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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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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外国文学评论集，作者视野开阔，文思缜密，艺术感觉敏锐，观点新颖独到。书分五辑。第一辑收录八篇学术随笔，论述萨义德、毛姆、奈保尔、纳博科夫、海明威、凯鲁亚克、茨威格等。第二辑选录五篇书评，评议莱辛、村上春树等。第三辑收录研究库切的八篇文章。第四辑有五篇译后记，是作者翻译麦尔维尔、笛福、维特根斯坦、拉什迪等作品的研究成果，第五辑是五篇专题论文，阐释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加科夫、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的创作。附录四篇文章，《虎年札记》和《蛇年札记》是从私人笔记中选取的文字，涉及文学、绘画、音乐等；两篇评论木心创作的文章，发表后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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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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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后现代后殖民文学、欧美小说叙事学等。在《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论著《马孔多神话与魔幻现实主义》《批评的抵制》，译著有《维特根斯坦笔记》、《大莫纳》、《水手比利?巴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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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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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李庆西
第一辑
批评的抵制
小说家言
—读毛姆的《巨匠与杰作》
“局外人”半生旅程
—关于奈保尔小说《魔种》
作家父子家书
福克纳早期随笔
纳博科夫镜中的果戈理
海明威、凯鲁亚克及其他
—读《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茨威格二题
—关于《昨日的世界》
第二辑
约翰?凯里：“大众”还是“市侩”？
跑马拉松的村上春树
奈保尔的“自由国度”
蓝皮书与红皮书
莱辛自传《影中漫步》
第三辑
库切：无乐的青春
C先生与“小故事”
—读库切新作《凶年纪事》
无家可归的讲述
—《夏日》中译本序
迎着暴力写作
—《铁器时代》中译本序
《耶稣的童年》：新移民故事
—《耶稣的童年》中译本序
批评何为？
—评《异乡人的国度》
第四辑
关于《维特根斯坦笔记》
阿兰-傅尼埃：生平、爱情和创作
—《大莫纳》译后记
铁盒遗稿：《水手比利?巴德》
尼加拉瓜的生者与死者
—《美洲虎的微笑》译后记
笛福的瘟疫伦敦
—《瘟疫年纪事》译后记
第五辑
布尔加科夫与果戈理：文学史的对话
《枯枝败叶》：马孔多的意识形态辨析
彼得堡的讽喻：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圣殿》译名及题解
笑与文学：谈《城堡》两则附录
附录一 虎年札记（节选）
蛇年札记（节选）
附录二 论木心
木心的文学课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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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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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庆西
一
我是1986年认识许志强的，或许再晚一年，回忆那个年代仿佛事事都有一种不确定性。那时候读他的文稿很有一种发现新人的愉悦，可是想不起最初看到的是评论还是随笔。他的评论有一种随笔风格，而随笔像是玄言诗。当时我在出版社编辑一套“新人文论”丛书，推介吴亮、黄子平、南帆、陈平原、王晓明那些新锐之作，我想以后这套书里也会有许志强的名字。当然尚需假以时日，那年他刚刚大学本科毕业。我的一位同事曹洁女士跟他是大学同学，竟一脸惊讶地问我，“咦，你怎么认识许志强呀，他是我们年级的才子！”
但志强并没有如我预期的那样很快崭露头角。他毕业后留校任教，起初教写作，也教大学语文，后来转到外国文学专业。20世纪90年代初那段沉寂的岁月里，他好像在诗歌圈子里混着，有时来我这儿一趟，扔下一堆油印的地下诗刊。我对诗歌比较外行，但彼此总有可以聊开的题目。弗洛伊德热刚过去，文化热又来了。他喜欢现代派小说，从卡夫卡到卡尔维诺、马尔克斯。他读书多，文学知识极为广博。那些年还没有互联网，他是我了解文学资讯的一个渠道。因为比他年长十几岁，偶尔跟他谈到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事业之类，这种话题显得很世俗，他不以为然地笑笑。那时他还年轻，明亮的眸子里带着一种散漫神气。
他的性格并不适合中国的大学体制，太散漫，太自由—我是说通常意义上那种自由主义。他对教学工作倒是相当认真，花费了许多精力。可是，院校学者更要紧的是按学科规划做课题，要写那种没人看也没人看得懂的论文。那些年他好像没写几篇东西，整个90年代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他不像我同代人中一些学者那么勤劬，也不那么看重事功。也许是经历的苦难不多，他以为人生可有率性而至的选择。当然，后来他也不得不努力适应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当然后来就不年轻了。长发飘飘的少年诗人骑上自行车走了—那是哪一年？好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记忆的空缺里找不到什么东西来填补。
诗人的郁闷的另一种说法是上下求索，郁积既久自有才华迸发。2002年，他翻译了《维特根斯坦笔记》之后，写作就渐渐多了，而且文章越写越好。维特根斯坦用自己的体验来酿制哲学的蜂蜜，那种探索生活的锐力对他一定有所启示。看来院校里的学术折磨并没有磨去他的灵气，他的阅读和写作依然很有自己的一套。可是他不骑车了，上街都步行。去学校上课，来我家聊天，都是走着来。他还没有发胖，提前在减肥了。他很羡慕村上春树坚持长跑的习惯，有段时间天天跑步。他完成了三十五万字的博士论文《马孔多神话与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又投入布尔加科夫的一个研究课题。在漫长的学术马拉松赛道上，他挺过了难熬的疲劳关，脚步变得轻松起来。2006年以后，我参与《书城》杂志编辑工作，开始向他约稿。
也许是我不曾餍足的催索，“催生”了志强的这部《无边界阅读》—书中大部分篇什就是他最近六七年给《书城》撰写的文章。看到自己经手刊发的文章又能结集成书，与更多的读者相遇，这是让人高兴的事，亦感到一份荣耀。近年来，这种由《书城》“催生”的图书正在不断走向更大的读者圈，这其中有吴亮的《我的罗陀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马慧元的《宁静乐园》（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李炜的《反调》（上海人民出版社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王寅的《摄手记》（三联书店，2012）等，在读书界都颇多好评。我相信志强这本书也会有自己的读者缘。
二
志强感觉敏锐，文字也好，尤其擅长用感性的语言表达理性的思考。这本书里收有六篇评论J. M.
库切的文章，都是从作品表达的人生感触中把握叙述的意蕴，由人物独白或是一些隐喻性话语入手，进行揣摩和解读。在分析《凶年纪事》的《C先生与“小故事”》一文中，他提出所谓“库切语言”和“库切态度”的认知范畴，从“语言”与“态度”的构成关系中解析各种隐喻的修辞方式。譬如，他对C先生说的“形而上的痛感”的审视，无疑抓住了本质的渴求。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这样一种叙述关系：正是那些在语言之中不断漂浮的意念，将一个架构很小的故事推入有关性、死亡和末世论的终极体验。面对安雅性感的肢体，老人虚妄的绮念终于在情感升华中获得了转换，志强从这里找到了心灵诉求的诠释。他用富于诗意的言语归纳说：
这瞬间的幻景犹如清风徐徐吹拂，触及彼岸冻结的激情和时间。老人的欲念和思维，衣服上的臭味，公寓的积尘和蟑螂气味，这种敞开的阴郁的描写能够启人心智。它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故事总是从语言及思维的内部激起灵感，是由内向外窥见现实被遮蔽的状况……
志强评论库切的几篇文章里，除了写《青春》那篇解读难度不算很大，其他各篇都显示了令人惊讶的审美思辨水准。《无家可归的讲述》一文是评论库切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最后一部《夏日》，这里他并没有满足于阐释主人公“孤独的存在”，或是这个角色所带有的那种苦涩的喜剧性，却是着眼于诗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去深入揭示所谓“不可通约（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不可测度’）的那一面”。因而，他很有把握地总结道，库切的创作“总是展示一个反复拆解的过程，蕴含着各种意图的反诘”。在解读《铁器时代》的《迎着暴力写作》那篇文章里，他特别提出对于一种修辞方式的理解：卡伦太太喋喋不休的言述中所深含的羞耻，以及如何剥夺了自我救赎的满足感—
人物的告白既像是针对某个残局，也像是针对某种乌托邦絮絮而谈；那些孤独而密集的言说，逡巡于肉身化的语词边缘，渗透着真实的反思和解悟，其中不乏命定的徒然，有反讽的超然，也有幸存者的漠然。
“肉身化的语词”，这比喻的说法用于沉疴在身的卡伦太太，不啻是暗示南非白人主体的沉沦。这里引出的话题包含极为丰富的伦理关系，显然比一般性谈论作品所涉及的种族主义及人道主义灾难更有思考的深度。如今，在过于醉心社会学阐发的当下语境中，批评者的学术游戏多半是一种偏离对象的模式化架构，所以题材与背景因素往往被粗率地放大，而叙事语言及文学态度却容易被忽略。其实，评论一部内涵丰富的作品，是需要从“揣摩”入手的，这不仅是尊重文本的做法，也表现了评论者面对文本的智慧与自信。
志强的阅读面很广，评论的作家作品范围很宽，他不像一般研究者做“课题”那样，循照国别、语种、风格流派或是文学史给定的某种标识来规束自己的写作。不过，他对库切、奈保尔、拉什迪这类“后殖民”时期的移民作家已有长久关注，那种跨文化的“边缘写作”以特殊的精神敏感吸引着他，仿佛一再把他引至新世界的门槛上。譬如，《“局外人”半生旅程》一文，实际上是在奈保尔的小说里梳理殖民地人如何重建自我世界的认知关系。他从《魔种》看到了一种自我修正的危机，而修正本身则由危机引发，所以主人公“绕了一圈之后回到原点”……这样的归纳显然很有趣。文中关于乡村殖民地“一条街”的论述尤为精彩，借以提示奈保尔作品中“自我贬低”的真正含义，也即正视重建自我所面临的困境与代价。
所谓“无边界阅读”，亦含有不囿于时代界限的意思。志强虽然喜欢现代小说，但对19世纪以前的经典作品一直有着浓厚兴趣。他翻译了笛福的《瘟疫年纪事》、麦尔维尔的《水手比利·巴德》，作为译后记的《笛福的瘟疫伦敦》和《麦尔维尔之铁盒遗稿》两文都是很有见解的评论文章，也收在这本书里。他专门分析了笛福的叙事手段，以及对加缪、马尔克斯、库切那些后辈大师的影响。他对麦尔维尔那部悲剧作品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一方承受‘不公正’的牺牲，另一方承受‘不公正’的责任”；两边的“不公正”扯出一种“合理性”，这就是悲剧的残酷，他认为：人们对于现实合理性的要求和评估，无助于理解悲剧的实质。
这样的表述可谓直指人心，字里行间透着迷人的气质。
三
若干年前，人们开始谈论文学评论的危机，有曰“评论家失语”，有曰“批评的缺席”。志强的这本书又让我想到这个话题。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评论（不管评论中国作品还是外国作品）逐渐向两极分化，时至如今竟弄出一种相映成趣的对立格局：一者是艰深晦涩的学术评论，一者是浮光掠影的媒体评论。前者要旨在于演绎某种先在的学理，几乎已完全撇开了审美趣味；后者多半是出版人雇用炒作的商业评论，性质有如出自文青手笔的房地产楼盘介绍。当然，真正从文本出发阐发审美感觉的评论也并非完全消失，譬如志强的写作就是一种可贵的存在，只是这样的写作大抵要陷入“两间余一卒”的局面。
此般情形自然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大环境之恶化可能是主要因素，不说也罢。我想如此以往，评论家们也许真就武功尽废。现在的情形是，学院派批评没有感觉与趣味，媒体派批评则缺少深度与灼见，二者都忽略了最本质的一点：文学是一种精神生活。
当然是这个时代的毛病。学院里的“知识气候”翻云覆雨，将诸般意识形态“异形”播向社会，与动辄解构的轻佻风习一拍即合。其实，往往是批评并不缺席，而文学却不在场。志强在《批评的抵制》一文中细述萨义德文化帝国主义批评之荒谬，就说到了这一问题。他委婉而又毫不含糊地指证，萨义德在举述康拉德和马洛的“叙事者权威”的同时，根本就没弄明白叙事人马洛的叙述意图，所以“将马洛‘溯江而上的航程’说成是欧洲人‘实施帝国统治和意志’”。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判断可以说是学院派批评的典型征候，也就是用文学作品做了“意识形态清算”的靶子。实际上，批评者眼里只有帝国主义，没有文学这回事儿。
志强的这类“评论的评论”还包含着对批评行为的深邃思考，他对毛姆和库切的两本评论集的评论都很值得一读。他赞赏毛姆注重趣味而不受学理支配的直率风格，可是又十分警惕某些迂腐而偏执的见解，至于说到毛姆往往用作者生平来解释作品中的一切怪诞和顽念，则认为那是一种“匠人的思维方式”（《小说家言》）。显然，他喜欢库切那种“兢兢业业贴近原作的细读和评述”。从库切以“创造性个体”为考察中心的批评活动中，他概括出一个精辟的说法：“批评就其存在的作用而言就是产生出色的读者，产生富于创造性的对话。”（《批评何为》）
关注“创造性个体”，自然涉及如何理解作者的叙述意图（动机）。这在萨义德那儿是可以扯上“帝国态度”什么的，好像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其实有时只是批评者气度、涵养的流露（取决于是否具有某种包容性思维）。在志强笔下，理解或许也是一种情感体验。譬如，说到奈保尔后期创作变化，说到《魔种》为什么没有写成堪与《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相媲美的喜剧作品，他不认为那位年迈的作家已失去创作活力，而是“作者倾向于解释而非虚构，追求经验的价值更胜于想象的活力”（《“局外人”半生旅程》）。又如，说到《瘟疫年纪事》为什么看起来不大像小说，他认为主要是因为笛福对艺术作为人工制品的性质有不同理解，“他不仅要让小说读起来像一篇真实的回忆录，而且要让它显得像一个匿名的抄本，仿佛它是撰写于瘟疫流行时期的伦敦，在大火灾中幸存下来，终于交到读者手中……”（《笛福的瘟疫伦敦》）这样的阐发也许不能说是一种真正有效的诠释，却比那种遽然指斥的判断显得更有理性，也更见风度。
我是不是扯远了？这里实在不便叨叨不休讨论批评问题。博尔赫斯在一部小说集序言里引用17世纪作家克维多的话说：“序言过长，上帝不容。”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七日晨
蛇年札记（节选）
伍迪·艾伦《午夜巴黎》。那几个艺术家角色蛮有趣：海明威像恶少，菲茨杰拉德像买办，布努埃尔像工贼，毕加索像神经病，达利像白痴。
在汉娜·斯米基的公寓聚会。有趣的是，这些美国姑娘似乎总有点像男子汉。
为备课重读《诉讼》。第二章对法院的描写堪称绝妙。要说明我对卡夫卡的敬佩，那就挑几段给学生读一读。
《诗经》是我的童年。我的童年还有街巷边的土城墙、河沟和桑树地。
春日慵困，街巷无人，桑树地里行路的乡下人在说话。
传统有京派和海派之分。也许还得加上一个，南派—南洋文化。
董桥、罗大佑、王家卫等都是南派代表。侯德健是逃离南派的代表。
卢西恩·弗洛伊德那些有大叶子观赏植物的室内小景都画得很美。
弗朗西斯·培根最有味道的还是他那些三联画。
画家在塞尚的传统中增添一些语汇、视角和话题。哲学家也一样，在胡塞尔的传统中增添一些语汇、视角和话题。
汉娜·阿伦特那篇写教皇（龙卡利）的文章提到，这位模范基督徒不仅信守物质的贫困，而且信守“精神的贫困”（the poverty of
spirit）—后者尤可为怀。
想起《山上宝训》中说“虚心的人有福了”（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为避免汉语歧义，这里“虚心的人”（the poor in spirit）应直译为“精神贫乏的人”。
诗人不应该以“大师”称呼。诗人既非学者也非有产者。诗人的精神其实更接近于《福音书》（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除非用另一种文明衡量，否则如何得知某个文明的集体精神错乱症呢？（鲁迅《狂人日记》）
有写《狂人日记》和《祝福》的鲁迅。有写《马上支日记》和《阿金》的鲁迅。前一个鲁迅被谈论得多。也应该谈谈后一个鲁迅。
哈金的《战废品》和《自由生活》非常出色。叙述视角是从某个选择的困境展开。在此意义上讲，哈金所有的长篇都是同一个视角。
我觉得《等待》的结尾部分处理得不够理想。描述孔林和曼娜的婚姻结局以及孔林最后拜访前妻，让悲剧的性质变得模糊起来了。
看波德莱尔的照片，一张大额头、贞烈美妇人的面孔。
德拉克罗瓦画中披红袍的圣约翰，像猫王，已经梳着摇滚乐手的发型了。
南亚的石头寺庙的庭院里，我是金色皮毛缓缓踱步的母老虎。
拉萨之行。黄昏街角酒吧门口瞥见蜜色皮肤藏族时尚少年，神态极高傲，透着这个年龄享乐主义的冷漠和憔悴。（蓄着细细山羊胡须的脸）
可可西里的雨消失在蜿蜒消失的草地沼泽中。
见了才知道这里连一只飞鸟都见不到。
这个八廓街早就不是更敦群培从窗口眺望女人的那个八廓街了。
我没有能力评价更敦群培的绘画技巧。他的素描和油画我很喜欢，手提油壶的印度少女像，还有白度母画像等。这位酷爱女人的画僧是个伟大的诗人。可以说，好色也好德。
更敦群培对知识、色欲和佛陀的兴趣，处处显示人的自我定义的原创性。（《西藏欲经》）
藏民的家屋，黑颜料髹漆窗框，色彩感大胆的装饰，衬以蓝天和高原光照。
宝鸡一带，绿油油的田地时见孤树一棵。那些小砖房，门面都做得像寿星的红漆棺材。
兰波的福音散文。写毕士大的洗身池一节，笔调尤为深邃。
巴别尔、博尔赫斯和达尼洛·基什也善于此种描写。
兰波那种异邦人的视界—在神性中表呈凡俗，在凡俗中注入神秘。
巴别尔深得其象征主义精髓。
惠特曼和普鲁斯特不都是毕生在写一本书吗？
惠特曼一首诗的标题—《处女膜哟！有处女膜的人哟！》。
读热内《小偷日记》。作者身上显然流着麦尔维尔的血液。转瞬的奇想和狂热，流浪汉信仰和“同志”情谊，百科全书式的叙述欲和揭示欲。
文学批评，博学固然好，最可贵的还是乔治·斯坦纳细读《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份用心。
同样是谈《安娜·卡列尼娜》，他比帕慕克（诺顿演讲）谈得更有启
发性。
乔治·斯坦纳深明批评的职责与权限。他将文学批评置于从属性地位。他遭到“憎恨学派”的讥笑和诋毁，有什么奇怪的呢？
生命不是一堆意见。生命之于文学（包括文学批评），应是思想和情感的发酵。
读有些文章（报刊书评），感觉少的是这种发酵。
熊秉明认为伦勃朗《拔示巴》画的是母性肉体（“母体”），不同于鲁本斯“兽体”之肉感。这个看法也许需要修正。伦勃朗画中的裸女都是些村妇，唯有这个拔示巴（确实是做过母亲的妇人胴体）画得秀色可人。
读《红与黑》，读到于连在贝尚松神学院突然昏倒那一幕，觉得这本书像是以前没读过似的。司汤达有不少笔触是奇特而有趣的。写主教在穿衣镜前试衣，这个细节读来让人着迷。
翻译《在西方的注视下》（Under Western
Eyes）。康拉德的笔触极为精致，但一旦带有腐蚀性的嘲讽，其表现的力度就减弱了。（写日内瓦的那些章节）
《百年孤独》既是进化论也是退化论也是宿命论。多奇怪的观念框架。
《八月之光》的十七、十八、十九这几章感觉还是有些粗率。海因斯夫妇和珀西·格雷姆的出场像是滑稽剧里跑龙套的，又有一种梦魇的气味。这是福克纳小说的一个特点，角色全是古怪的（孕妇莉娜这个人其实也是古怪的），他们轻易即可进入剧情的核心，像魔术师道具招之即来。作为配角他们显得太过独特和主动，作为主角又明显戏份不够；他们的故事不能在已经设定的框架内充分展开。福克纳对布局和线索的配置经过反复考虑，是精心加以控制的，用他的话说就像是设计师布置橱窗展览。但是这几章的处理似乎还是显得有些聪明过头，最后给人的感觉严格说来有点像是在堆砌。
昆德拉何以没有看出马尔克斯激流般的语言是源自于福克纳？
《八月之光》写克里斯默斯的部分尤其浓艳。
《八月之光》写得最动人的还是克里斯默斯的成长史和初恋。还有莉娜的性格，也写得妙，单纯而又深不可测，她那种单纯似乎到了让人觉得有趣而害怕的程度。拜伦·邦奇和海托华牧师的那几场对话也写得十分
出色。
福克纳善于将恶棍的故事写得凄恻感人。莉娜和克里斯默斯，这两个人物都不是观念的象征或某种抽象观念的人格化产物。他们的形象中糅进了深刻、富于活力的思想，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善人与恶人，纯然鲜活的。这两个人物的光芒似乎将另一个主角海托华牧师掩盖了。然而，无论是克里斯默斯、莉娜、海托华牧师还是拜伦·邦奇，这些形象唯有在青春的善感和追思之中才能被创造出来。
性挫折，失败感，孩子气，一事无成的荒废，恐惧生活者，老处女，神经失常和精神分裂，被社会驱逐的人……福克纳创造他的人物谱系，经由丰富的内省和诗性的直觉，揭示了这些表面上毫无干系的人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珀西·格雷姆割掉克里斯默斯的生殖器，这一幕的耸人听闻与金鱼眼用玉米棒子强奸谭波儿并无差异。克里斯默斯的无能与金鱼眼的无能在本质上也没有差异。
唐纳德·亚当斯（Donald Adams）的评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同情和公理已进入此书，在道德主题的表现上是一个飞跃。
《八月之光》的主题仍是暴力和死亡，怨诉和创伤。
强烈的沉思性格和强烈的自然主义，两者本质上有一致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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