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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小编我阅文无数后，越来越觉得一本以历史政治为题材，又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书，最可贵的莫过于作者“眼光毒，文笔俊”。眼光毒，方可看到历史背后的逻辑与现实病灶的根源，读这样的文字，不会有矫揉造作，空洞无物之感。文笔俊，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清新耐读，在阅读时总会扑捉到智慧和幽默，读这样的文字，不会有古板说教，晦涩难懂之感。《戒急》就是这样一本书。如果您觉得小编的话不一定靠谱，那么，请看靠谱的人怎么评价这本书：
《戒急》的主题是中国能否告别激进，以及如何告别激进。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未来改革的方向，而法治与政治透明则是改革的突破口。本书中“走出人治的阿喀琉斯之锺”、“用现代文明降解自己体内的历史毒素”等章节讲得正是这个意思。
——江平 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戒急》一书文字生动，清新可读，融事实、知识、思想与人生经验为一体，对于一个经历过二十世纪巨大苦难与创伤的民族来说，再也没有比理性的自我反省更重要的事了。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在呼唤着这种反省精神。
——萧功秦，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作者
从清末的《时务报》、“时务学堂”到今天的时论、时评以及这本《戒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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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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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梦之所以世世代代落了空，在于中国人循着“官治、官有、官享”的人治传统，跌进了野蛮、暴虐的历史周期律里。和平变革正在“过大关”，贪腐又撩拨起了民愤怒火，再一次把中国推到了治乱安危的悬崖边上。民主能够拆除引爆激进的雷管，法治则需要涓滴积累。当中国人饱尝过激进动荡的烈酒、苦酒和人道灾难的血酒后，只能戒急用忍，拿出十二万分的耐心，一点一滴地品尝迂缓变革的醇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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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连宁 1952年生，陕西定边人。独立网评人，资深报人。务过农，做过工。曾多年营商并游历多国。
曾创办《青年一代》、《宁夏青年报》，曾任宁夏团委副书记、全国青联常委、海南大学教授。
著有《谁都逃不掉的中国经济大泡沫》、《谁都逃不掉的经济大滞胀》、《大避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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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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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篇：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
泥足深陷的周期律
百代未遂的富强梦
梦碎在民贫民弱上
人治的“阿喀琉斯之踵”
“民治、民有、民享”还是“官治、官有、官享”
摔了跤的“超常规、跨越式”
惹祸的官本位、权力本位
贪腐撩拨激进怒火
一个幽灵在游荡
安危之间，岂容行差踏错
B篇：过犹不及，激进比保守更容易变馊
鸡蛋撞石墙也有涓滴效应
官民岂能恶性互动
争利益须先争权利
不为“红豆汤”出卖“长子权”
想“均富”反倒被“均贫”
为了穷人反倒害了穷人
路在何方？路在农民的“自我革命”
C篇：化险为夷，拆除引爆火药桶的雷管
子弹乱飞了一个世纪
以暴易暴是一剂毒药
是什么让我曾经成为一个暴徒？
为什么说暴徒都是蠢汉
绵延不绝的冷暴力
“学费”昂贵，不能一再虚掷
我们不能没有历史地活着
降解自己体内的历史残毒
D篇：戒急用忍，最深刻的变革也许最宁静
蜜蜂不会只在自家田里授粉
追求楼高车快不难，追求现代性不容易
当心绊倒在熟悉的路上
反腐败其实并不难
从分享公产权益入手，制约公权力
让政治色谱宽广一些
社会变革历来没有直通车
民主越多，转型越平和
后记 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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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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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老了，我最怕自己被推进焚尸炉时，没有心，没有脑，只有一副下水和手脚；因而，我不能仅为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权力与利益，不识真假、不论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美丑、不知荣辱地苟活着。-----作者题记
我们“50后”一代人，都是先“拼政治”，后“拼经济”的。之所以用了一个“拼”字，是说打拼过火了就容易打破底线；拼政治，容易拼成唯权是夺，把自己打拼成了权力动物。拼经济，又容易拼成唯利是图，把自己打拼成了金钱动物。权力动物与金钱动物，都是说自己打破了人性底线，跌入了弱肉强食的动物性生存法则，不可悲吗？
康德曾经推演过“德福一致”（人的德性跟福利成正比：有德之人有福，无德之人无福）的古老哲学命题；但无须推演你也知道，一旦野蛮的生存法则把中国人颠倒成“德福悖反”（有德者无福，无德者有福），情况就大为不妙了：社会的潜规则一旦变成了道德越低，获利越多，甚至变成了广东话说的“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中国人的麻烦不就大了吗？
我老爹是陕北的老红军，我也有40年党龄了，曾长期做宣传教育工作。当年我在组织上还没入党时，在思想上已经先入了党，从小写文章都是言必称“我党、我们党”的。而临死也不愿“以叛徒冒充烈士”的中共总书记瞿秋白就是不愿当“政治动物”的。他说“自己本是个有‘绅士意识’的平和文人，······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不想‘治国平天下’，也不想做‘杀人放火’的党的领袖”。他说自己被撕裂为“二元人物”，不是说出了“绅士”与“政治动物”的分野吗？
显然，“绅士”是指政治家应有高于常人的道德，而“政治动物”，则指从政者的德行跌入常人之下，堕落得跌破了人性底线。普京曾总结苏共历史说：“我们在近70年的时间里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经济意识的理想化扭曲了最基础的财产关系，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忘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良心，但要想回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脑袋。”
普京所说的理想化扭曲了财产关系，导致了国家落后的教训，我在评述中国经济的前三本书（《谁都逃不掉的中国经济大泡沫》《谁都逃不掉的经济大滞胀》与《大避险》）里，也有涉及；但都囿于经济话语的框架，难以说透经济背后的政治。国内已持续多年的经济的非理性繁荣，也或多或少地遮蔽了深层次的病灶。然而，你只要为经济病兆把脉，顺藤摸瓜总能摸到政治和社会思潮上面。我一直认为，要用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才能观照中国问题。出水才见两腿泥；当遇上“重庆事件”“钓鱼岛事件”后，你分明看见历史的胎盘仍在分泌着激进，激进仍有可能把中国推到治乱安危的悬崖边上。
退休后的我，倍感“世俗利益是你的后妈，而真理是你的亲妈。你最终还得回到你亲妈的怀里”（奥勒留语）；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很想从经济动物、政治动物做回到一个绅士，也像是想回到亲妈的怀抱。我发现，那些能够把晚辈异化为经济动物的负能量，其实出自同一些曾经把父辈异化为政治动物的潜规则；也就是说，清除父辈曾经深受其害的那些野蛮生存法则，也是在为孩子们降解体内的残毒。
所以说，这本反省激进的书，仍是我在反省自己：“当我年轻时我梦想改变世界；当我成熟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世界，我将目光缩短，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我发现我不能改变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家庭，但这也不可能。当行将就木，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自己，我可能改变家庭、国家甚至世界”（威斯敏斯特教堂碑文）。由此可见，也不仅是50后，50之前之后的各代亲们，都应从反省、改变自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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