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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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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大传》翻译了国外经典的李鸿章传记版本。布兰德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品评李鸿章的一生，立论客观、真实。书中讲述了李鸿章如何从一个刀笔小吏变为晚清第一重臣，又如何周旋于诸列强之间，既能支撑危局，又能精于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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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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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大传》一书，是由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历经17年写作完成的一本有关李鸿章和晚清四十年历史的经典著作。《李鸿章大传》，从全球视角，解读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品评客观，论述李鸿章的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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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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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布兰德（Bland.J.O.P.,1863--1945），英国作家和记者，曾作为《泰晤士报》记者走访中国，并亲自采访李鸿章，其后写成《李鸿章大传》。合著有《皇太后治下的中国》《北京宫廷年鉴及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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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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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李鸿章初入官场与时局的回顾
第二章 早期生活与家庭背景
第三章 中国官员李鸿章
第四章 外交官李鸿章：与法、日的关系
第五章 外交官员李鸿章（二）
第六章 海陆大将李鸿章
第七章 政客李鸿章
第八章 李鸿章的人性方程式
参考书目
大事年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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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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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李鸿章外交政策的基本动机似乎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和平，无论何时，若外国人或他那愚蠢的国民要把战争强加给他，他就会以最快的速度与敌人和谈。就现状而言，宓吉先生对李鸿章在处理中国外交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估计是公正的。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李鸿章作为领航员，经常受焦虑的影响，而他的焦虑则来源于他的个人利益。此外，观察家们强烈地表达了一种意见，反对宓吉先生的观点及为保持和平而不惜一切代价的观点。他们认为，在1894年朝鲜事件这一导致日本向中国开战的因素中，李鸿章若不是个决策者，至少也是个赞同者。就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将会在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这一章节进行阐述。不过在此，我们可以说英国学者们各执一端的言论都没有什么证据，因为所有能作为证据的文件都已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摧毁掉了。
李鸿章作为国家外交官的起点，应该是从1870年6月其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与北洋通商大臣开始的。那年，他由武昌总督转任直隶总督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害怕法国因天津发生的动乱而向中国宣战。在这场反基督教的动乱中，法国领事馆及主教堂被毁，其中法国领事及16名修女被杀。李鸿章得到赫德先生（帝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忠告，从崇厚与曾国藩手中接办了与法国当局在当地谈判，并且他在3个月内就成功地处理了法国政府的要求。他的任务之所以能完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知道，当时的法国并没有可能以武力向中国政府索赔。他很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点，最后，摆脱了艰难的困境，保住了中国政府那即将丢失的面子，也保住了那些对此事的爆发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国官员的性命。在这些官僚的人格尊严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李鸿章一如既往地有着坚定的立场。由于他在这次事件中的态度，及该屠杀事件的残忍本质，在香港、上海各通商口岸，这些欧洲人的聚集地，公众对其十分不满。然而，对该事件的处理却让他成功地受到北京各阶层的欢迎，且他与法国公使罗淑亚的谈判方式也给外交使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确，对所有相关人员而言，若法国代表没有明智地从首都转到李鸿章的天津衙门，就不可能达成解决方案。因为当时的总理衙门那无知、无能与高傲是那样的不可救药。
在处理这次危机的过程中，李鸿章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很是引人注目，这种能力形成了一种格局，这让欧洲外交官多年都无法从中摆脱。它用条约规章，在北京与外国官方进行谈判，但最终决定权却在天津这位总督的手中，且频繁地被迫去寻求官方不负责任的干预，以结束被死锁在京城的羞辱。由此而造成的异常情况正好适合总理衙门，因为这让那些贪图安逸的官员们，可以随时把令人讨厌的公使们交给李鸿章，然后，如果适合他们，他们就会说他的谈判并非官方谈判。这也很适合李鸿章，因为这为他的总督职位增添了他深爱的新意义、威严、权力和积攒财富的机会。
正如马噶尔尼和埃尔金使团证明的那样：对于中国统治者而言，在困境中借助迂回政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被迫签署《天津条约》后，在处理对欧洲的外交事务中，与东印度公司时代所用的方法相比，他们需要某种更微妙的逃避手段。他们在李鸿章新的外交方式中找到了这种方法。作为北洋通商大臣，几乎所有对外事务，在总理衙门以前，他都有进行初审和行使地方权威的权力，而且在衙门作出最后判决以前都会征求他的意见。同时，直到中日战争以后，他才成为了衙门的一员。就算是出自真诚，他的建议都不一定会被那群高贵的官员所采纳。他的地位被北京政府无休止的延宕。巴夏礼那些精力充沛的公使们发现，他们无法容忍李鸿章的这种地位。许多外交官都厌倦了他的这种精力上的。其他人，非官方或间接地寻求着在处理这种事务最小防线，那就是与设在天津的总督衙门打交道。随着时光的流逝，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外交事务交到了李鸿章的手上，他们的谈判涉及与衙门利益有关的环节，以与公使馆达成有利的协议。
人们永远相信，这位伟大的总督在保留中国政府及其同僚的面子（就像在天津教案中一样）的同时，从其第一天到天津上任以来，他就致力于保证其辖区的法律秩序，尤其是要镇压所有排外事件。在他抵达北方的时候，他就发布了一个公告，提醒人们他手上有一支高效的军队，他们“曾镇压了不少的叛乱”，若有任何的违法行为都会遭受严厉的镇压。他曾不止在一个场合证明自己言出必行，因此，在其漫长的任期中，外国人在直隶的生命财产安全一直都是有保障的。
我们发现，李鸿章在这方面的态度，与其在1867年那份著名的奏章中表达的观点完全一致。他持一种顺应时势的和解政策：承认外国人的军事优势，并承认要维护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排他性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总理衙门，及其大多数总督同僚们将《天津条约》视为外国突袭的偶然结果时，他的视线就已经察觉到这仅是滔滔洪水的第一波而已。这就是其后续政策不顾其同胞的反对，依旧奉行该条约，保持其有效性，以在保护中国与生俱来的实权的同时，防止外国人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他那些不那么开明的同胞们，经常谴责他是“洋人的朋友”，他们不能欣赏其手段的微妙性，或者说，事实上他更了解欧洲人的情况。但在他的观念里他仍然是个十足的中国人，是一名优秀的儒家学者。随着戈登对他的影响饥渴的特许权所有者、地盘寻求者转为犬儒主义时，及其世界知识的增加，他原本对欧洲道德观和伦理观的高度评价有了改变。同时，在作为一个犬儒主义者的后几年里，他对传教事业的观点也被染上了疑虑的色彩，这些在70年代是无迹可寻的。但尽管如此，在其晚年，他仍然能意识到欧洲式（尤其是安格鲁-撒克逊）的道德，甚至对其有很深刻的印象，无论这种道德观念有何种缺点。他认为在这种道德观念的影响下产生了一批值得信任的官员。无论是在公众生活还是个人生活中，他都频繁地展示了其对这种非东方式美德的欣赏，甚至是当他用这种美德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这种欣赏无疑更加强烈。在解决了屠杀法国天主教徒的天津教案后，李鸿章被委以重任的下一个外交谈判，就是英国领事军官马嘉理被杀事件。这位军官已经脱离了在北京服务的任务，于1875年初刚踏上到印度政府任职的探险之旅。该旅程的任务是探索从缅甸进入中国西南部的贸易路线。他已经获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护照。然而，他的被杀却被证明是一场谋杀，且缅甸国王和中国云南巡抚岑毓英都牵涉其中。英国政府按照当时驻京公使妥玛爵士的建议采取行动，决定坚持追究中国当局的直接责任。这种做法，从政治上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岑毓英从来都无法容忍中央政府对其辖区的干扰或建议。同样也是因为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下，高层的省级当局对其辖区发生的任何暴乱直接负责。因此，妥玛爵士以其女王陛下的名义，要求北京政府以玩忽职守的罪名诏岑毓英入京受审。若英国政府及其公使馆对中国官僚的基本原则有更多的了解，除非他们以宣战作为前提，否则他们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正如在25年后，义和团运动中证明的那样，官僚阶级随时准备抛弃钱财和领土，抛弃一切的一切，但绝不舍弃他那高傲人格中的阶级尊严。在天津教案中，法国政府只是要求惩处两名较小的官员——一名知府和一名知州而已，即使是对这样的要求，总理衙门在给皇帝的密奏中都将其描述为“极其无礼，断无应允之理”。但在马嘉理一案中，英国公使只因一名小小的领事被杀，就要求公开羞辱一名巡抚的人格，这就相当于是羞辱整个官僚阶级。而且，即使是北京街上的市井之徒都知道，这并无战争的威胁。因此，在李鸿章建议衙门采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方法之前，英国公使坚持这一立场越来越困难且备受羞辱。18个月以来，英国公使要求赔款的申明成为永远的无效讨论。李鸿章的辛劳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指派一个联合委员会，对马嘉理被杀一案进行现场调查。中国政府组织的这个委员会，最让人觉得厚颜无耻的是，竟任命李鸿章之兄——武昌总督李瀚章和岑毓英自己为代表。
由这样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此事，只会导致一场喋喋不休的争论。中国人若非是知道，虽然英国公使周期性的以战争作为威胁，但战争是不会真正爆发的，他们永远都不敢指派一个这样的委员会来调查此事。最后，妥玛爵士已不指望能得到任何的解决方案，他寄希望于以离开北京来威胁衙门，因此，他去了上海。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以便通过电报直接与伦敦方面交流。在面临某种类似解决方案的行动下，中国政府开始变得警惕起来，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来解决这个问题。李鸿章听从了鹭宾?赫德先生的忠告，一直都保持沉默，但他在这场喋喋不休的北京谈判中所起的作用却一点也没有少。在其中的某个阶段，他曾在天津就调查委员会的事宜，与英国公使进行过协商，并安排了对其兄李瀚章的任命，同时保证政府会认真考虑妥玛爵士的要求。但他承诺的这种和解措施很快就被衙门否决了，然后事情又恢复了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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