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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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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第17辑）》收录《宋人〈东坡和陶集〉注本二种辑考》、《〈冷斋夜话〉宋本原貌及元刻本考论》等文献学论文，《清人艳诗观述论》、《科考律诗新政与清代中后期杜诗学的新变》等诗学史论文，《从英译〈薑斋诗话〉看"天造神运"观念》等比较诗学论文，都以求实创新为宗旨，运用各种方法对中国古典诗学进行广泛深入的新开拓。另收《沈周〈吟窗小会〉》、《民国词话四种》等重要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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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蒋寅，1959年6月生，1985年于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部获硕士学位，1988年于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3月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6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现任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顾问、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国际东方诗话学会副会长、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文学评论》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张伯伟，1959年1月9日生，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士（1982）、文学硕士（1984）、文学博士（1989）。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助教、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1992），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特邀研究员（1997）。现任韩国东方诗话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东方诗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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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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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文献学】
宋人《东坡和陶集》注本二种辑考杨焄
《冷斋夜话》宋本原貌及元刻本考论查雪巾卞东波
李蓘《宋艺圃集》考论申屠青松
陈元赟《升庵诗话》校记范建明
【诗歌理论】
“诗法”的概念、载体与内涵张静
【诗歌史】
论韩孟、姚贾对唐宋诗转型的影响张震英
──兼论唐宋诗的时代与体性之争
“凤头、猪肚、豹尾”曲论的诠释与应用黄伟豪
──以李清照《声声慢》为例
【诗学史】
钟嵘“诗之为技”析胡大雷
──论诗歌品评标准化的形成
也谈历代对杜甫的负面评价吴中胜
《唐诗正声》：明代流行的诗歌读本廖虹虹
明词谱中的宋词订异与选本传播顾宝林
──以《词学筌蹄》和《诗余图谱》为参照
清人艳诗观述论李鹏
──以清代诗话为中心
王渔洋的佛门交游及其禅宗思想李圣华
──厘清渔洋“诗”、“禅”关系之公案的必要阐释
王士禛《阮亭古诗选》编撰缘由、背景及旨向探论谢海林
翁方纲论王渔洋七律学古唐芸芸
科考律诗新政与清代中后期杜诗学的新变马强才
【比较诗学】
“物理”与“神理”：从英译《薑斋诗话》看“天造神运”观念洪涛
【回顾与展望】
“细致”以及超越“细致”赵继承
──古代诗体学研究综论
【书评】
评李瑄著《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商海锋
──兼论明清之际遗民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资料】
沈周《吟窗小会》前卷汤志波整理
民国词话四种杨传庆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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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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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律诗新政与清代中后期杜诗学的新变马强才
一
今存明人文集中虽有大量律诗诗作，甚至不乏全为律诗者，但在当时科举考察八股文的背景下，对于大多汲汲于仕途的读书人而言，学习作诗并不是一件充满吸引力的事情，竟至于彼时社会精通诗文者并不多，甚或高中状元者亦不能为诗，如“泰和曾彦，年已望六，得中状元。送入翰林，竟不善吟诗”。清代前期沿明代科举考试旧例，“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自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至雍正、乾隆两朝，朝廷数开博学鸿词科，以诗赋选拔人才，渐渐养成朝野士人重视文学的风气。康熙五十四年（1715），朝中动议减判增诗虽未果，却客观上增强了士人对学诗的重视，催生了清代首次唐代律诗选本的出版高潮。乾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移置律诗于首场试艺后，《性理》论于二场经文后”。乾隆新政在科考中增加诗赋的举措，使士人的阅读范围和学习内容发生改变，他们除精研传统儒家经典之外，也开始注重学习诗学知识并练习吟诗作对，“天下士子群骎骎于诗帖”，以致清代中后期文人文集中多有五言八韵诗，如《虚白斋存稿》、《石云山人集》等就收录作者平日练习之作。
随之而起的是，诗学、诗法类著作的需求急剧增加，带动了诸如试帖排律诗选等图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孙琴安指出，乾隆科举改革增加诗赋后，出现了唐诗选本的第四次出版高潮，尤以应制应试诗选本为富。这些选本，多偏向为科举考试服务，如沈德潜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秋《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云，较之康熙五十六年（1717）春的旧版，最大的差别就是内容上有所增加，“五言试帖，前选略见，今为制科所需，检择佳篇垂示准则，为入春秋闱者，道夫先路也”。新政的影响，可见一斑。
乾隆科举改革之后，与诗歌考试有关的“复习资料”，迅速成为出版者热衷的对象，掀起一股诗学指南著作的出版风潮。致有纪晓岚看到当时“士子多不谙体制”，迅速编辑《唐人试律说选注》、《我法集》、《庚辰集》、《馆课存稿》等，以“导其渊源”、“示其范围”。东南山阴刘文蔚，更一气呵成编辑《诗韵含英》、《诗学含英》等，专为学诗之人提供声韵、诗材和范文。诗法指南类著作大量出现，诸如叶葆《应试诗法浅说》之类，其目的都是为初学诗者服务。某些诗话类著作，侧重论述学诗之法和声韵规律，“士之习帖括者，靡不研求声病”，《敬亭山房诗律浅言九章》等俱为指导初学及应试律诗而编。流风所及，《二十四诗品》几个注本的出现即以此为背景。
“千古诗坛少陵踞”，杜甫的人格魅力与诗作艺术均具典范意义，长期为人们所取法。在上述文化背景之下，杜诗学的诸多内容，也开始向为科考服务倾斜。如《御选唐宋诗醇》，纠正王士禛《唐贤三昧集》不选杜氏之失，收入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黄庭坚等六家诗，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乾隆科考新政之后，不少人将杜甫诗作，尤其是律诗，当成学习模仿的对象，视其为初学者最佳的正面教材，甚至有不少私塾先生还藉以课徒。彼时杜诗的注释、赏析、点评、精选类著作大量涌现，除少数几部外，俱呈现出为应试者提供学诗门径的新特点。这样的文化现象可以成为考察科举改革影响诗学研究的案例，然而目前杜诗学界，却鲜有研究者对此探究。
二
正如上文分析，在乾隆科举新政增加辞赋的影响下，读书人作诗的兴趣与日俱增，而堪称典范的杜诗被视为学习效仿的对象，杜诗学著作也随之出现了为初学服务的特色。少时学杜，是许多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出生的读书人的共同记忆。用作私塾蒙学课本的杜诗学著作，大多通俗简略且着力讲解诗歌技法。如何化南、朱煜同编的《杜诗选读》，即为初学启蒙读物。该书乾隆二十四年（1759）（即科举改革的第二年）由逸园刻板，科举新政颁布两年即已刊刻放行，自是颇具“时效性”，其《弁言》云：
陶开虞先生有云：“读诗不读杜，犹恋三家村而舍两京，拜一拳石而失五岳也。”旨哉斯言！其尊杜欤，抑尊诗而已？……今诗学昌明之会，有志之士，莫不留心讽咏，移情茂制。然而月露风云之什，无关至情，蛇神牛鬼至章，有伤大雅。而欲厚其根基，深其蕴藉，老其气格，高其声华，于以正人心而励风俗，诚莫善于杜者矣。先是，予与友人朱志韬尝取杜诗录之，拔其尤若干首，编辑成帙，颜曰《选读》。用自揣摩，并为家课计。而同学辈，指为简尽详明，当授诸梓。予因有鉴于陶开虞之说，而知此之不可不读也，遂如其命。若云选政是操，予何敢！
正因为该书的编纂动机是为了方便准备科考复习和用以“家课”授学，所以体例上偏重对杜诗段落措置与篇章安排的讲解剖分，着力于佳句妙字圈点和揭示。当时很多人都对这类著作比较感兴趣，也有部分人先睹为快，以至要求版刻发行。作者最初编辑动机表明，科举新措已非常迅速地改变了读书人的阅读兴趣和私塾老师的课程设置。
三十年后刊刻的周作渊《柏荫轩约选杜诗五律串解》，更能反映科举新政对于读书教育的影响。该书始编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文鸟堂刊刻本，选取杜甫五言律诗，以求更加贴近诗赋科考的内容。书前有许亦鲁序，云：“余既读公之诗，聆公之言，潜玩公之注释，其解融会仇氏详注，兼采众说。而于每篇加以串解，裨学者批阅了然，毫无疑窦，所谓折衷允当，繁简得当，于是乎在。”该书在吸收前代注释的基础上加以批注串解而成，目的是为“学者”提供方便，帮助他们应付科举。作者自序揭示该书的编纂动机和体例特征：
余手录杜律五言百三十三首，仍登诸前辈之笺释，用自揣摩，兼为家课计。而初学辈于通章之融贯处，究弗能了若指掌，不揣固陋，默会详注，参以众说，妄就每章之起讫，着为串解，裨后生易就省释，而卒不敢自信其所解之悉当。
这与《杜诗选读》的弁言较为相似，说明编书动机都是为了自己揣摩和家课授学，在吸收前人注解的基础上对杜诗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说。两者虽前后相隔三十年，然而编辑者却同一口吻，对杜诗的功用认识亦惊人相似，这是科举新政持续效力的折射。
除上述二书，乾隆科举新政后，选取杜诗作蒙学教材的还有张广文编选《杜诗选粹》。据朱珔《小万卷斋文稿》卷九《杜诗选粹序》，可知该书诗五百余首，按年编排。书前有朱氏所作序言，云“学者诚得是编熟习研究，含英咀华，于诗道殆亦思过半矣”，认为张广文一生服膺杜诗，以卓见注释，力避前人穿凿支离，做到不简不繁，指出该书的最大功能是为学诗者提供良好的参考。在科举风气的煽动下，连书籍的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指向是否有助于人们学习举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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