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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变法领袖梁启超最推崇的人物！最满意的作品！
★国学大师梁启超权威解读。解玺璋译写通透晓畅！
★毛泽东、胡适、黄仁宇、柏杨等盛情评赞！
★改革者总有其无法回避的宿命，对中国当前改革仍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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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为一位孤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比王安石更具争议的人了。古往今来对于他的评价有天壤之别，在变法、学问、人格各侧面均有所抵牾；同时代的苏轼、司马光更在不同时期有过褒贬不一的论断。本书系统论述了王安石的时代政局、思想成长轨迹、执政前后活动、新法内容及成败、学术与文学、家庭与交友等几个方面，作者以敏锐的学者眼光、严谨的史家笔法，引证史料著作不下百部，并以近代欧美政治为参照，透彻分析了王安石新法的成败得失；并作“考异”十九条，力图还历史烟尘中的王安石以真实面孔。
本书角独特、思想新锐、资料宏赡、论述严谨，一卷在手尽览北宋政坛、文坛的万千气象，读之令人耳目一新，引人深思，启人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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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得志，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他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者，是民智的启蒙者。在清末民初这个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时代，能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并能登峰造极者，唯梁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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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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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言
绪 论
王安石的时代（上）
王安石的时代（下）
王安石小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上）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王安石与宋神宗
总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一）
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
——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二）
军队和国防——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三）
教育和选举——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四）
王安石打了哪些仗
罢官之后的王安石
王安石新政的成绩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下）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
王安石的家庭
王安石的学术成就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上）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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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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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宗皇帝即位之初，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晋爵，不管生者死者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得到了新的封赏。只有濮安懿王因为是皇上的生父，中书省认为
，不能和其他那些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部门商议一下举行典礼的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之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皇上服丧期满，就把那个奏章下发给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详细研究。翰林学士王珪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书
认为，要给他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而册封的诏令是有特定规格的。诏令应当这样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则应当这样写：“皇
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但是，濮王与皇上是父子关系，不知道制册上怎么称呼他，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把这个奏章发下去，要求再议。王珪等人提出来可称“皇伯”，但不写名字。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的“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根据唐《开元礼》和宋《开宝礼》的要求“做儿子的要为生父‘齐衰’一年，要为后父‘斩衰’三年”。这里的后父、生父都称父母，在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将生父改称“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以藩侯继承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汉光武帝是有盛德的君主，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也没有称“皇伯”的。“皇伯”这个称呼不仅典礼上没有用过，在历史上也没有依据，所以不能这样做。于是将古今的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材料，并附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御史台的官员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有开始，皇太后就亲自写了信责备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写了材料说明为什么这样做。皇上见到皇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要求停止讨论这件事，追封的事也就停了下来。过了几天，礼官范镇等人坚决要求讨论有关“皇伯”的问题。他们的奏章留在皇上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御史台的官员们也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皇上既然因为皇太后的缘故决意停止讨论这件事，所以凡是上疏谈论这件事的都被皇上留下。皇上聪明果断，很通情达理，对待大臣都很谦虚恭敬，但是绝不姑息。御史台的官员所说上有关濮王的奏章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不可行的建议也大多被搁置起来，没有实行。御史台的官员因此开始有意见并发出怨言，并指责中书不去实行。中书也曾经上奏说，现在御史台的官员气愤朝廷不用他们的谏言，说他们阻塞了言路，使得皇上成了拒谏的皇上，请求能简单实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的事，如果他们说的可行，就应该立即实行，何止‘略行一二’呢？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应当为了应付人情，不能做的事勉强去做，那样不是对事情有害吗？”中书觉得皇上所说句句在理，不敢再有别的请求。皇上接着问道：“他们说的有没有可行但是没有实行的呢？”韩琦以下的官员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上说：“既然如此，就这样吧。”
这时有几名杂端御史（御史中的一种，知杂事），都是新提拔的，锐意进取，希望尽快取得成就，见到什么事都发表意见，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所以，他们提出来的建议都比较荒谬，不能实行。这时，京城正下大雨，官、私房屋倒塌了很多，军营倒塌得尤其厉害。皇上想到军人都露天居住，心中非常焦虑。两府的大臣也都非常担忧害怕，不分昼夜地操劳，费尽心思，进行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效果。这时的范纯仁刚当上御史，初次上殿，大家都想听听他会说什么。他上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省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遣监官一名，由中书省审核议定。京城里倒塌的军营有五百二十座，如果按照范纯仁的请求，就应该派遣监官五百二十人，每个监官还要有四个随从，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事情多，人手少，却要派出两千士兵和五百监官，而且瓦木等建筑材料还没有着落。他的轻率、张狂、空疏、乖谬就是这样的。所以，中书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而御史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几天，吕大防又上疏，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都是一些非常琐碎、不符合实际、无法实行的事。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建议不可行，反而报怨朝廷阻止不去实行。所以吕大防又说，今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没有实行的，中书省要说出为什么不办，并且报告给御史台，他们竟然蛮横无理到这种程度。他们怨愤的言辞在士大夫之间流传，一些亲朋故友就和他们开玩笑，激他们的火：“近来御史提谏议，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就算完事了，外人都说，御史台应该改称进呈院了。”这样的话很多，朝中官员传来传去，以此来开玩笑。御史官员更加不满，甚至愤怒，于是想着最好弹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为弹劾人而获罪，还可以留下敢说话的美名。这时皇上的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两府大臣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还没有定论，就说这可是个好题目啊，这样的好机会是不能错过的，于是都来尽力说这件事。但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谈这件事了，“皇伯”“皇考”的说法也还不知采取哪一种，其他追封的事情又还没有讨论，朝廷对于濮议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御史们也只有请求早一点儿施行“皇伯”的建议而已。中书省以为，前代有关礼仪的争论连年不决的有很多，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皇上很谦虚，已经自己停止了讨论，不再提起，有什么过错可以被他们拿来谈论吗？于是放在一边不再搭理他们。但是御史们一起来到中书省并扬言：“宰相最好早点儿了结这件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论这件事了，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来说但都没有被采纳。由于这个原因，御史们更加感到羞愧和耻辱，看形势已经不能使他们停下来了。他们本来就想通过弹劾别人因言获罪，来邀买名声，所以他们这时的言论只求能激怒朝廷，已经无所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引证董宏、朱博的故事，以此来影射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毫无顾忌地对我进行丑化和诋毁。刚开始，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由于朝廷不用他们的建议，心里已经有些不平，等到御史们有了说法，于是和他们相互呼应和配合。一些庸俗的人并不懂得礼仪，不知道圣人是很重视无子这件事的，凡是没有儿子的，允许同宗的子弟继承家业，这是最公正的道理。不过，寻常百姓怕人知道过继儿子以及异姓领养义子的举动，都避讳提到他们的亲生父母，以为理所当然，于是就会认为“皇伯”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御史们既挟持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帮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因此用言论迷惑众人，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要特别地加封濮王。庸俗的下层民众甚至传言，将来还要让濮王进太庙，替换仁宗的位置呢。里里外外议论纷纷，没有人可以说得明白。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但只要有人稍微倾向于为朝廷说话，就会被骂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经提出让皇上称亲，他的奏章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了。于是，有识之士都闭口不谈此事，不愿因此惹祸。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要一起订一个折中的方案，来平息舆论。于是，他们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按照这个方案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更高的王位，但哪有儿子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呢？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礼节到这里就为止了。就在那一年的九月，皇上看了这个方案，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为难，说：“能这样做最好，但需要禀告太后才可以实行，暂且等一等吧。”
这时，离南郊祭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朝廷的事情很多，御史们的议论也稍微平息了一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及这件事了。郊礼祭天结束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御史们的奏章又来了。中书就将原来写好的方案又呈送上去，请求皇上降诏。皇上说：“等我两三天内禀过太后，就可以实行了。”没想到，这天晚上，皇上忽然派遣高居简来到曾公亮家，颁布了皇太后的手谕：“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该称皇，三个夫人也应该称后。”这和中书省进呈的方案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省进呈的方案也只是请求皇上直接降诏实行，并没有一个字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需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实行”，也没有说过要请皇太后颁布手谕啊。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省的本意。这天，韩琦因为祭祀正在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在垂拱殿门的阁子内，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为这件事来得太意外了，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大家就派人到斋戒的地方去找韩琦，一起来听取皇上的旨意。不一会儿韩琦就到了，来不及交谈，就一同来到大殿上。韩琦上前奏道：“我有一个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皇上说：“怎么样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提到的三件事，称亲这件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请求皇上一定推辞。
再降一道诏书，只答应称亲这一件事。然后，把我们前些日子进呈的那个方案中提到的那几件事，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等写成手诏，然后实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就依照他的说法颁布手谕去实行了。刚开始，朝廷内外的人受到御史们的蛊惑，都说朝廷尊濮王是想夺仁宗的正统地位，所以人们的情绪十分激昂，等见到手谕，实行的内容不过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得很合理，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人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等人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也知道形势不能阻止，于是就抓住称亲不对这一点，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他们说，韩琦串通了宦官苏利涉、高居简，把皇太后的思想搞乱，这样才下了手谕。又专门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要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将奏章送进宫中，副本就给了进奏官，让他帮助传播。吕诲等人既然想得到罪名后离开这里，所以每次去见皇上都表现得傲慢无礼，唯恐皇上不发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御史们，所以就尽量包容他们。时间一长，发展到这一步，知道他们是不能再留下了，就这样还多次派遣宦官到家里召见他们，授予他们官职，但他们竟不出来接旨，只好让他们以原来所任的官职到外地去赴任。濮议这件事，从中书省开始提出方案到后来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过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根据他们的建议举行了典礼。不称“皇伯”而称“皇考”，也只是中书省的提议，皇上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称呼。而吕诲等人多次上疏，很久都没有做出决定，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件事很重大，不能轻易答复吧。而且，已经颁布手诏不准议论这件事，所以称“皇伯”还是称“皇考”，这一切都被放在一边，不再讨论了，也不是有意非要么办。皇上曾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讨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的奏章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见，皇上对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至于说中书省不敢用“皇伯”这个称号，更是无稽之谈，他们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来得及讨论，大概是因为“皇伯”“皇考”的称呼问题还没有定下来就把争论停止了，所以没有来得及讨论追封的礼数，以后讨论的只是在陵园中立庙罢了。像吕诲等人多次引证汉哀帝、汉桓帝的故事，目的是要诬陷别人，也没有在讨论中谈到。刚开始，吕诲等人决意离开朝廷，皇上屈尊挽留他们，而他们不肯留下。赵瞻这个人在他们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更加不知体统，他在别人面前扬言说：“近来皇上只不曾下拜来挽留我罢了。”以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朝廷对于御史们所说的事十件能做三四件，让我们这些人面子上过得去，也不至于非要离去。”由此说来，朝廷在濮议这件事上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吗？吕诲等人的离去难道是专为了濮议这件事吗？士大夫只看到吕诲等人的诬陷之言，却不了解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追究吕诲等人的用心，认为只要是因为进言被罢官就是忠臣，争相赞美他们。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预料的那样，因此得到了虚名，而且推荐吕诲的人也想借此博取名声。以宣扬皇上的缺点来彰显自己的优点尚且是不行的，何况是诬蔑皇上来邀买自己的虚名呢？啊！如果吕诲这种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那么先帝的心志也不能为后世所了解，就是我的罪过了。所以，我要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们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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