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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意大利国宝级文学大师,二战后欧洲最具影响力巨著,意大利中学生指定读物。
★ 向普鲁斯特致敬的(女版)“追忆似水年华”。
★ 再版数十次,逾百万册,译介成多国语言。
★ 在《辛德勒的名单》一样沉重的背景下,呈现了胜于《美丽人生》的欢快与温馨。
★ 家庭絮语散落于记忆深处,穿透黑暗深重的历史,放射出微弱温暖的光。
(作者得有多灵的一对耳朵,才能记得这些鲜活的话语;而她得有多冷静,才能撇除哪怕必要的煽情,才能如此真实地记下她生活中平凡也美妙的点滴。她不过要写下家中每一个人,只是恰好他们生活在二战中的意大利,恰好他们是犹太家庭。)
內容簡介:
“我”在都灵一个喧闹的家庭长大。父亲,一个犹太裔大学教授,脾气暴躁,经常大吼大叫;母亲,一个文艺气质的家庭主妇,总喜欢在饭桌上重复地讲那几个故事,纵容父亲的坏脾气;两个哥哥,一个是家庭的骄傲,一个总是不学好;一个姐姐,在青春期爱上普鲁斯特,忧愁地在花园里散步;一个结实强悍的女佣,总是“他”“她”不分,说话颠三倒四;来来往往的家庭的朋友,孩子们的朋友,裁缝,医生……一个熙熙攘攘的20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家庭。
几十年间,墨索里尼上台,种族法实施,二战爆发……哥哥、父亲被捕,“我”的丈夫死在德军监狱,身边的朋友陆续消失。然而这些苦难以一种慌乱甚至滑稽的方式发生,或者只是被悄悄地一笔带过。一家人不论如何颠沛流离,只要他们聚在一起,家人间琐碎而亲切的话语便在继续,伤口便得到愈合,生活便得以继续。
在“我”的记忆中,家人的欢声笑语,像一条河流,充满着最具生命力的种子。
關於作者:
娜塔丽亚· 金兹伯格
Natalia Ginzburg,1916—1991
作为战后意大利文学中最知名、最具创造性的声音之一,金兹伯格因其独特的文风和其小说中对混乱社会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描写而得到好评、并受读者欢迎。她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同时也是散文家、小说家。她最知名的作品包括:小说《昔日我们种种》(Tutti
i nostri ieri)、《城市与家》(La città e la casa)、《夜晚的声音》(Le voci della
sera),自传体小说《家庭絮语》(Lessico famigliare),及《曼佐尼家族》(La Famiglia
Manzoni)——19世纪意大利文学家曼佐尼传记,其中《家庭絮语》曾获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
金兹伯格出生于意大利帕莱摩,父亲是有名的犹太生物学家,而母亲是天主教徒。三岁随全家迁至都灵,并在此度过童年与少女时代。《家庭絮语》的故事,便是从都灵开始。
內容試閱 :
(一)
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两位都是在我出生前去世的。我的外祖母,皮娜外婆,出身低微,她嫁给了我的外祖父,而外祖父其实是她家的一个邻居:一个个头儿不高的戴眼镜的小伙子,一位事业刚刚起步的出色律师,每天,她都听见他在大门口问那看门的女人:“有我的‘西’(信)吗?”我的外祖父总是把“信”(xin)说成“西”(xi),而把“n”说得很轻;这种发音方法,那样一个词,在我的外祖父看来,似乎是一种不同凡响的鲜明标志。而外祖母嫁给他,也正是为了这个,甚至也因为:她想到冬天时给自己做一件黑丝绒的小大衣。这可不是一场幸福的婚姻。
我的这位皮娜外婆,她年轻时就是头发金黄,俊俏可爱;她一度还在一个业余剧团里演过戏。待幕布拉起之后,我的皮娜外婆伫立在那里,手拿一支画笔,面前是一个画架,她说了这几句话:
“我不能再继续画下去了;我的心灵不愿屈服于工作和艺术;它正从这里远远飞走,它还满怀着痛苦的思绪。”
后来,我的外祖父投身于社会主义;他曾是毕索拉蒂、屠拉蒂和库利肖夫的朋友。我的皮娜外婆一直与丈夫的政治生活格格不入。由于外祖父总是把家里塞满了社会党人,我的皮娜外婆总是惋惜地谈到女儿:“那孩子,将来娶她的准是一个煤气工人。”
后来,他们俩终于分居了。我的外祖父在他一生中最后几年脱离了政治,重操起当律师的旧业来;但是,他总是一睡就睡到下午五点,当有顾客上门的时候,他总是说:
“他们来干什么?你们快把他们撵走!”
(二)
我们,莱奥内和我,结了婚;我们到帕拉马利奥街的那所房子里住下。
我父亲,当我母亲告诉他:莱奥内想要娶我的时候,又照通常那样,发了一通脾气,这种脾气每逢我们每个人要结婚,他总是要发的。这一次,他不说莱奥内长得丑了。他说的是:
“可他没有一个可靠的社会地位啊!”
的确,莱奥内是没有一个可靠的社会地位,甚至可以说,他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不稳定的。他们可能把他再次逮捕、投入监狱;他们可能以任何借口,把他送往流放地。但是,我母亲说,如果法西斯完蛋了;那么,莱奥内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此外,他在其中工作的那家小出版社,虽然还是那么小、那么穷,但是却充满前途无限的旺盛精力。
我母亲说:
“他们甚至还印萨尔尼托雷利的书呢!”
萨尔尼托雷利的名字,对我父亲和我母亲来说,是具有魔术般的威力的。我父亲,只要一听这个名字,就会马上变得心甘情愿、百依百顺。
我结了婚;在我结婚后不久,我父亲在跟外人谈到我时,就立刻说“我女儿金兹伯格”了。因为他总是时时刻刻准备好来确定情况的变化,他总是马上把丈夫的姓氏加给结了婚的妇女。他有两名助手,一男一女,男的叫奥利沃,女的叫波尔塔。奥利沃和波尔塔后来结了婚。然而,我们呢,却继续称呼他们“奥利沃和波尔塔”,我父亲则每逢听到就必定要发火:“她不再是波尔塔了!你们该叫她奥利沃!”
(三)
出版商曾把莱奥内的一幅小肖像挂在他房间的墙壁上。莱奥内在这幅肖像里,头有一点儿下垂,眼镜低低的,压在鼻梁上,一头厚密的黑头发,一个面颊露出深深的笑窝,一只女人似的手。莱奥内已经死在监狱里了,他死在罗马的科埃利王后监狱内德国人占据的厢房里,那是在德国占领期间,一个寒冷的二月。
在德国人攻占法国的那年春天之后,我就从未再见过他们三个——莱奥内、出版商和帕维塞——待在一起,除了只有一次:我们,莱奥内和我,从流放地回来,因为在意大利参战后不久,他们就把莱奥内送到流放地去了。我们是获准有几天假期才回来的,当时,我们经常一起吃晚饭,我们俩、帕维塞和出版商,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人开始成为这家出版社的骨干,另有一些人是带着一些方案和想法,从米兰和罗马来的。没有巴尔博,因为当时巴尔博正在阿尔巴尼亚前线上作战。
帕维塞几乎从不谈起莱奥内。他不喜欢谈及那些不在眼前的人,那些死者。他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一个人走了,或是死了之后,我总是力求不去想他,因为我不喜欢难过。”
然而,也许有时,他还是为失掉莱奥内而难过的。他曾是莱奥内最好的朋友。也许,他把这个损失归到那些令他痛如刀割的事物之列。可以肯定,他是没有能力来使自己免受痛苦的,因为每逢他恋爱一次,他就总是陷于最辛酸、最残酷的痛苦之中。
恋爱捉弄他,就像是让他受到一次发烧的折磨一样。每次恋爱都持续一年、两年;然后,他从恋爱的折磨中病愈,但是,人也变得茫然失措、精疲力竭了,正像一个人在大病之后重新站立起来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