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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勒伯爵以“身体力行、坚韧不拔”评端氏：“四十年来，他身体力行，坚韧不拔，力图将中国凌乱的国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还其本来的尊严。……自从马可?波罗以来，他是得以与中国的最高统治同吃同住，并跻身于核心圈内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他得到他们的信任，得知他们的秘密。可是，他不愿写出来。”（《中国的端纳序言》，1948年1月3日） 邢建榕以“讲信用、重情义”评端氏：“他是个讲信用、重情义的人，深感自己失信对不起张学良，并怀疑自己对蒋氏是否还有一点作用？气愤之下，他向人表示：‘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 思嘉以“客观上也做了一些对中国抗日有利的事情”评端氏：“他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站在维护英美在华利益，遏止日本在东方侵略扩张这一目的上，客观上也做了一些对中国抗日有利的事情。同时，端纳的一切活动是使中国政府采取亲英美的政策，使英美在华得到更多的侵略权益，当然也不会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命运。” 2013年6月20日 第一章　开启中国顾问的传奇生涯 香港的影样渐渐出现在轮船右方的水平线上，左方是伸出中国大陆的一小块弯曲的陆地——九龙。在轮船的甲板栏杆边站着一位健壮的青年人，满头黑发，眼光炯炯有神，红润的脸上配着一个大鼻子和刚毅的下巴，他就是原住在澳洲墨尔本的记者威廉?亨利?端纳。 他后来陆续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及蒋介石夫妇的顾问，并因而参与他们的公私机密，如陪同孙中山向宋耀如提出娶其女儿的请求，如亲自监督张学良戒毒，如陪伴宋美龄前往西安营救蒋介石。 轮船在九龙靠岸，端纳改乘渡轮到香港，他走上码头，从此进入人地两疏的中国世界。街上人潮如涌，交臂而过的各种面容与肤色的人种都有，除了华人，不时涌现朝鲜、日本、波斯、印度、葡萄牙和马来人。身穿军服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士兵、印度骑兵以及穿短裙的苏格兰士兵也随处可见。 端纳边走边找，来到云咸街下头，这里正是花市。云咸街盘旋而上，通向繁花似锦的太平山顶端。山坡上有座倾斜的屋宇，上面挂着一个已遭风雨剥蚀的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德臣西报”字样。 机缘巧合到东方 一位蹲在高椅子上的矮个男子跳下来说：“你大概是端纳先生，我叫乔治?哈德?里德，你的办公桌在那边。” “你们怎么会从澳洲请我来此担任记者？”端纳问。 里德已爬回那张高大的椅子，他大声说：“是皮特里?沃森介绍的。他在香港时，我请他替我找一个人来，不论在哪儿找都行，但这个人必须懂得印刷，又懂新闻工作，而且还要滴酒不沾。四个星期后，沃森打电报说，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就是你。” 端纳感到很惊奇，又觉得很有趣。他记得皮特里?沃森，一位外表古怪的英国人，前年圣诞节，曾到雪梨《每日电讯报》拜访。 当时，端纳是该报的副主笔。沃森说，他是日本神户《记事报》记者，正取道香港、澳洲和南非返回英国。端纳请沃森吃饭，当端纳只点茶而不要酒时，沃森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似乎心里在盘算什么。 喝茶时，端纳不断地向沃森提出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沃森谈到日本的政治动乱，还谈到日本人的文化和他们的偏狭思路，他像专研日本的权威一样，讲得头头是道，一口气说了一个小时。沃森说，在他看来，日本人比任何民族都狡猾和伪善。 “决不能相信他们”，他警告说：“他们说什么也不能相信，永远要提防他们。” “那你觉得中国人怎么样？”端纳问。 沃森回答：“中国人也是一团糟，这个民族久经岁月洗礼，富有智慧，但从来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他们纵情于追求财富和奢靡之中，只有自负和虚荣心，他们已经落伍。”沃森停顿一下，接着说：“但他们又像一座沉睡的活火山，潜藏着一股力量，它漠然兀立在那里，让人捉摸不透，让人生气，又让人着迷。” 他饮尽最后一口茶，又往下说：“必须有人给予他们刺激和启发，告诉他们哪是顺风，哪是逆风。” 他们回到《每日电讯报》编辑部，应端纳之请，沃森写了一篇文章，以“太平洋霸权”为标题刊出，内容主要是揭露日本人的野心，指出他们正在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端纳受聘为墨尔本《观察家报》的政论版撰述委员，薪水优厚。但接任新职才两星期，却收到香港来的一封电报，请他出任香港一家有名的晚报的副主笔，这封电报还注明，请在墨尔本中华航运公司接洽船票和旅费。 用枪炮谈外交 端纳拿着电报，将信将疑前往航运公司的办事处询问，一位职员向他保证确有其事，并问他准备何时启程。端纳回到柯林斯大街走入《观察家报》，就直接走到该报主笔的办公桌前。 “我想前往中国。”他说。 “这是不是有点突然，端纳先生？”那位主笔抬起头来，满脸的惊讶：“你对中国了解多少？这里才是你的真正用武之地。” “我要去闯一闯。”端纳说。 1903年5月，端纳从墨尔本乘船出发，真的来到香港。 里德转回去审阅正在编排的新闻稿：“端纳先生，这些是伦敦发来的截稿后电讯，请你看看并加上标题。” 从事新闻工作之前，端纳原是个印刷工人，最初在布里斯本《信使报》学排字。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建筑承包商，是该报的大股东。这位苏格兰工程师的后裔，心地仁慈而家教甚严，要求儿子学会一门手艺，以便自食其力。对其带有浓厚传统思想的父亲而言，端纳现在走进的世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个不受普通法则节制的世界，只要出点小事，英美或法国的炮舰便会逆江而上。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中，枪炮比钢笔更有助于完成条约签署。 自从１8４2年和1856年的鸦片战争战败之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规定英、美和欧洲其他列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凡是这些国家的公民均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已在中国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鸦片战争则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商业地位和政治威信，中国海关及其所属人员在随后的岁月中，完全由英国人管理，强硬的外交政策和精良的工业制品，更加增强了英国人在华的支配地位，这就是中国当时的现状。 端纳在德臣西报的老板贝恩推荐下，参加了排他性的“香港会”。这个俱乐部设在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中，位于市中心，网球场和板球场又宽又大，可让殖民地达官贵人享用的东西一应俱全。端纳间或来此消磨夜间生活，多数只是听而不参加人们的谈话。 “香港会”里谈话的内容是橡胶价格、英国新闻、伦敦博览会，以及芝加哥市场上小麦或谷类的行情。中国的事情很少有人会提及，那些殖民地官员和被称为大班的洋行经理，不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和美国人，都对他们驻地旁的中国政治一无所知，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闻不问，因为中国的经济趋势影响不了他们的“钱”途。 端纳所在的那家报纸和其他两家日报，即《南华早报》和香港《电讯报》，正好反映了香港的外国人这种社会生活，英国众议院或参议院里发生的事情才是新闻，除了偶然的绑票案外，当地没有什么惊人的新闻。 首次前往广州 端纳觉得自己难以适应香港上层社会的生活，因此他逐渐限制自己参与这种社交活动。他一边忙于工作，处理香港所特有的各种事务，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的历史。他不像其他人那样，一有空便往山上跑，到摆花街跟女人厮混。 在摆花街，大约住有40位香港最漂亮的姑娘。她们有的满头红发，有的皮肤洁白，金发碧眼，有的则是浅黑型女郎，全是清一色的美国妓女。 他急于了解中国的意念与日俱增，可是香港的条件有限，难以满足他的愿望。他曾一连三天留意三家报纸上的线索，均未见到任何有关中国的报道，他越来越不耐烦。 中国的政治似乎复杂离奇，好像一团乱麻。清廷坐镇北京，统治中国已两个半世纪，变得越来越专横和腐败。政府机构叠床架屋，各级官员人浮于事，他们不学无术，对如何管理国家一窍不通，却有大肆搜刮的本领，一心只求腰缠万贯，人民对此怨声载道。有些中国人在密谋起事，端纳听到许多街谈巷议，知道有个名叫孙逸仙的人，香港居民称之为“革命傻瓜”，是主要的领导人。 端纳在香港只有几个月便被中国所吸引。虽然清朝政府闭关锁国，不让外国人——蛮夷进来，但他决心撬开那扇古旧的大门，最近的一扇大门是广州，那是两广总督张人骏的督衙所在地，广州还是华南最大的城市，其政治重要性仅次于北京。 有天傍晚，端纳走近里德的办公桌说：“今晚我要去广州，到中国走一走。”里德边工作边回答：“有人走过一趟，但一无所获。” 端纳从香港坐汽船逆珠江而上，经过整晚航行，黎明时分抵达广州，这时天色灰白，露重雾浓。端纳步下长堤，听见许多巷子里有盆盆罐罐在叮当作响，那是人们往手推粪车上倾倒夜壶弄出的声音。 长堤上，牛车、独轮手推车成群结队，衣衫褴褛的中国人拖着脚步，半睡半醒。有位衣冠楚楚的英国人站在一旁，他是广州海关税务司的庆丕，端纳在香港曾多次会过面。 庆丕问端纳来此有何贵干，因为新闻记者居然丢开剪刀和浆糊瓶子而出来活动，实出他的意料之外。 “我来求见两广总督。”端纳回答，他像平时那样直率，边说边眨眼睛。 “约好了没有？” “约好？到哪里去约？”端纳缓缓地问。 见中国总督要由英国领事安排 “当然是到英国领事法磊斯先生那里去。”庆丕回答：“如果不事先约好，两三天也见不到总督。” “英国领事？”端纳盯着他问：“见中国要人，先要通过英国领事？真是活见鬼。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啦？”他又说，他想当天晋见总督，晚上回香港。 庆丕有点生气地说：“那办不到。” 端纳乘轿子前往督衙，8点半抵达那里。总督府是个深宅大院，门口有批清兵把守，他们头戴圆白帽和红羽毛饰，木然地站着。 端纳想进去，他们便咕咕哝哝地说个没完，最后突然指着一排台阶，端纳只好背靠一根大柱子，坐了下来。他根本没想到，中国官员直到下午两三点才来上班。 端纳决心整天等下去。他想：如果在这个国家需要的是耐心，那我非有这种耐心不可！我要作得比最有耐心的中国人更有耐心；若有必要，我要学作泥菩萨，比它坐得更久。 督衙门前有两口大缸，经常有男人前来小便。他们旁若无人，熟练地撩起长袍就撒，一点也不觉得难看。透过阵阵袭来的其他臭气，尿的臊味更是又浓又酸，在一张轮船时刻表的背面，端纳写下自己的感想：“搬掉大缸之日，就是中国进步之时。” 他坐在坚硬的石阶上，浑身不舒服，又烦又躁。这些石阶不由使他想到中国对维新变法的顽强抗拒，想到香港“山顶”富贵人家对山下贫民的冷酷无情，端纳转而提醒自己这是中国，如果想要介入其中就必须学会适应。他告诉自己，不要一见丑恶的现象就起反感，要像护士对待难看的病患那样对待它。 时近下午2点，一位目光炯炯的年轻中国官员穿过人群走来，他见到端纳便停住脚步。“你有什么事？”他用流利的英语问。 端纳马上立起身，对这位后来才知道是总督儿子私人教师的年轻人说，他来求见总督，以便了解中国人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而据他观察，中国人的观点很少有人知道。 这位私人教师莞尔一笑说：“法磊斯先生为你约好了没有？见了英国领事没有？” 在烈日下曝晒了四个小时，令端纳大为光火，不禁脱口而出：“你是个中国人，却叫我去通过英国领事安排，会见你们的总督，真是岂有此理！你们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啦？” 年轻的私人教师耸耸肩膀说，那是一种规矩。尔后又来了三位官员，每个人都在听完他的申述后，劝他先去见英国领事。 最后，端纳听到一个人用生硬的英语说：“朋友，有什么事？”一位身穿官服的白胡子中国长者，透过又粗又白的眉毛望着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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