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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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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治理》以“昆明治理”为研究范例，分若干专题，系统地研究了仇和书记分别主政江苏省宿迁市与云南省昆明市期间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以期总结地方性、区域性改革的内涵、特征和价值，剖析局部地区改革经验对于我国中西部发展中地区的一般适用性。与此同时，“昆明治理”注重强化干部问责和提升政府执行力，治理措施不仅触动了官场“潜规则”，而且对传统社会价值观产生强烈冲击。因此，《昆明治理》作者试图从学术方面对于“昆明治理”现象给予理论分析，力求发掘其中蕴含的当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新，元素、新思维与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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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昆明治理》梳理了昆明市政府近年来施政的各种新举措及其成效，并认为这种尝试探索，既不能完全归于西方公共管理范畴，
也不能全部归于传统公共管理范畴，故称之为“昆明治理”。“昆明治理”注重强化干部问责和提升行政执行力，治理措施不仅触动官场“潜规则”，也对传统社会价值观产生了强烈冲击。为进一步从学理上阐明并验证这一治理模式，书稿从地方治理比较，“昆明治理”的内涵特征、理论价值及其实践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最后归纳和总结了关于“昆明治理”的理论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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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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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庆奎，安徽省全椒县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政治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教学和科研工作，著有《当代中国政府》《政治改革与政府创新》《政府学概论》《政治?政府?社会》《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十余本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多项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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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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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昆明治理”的特征、价值与思考
一、地方治理的比较
二、“昆明治理”的内涵特征
三、“昆明治理”的理论价值
四、“昆明治理”的实践意义
五、对“昆明治理”的思考与建议
第一章 思路分析
第一节 “弓弦箭模型”：地方政府创新之思路阐释
一、研究背景与实证调研
二、“弓弦箭模型”：地方政府创新之思路阐释
三、政府动力系统
四、经济动力系统
五、协作一执行动力系统
六、“三阶段论”：地方政府创新路径之动态诠释
第二节 三模式连续统一体：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变迁路径
一、地方政府创新之理论综析
二、地方政府创新之三模式连续统一体
三、“三步走策略”之综合评估
第三节 “鲶鱼效应悖论”的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
一、争议与民意：“鲶鱼效应悖论
二、争议中改“制”：交易成本的政治经济学
三、争议中树“人”：交易成本的政治哲学
四、争议中求解：“仇和现象”的时空维度
第二章 改革与政府创新
第一节 地方政府过程模式的创新与价值
一、从政府过程的视角考察地方公共行政的意义
二、仇和主导的地方政府过程模式的创新
三、仇和主导的地方政府过程模式的独特价值
第二节 论民主执政的方向
一、执政为民理念与执政风格的转变
二、民主施政
三、评价与启示
第三节 论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一、概念分析：政府执行力的概念、要素与路径塑造
二、实践分析：以观摩督查为抓手的政府执行力
三、制度提升：加强政府执行力的制度建设
四、价值提升：政府执行力建设的价值与意义
第四节 行政问责：理念、实践及其制度化
一、仇和行政问责的理念
二、仇和行政问责的具体实践
三、仇和对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探索
第五节 “公推公选”：领导干部选拔的全新制度安排
一、“公推公选”的涵义与具体程序
二、“公推公选”是一套制度组合
三、“公推公选”对于人事制度的创新
四、“公推公选”的政治意义
第六节 政府绩效：建立地方政府信用的重要途径
……
第三章 环境保护
第四章 调查报告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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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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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倒U型”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不仅是政府实现政治经济目标的理性工具，随着市场经济所衍生的生产与交换自由秩序的形成，制度由工具理性日益转向价值理性。
宿迁政府创新不仅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创新，而且是公共权力组织与运作方式的创新。地方政府创新是地方执政集团在既定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展开，并与之互动。仇和施政思维并不存在某一僵化的固定模式，而是伴随着历史环境变迁而动态演进，形成内在逻辑相贯通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强化市场型政府”阶段。仇和宿迁施政体现出“强化市场型政府”思维，地方执政团队通过“强执行力驱动”，运用企业精神重塑公共部门，完善区域市场机制，以实现后发区域的资本集聚与跨越式发展。仇和宿迁执政的政府创新对中国改革具有鲜明的样本意义与典型价值，形成四个独树一帜：即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典型、中国干部管理创新的引领、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标杆、民主公推直选的先行。
第二阶段，当后发地区的市场体制经过强执行力的培育，逐渐走向成熟之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逐步成为主导性资源调节方式，并开始反过来影响和制约政府职能范畴和政府治理方式。政府权力的运行范畴与程序日益受到政府培育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反约束。昆明施政体现出“市场之手与行政执行力之双重驱动”，通过有限但高效能的政府功能发挥，尊重与支持发挥市场之手的作用，两者相互支撑，以实现昆明“区域性国际城市”的发展目标。
第三阶段，当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到更高阶段，随着区域产权变革与市场制度的完善，市场经济所衍生的生产与交换自由秩序的形成，社会自治空间不断扩大，共同富裕逐渐实现，区域治理进入“市场之手与法治之手主驱动阶段”，行政体制、政府体制、政治体制变迁通过更高层次、更为系统的改革，以适应与服从区域“自生自发秩序”，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的角色，最终形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宿迁与昆明的制度创新动态地体现出地方制度变迁过程的三个阶段，目前总体上处于第二阶段。三段论既体现出中国转型背景之下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一种渐进与增量发展路径，也体现着历史唯物史观的发展规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关系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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