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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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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王府井精》由姜德明著，为“开卷书坊”之一种。作者作为《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的资深编辑，与书和书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难忘王府井精》集中记述了他在《人民日报》的工作和生活，主要以文艺部为背景的人和事，留下了作者编报生涯的侧影。作者说，本书没有什么奇闻和内幕，无非是些日常生活的写照。但在今天的人读来，还是恍如隔世，我们不能不惊奇世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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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难忘王府井精》由姜德明著，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作者曾经出过一本《王府井小集》，借以纪念我在北京这条名街上工作生活了整整三十年。其实书中只有几篇是写王府井的。
这次编定的《难忘王府井精》内容较集中，但也不是事先就拟定要写的专题回忆录，而是收入了作者在不同时期的随兴而作，主要以人民日报文艺部为背景的人与事。其中留下了我编报生涯的部分侧影，无非是些日常生活的写照，没有什么奇闻和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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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姜德明，京城最有名的藏书家之一。原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
擅长撰写散文。著有散文集《南亚风情》、《绿窗集》、《清泉集》、《寻找樱花》、《雨声集》、《流水集》、《与巴金闻谈》、《姜德明书话》、《余时书话》，随笔集《书叶集》、《书边草》、《书梦录》、《活的鲁迅》、《书衣百影》、《书边梦忆》等。《相思一片》获1989年全国新时期优秀散文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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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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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
“举起酒杯来！”
——琐忆范长江
范长江与“抗战中的中国”
“文章满纸书生累”
——忆邓拓
陈翰伯
老师的书
忆杨刚同志
杨刚的书
遥望西湖
林淡秋的《交响》
我所认识的安岗
君武同志
悔不当初
《马凡陀的山歌》
“八版”顾问
——为萧乾文学生涯六十
年作
留得相思一片
——忆陈笑雨
袁鹰指挥我们写戏
如此“罪证”
王府井
“秘密电台”
“不过夜”
“外调”
出师不利
胡同内外
别了，吉祥园！
谢兴尧
记白原
捏不像的方成
“我是一块瀑布”
诗人曾岛
顾明小记
一个普通编辑
索画
送别会上
稀客
印报工
谜
“醉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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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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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酒杯来！”
——琐忆范长江一九五〇年八月，我考上了北京新闻学校。
校长是原《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著有《中国的西北角》。副校长是陈翰伯，出身燕京大学新闻系，是北京“一二·九”运动的风云人物。实际上日常的校务由他主持。
第一次见到范长江是开学典礼的那天。后来他讲了一课《通讯员应当是社会事业家》。一年后，他又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这次，他热情地鼓励了大批被分配到大西北和西南去的同学，说那里正急需新闻干部。
学校的两位校长都是长期在白区从事新闻工作的地下党，其他干部多来自解放区。教务主任和班主任来自延安，总务主任是参加长征的，名字叫党德胜。
开学典礼在台上就座的来宾则有萨空了，《新民报》的陈铭德、邓季惺和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等，这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是比较少见的，至少说明两位校长不忘故人，表现出对前辈报人的尊重。这也无异于给我们上了开蒙的一课。
我在前门火车站分别送别了去西北、西南的同学后，就去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报到。人事处安排我到读者来信组工作。当时报社还按老解放区的传统，待新调来的人员稍集中时，社长范长江、总编辑邓拓、副总编兼秘书长安岗要设便宴跟大家见上一面，以示欢迎。其时我刚出校门，只有二十岁出头，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隆重的场面，真是不知所措，在席面上连筷子也不敢乱动了。
我同安岗同志一桌，长江、邓拓同志过来敬酒，我不会喝酒，只好空手呆立。邓拓的风度温文儒雅，长江则爽气逼人，像位外交官。他望我一眼即面向众人说：“举起酒杯来！”我急忙拿起了空杯，见他已一饮而尽。
当时在报社，我不过是最底层的一名新兵，根本与社级领导无缘接触，只能在开编辑部大会时，听他们做报告而已。长江做报告很有鼓动性，兴之所至，自己会先笑起来，有些话又脱口而出，毫无遮拦，难免有失当处。他对干部的要求是严格的，出了错往往要示众，以便大家接受教训。大院的布告牌上常有这样的内容。记得同事阙文后来调到北影当导演在付印大样上贴错了一幅插图，除自己认错外，连部门领导华君武同志也写了检讨。
长江同志是记者出身，他对记者工作非常重视，常常亲定任务，并力主在各省建立记者站。他提出记者除写好新闻外，要多写旅行通讯，反映新事物，发现新问题，有意识地培养本报的名记者。我的同事柳梆和燕树桂就受了他的影响，自愿迁出北京户口，到边远的甘肃去当记者。
作为一社之长，他也不是不闻不问干部的生活。
有一次，我正在报社食堂用饭，忽见长江同志来巡视厨房，看看大家吃得怎样。由于那时报社人员不多，买饭有人送到桌上，也不用当场付钱，只要饭后到门口向记账员报一下账便可，待发薪时再来付款。对此，他似乎很满意。
然而，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
”运动来了。疾风暴雨式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范长江。贪污与他无关，主要是揭发批判他的官僚主义，说他辱骂老干部摆老资格，是什么“猪肉架子”、
“狗肉架子”。骂人当然不对，但批判势头之猛烈让我大吃一惊。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经历的政治运动，深感意外。当时长江同志已奉命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参加领导运动，谁知家中后院起火，非要他回来接受批判不可。为此，胡乔木还专门写来条子说，长江同志是中央决定让他去人民大学的，大家对他有意见尽管提，他不能回来。
记得会上还有人揭发他以外事工作的需要为名，让行政部门的领导去北京饭店学习接待外宾和办鸡尾酒会的经验，全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被派去的人不得不穿上白大褂，出尽了洋相。显然这种意见已经文不对题了，连我这个水平不高的人也感到大惑不解。
可是运动高潮中，谁又能出来还口呢。
运动过后，长江同志回到报社，不明不白地在大会上做了一次检讨。从此，他就离开了报社，调到国家科委担任领导，同时也告别了他一生所热爱的新闻工作。
“文革”当中，无法无天，报社中不知哪家造反派仍不放过老社长，竟把长江同志揪到报社来，在三楼小会议室开会批判他。当时我正好从门前经过，怒吼声中没有什么新词儿，参加批斗的人也寥寥无几，只见长江同志站在中间面无表情，一语不发，不知此刻他在想些什么。我不忍旁观，便匆匆走开了，这也是我见到老校长老社长的最后一面。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端着酒杯冲我们走来，并豪爽地下命令：
“举起酒杯来！” 二〇一二年四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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