的两边写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上联有些虚夸，平常很少有给灶王爷磕头的，这也有道理，既是一家子，何必那么多礼？下联多少有点写实，灶王爷离灶火近，点香很方便，所以灶王爷像前常常是香烟缭绕。有的还供上一杯清水，平日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也需要清水润一润。进了腊月，灶王爷的待遇明显改观，这时家家都要买些糖瓜（麦芽糖做的，所以只在入冬以后才卖），恭恭敬敬地供在灶王爷面前，勤快点的还要换一副新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灶王爷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去。汇报内容是其所主持的一家子的善恶功过。本家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那里多为自己美言几句，嘴甜些，所以在其上天之前要上供糖瓜，说穿了也是一种贿赂。国人对待鬼神有些像对待贪官，总认为多上供、实行物质鼓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
小年之前，腊八以后，郊区进城卖芝麻秸儿和柏树枝儿的农民逐渐活跃，基本上是挨着门推销，这些都是祭灶用的，一般人家多少都要买点。汉族风俗是“男不拜月（中秋节不参与祭祀），女不祭灶”，因此，恭送灶王爷上天是男人的活。二十三的晚上，天黑如漆，把供桌搬到院子里，上面供着北平月饼的四大样——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自然也少不了粘嘴的糖瓜。父亲穿上簇新的长袍马褂，把一捆芝麻秸儿，分成三脚架状，立在地上，上覆以柏树枝，把灶王爷龛放在上面，再撒上些料豆（这是给灶王爷坐骑吃的黑豆），从下面点火，然后三跪九叩。芝麻秸儿含油易燃，燃烧时料豆和秸秆一起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柏树枝儿放出一阵阵清香。灶王爷上天了。然后演奏国人过年特有的音乐——鞭炮齐鸣，它告诉我们新春就要开始了。这是北平民谚中说的“二十三，糖瓜粘”。
2.办年货
那时过年（从三十傍晚到初五）除了戏馆子外，一切买卖铺都要停业休息，因此过年吃和用的东西都要年前准备好，这叫“办年货”。对小孩来说，新年准备期办年货是最开心的事儿，孩子可以向大人正式提出自己的要求，北平民谣说到过年有“闺女要花儿，小子要炮，老头要个新毡帽”的句子，这都是要主妇操办的。另外，每天都会有新东西进门，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过年才得一见的（如“灯儿节”的用走马灯等）等等，这些都足以刺激孩子们过年的热情。办年货时，我常跟着去，这是一乐，不能放弃；即使不能去的，待买进门后也要仔细查看。
办年货包括买各种新年的吃食、用具以及祭祀用品。那时，除了信仰洋教的（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和回民，北平人一般家里都有个神位，或供祖先，或供仙、佛。家境稍好
点的，要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家庙”（供祖先）或佛堂。
我们搬进西西河沿164
号后，因为北房与东、西房之间都有空档，可以搭盖小房，我家在西面搭了个小房作为佛堂，祖宗的神位待过年时请出，在北房祭拜。所谓“佛堂”供的却是位“大仙爷”，大仙爷只是一位不见佛道经典著录的北方民间信仰的神仙，据说很灵验，有求必应，在老北平人信仰中很有地位。有佛堂和祖先牌位，逢年过节，必有祭拜，这样就少不了祭神用品，如香烛、金箔、银箔等。
买香烛要到香蜡铺，我们常去的是西琉璃厂西口的香蜡铺。这是个古老的行当，北平的香蜡铺的铺面门楣有些像牌楼的横匾，门楣下垂着些蜡烛等幌子，很少开玻璃橱窗的，一般都是糊纸的窗户，铺子里很阴暗，给人以古旧的感觉。这里不仅卖香烛，还有金箔、银箔（做金银元宝用）、各种彩纸、神龛、神码儿等。祭拜的蜡烛不能用洋蜡（现在许多佛寺道场上供都点洋蜡），那时人认为祖宗不认洋东西。洋蜡，不管红蜡还是素蜡都是石油的副产品，是半透明的，而土产蜡是用蜂蜡制作的，不透明。我们家还有一付（两根）“电蜡”。
外观上做成蜡烛形状，顶上的两团火焰是电灯泡。当时连“洋蜡”都不认，但更洋的“电蜡”却能通行，因为它省事又安全。这是国人西化的出发点。
家中上供用的香分两种，一是单根点燃的，它较粗较长，比筷子粗些、每根有二尺长，也叫缏子香；一是合把点燃的，较细较短。每根像毛衣针那样粗，大约九寸长。过年时，香蜡铺还卖春联、福寿字、“抬头见喜”“黄金万两”“万事大吉”等短联和点缀节日气氛的剪纸、挂牵儿、年画等。年货中的“进口物”除了做菜用的原料、调料和过年吃的各种零食（花生瓜子、南糖果脯等）外，大宗的还是上供用的供品。这主要是各种饼饵和水果。饼饵要向点心铺预定。
那时我们家要定两堂供品（佛堂和祖宗各一份）。饼饵主要是蜜供和上面说的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四种。一堂蜜供是四个，每个高约二尺多，其状如小型西安大雁塔，用蜜供条叠搭而成。四种月饼从大到小，顶上做成桃形，最下面月饼的直径有一尺左右，这四种合成一堂。供品并不怎么好吃，只是个应节祭品。俗话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两堂供品在撤供之后也是分给大家吃了。供品中还有四碟鲜果，大多用晒出“福、禄、寿、禧”字的苹果。为了与蜜供、月饼的高度一致，鲜果要放在“豆”中，这是一种高脚的盘子。古代有个席地而坐时期，豆是那时餐具。后来作为祭器用，显得有些古雅之气。
3、过年的操作阶段
“二十四，扫房日”，除了洒扫庭除，有的还重新刷墙糊顶棚。那时顶棚大多是纸糊的，一年的烟熏火燎，保护好的也要发黄，因此家境稍好的都要挑了顶棚重糊，室内室外，焕然一新。个人也要洗澡剃头，那时北平唯一的女澡堂——润身澡堂（当时还有一些男澡堂附设女部的，如东升平等）已经开张，母亲每个月都要到那里去洗一次。
二十四以后，家里忙活的主要是制作储备食品，这也很吸引孩子注意力。小孩跑前跑后，里外查看有什么新吃的出炉。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许动刀子，这几天的吃的都要年前
做好。这几天要蒸馒头、豆包、糖三角、花式蒸饼，炖肉煮鸡做豆酱（用肥肉皮丁、黄豆、水疙瘩丁、胡萝卜丁、豆腐干丁等做成），做好了分别放在不同的缸里，过年时随吃随热。蒸制面食品有许多花样，如做个蝴蝶、金鱼、小耗子等，再涂以颜色，虽然味道与馒头没有什么区别，但孩子不这样看，刚一出屉，便抓来吃，也不怕烫，而且觉得分外香甜。
三、1940年代的春节（下）
2.除夕——诸神下界
当朝阳在脸上晃来晃去的时候，我才醒。“大年三十了，还不起？”母亲的叫起，我突然意识到，盼望已久的“年”终于到了，使劲睁开眼睛，太阳已经穿过绿纱窗，照在雪白
的墙上。这一天要穿新衣服，孩子尤其如此，因为他是大人的脸面。虽然我只有四五岁，但作为长子也要穿棉袍，过年要见面行礼的，穿短衣太过随便。北平人认为穿长衣服是有
礼貌的表现。比如挑水夫送水，进入院内，都要穿到膝盖的茧绸大褂（太长不便干活），因为院内可能有妇女走动。
其实三十这天很少有礼仪性的活动，我穿着湖绉面里外三新的棉袍，母亲不让去放花炮，怕烧了衣服。我只好在小院里跑来跑去。或看看厨房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看送水、送财神和要账的。
那时小院里已经有了自来水，但习惯上总觉得甜井水好喝，还让挑水夫送水，自来水只用来洗涮。三十这天一定要把大小水缸装满，水象征着财，多多益善。这天频繁拍门多是送财神的，干这事的常常是穷家小孩，靠财神挣点小钱。这些孩子你去我来，像穿梭似的，在大门口高喊：“送财神爷喽！”主家也烦，可是谁能说“去、去、去，不要”呢！那不等于拒绝财神爷光临吗？于是，不论谁来都是给一两个铜板留下一张。
要账的多是买卖铺的小徒弟。那时北平的买卖大多是赊购，特别是离家近、卖日常生活用品和吃食的铺子，很少现金交易。离我家一二百米有个小杂货铺，有时我妈叫我到那里拿条烟，我就去拿条烟。掌柜的在我家的账上记下一条烟，账在三节（端午、中秋、过年）时清，我们买一条烟，不怀疑掌柜的给我们记两条，掌柜的也不怀疑三节时我们不给钱（这种信任是多年培植成的，一旦破坏，很难恢复），最后结账在大年三十。如果真是没钱给的，初一一到也就躲出去了。
一般人欠账，大多是过节忙其他事忘了，三十这天该店小徒弟穿得干干净净，到各家催账。他们站在主家院子里，不进屋，高声说“今年小店的买卖不好，向您老拆兑俩钱，请您务必多关照”。实际上小徒弟往院子里一站，主家马上就会说，告诉你们掌柜的，我这就去。不必等小徒弟说完那段套话。
下午开始剁馅，准备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那时北平人吃“观音素”的很多，每月初一、十五、和观音菩萨的生日要吃素。这顿饺子就是素馅的。饺子馅儿是用木耳、黄花、口蘑、粉丝、豆腐、焦圈、青韭、白菜做成，也很好吃。三十的年夜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无非是炖肉馒头之类（当时北平小康之家的饭菜不如现在，那时的人家老想攒钱买房子置地，与现在大多用在伙食上不同），但初一早上的素饺子给我印象深刻。
傍晚，随着外面的鞭炮声的密集，预告“年”真正到了。这时人们忙着往院里洒祭灶时买的芝麻秸，我穿着新棉鞋尽情地在上面踩来踩去，发泄着人性中固有的破坏性，美名“踩岁（碎）”。天完全黑了，大人在院子里设好祭桌，准备迎接灶王爷回家。据说灶王爷“回宫降吉祥”时要带领天上诸神而来，所以母亲嘱咐我，大年下不要胡说，诸神下界，说什么神仙都听着呐！母亲小声附在我耳朵上说词，让我感到庄严与神秘，仿佛无边的夜气中，各路神仙穿着金盔金甲，由上空缓缓而降。不仅不吉利话不敢说，真有动辄得咎之感。迎神也有仪式，要上供拈香，点燃芝麻秸儿、柏树枝儿和由金箔、银箔制作的元宝，放鞭炮，然后把灶王爷龛供在厨房灶前，一如往年。小院中柏树枝儿香味与火药气味交融在一起，一夜都不能散尽。本来迎财神爷是初二的事儿，传说初二是财神赵公元帅的生日，北平人上财神庙进香也是正月初二。可是人们为了省事，再说三十已经有许多财神码（当时称印在纸上的神像都叫“码”，如“灶君码”）。于是就把“迎财神”与“迎灶王”的事儿一块办了。
2.大年初一头一天
迎神之后，除夕已过，严格说就到了“大年初一头一天”了。这天的第一件事是到“前门洞”（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瓮城）烧香。正阳门（即前门）楼两旁各有一个袖珍小庙，东边是观音菩萨，西边是关帝。两庙据说是明代建造的，关帝像还是历史上唯一的木匠皇帝（天启皇帝）的作品，是庙中三宝之首。其他两宝是白玉石马和青龙偃月刀，前门稍南的打磨厂有个铁铺每年都要给关老爷义务磨刀。前门离我家不远，但到这里也已经人头攒动，有成百上千的人了。上香之前先要摸一下正阳门的门钉，据说可以消灾祛病。那些与人齐高的门钉被摸得锃光瓦亮，与高处乌黑门钉对比鲜明。拜完关帝，再拜观音菩萨庙。从前门回到家里已经夜里两三点了，这时全城的鞭炮渐稀渐疏，大有“偃旗息鼓”之势，因为各家都忙着给老人拜年和吃大年初一的饺子了。我们也是这样，父母坐在供祖先牌位桌子的两边，孩子穿好了长袍向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父母拿出红包，一般是一块现大洋，或五个有蒋介石头像的镍币（每枚上铸着“廿分”），其购买力相当现在60
到100 元人民币。然后一家吃素馅饺子。
拿到了压岁钱，觉得有了一笔财富，那些形诸梦寐的宝贝就要到手了：如九连环宝刀（其实只是涂了银色的木头刀，刀背上有九个铁丝做的环）、盒子花（一种烟火）、沙燕（风筝一种）等，再不是遥不可及了。孩子过年的精神头比大人足，大多要“三十晚上熬一宿”，大人如何劝也不管用。那时没有电视，孩子干什么呢？大多是提着灯笼在大街放花放炮，或在屋子里玩“陞官图”，比赛看谁能从小科员一直陞到大总统。
提起放花炮有件事使我很难忘怀。父亲的有个做花炮生意的朋友，有一年已经进货了，到年根儿，老母突然去世，要回家奔丧。朋友给他凑了许多钱，回去办事用。他便把花炮分给朋友们，那年拉回一洋车炮仗，堆满了小佛堂。一家放不完，动员街坊朋友帮着放，放了有半个多月。初一早上，院中的炮仗皮子没了脚面，可真放够了。其中有个盒子花，让大家乐了一回，五光十色焰火腾空后，上面显示出一尊大炮、一段城墙和四个大字“炮打东京”，不过当时日本已经投降，但由此想起后街的日本人，还是很开心。
我觉得那时放炮不太扰民。因为除了三十晚上在门口放一挂长鞭“崩崩煞神”外，大多都是在自己院子里放的，对行人干扰不大，当时居民较为稀疏，住的是平房，如果紧闭房门，外来的声响也比现在小。初一是拜年的正日子，亲戚朋友，互相拜年，就有磕不完的头。当然什么时候也是“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家境太差的，往来的也少，来了也接待不起。富贵之家则是没完没了亲戚往来。
从初一到初五，每天都吃年前做好的的年饭，只要一加热就行了。过年期间除了拜年、逛庙会、听戏之外就是玩牌赌博——打麻将、推牌九和斗纸牌（也称马吊，多是妇女玩），更厉害的是掷骰子、押宝——这是纯粹的赌博，一翻两瞪眼，几秒钟内见输赢。
3.其他年事
初二这天是到财神庙进香。财神庙在广安门外三四里地的六里桥，名为“五显财神庙”（现在的中华书局附近）。这里有“借钱”习俗。所谓借钱就是庙里的道士把用金箔银箔叠好的元宝散给香客，带回家；香客拿出点香火钱作为回敬。
拜财神的香客极多，初二半夜有人就到庙外（当时住城外的人很少）或广安门洞等候，去“争烧头柱香”。每年我和父亲一起坐洋车去，天还很冷，大腿以下都要盖条毯子。广安门大街已经是洋灰马路，但只到报国寺，此外就是石头子土路了，很是颠簸。听说广安门脸有出租驴的，每个脚夫有几头驴，租给香客后，脚夫不跟着，驴到了财神庙自己就不走了，香客下了驴，驴自己就回去了。
初一以后还有两个“灯节儿”特别被看重，一是初八，一是十五。古人认为妖魔鬼怪都以黑暗为寄身之处，点燃灯火，自然有驱魔和祓除不祥的功效。每到灯节，母亲用彩纸（主要是黄、粉、绿等颜色）捻成中间细如纸绳，上下有个啤酒瓶盖大小的灯台108
盏，蘸上油，从室内一直散播到门口，还有窗台、灶台、自来水管等地都要放上这小小的灯台，然后点燃，不过要有人盯着，避免着火。十五的灯节就更热闹，走会的，玩灯的，一拨一拨的，让小孩不知追哪拨好。北平近郊农民热中走会，西西河沿一带来的“会”大多来自门头沟。
他们踩高跷、跑旱船、打太平鼓、扭秧歌，穿红挂绿，色彩缤纷，大锣大镲把节日引向最后一个高潮。然后戛然而止。灯节，我更喜欢悬挂在客厅的走马灯，一开大灯（也可用蜡烛，但得有人看着，太麻烦），唐僧师徒四人以及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小龙女等围绕着灯转了起来，这个简单的装置能够引发我痴想：是谁在推动它呢？
生活的第一课
一
1958年暑假后刚刚开学，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扑面而来。各行各业都在以“多快好省”为口号实现“大跃进”。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敲锣打鼓、高举着红旗的报喜队伍。虽然还未习惯这种氛围的北京人有时也说些风凉话。如“开车的（指公共汽车的司机）多快好省，坐车的鼻青脸肿”等，但总的来说人们还是以好奇和热情投入了这个运动，人们不知道“多快好省”会给中国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美丽社会图景来。
到了学校（我在北京65中上学，当时的65中只有高中）发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好多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突然销声匿迹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校长张迅如不见了，虽然，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常常听他的训话。他只有一只胳膊，讲话很冲，很有气概，据说是位老革命，延安来的。另三位是消失于讲台的教语文的刘曜昕、黄季虬、徐守忠。我听过这三位老师的课，是很吸引人的。黄先生讲《三国》时举的例子，徐先生讲古诗给我们念的他小时候写的“诗”至今我还记得。同学私下相传：他们都被划了右派。这无形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似乎当右派的不幸随时可能传染给每一个人。
另一个大变化是不上课了（我上高中的女儿知道曾有如此“好时代”，多次感慨地说，怎么没有让她赶上），成天地开会，向党交心，搞思想改造，拔白旗，插红旗，“红专”大辩论，以青年钢琴家傅聪为反面教材。说他虽然很专，在世界级的钢琴比赛中得了大奖，但却“背叛”了祖国。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主义，说个人主义为“万恶之源”。还提出了要搞“四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我所在的高二五班变成了“某连五排”，直到现在我也想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除了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外，还发动同学们搞“超声波”，说这是“科学中的科学”。它用在农田里可以增加产量，用在临床，可以起死回生。还找了农村一个“生产队长”给全校讲超声波科学及其实践意义。这位三四十岁的队长在台上夸夸其谈，说超声波促成农业大丰收。例如黄瓜经超声波一“超”可以长到三尺长；老玉米经超声波一“超”，一棵玉米上，可以长出五六个来，每个一尺多长；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驴子四五天不喂，用超声波一“超”不仅胖了，而且干活更有劲了。听到这里，掌声雷动。我们这些小青年突然觉得大跃进的农村仿佛是个神仙世界了。这位队长为农村描绘出一幅崭新的、光明的图景使我们无限向往。新上台的年轻的教导主任马上在旁边接着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们农民科学家对科学做的伟大贡献是那些大学教授连想也不敢想的。”这些话真是激起了我们对超声波的好奇心和兴趣。
在这个风潮中，学校也马上掀起一个制作超声波的热潮。最初，我以为超声波极为神秘，可是一操作起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简单得很。找一根四分或六分的自来水管，把它截成四五寸长，用铁锤把一端砸扁，然后将扁的一端的管壁上各锯一个小口，中间焊上半个剃须刀片，便大功告成了。然后在圆的一端接上根皮管子，再把皮管子接到自来水龙头上，打开水龙头，强大的水流从铁管扁的一端滋出去，当通过焊在这一端的刀片时，由于刀片很薄，必然被水流激荡，发生震动，于是有的“科学家”便说这是超声波，是尖端科学，具有无限广阔的用途，而且国家的兴盛和人民生活幸福全系于此。由此，党和政府才大搞群众运动，我也得以躬逢其盛。在搞这项科研制作之前，校方领导说，我们用自己制作的超声波做饭洗澡。当然，这些都是兑现不了的，只是说说罢了，像这样只是说一说，日后没有下文的事情太多了，谁能去认真追究一下呢？如果真有追究的人，不是被视为别有用心，就会被当做精神病的。像这种搞“尖端科学”的群众运动，五十年来我遭遇过两次，除了“超声波”之外，还有1969年全国搞“单晶硅”，不过当时还处在“文革”运动之中，只在工厂、高校小闹一番，没有“超声波”闹得那么红火罢了。“超声波”还没有收尾，我们就下农村参加更大的跃进去了。
二
1958年10月的去农村虽然不是我第一次下乡，但是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难忘。这一年，从夏收就开始发烧，特别是在农村，为了迎合“大好形势”和证明反右斗争与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农业必须获得大丰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前）苏联第一个成功地发射了地球人造卫星，这个“卫星”遂成为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同义词，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的骄傲。当时各行各业动不动就要“放卫星”，其意为，他们创造了不同凡响的新纪录。农业产量的第一个“卫星”就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放的。1958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公社小麦亩产2105斤的新闻，从此，各地的“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一路高升，最后亩产小麦近万斤。秋收时，水稻的亩产量更是一路攀升，到了9月份，《人民日报》头版已经有了这样的大标题“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我们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下乡参加农业大跃进的。
我们这些高中生还是不辨菽粟的十六七岁小青年，看到这些消息自然是十分兴奋的。下乡再一次点燃了我们投入这个伟大运动的热情。这时是白天热、夜里凉的九月。我们按照军事编制，高唱着《一天等于二十年》《江南丰收有稻米》等革命歌曲，日夜兼程，徒步到农村去。十六七岁正是贪睡时期，有的同学走着走着便睡着了。我也是懵懵懂懂，似睡似醒，只有那高昂的歌声“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白云盖地天山外”至今仍在我的脑中回荡。
到了劳动的目的地，我们有些失望了，农村还是老样子，和以前我去过的农村差不多，只在干活的现场插了一些红旗彩旗和增加了些锣鼓伴奏罢了。
带队的教导主任和生产队长布置劳动任务时才使我们大开眼界。原来我们具体干的活是深翻土地为明年小麦丰收作准备。我们翻的这一块地，是普通地块，只翻一尺五寸深，明年亩产万斤小麦。另外一块试验田深翻1丈2尺（那时北京水皮浅，有些地区挖下2尺就见水），由老乡们自己“翻”（实际上已经是“挖”了），那里明年亩产小麦120万斤。我们当时年龄小，又没有农村生活的体验，不知道这120万斤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听着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人民日报》所披露的数字，令人惊讶。给我带来麻烦的是深翻土地用的铁锹是“撮锹”，这种铁锹的锹头很像撮土的簸箕，宜于撮东西，而不宜于向下翻地和挖土。深翻一尺五，要垂直挖两锹深才合乎标准，有的负责监督的老师时常用草棍量。用撮锹要达到这个标准是很困难的。学校又在同学之间搞竞赛，年轻好胜，谁不希望跑在前面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改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于是，我和另一个同学借了把锤子把“撮锹”砸直，把它改造成为“挖锹”，果然翻地的进度增快了很多。但这样一来，我们闯了大祸，被视为破坏劳动工具。在下工后的学习会上帮助我，让我谈一谈到农村参加农业大跃进的体会。说实在的，到了农村后没有我们原先想的那样浪漫、那么激动人心。我们睡的还是土炕，烧的还是柴锅，吃的还是白薯玉米，屋里还是没电，点了一盏煤油灯。这些唤不起“共产主义是天堂”的意识，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了一想，说，我们在学校听生产队长讲，有三尺长的黄瓜，一尺多长的玉米，可是也没看到。这话现在听是没什么问题，在当时说出来，已经有了怀疑“总路线”、“大跃进”的嫌疑。于是，参加我们“排”（因为组织军事化，所以“班”都称“排”）学习会的教导主任对我的发言有了兴趣，本来他是要批判我破坏劳动工具的，这时不谈这个问题了，本着“引蛇出洞”的精神，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比如我们这次下乡、深翻土地等等。
当时我不到十六岁，又生长在城市之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但120万斤这个数字令我很好奇。劳动休息和同学闲聊时便问120万斤小麦到底有多少东西。在旁边的一个农民插话说，一麻袋才装200斤小麦，小麦还别太干了。农民提供的这个基础数字到了我的脑子里，马上我就想到120万斤可以装6000个麻袋。北方装粮食的麻袋，大约是宽2尺，长3尺，盛满了粮食的麻袋码在地上，占面积约6平方尺。一亩地是60平方丈，合6000平方尺，也就是说一亩地可以码放1000袋小麦。1000袋可装小麦20万斤，120万斤小麦如都装入麻袋，码放在一亩地中，则要摞六层。这样一算，120万斤小麦要占多大地方在我的头脑中清晰了起来。于是，我说，一亩地怎么能产120万斤小麦呢？它要装6000个麻袋，平码在地里要堆六层呢。这位老师又问我，你是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我补充了一句，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六层麻袋挺起来呢？说到这里，突然沉默了，主持会的老师好像怕我再说下去就会毒害同学一样，便匆匆宣布散会。
第二天，白天还照常劳动，晚上开会学习。当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开会往往比干活更重要。吃完晚饭，当我们蜷踞在土炕上等待开会时，我才感到与往常气氛不同。不仅排长严肃（就是我们班的班长），而且，连长、指导员也来听会。九月的天气，残暑未完全消退。我们是男生班，晚上开会同学们都穿着背心裤衩，然而连长、指导员全是女生班的同学。她们见到我们这个样子，大家都很尴尬。她们也只好坐在外屋隔着帘子听我们开会。我感到很滑稽，不由得脱口说出：“还有垂帘听政的啊！”不料这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这天晚上的发言好像都是经过准备的。同学们纷纷批判我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并用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所说的中国人多、议论多、干劲大，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来。我还没有经受过革命的大批判，这是第一次，不习惯，不免要为自己辩解，和革命群众顶撞。最后是不欢而散。连长宣布说我态度不好，明天接着开辩论会。中国的词、特别是政治范畴的词，一个词可以有多种意思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从字面上看“辩论会”仿佛是口舌之争的，可是我在农村看过一次“辩论会”，那种规模、形式、气氛与解放初的“斗争会”、“文革”中的“批判会”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就是话更少，肢体语言更多。被辩论者站在一圈儿人当中，被推过来、搡过去，没有多少人说话。
第二天，刚刚出工，我正盘算着如何应付晚上的“辩论会”，没想到各个连排已经站好了队，仿佛要开全团大会。这时年轻的教导主任在会上板着一副面孔宣布：王学泰和王某某（与我同班的一个同学）到队前来。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自上学以来还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在全校的集会上被拉到同学之前示众。我和王某某慢吞吞地走上了被批判的位置。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真有些抬不起头来，但心里很乱，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此时广大同学们也感到诧异，因为那时在中学里还没有开展阶级斗争，对学生的纪律处分也没有把受处分者公开示众的，然而这一切到了“文革”之中就不新鲜了。紧接着那位女连长也走到前排，拿着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全体同学面前指控我的罪状。我仔细听着，大约包括破坏生产工具、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党的方针政策，无组织、无纪律等条。并说我影响学校的形象，已经不适于在农村劳动了。大约还有几个同学发言表态，最后是校教导主任以团（军事编制的“团”）领导的身份开除我参加支持农村大跃进的资格，回校反省。当天就由下乡生病的老师把我们押回了学校。
学校里还有一批人在大炼钢铁，这些人大多是师生中的老弱病残。可能是有些难为情，我没有到留校队去报到，而是去北京图书馆看了十多天书。自然待下乡同学们返校后，又遭到一次“辩论”。不过自此起，使我的生活多了一种新的内容，即被他人或说革命群众帮助、批判。
少年旧事忆城南
也许人老了都爱忆旧，我也不例外。一个夜晚与我太太在街上散步，看到灯光相映店铺和熙来攘往人群，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大栅栏、观音寺购物和游玩的情景。现在我居住在东三环外城乡结合部，其热闹繁华程度足以与1940
年代北平购物中心相比，可见北京变化之大。从少及壮，我都住在北京城南，对城南有着一份特殊情感。
所谓“北京城南”，从地理上说是指“前三门”以南，可是从文化上说，多指宣武门之南，也即通常说的宣南，因为清代以来，这里多居住汉族的文人士大夫，遗传到民初仍未有多大改变。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所写的“城南”也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我小时候的居所比林先生所写的还靠北一些，地名叫西西河沿。所谓“河沿”是指“前三门”南面的护城河（现在的一号地铁线），本来前门以西的河沿都叫西河沿，民初开通了和平门，打通了南新华街，那么南新华街以西的“西河沿”就叫“西西河沿”了。
一、西西河沿旧事
1942 年我生在和平门大街以西的西西河沿160
号，那是我们租的一个小四合院，北屋三间半，南屋三间，半间门道，东西屋各两间，有个十四五平米的院子，这是北京典型的微型四合院。
1、后街的日本人
我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而且后街（也称后河沿）住的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占领军，而是一些小商人、小职员之类。后河沿的房子显然比西河沿的差，一律极小的院子，大约五六间房，低矮潮湿。有些人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在这里住了，多是朝出晚归，很少与中国人来往。唯有双方的孩子有点交往，但多是打架。中国小孩多，往往占上风，但日本孩子吃了亏好像很少向家长哭诉，也不见日本大人拉着他们孩子来找中国家长的；偶尔中国小孩被日本小孩打了，中国家长也不敢找日本家长说理，这使得中国人很愤懑。虽然日本投降我才三岁，但对日本占领还是留下些恐怖印象的。自生下来就有一种怪病，年年（主要是1943—1945）一到夏秋之际就泻肚，这是“虎列拉”（霍乱）的典型症状。而日本鬼子是“谈‘虎’色变”，搞了一个“活埋‘虎列拉’”的政策，这使父母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大祸临头，害怕我的病被日本人知道了，为此不敢让我出门，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了，病也好了。日本统治的后几年里，太平洋战争越打越糟，许多物质被日本人征用，北平缺吃少喝，山西老家寄来点大枣、葡萄，一进北平火车站（站在前门），日本人就打“六六六”消毒，喷得全白了，弄得谁也不敢吃了，只好扔掉。另一件震动北平的大事是“逮麻子”，有位中国地工人员暗杀了日本一个军政大员，传说这个“地工”是个“麻子”，于是北平的“麻子”倒霉了，都不敢上街，弄得人人自危，恐怖阴云笼罩全城。
西西河沿一带居民最反感的是后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上面说过后街日本人住的院子极狭小，日本男人特别爱洗身子，不论冬夏他们脱得赤条条的、只用一根布条子兜裆，在
街上大洗特洗，这让中国人很不习惯，甚至是痛心疾首。街坊聚在一起就爱骂日本人“洗澡”这件事。“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光天化日，竟敢赤身露体！”“谁家没有大姑娘小
媳妇，真是禽兽！”所以中国人很少走后街，即使从街口过，也是目不斜视。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街的日本人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前街的居民去了一块心病。日本人走了，我们家也起了点变化，买了164
号院，成了有房一族。这房子的原主人是东北人，姓司，夫妇两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过活，是日本翻译官，似乎没有什么劣迹，只是日本人走了，他失业了，要回老家，住房出售。那时北京房子便宜得让今人难以想象（近百年来北京房价六起六落），164
号是个三合院，北屋三间半，东、西屋各两间，没有南屋，但院子大，约有二十多平米，北房与东、西房之间各有夹道，可盖小房。就这样一个院子售价仅为100
匹本色粗白布（最便宜的布）。当时一匹为十丈，按现在价格也就是二三百元，那么，100
匹合现在的两三万元。买了这个小院后，粗装修（主要是把室内地面改为水泥地，纸窗户改为玻璃窗，墙壁用可赛银粉刷）花了20匹布。给我留的印象最深的是司家即将搬走时，给我们留下一幅网球拍子，这是我小时唯一的、带有点洋气的玩具。
2、幼儿园
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食品是美国军用罐头，外包装呈绿色，有猪肉、牛肉、奶粉三种，每桶有三四斤，大约每人发了十几桶，小孩拿不动，是用洋车拉回家的。衣服是卷成包袱状，编号摊在地面，同学抓阄，我希望能抓到一套运动装，但抓到的却是一件白地细碎绿花、精布连衣裙，十分遗憾。听说有的同学抓到的衣服兜里还有美元，老师说，衣物都是街头募捐来的，有人在街上把衣服脱了下来，交给募捐人，所以常常在衣兜里发现零钱。
那时独门独院的家里都不愿意孩子到门外去玩，总感到不安全，这是日本统治的后遗症。母亲常常告诫：不要跑出去和“野孩子”玩！在她心目中，凡是常在街上玩的小孩都是“野孩子”，这样使我与街坊的孩子自然有了隔阂。日本在时，家里就不许出门，在我心中，大门以外，是个神秘世界，值得去冒一冒险，于是常常偷跑出去。外面还真是有风险，北平围城时（深秋），气氛很紧张，到处是麻袋（里面装黄土）做成的掩体与荷枪实弹的士兵。我和一个小孩，从马道跑上城墙，疯跑、疯玩，在凛冽的秋风中摘取从城墙砖缝中滋长出的酸枣刺上的残余酸枣。此时一个穿着黑色警察服、背着三八式步枪的人把我们喝住了，举着枪说要毙了我们。当然，这是他利用那点小小的权力逞逞威风，吓一吓对他毫无危险的孩子，俩小孩都吓哭了。他满足了，又去管一个登城的大人，我们俩分两个方向跑下城墙，不停脚地一直跑回了家，庆幸“死里逃生”，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老不出门，显得很不合群，有点孤单。与我们隔三个门有家煤铺，煤铺掌柜的孩子最多，有三四个，他们自成一伙，也是街上的孩子王。有时我也想加入他们一伙，被拒绝了。其中老大说：那不成，你拿铅笔来，我们才跟你玩；你拿馒头来，我们给你讲故事。我曾用铅笔和馒头换得这一切，但我总弄不清楚，为什么馒头的功用如此短暂（讲一个故事只五分钟），而铅笔却能维持半天呢？
1940 年代末，北平仅仅有80
万人，街上行人稀稀疏疏，宽一点的街道的两旁，夏天青草离离，秋天草一黄就显得很荒凉，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像西西河沿这样的街上就没有行人了。但时时有算命的盲人，或敲着“报君知”的小锣，或吹着单调的笛子（1—2—3
；3—2—1）从门前走过，更显得凄凉。
二、1940年代的春节（上）
北京的春节越来越淡，特别是新式小家庭，一到春节“新马泰”旅游了，完全没有过春节的意思。春节的风俗绝大部分都已绝迹，这很令一些迷恋传统民俗的人士痛心疾首。春节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春节习俗是以这两者为背景的，随着向工商社会转型和社会的小家庭化，春节民俗赖以存在的背景逐渐消失，春节日益淡化是个无可奈何的事。1940
年代，老北平的社会环境还为农业文明所包围，城市里还保留着一些宗法精神，因此，那时过春节（当时称“过年”）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来说，过年是一年最大的梦想和欢乐。
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每到腊月二十九日的晚上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就面向墙紧闭眼睛，默想：再一醒就是大年三十啦！有时睁开几次，仍然是床上的幔账和墙壁。
1.祭灶——过年的前奏曲
那时过年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一个序列，要过完这个序列，大约要一个多月。北平一进腊月就有了过年味儿，无论来客，还是街头邂逅，都不免要问一句，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商店特别是与“年货”有关的买卖铺都要披红挂彩，提醒人们“年就要到了”。这种氛围日渐浓烈。腊月二十三，算是正式进入过年序列，所以这一天又称“小年”，可以说正式过年的前奏曲。这一天最重要的节目是祭灶，俗称灶王爷上天。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侯宝林的相声说“说是一家之主，可是户口本上没怹”），平时供在厨房里，简单的就在炉灶上贴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双人画像；豪华点的，有个灶王爷龛。灶王爷龛的样子有点像前些日子新建的“永定城门楼”。龛的两边写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上联有些虚夸，平常很少有给灶王爷磕头的，这也有道理，既是一家子，何必那么多礼？下联多少有点写实，灶王爷离灶火近，点香很方便，所以灶王爷像前常常是香烟缭绕。有的还供上一杯清水，平日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也需要清水润一润。进了腊月，灶王爷的待遇明显改观，这时家家都要买些糖瓜（麦芽糖做的，所以只在入冬以后才卖），恭恭敬敬地供在灶王爷面前，勤快点的还要换一副新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灶王爷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去。汇报内容是其所主持的一家子的善恶功过。本家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那里多为自己美言几句，嘴甜些，所以在其上天之前要上供糖瓜，说穿了也是一种贿赂。国人对待鬼神有些像对待贪官，总认为多上供、实行物质鼓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
小年之前，腊八以后，郊区进城卖芝麻秸儿和柏树枝儿的农民逐渐活跃，基本上是挨着门推销，这些都是祭灶用的，一般人家多少都要买点。汉族风俗是“男不拜月（中秋节不参与祭祀），女不祭灶”，因此，恭送灶王爷上天是男人的活。二十三的晚上，天黑如漆，把供桌搬到院子里，上面供着北平月饼的四大样——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自然也少不了粘嘴的糖瓜。父亲穿上簇新的长袍马褂，把一捆芝麻秸儿，分成三脚架状，立在地上，上覆以柏树枝，把灶王爷龛放在上面，再撒上些料豆（这是给灶王爷坐骑吃的黑豆），从下面点火，然后三跪九叩。芝麻秸儿含油易燃，燃烧时料豆和秸秆一起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柏树枝儿放出一阵阵清香。灶王爷上天了。然后演奏国人过年特有的音乐——鞭炮齐鸣，它告诉我们新春就要开始了。这是北平民谚中说的“二十三，糖瓜粘”。
2.办年货
那时过年（从三十傍晚到初五）除了戏馆子外，一切买卖铺都要停业休息，因此过年吃和用的东西都要年前准备好，这叫“办年货”。对小孩来说，新年准备期办年货是最开心的事儿，孩子可以向大人正式提出自己的要求，北平民谣说到过年有“闺女要花儿，小子要炮，老头要个新毡帽”的句子，这都是要主妇操办的。另外，每天都会有新东西进门，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过年才得一见的（如“灯儿节”的用走马灯等）等等，这些都足以刺激孩子们过年的热情。办年货时，我常跟着去，这是一乐，不能放弃；即使不能去的，待买进门后也要仔细查看。
办年货包括买各种新年的吃食、用具以及祭祀用品。那时，除了信仰洋教的（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和回民，北平人一般家里都有个神位，或供祖先，或供仙、佛。家境稍好
点的，要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家庙”（供祖先）或佛堂。
我们搬进西西河沿164
号后，因为北房与东、西房之间都有空档，可以搭盖小房，我家在西面搭了个小房作为佛堂，祖宗的神位待过年时请出，在北房祭拜。所谓“佛堂”供的却是位“大仙爷”，大仙爷只是一位不见佛道经典著录的北方民间信仰的神仙，据说很灵验，有求必应，在老北平人信仰中很有地位。有佛堂和祖先牌位，逢年过节，必有祭拜，这样就少不了祭神用品，如香烛、金箔、银箔等。
买香烛要到香蜡铺，我们常去的是西琉璃厂西口的香蜡铺。这是个古老的行当，北平的香蜡铺的铺面门楣有些像牌楼的横匾，门楣下垂着些蜡烛等幌子，很少开玻璃橱窗的，一般都是糊纸的窗户，铺子里很阴暗，给人以古旧的感觉。这里不仅卖香烛，还有金箔、银箔（做金银元宝用）、各种彩纸、神龛、神码儿等。祭拜的蜡烛不能用洋蜡（现在许多佛寺道场上供都点洋蜡），那时人认为祖宗不认洋东西。洋蜡，不管红蜡还是素蜡都是石油的副产品，是半透明的，而土产蜡是用蜂蜡制作的，不透明。我们家还有一付（两根）“电蜡”。
外观上做成蜡烛形状，顶上的两团火焰是电灯泡。当时连“洋蜡”都不认，但更洋的“电蜡”却能通行，因为它省事又安全。这是国人西化的出发点。
家中上供用的香分两种，一是单根点燃的，它较粗较长，比筷子粗些、每根有二尺长，也叫缏子香；一是合把点燃的，较细较短。每根像毛衣针那样粗，大约九寸长。过年时，香蜡铺还卖春联、福寿字、“抬头见喜”“黄金万两”“万事大吉”等短联和点缀节日气氛的剪纸、挂牵儿、年画等。年货中的“进口物”除了做菜用的原料、调料和过年吃的各种零食（花生瓜子、南糖果脯等）外，大宗的还是上供用的供品。这主要是各种饼饵和水果。饼饵要向点心铺预定。
那时我们家要定两堂供品（佛堂和祖宗各一份）。饼饵主要是蜜供和上面说的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四种。一堂蜜供是四个，每个高约二尺多，其状如小型西安大雁塔，用蜜供条叠搭而成。四种月饼从大到小，顶上做成桃形，最下面月饼的直径有一尺左右，这四种合成一堂。供品并不怎么好吃，只是个应节祭品。俗话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两堂供品在撤供之后也是分给大家吃了。供品中还有四碟鲜果，大多用晒出“福、禄、寿、禧”字的苹果。为了与蜜供、月饼的高度一致，鲜果要放在“豆”中，这是一种高脚的盘子。古代有个席地而坐时期，豆是那时餐具。后来作为祭器用，显得有些古雅之气。
3、过年的操作阶段
“二十四，扫房日”，除了洒扫庭除，有的还重新刷墙糊顶棚。那时顶棚大多是纸糊的，一年的烟熏火燎，保护好的也要发黄，因此家境稍好的都要挑了顶棚重糊，室内室外，焕然一新。个人也要洗澡剃头，那时北平唯一的女澡堂——润身澡堂（当时还有一些男澡堂附设女部的，如东升平等）已经开张，母亲每个月都要到那里去洗一次。
二十四以后，家里忙活的主要是制作储备食品，这也很吸引孩子注意力。小孩跑前跑后，里外查看有什么新吃的出炉。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许动刀子，这几天的吃的都要年前
做好。这几天要蒸馒头、豆包、糖三角、花式蒸饼，炖肉煮鸡做豆酱（用肥肉皮丁、黄豆、水疙瘩丁、胡萝卜丁、豆腐干丁等做成），做好了分别放在不同的缸里，过年时随吃随热。蒸制面食品有许多花样，如做个蝴蝶、金鱼、小耗子等，再涂以颜色，虽然味道与馒头没有什么区别，但孩子不这样看，刚一出屉，便抓来吃，也不怕烫，而且觉得分外香甜。
三、1940年代的春节（下）
2.除夕——诸神下界
当朝阳在脸上晃来晃去的时候，我才醒。“大年三十了，还不起？”母亲的叫起，我突然意识到，盼望已久的“年”终于到了，使劲睁开眼睛，太阳已经穿过绿纱窗，照在雪白
的墙上。这一天要穿新衣服，孩子尤其如此，因为他是大人的脸面。虽然我只有四五岁，但作为长子也要穿棉袍，过年要见面行礼的，穿短衣太过随便。北平人认为穿长衣服是有
礼貌的表现。比如挑水夫送水，进入院内，都要穿到膝盖的茧绸大褂（太长不便干活），因为院内可能有妇女走动。
其实三十这天很少有礼仪性的活动，我穿着湖绉面里外三新的棉袍，母亲不让去放花炮，怕烧了衣服。我只好在小院里跑来跑去。或看看厨房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看送水、送财神和要账的。
那时小院里已经有了自来水，但习惯上总觉得甜井水好喝，还让挑水夫送水，自来水只用来洗涮。三十这天一定要把大小水缸装满，水象征着财，多多益善。这天频繁拍门多是送财神的，干这事的常常是穷家小孩，靠财神挣点小钱。这些孩子你去我来，像穿梭似的，在大门口高喊：“送财神爷喽！”主家也烦，可是谁能说“去、去、去，不要”呢！那不等于拒绝财神爷光临吗？于是，不论谁来都是给一两个铜板留下一张。
要账的多是买卖铺的小徒弟。那时北平的买卖大多是赊购，特别是离家近、卖日常生活用品和吃食的铺子，很少现金交易。离我家一二百米有个小杂货铺，有时我妈叫我到那里拿条烟，我就去拿条烟。掌柜的在我家的账上记下一条烟，账在三节（端午、中秋、过年）时清，我们买一条烟，不怀疑掌柜的给我们记两条，掌柜的也不怀疑三节时我们不给钱（这种信任是多年培植成的，一旦破坏，很难恢复），最后结账在大年三十。如果真是没钱给的，初一一到也就躲出去了。
一般人欠账，大多是过节忙其他事忘了，三十这天该店小徒弟穿得干干净净，到各家催账。他们站在主家院子里，不进屋，高声说“今年小店的买卖不好，向您老拆兑俩钱，请您务必多关照”。实际上小徒弟往院子里一站，主家马上就会说，告诉你们掌柜的，我这就去。不必等小徒弟说完那段套话。
下午开始剁馅，准备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那时北平人吃“观音素”的很多，每月初一、十五、和观音菩萨的生日要吃素。这顿饺子就是素馅的。饺子馅儿是用木耳、黄花、口蘑、粉丝、豆腐、焦圈、青韭、白菜做成，也很好吃。三十的年夜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无非是炖肉馒头之类（当时北平小康之家的饭菜不如现在，那时的人家老想攒钱买房子置地，与现在大多用在伙食上不同），但初一早上的素饺子给我印象深刻。
傍晚，随着外面的鞭炮声的密集，预告“年”真正到了。这时人们忙着往院里洒祭灶时买的芝麻秸，我穿着新棉鞋尽情地在上面踩来踩去，发泄着人性中固有的破坏性，美名“踩岁（碎）”。天完全黑了，大人在院子里设好祭桌，准备迎接灶王爷回家。据说灶王爷“回宫降吉祥”时要带领天上诸神而来，所以母亲嘱咐我，大年下不要胡说，诸神下界，说什么神仙都听着呐！母亲小声附在我耳朵上说词，让我感到庄严与神秘，仿佛无边的夜气中，各路神仙穿着金盔金甲，由上空缓缓而降。不仅不吉利话不敢说，真有动辄得咎之感。迎神也有仪式，要上供拈香，点燃芝麻秸儿、柏树枝儿和由金箔、银箔制作的元宝，放鞭炮，然后把灶王爷龛供在厨房灶前，一如往年。小院中柏树枝儿香味与火药气味交融在一起，一夜都不能散尽。本来迎财神爷是初二的事儿，传说初二是财神赵公元帅的生日，北平人上财神庙进香也是正月初二。可是人们为了省事，再说三十已经有许多财神码（当时称印在纸上的神像都叫“码”，如“灶君码”）。于是就把“迎财神”与“迎灶王”的事儿一块办了。
2.大年初一头一天
迎神之后，除夕已过，严格说就到了“大年初一头一天”了。这天的第一件事是到“前门洞”（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瓮城）烧香。正阳门（即前门）楼两旁各有一个袖珍小庙，东边是观音菩萨，西边是关帝。两庙据说是明代建造的，关帝像还是历史上唯一的木匠皇帝（天启皇帝）的作品，是庙中三宝之首。其他两宝是白玉石马和青龙偃月刀，前门稍南的打磨厂有个铁铺每年都要给关老爷义务磨刀。前门离我家不远，但到这里也已经人头攒动，有成百上千的人了。上香之前先要摸一下正阳门的门钉，据说可以消灾祛病。那些与人齐高的门钉被摸得锃光瓦亮，与高处乌黑门钉对比鲜明。拜完关帝，再拜观音菩萨庙。从前门回到家里已经夜里两三点了，这时全城的鞭炮渐稀渐疏，大有“偃旗息鼓”之势，因为各家都忙着给老人拜年和吃大年初一的饺子了。我们也是这样，父母坐在供祖先牌位桌子的两边，孩子穿好了长袍向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父母拿出红包，一般是一块现大洋，或五个有蒋介石头像的镍币（每枚上铸着“廿分”），其购买力相当现在60
到100 元人民币。然后一家吃素馅饺子。
拿到了压岁钱，觉得有了一笔财富，那些形诸梦寐的宝贝就要到手了：如九连环宝刀（其实只是涂了银色的木头刀，刀背上有九个铁丝做的环）、盒子花（一种烟火）、沙燕（风筝一种）等，再不是遥不可及了。孩子过年的精神头比大人足，大多要“三十晚上熬一宿”，大人如何劝也不管用。那时没有电视，孩子干什么呢？大多是提着灯笼在大街放花放炮，或在屋子里玩“陞官图”，比赛看谁能从小科员一直陞到大总统。
提起放花炮有件事使我很难忘怀。父亲的有个做花炮生意的朋友，有一年已经进货了，到年根儿，老母突然去世，要回家奔丧。朋友给他凑了许多钱，回去办事用。他便把花炮分给朋友们，那年拉回一洋车炮仗，堆满了小佛堂。一家放不完，动员街坊朋友帮着放，放了有半个多月。初一早上，院中的炮仗皮子没了脚面，可真放够了。其中有个盒子花，让大家乐了一回，五光十色焰火腾空后，上面显示出一尊大炮、一段城墙和四个大字“炮打东京”，不过当时日本已经投降，但由此想起后街的日本人，还是很开心。
我觉得那时放炮不太扰民。因为除了三十晚上在门口放一挂长鞭“崩崩煞神”外，大多都是在自己院子里放的，对行人干扰不大，当时居民较为稀疏，住的是平房，如果紧闭房门，外来的声响也比现在小。初一是拜年的正日子，亲戚朋友，互相拜年，就有磕不完的头。当然什么时候也是“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家境太差的，往来的也少，来了也接待不起。富贵之家则是没完没了亲戚往来。
从初一到初五，每天都吃年前做好的的年饭，只要一加热就行了。过年期间除了拜年、逛庙会、听戏之外就是玩牌赌博——打麻将、推牌九和斗纸牌（也称马吊，多是妇女玩），更厉害的是掷骰子、押宝——这是纯粹的赌博，一翻两瞪眼，几秒钟内见输赢。
3.其他年事
初二这天是到财神庙进香。财神庙在广安门外三四里地的六里桥，名为“五显财神庙”（现在的中华书局附近）。这里有“借钱”习俗。所谓借钱就是庙里的道士把用金箔银箔叠好的元宝散给香客，带回家；香客拿出点香火钱作为回敬。
拜财神的香客极多，初二半夜有人就到庙外（当时住城外的人很少）或广安门洞等候，去“争烧头柱香”。每年我和父亲一起坐洋车去，天还很冷，大腿以下都要盖条毯子。广安门大街已经是洋灰马路，但只到报国寺，此外就是石头子土路了，很是颠簸。听说广安门脸有出租驴的，每个脚夫有几头驴，租给香客后，脚夫不跟着，驴到了财神庙自己就不走了，香客下了驴，驴自己就回去了。
初一以后还有两个“灯节儿”特别被看重，一是初八，一是十五。古人认为妖魔鬼怪都以黑暗为寄身之处，点燃灯火，自然有驱魔和祓除不祥的功效。每到灯节，母亲用彩纸（主要是黄、粉、绿等颜色）捻成中间细如纸绳，上下有个啤酒瓶盖大小的灯台108
盏，蘸上油，从室内一直散播到门口，还有窗台、灶台、自来水管等地都要放上这小小的灯台，然后点燃，不过要有人盯着，避免着火。十五的灯节就更热闹，走会的，玩灯的，一拨一拨的，让小孩不知追哪拨好。北平近郊农民热中走会，西西河沿一带来的“会”大多来自门头沟。
他们踩高跷、跑旱船、打太平鼓、扭秧歌，穿红挂绿，色彩缤纷，大锣大镲把节日引向最后一个高潮。然后戛然而止。灯节，我更喜欢悬挂在客厅的走马灯，一开大灯（也可用蜡烛，但得有人看着，太麻烦），唐僧师徒四人以及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小龙女等围绕着灯转了起来，这个简单的装置能够引发我痴想：是谁在推动它呢？
生活的第一课
一
1958年暑假后刚刚开学，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扑面而来。各行各业都在以“多快好省”为口号实现“大跃进”。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敲锣打鼓、高举着红旗的报喜队伍。虽然还未习惯这种氛围的北京人有时也说些风凉话。如“开车的（指公共汽车的司机）多快好省，坐车的鼻青脸肿”等，但总的来说人们还是以好奇和热情投入了这个运动，人们不知道“多快好省”会给中国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美丽社会图景来。
到了学校（我在北京65中上学，当时的65中只有高中）发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好多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突然销声匿迹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校长张迅如不见了，虽然，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常常听他的训话。他只有一只胳膊，讲话很冲，很有气概，据说是位老革命，延安来的。另三位是消失于讲台的教语文的刘曜昕、黄季虬、徐守忠。我听过这三位老师的课，是很吸引人的。黄先生讲《三国》时举的例子，徐先生讲古诗给我们念的他小时候写的“诗”至今我还记得。同学私下相传：他们都被划了右派。这无形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似乎当右派的不幸随时可能传染给每一个人。
另一个大变化是不上课了（我上高中的女儿知道曾有如此“好时代”，多次感慨地说，怎么没有让她赶上），成天地开会，向党交心，搞思想改造，拔白旗，插红旗，“红专”大辩论，以青年钢琴家傅聪为反面教材。说他虽然很专，在世界级的钢琴比赛中得了大奖，但却“背叛”了祖国。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主义，说个人主义为“万恶之源”。还提出了要搞“四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我所在的高二五班变成了“某连五排”，直到现在我也想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除了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外，还发动同学们搞“超声波”，说这是“科学中的科学”。它用在农田里可以增加产量，用在临床，可以起死回生。还找了农村一个“生产队长”给全校讲超声波科学及其实践意义。这位三四十岁的队长在台上夸夸其谈，说超声波促成农业大丰收。例如黄瓜经超声波一“超”可以长到三尺长；老玉米经超声波一“超”，一棵玉米上，可以长出五六个来，每个一尺多长；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驴子四五天不喂，用超声波一“超”不仅胖了，而且干活更有劲了。听到这里，掌声雷动。我们这些小青年突然觉得大跃进的农村仿佛是个神仙世界了。这位队长为农村描绘出一幅崭新的、光明的图景使我们无限向往。新上台的年轻的教导主任马上在旁边接着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们农民科学家对科学做的伟大贡献是那些大学教授连想也不敢想的。”这些话真是激起了我们对超声波的好奇心和兴趣。
在这个风潮中，学校也马上掀起一个制作超声波的热潮。最初，我以为超声波极为神秘，可是一操作起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简单得很。找一根四分或六分的自来水管，把它截成四五寸长，用铁锤把一端砸扁，然后将扁的一端的管壁上各锯一个小口，中间焊上半个剃须刀片，便大功告成了。然后在圆的一端接上根皮管子，再把皮管子接到自来水龙头上，打开水龙头，强大的水流从铁管扁的一端滋出去，当通过焊在这一端的刀片时，由于刀片很薄，必然被水流激荡，发生震动，于是有的“科学家”便说这是超声波，是尖端科学，具有无限广阔的用途，而且国家的兴盛和人民生活幸福全系于此。由此，党和政府才大搞群众运动，我也得以躬逢其盛。在搞这项科研制作之前，校方领导说，我们用自己制作的超声波做饭洗澡。当然，这些都是兑现不了的，只是说说罢了，像这样只是说一说，日后没有下文的事情太多了，谁能去认真追究一下呢？如果真有追究的人，不是被视为别有用心，就会被当做精神病的。像这种搞“尖端科学”的群众运动，五十年来我遭遇过两次，除了“超声波”之外，还有1969年全国搞“单晶硅”，不过当时还处在“文革”运动之中，只在工厂、高校小闹一番，没有“超声波”闹得那么红火罢了。“超声波”还没有收尾，我们就下农村参加更大的跃进去了。
二
1958年10月的去农村虽然不是我第一次下乡，但是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难忘。这一年，从夏收就开始发烧，特别是在农村，为了迎合“大好形势”和证明反右斗争与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农业必须获得大丰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前）苏联第一个成功地发射了地球人造卫星，这个“卫星”遂成为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同义词，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的骄傲。当时各行各业动不动就要“放卫星”，其意为，他们创造了不同凡响的新纪录。农业产量的第一个“卫星”就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放的。1958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公社小麦亩产2105斤的新闻，从此，各地的“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一路高升，最后亩产小麦近万斤。秋收时，水稻的亩产量更是一路攀升，到了9月份，《人民日报》头版已经有了这样的大标题“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我们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下乡参加农业大跃进的。
我们这些高中生还是不辨菽粟的十六七岁小青年，看到这些消息自然是十分兴奋的。下乡再一次点燃了我们投入这个伟大运动的热情。这时是白天热、夜里凉的九月。我们按照军事编制，高唱着《一天等于二十年》《江南丰收有稻米》等革命歌曲，日夜兼程，徒步到农村去。十六七岁正是贪睡时期，有的同学走着走着便睡着了。我也是懵懵懂懂，似睡似醒，只有那高昂的歌声“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白云盖地天山外”至今仍在我的脑中回荡。
到了劳动的目的地，我们有些失望了，农村还是老样子，和以前我去过的农村差不多，只在干活的现场插了一些红旗彩旗和增加了些锣鼓伴奏罢了。
带队的教导主任和生产队长布置劳动任务时才使我们大开眼界。原来我们具体干的活是深翻土地为明年小麦丰收作准备。我们翻的这一块地，是普通地块，只翻一尺五寸深，明年亩产万斤小麦。另外一块试验田深翻1丈2尺（那时北京水皮浅，有些地区挖下2尺就见水），由老乡们自己“翻”（实际上已经是“挖”了），那里明年亩产小麦120万斤。我们当时年龄小，又没有农村生活的体验，不知道这120万斤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听着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人民日报》所披露的数字，令人惊讶。给我带来麻烦的是深翻土地用的铁锹是“撮锹”，这种铁锹的锹头很像撮土的簸箕，宜于撮东西，而不宜于向下翻地和挖土。深翻一尺五，要垂直挖两锹深才合乎标准，有的负责监督的老师时常用草棍量。用撮锹要达到这个标准是很困难的。学校又在同学之间搞竞赛，年轻好胜，谁不希望跑在前面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改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于是，我和另一个同学借了把锤子把“撮锹”砸直，把它改造成为“挖锹”，果然翻地的进度增快了很多。但这样一来，我们闯了大祸，被视为破坏劳动工具。在下工后的学习会上帮助我，让我谈一谈到农村参加农业大跃进的体会。说实在的，到了农村后没有我们原先想的那样浪漫、那么激动人心。我们睡的还是土炕，烧的还是柴锅，吃的还是白薯玉米，屋里还是没电，点了一盏煤油灯。这些唤不起“共产主义是天堂”的意识，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了一想，说，我们在学校听生产队长讲，有三尺长的黄瓜，一尺多长的玉米，可是也没看到。这话现在听是没什么问题，在当时说出来，已经有了怀疑“总路线”、“大跃进”的嫌疑。于是，参加我们“排”（因为组织军事化，所以“班”都称“排”）学习会的教导主任对我的发言有了兴趣，本来他是要批判我破坏劳动工具的，这时不谈这个问题了，本着“引蛇出洞”的精神，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比如我们这次下乡、深翻土地等等。
当时我不到十六岁，又生长在城市之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但120万斤这个数字令我很好奇。劳动休息和同学闲聊时便问120万斤小麦到底有多少东西。在旁边的一个农民插话说，一麻袋才装200斤小麦，小麦还别太干了。农民提供的这个基础数字到了我的脑子里，马上我就想到120万斤可以装6000个麻袋。北方装粮食的麻袋，大约是宽2尺，长3尺，盛满了粮食的麻袋码在地上，占面积约6平方尺。一亩地是60平方丈，合6000平方尺，也就是说一亩地可以码放1000袋小麦。1000袋可装小麦20万斤，120万斤小麦如都装入麻袋，码放在一亩地中，则要摞六层。这样一算，120万斤小麦要占多大地方在我的头脑中清晰了起来。于是，我说，一亩地怎么能产120万斤小麦呢？它要装6000个麻袋，平码在地里要堆六层呢。这位老师又问我，你是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我补充了一句，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六层麻袋挺起来呢？说到这里，突然沉默了，主持会的老师好像怕我再说下去就会毒害同学一样，便匆匆宣布散会。
第二天，白天还照常劳动，晚上开会学习。当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开会往往比干活更重要。吃完晚饭，当我们蜷踞在土炕上等待开会时，我才感到与往常气氛不同。不仅排长严肃（就是我们班的班长），而且，连长、指导员也来听会。九月的天气，残暑未完全消退。我们是男生班，晚上开会同学们都穿着背心裤衩，然而连长、指导员全是女生班的同学。她们见到我们这个样子，大家都很尴尬。她们也只好坐在外屋隔着帘子听我们开会。我感到很滑稽，不由得脱口说出：“还有垂帘听政的啊！”不料这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这天晚上的发言好像都是经过准备的。同学们纷纷批判我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并用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所说的中国人多、议论多、干劲大，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来。我还没有经受过革命的大批判，这是第一次，不习惯，不免要为自己辩解，和革命群众顶撞。最后是不欢而散。连长宣布说我态度不好，明天接着开辩论会。中国的词、特别是政治范畴的词，一个词可以有多种意思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从字面上看“辩论会”仿佛是口舌之争的，可是我在农村看过一次“辩论会”，那种规模、形式、气氛与解放初的“斗争会”、“文革”中的“批判会”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就是话更少，肢体语言更多。被辩论者站在一圈儿人当中，被推过来、搡过去，没有多少人说话。
第二天，刚刚出工，我正盘算着如何应付晚上的“辩论会”，没想到各个连排已经站好了队，仿佛要开全团大会。这时年轻的教导主任在会上板着一副面孔宣布：王学泰和王某某（与我同班的一个同学）到队前来。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自上学以来还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在全校的集会上被拉到同学之前示众。我和王某某慢吞吞地走上了被批判的位置。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真有些抬不起头来，但心里很乱，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此时广大同学们也感到诧异，因为那时在中学里还没有开展阶级斗争，对学生的纪律处分也没有把受处分者公开示众的，然而这一切到了“文革”之中就不新鲜了。紧接着那位女连长也走到前排，拿着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全体同学面前指控我的罪状。我仔细听着，大约包括破坏生产工具、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党的方针政策，无组织、无纪律等条。并说我影响学校的形象，已经不适于在农村劳动了。大约还有几个同学发言表态，最后是校教导主任以团（军事编制的“团”）领导的身份开除我参加支持农村大跃进的资格，回校反省。当天就由下乡生病的老师把我们押回了学校。
学校里还有一批人在大炼钢铁，这些人大多是师生中的老弱病残。可能是有些难为情，我没有到留校队去报到，而是去北京图书馆看了十多天书。自然待下乡同学们返校后，又遭到一次“辩论”。不过自此起，使我的生活多了一种新的内容，即被他人或说革命群众帮助、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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