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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人物，国民党“特工之王”的传奇一生。
让蒋介石信赖的忠诚佩剑
让罗斯福好奇的“中国的希姆莱”
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人物
他为何选择特工作为一生的职业？
他如何成为国民党的“特工之王”？
一个非凡的秘密警察，一个阴影般的险恶幽灵，他的生活体现了20世纪中国所具有的、在封建式的多变个性与难以逾越的职业纪律之间的平衡。
──魏斐德
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簧踔猎谡??僭崩铮?己苌儆腥巳鲜端?缓苌儆兴?恼掌?Ｋ?谑艿揭恍┤嗽奚偷耐?保?直缓芏嗳松钌畹爻鸷藓途迮隆?
──Death of Tai Li
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周恩来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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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他被国民党称为“中国情报工作之父”，他一手创办了国民党的重要情报机关军统局，他被美国情报机关称为“世界第一间谍”。蒋介石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周恩来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的一生充满了谜团，就连他的死亡也疑云重重。本书通过对戴笠的家庭、成长、求学、创业、交友、特务经历、性格爱好及其与蒋介石各方面的关系、对美合作乃至于暴死原因等的具体研究分析，来全面描述展现这位“一代枭雄”。让我们一起回到那跌宕起伏，充满激情、革命和理想的民国岁月，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探访戴笠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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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振犊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国民党史、国民党特工活动史、抗日战争史等，已出版《国民党特务活动史》、《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等多部专著。
邢 烨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南京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民党史、国民党特务活动史、抗战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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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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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戴笠其人
一戴笠家世
二三件宝贝
三为“革命”，不续弦，只“交友”
第二章从读书到投军
一“春风”得意少年时
二从沪杭浪子到黄埔学生
第三章追随蒋介石
一初识蒋，再遇蒋，追随蒋
二助蒋平乱
三 “把头拿下”
四 “良苦用心“
第四章充当蒋介石的”佩剑“
一 镇压民主运动有”理“
二 平”闽变“立功
三 策动广东空军助力
四 应付日本挑衅
五 刺杀汉奸有力
六 “冒死而去，呈祥而归”
七 坚辞“中委”的幕后
第五章戴笠与“军统”
一 鸡鹅巷里西子湖边
二 吞并南昌行营调查课
三 复兴社、力行社、蓝衣社
四 军统局的正式挂牌与扩大
五 戴笠的特工观
六 创办特务训练班
七 权势的大扩张
第六章抗日杀奸
一 对日情报与破坏工作
二 刺杀汉奸
三 抗日杀奸团
四 配合抗战与反谍
五 密码战
第七章戴笠与其同僚和属下
一 “同行是冤家”--军统、中统之斗
二 戴笠与国民党内各方关系
三 戴笠和他的属下
四 重用和管控--戴笠与他的江山同乡
第八章与中共的较量
一 在上海围捕共产党
二 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
三 对延安的渗透及其失败
四 戴笠身边潜伏的红色特工
五 挡不住的《新华日报》
第九章与日伪的关系
一 刺杀汪精卫
二 蒋汪上海特工战
三 派进唐生明拉出周佛海
四 借日人之刀除掉李士群
五 货币战
第十章戴笠与他的武装
一 戴笠建军的实践
二 创建忠义救国军
三 忠义救国军之发展沿革
四 别动军之成立与活动
五 抗战结束前后军统武装之整编
第十一章戴笠与中美合作所
一 军统对美合作的起因
二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和组织
三 中美合作所举办的训练班及其活动
四 中美合作所的活动
五 中美合作所的结束
第十二章归宿
一 戴笠投入内战准备
二 战后“劫收”与“肃奸”
三 蒋戴矛盾之端倪
四 坠机暴死之谜
五 逝后余波
注释
参考文献
附录：戴笠年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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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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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戴笠其人
一戴笠家世
浙江江山戴氏家族有案可查的祖先可追溯到晋朝（265—419）的戴安道。他的子孙分散在了江苏、两湖、安徽和浙江。在安徽休宁，原以元朝秘书修撰戴安德为首的戴氏家族分支于灾难重重的元明过渡时期迁移到了浙江的龙游县。这一支家族的首领是戴天熊，他后来把家迁到了江山仙霞岭的龙井。
绵亘在浙江西南的仙霞山脉，地势高峻险要，自古就是浙、闽要冲。仙霞岭五步一湾，三步一岩，山中有山，绝壁千层。仙霞关更被誉为“东南锁钥”、“八闽咽喉”。郁达夫曾在《仙霞纪险》中写道：“要看山水的曲折，要试车路的崎岖，要将性命和命运去拼拼，想尝尝生死关头，千钧一发的冒险异味的人，仙霞岭不可不到。”仙霞的险峻，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山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敢于拼命和冒险的精神，天险同时也培养了他们敏锐的眼光，让他们得以在复杂的环境中世代生存下来。
戴笠的曾祖父戴启明（1776—1865），在镇压当地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立得功勋，赢得了武德左射骑的荣誉称号。戴家从此成为小康之家，拥有地产上百亩。后来，戴启明听信风水先生的说辞，认为迁居保安村能万事昌顺，于是带着妻儿由仙霞关龙井内迁至保安村落下户来。他的二儿子戴顺旺（1813—1873），便是后来戴笠的祖父。
戴顺旺当时拥有田产200余亩，靠高利贷盘剥农民。戴顺旺老来得子，他的儿子戴士富（1861—1902）字萃拔，少时读书时学名冠英，13岁上弃文习武，曾中过武秀才。虽然当过衢州知府的皂卒，但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无一不精。
也有传说，戴士富并非戴顺旺所亲生，本姓郑，名云雷，为邻村广渡人，因为戴顺旺老而无子，于是过继给戴家。这个传说，因为戴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而更显得真实：“我做的是国家事，非戴家事，而且我原不姓戴。”［1］这句话所处的环境尚未得知，其中可能也含有玩笑成分。在戴笠的结拜金兰、杨虎的前妻陈华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说法，但这些传闻并不能作为推断戴笠真正身世的根据。
戴士富在成年之后，游手好闲，因此乡邻都不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当时保安的望族蓝炳奎对戴家十分关心，时常劝乡人为戴家论婚，后来反被人讥笑：“你也有女儿，为何不嫁与他？”蓝炳奎确实有几个女儿，而且保安人都知道“蓝家女儿脚色好，能理家处世，相夫教子”。蓝炳奎随即将四女儿蓝月喜许配给戴士富。蓝月喜自幼熟读《女儿经》、《增广昔时贤文》，略通文字，嫁到戴家之后尽心操持家务，克勤克俭，顺利给戴家延下了香火，长子即为戴笠。
戴母蓝月喜是一个温和慈祥、勤朴能干的农村妇女，善于操持家务。对戴笠的逞强好勇，戴母管教十分严厉，常以“识得好歹，明辨是非”来教育戴笠。而戴笠也多能体会母亲的良苦用心，侍母以孝。戴笠很少向人提及他的父亲，却经常称赞他的母亲如何能干。据沈醉回忆说，在他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时候，戴笠对他谈过不下十次他母亲在处理各种日常生活问题中的经验，并让沈醉向其学习。［2］
早在鸡鹅巷时期，戴笠曾把他的母亲和妻子接到南京，住在鸡鹅巷53号进门左边的平房内，用作住家户为工作掩饰。戴笠每次心情不好，对勤杂兵拳足交加，都是他母亲出来阻止，因而戴母深得人心。戴笠一向孝顺母亲，也只听他母亲的劝阻。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标榜自己“为国而忘家”的精神，他又把母亲送回家乡，浙江沦陷也没去接出来，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去看望她。后来戴笠坠机而亡，大家都将戴笠的死讯瞒着，也不戴孝，也不露风声，就说戴笠去了英国（“英”同阴的谐音）为蒋委员长办理军政大事，戴母也信以为真。
1948年，戴母73岁生日，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虚张声势发起为戴母庆贺80岁寿辰，得到陈诚、何应钦、胡宗南、陈立夫等国民党大员的礼单贺信多件，戴母虽未见得戴笠，也深表欣慰，后于1949年年初去世。
戴笠的原配毛秀丛，对人很和蔼，也没有什么架子。毛秀丛早年对戴笠去黄埔持支持态度，因此戴笠对她待之以礼，并没有像有人说的将她遗弃。毛专心侍奉戴母，对戴笠的事情并不多加过问。当时戴笠曾摄有全家福合影一张，参加者子孙三代共11人。抗战开始后毛秀丛随戴母回到江山，不多久查出患有子宫癌，戴笠亲自安排她到上海住院，请名医为其治疗，并于1939年1月派部属王绍谦自重庆到上海专门照料，随时将病情及治疗情况通过军统局上海站发电报向他报告。毛秀丛病故之后，戴笠命其子亲往上海料理后事，将其灵柩迁葬于江山保安故乡。
戴笠的儿子戴藏宜，因幼时长得白白胖胖，活像一条小蚕，小名便称“蚕倪”，戴笠按谐音给他取名藏宜。戴藏宜长得酷似戴笠，不但写的字相似，连脾气、性格都相同。但戴笠父子很少见面，且戴笠常拿鸡毛掸子打他，所以戴藏宜相当惧怕戴笠。戴笠曾考虑与王天木结为姻亲，让王天木的女儿和戴藏宜订婚，但后来戴藏宜竟然违背父命，与另一女子郑锡英结婚，遂为戴笠所不喜。戴藏宜曾在家乡自办学校，自任校长。他经常利用校长之职，胁迫玩弄在该校工作的女老师，激起人们的不满。戴笠死后，他满以为可以趁机大捞一把，结果却连连碰壁。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在家乡组织反共武装对抗解放军失败，逃入山中。1949年9月戴藏宜在人民政府剿匪运动中被捕，1951年1月30日被江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其时，戴藏宜之子都尚年幼，因此并未受到株连。1954年1月其妻郑锡英偕两子在台方的策应下去台，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后戴笠长孙戴以宽留学美国，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留在美国生活。幼孙戴以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次孙戴以宏因户口被顶无法出境，被留在上海，在安徽省枞阳县国营农场工作，平时工作积极，肯吃苦耐劳，到“文革”中期开展三查活动时，他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孙女戴眉曼被托交戴笠家的厨师汤好珠收养，成年以后在上饶生活。
在戴笠进黄埔军校之后，戴笠的胞弟戴春榜（云林）也投身军旅，毕业于庐山军官训练班，任下级军职。戴云林知道戴笠与胡宗南私交甚好，于是请胡宗南保送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1937年，戴笠手下马志超为戴云林说项，请准其随往兰州工作，戴笠起初不允，后来勉强同意，但经常写信让马志超对其从严管教。有一次他在信中说：“事业成败，全系乎用人之得失，待人处事，须重理智。云林务请兄痛责，此后不准对外作任何活动。尤望详考其生活，严稽其进出交往之人！兄如庇护，弟不仅不为云林恕，且不能恕兄也。”又说：“云林如不安分守己，尽忠职守，即请撤职，否则兄非爱弟，实害弟也。”戴笠知道戴云林能力有限，而眼光甚高，因此对他要求甚严，仅让他在甘肃景泰县做了三个月的县长。1943年，马志超奉调西北，戴云林离职还乡，挂名在忠义救国军做少将参议。戴云林还乡之后，抢占田地、房产，遭到人们的怨恨。1949年12月被广丰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押送回江山。1950年8月被江山县人民政府以恶霸地主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三件宝贝
“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
“他有一种寡言的威严，他那双深邃漆黑的眼睛默默地审视着我。”
“他英俊修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狂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
这些都是曾与戴笠接触过的外籍人士对戴笠的评价。戴笠的神秘和传奇，使得一些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将戴笠视为冷酷、狡猾而残忍的希姆莱式的人物。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则是这么看戴笠的。他说：“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周伟龙曾对唐纵总结说：戴笠“对上忖度精到，对下死刑与禁闭，对事是重点主义、兴致主义；对人是无所顾忌（彼谓针不能两头尖）；对己是享受主义（彼认做得好敌人杀，做得不好领袖杀）。人生是短促的，及时行乐，故其整个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是赌博式的。这是人生另一种作风”［3］。
唐纵更直接地说：“雨农的作风，对上绝对服从，不计利害以达成任务，使上信任；对下绝对控制，不顾舆情，以残酷手段，使下知所惧。这是他事成功就的两大法则。”［4］这就是军统局内戴笠的同事对他的评价。
熟悉戴笠的人，对戴笠的认识往往更为深入。在他身边的这些人看来，戴笠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他的那些神秘莫测、喜怒无常，都是有根可寻的。但是，他确实又比常人有着更为敏锐的目光，加上他那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毅力，不择手段的心狠手辣，为人处世的转圜周到，让他迅速地在历史舞台上脱颖而出。
戴笠很善于说一些貌似很正统的大话，平时对部下要求也很严厉，但他对自己却不完全是这样。他很善于捞钱，但他的钱是要花在他的野心和事业上的，他自己生活一切需要由团体解决，别墅、汽车、古董他都有许多，他还能运用特务手段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干的事情，如霸占别人的妻室、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戴笠为人的一个特点。
长期从事特务职业工作使得戴笠很是敏感，他平时行动莫测，处处设防，不愿别人知道其行踪，甚至于不肯照相，害怕更多的人认识他。1945年后，因他经常与梅乐斯到处视察工作，梅乐斯喜欢照相，他才慢慢地改变习惯，准许别人给他拍照。但他仍旧十分仔细地要求他随身的摄影师拍过照片之后要把底片交给他烧毁或者保存。
戴笠起家于反共。军统内勤人员每人会发一张出入证，每年更换一次，封面用的是各种颜色的布面，从1942年到1945年先后用过深蓝、灰、黄、浅蓝等颜色。戴笠最忌讳用红色和黑色。有一次沈醉在年底前印了好几千张红色封面的出入证，戴笠看后把他大骂了一顿，说红色封面的东西是代表共产党的，不准使用，印好的证也必须全部销毁。［5］可见，他的反共是深入到骨子里的。
戴笠善于用钱，且挥金如土。他一般用钱也不向军统局报销，而经常向中国、交通等银行去借，由于法币天天贬值，这个月向这个银行借一亿，到下个月这一亿就只剩下几千万了，他便向另一个银行借一笔，这样相互抵消，归还后还可以多出一部分应付各项开支。当然，这也只有极少数有特权的人才可以办到。此外，他也和杜月笙、贝祖贻等人做一点投机生意，因为他消息灵通，往往转手间就可获得巨大利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世界上擅长聚财的人甚多，而善于用钱的人殊少。能聚而又能散，可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否则聚积纵多，不过一守财奴耳。”［6］
掌权特务处及军统的这么多年以来，戴笠一直把他的特务学生、手枪和汽车，看成是他的三件宝贝：“只要有这三件宝，什么事都可办得了！”
从特务处时期开始，戴笠就非常注重培养特务人才，前后办过近80个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受训的特务估计有两三万，这还不包括受训的士兵。这些训练班除了教授特务技能外，更注重灌输法西斯的精神教育和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每个训练班都由他亲自兼任主任，所有参加训练班的人都是他名义下的学生。任何见他的特务，只要口称“主任”，他就是再忙也会敷衍一下。1941年重庆发生防空隧道大惨案，有几个外事班的学员也在隧道里遇难，戴笠知道之后，马上把该班的副主任刘璠扣押起来准备从严惩办，后来刘璠黄埔一期的同学都出面为他求情，连胡宗南也出来力保，这事才不了了之。另外，他还把在重庆磁器口训练特务的缫丝厂改名为“造时场”，并再三说：“今天是英雄造时势的时候，我们这个基地就是造英雄的地方了。”戴笠的野心由此可见。
戴笠的第二件宝贝是手枪。他爱手枪，讲究数量和质量，重视使用方面的优点和特性，以及杀伤力的强度，同时要携带方便，不发生故障。戴笠爱枪如命，身上的手枪一刻也不能离开，甚至连洗澡都要带进浴室，可他本人的枪法却很蹩脚，因此他很少在别人面前使枪。不知就里的人就偷偷地传说，戴老板枪法如神，能一下击中飞过的麻雀的头部，绝大多数人对此是深信不疑。
由于戴笠爱枪，朋友和部下便经常送他手枪，他因此得到了不少好枪。他甚至亲自设计修建了一个专门存放手枪的仓库，每次散步到仓库附近时，他都要叫军械股长何铭打开仓库，走进去看看那一排排擦得锃亮的手枪。对一些死心塌地为他效力的特务，他偶尔也会送一把手枪以示笼络。戴笠死后，他收藏的各式手枪迅速地被一些大特务瓜分掉了。
戴笠的第三件宝贝是汽车。除了行动迅速外，汽车在特务行动如逮捕、绑票、暗杀以及监视中也有着重要的功能。他自己经常使用的新型小轿车就有十多辆，其中大多是美国和英国制造的。同一年份、同一式样、同一颜色的汽车，他都有两部，只是牌照号码不同，他经常调换所乘汽车，如此便可混淆视听，不让人猜出他的真实座驾。
但是同喜爱手枪却枪法蹩脚一样，戴笠虽喜爱汽车但不会驾驶，更不懂得修理汽车，因此他对司机和修车工都非常好。戴笠特别喜欢给他开车多年的老司机华永时，除了经常给华钱，还送华的儿子去读中学。戴笠对另外一个熟练技工杨根宝也很好，经常找他聊天，杨也特别尽心尽力，对汽车保养极好，很少出问题。
戴笠虽然有很多汽车可以轮换使用，却专门备有一部1936年美国制造的凯迪拉克老式汽车，而且经常会坐。这是因为派在蒋介石身边的随节警卫组的特务说，有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马路上散步，看到炮兵总监邹作华乘着一辆美国一流的派克牌敞篷车风驰电掣地经过，心里很不高兴。戴笠听说后，便特意选用旧款的汽车去见蒋。而且每次见蒋之前，他必先打电话给随节警卫组的特务，故意在蒋出来的时候去见。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散步时有好几次见他乘着这辆老式汽车，蒋介石看了都有点过意不去，叫他买一部好一点的车，戴笠便赶紧讨好说：“这车虽用了多年，但机器还好，还可以用几年，用不着换。”戴笠之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戴笠虽然平时在口头上经常劝人不要迷信，他自己也从来不求神拜佛，但很相信风水、命相一类的东西。
戴笠面带马相，又患有严重的鼻炎，时时流鼻涕，成天像马一样哼哼哈哈，每天要用很多条手帕。但是他迷信肖似动物的面相是主大贵之相，因此别人当面说他像马，他也不以为忤，反而沾沾自喜。他不喜欢骑马，却很喜欢马，还让他的母亲在家乡给他养了几匹马。他曾经还用过化名“马行健”来显示对马的喜爱。
算命的人认为他命中缺水,于是他所起的笔名、化名大都与水有关，如“淼”、“雨”、“灵”、“永年”、“裕隆”、“重光”、“行素”、“金水”、“泽霖”、“雷云”、“余龙”、“汉清”、“涛”、“金龙”、“葆真”［7］，等等，搞得人虚实莫测。1945年年底，戴笠正好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袁寄滨不相信这些，故意给戴笠起了一个多山而缺水的化名“高崇岳”，想看看究竟会怎样，当时毛人凤也没留意就批准了。无巧不成书，戴笠在1946年3月坠机而亡，军统局宣告结束改编后，局内大小特务都纷纷埋怨是这个化名取坏了。
而在军统局修房屋时，戴笠对房屋门朝哪边开，前后左右应注意哪里是龙脉等事宜也都是亲自指点。军统在罗家湾的大门，按照地形和出入便利，本来应该对着中二路，但他根据风水方位，硬把枣子岚垭的一面称为大门。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三为“革命”，不续弦，只“交友”
戴笠很好色。自他结发妻子病死后，他未再婚，还在军统局内部明令属下也不许结婚，已经结婚的，家属也不能留在身边，要一律迁回原籍，然而却不断地用女部下和部属人员的妻室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与他很熟悉的唐纵曾在日记中写道：戴笠“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8］。
在戴的一生中，这方面闹出过多起风波，比较出名的有他与女秘书余淑恒的关系。他曾很喜欢余，据说准备与她结婚，自己也一度化名“余龙”，还送余赴美深造，希望她成为宋美龄式的女性。他亲自送余到香港，不料却被港英警察扣留，经香港区长王新衡急报蒋介石，求助于英国驻华大使才得脱身。还有女特务周志英，她与戴有了关系之后，以为戴笠看中了自己，经常找戴笠纠缠。戴笠一气之下把她囚禁到息烽监狱，到1943年才释放。周被释放后，以为戴笠回心转意了，到重庆后马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找戴笠。戴笠当然不可能再见她，周志英就在公馆门前放声大哭，戴笠听到后叫她进去，当面骂她无耻，要她死了这条心。而周志英却坚决表示宁可死也不肯离开。戴笠无奈让人将周看守起来，再次送回息烽关押，戴笠死后才被重新开释。“几年中，像处理这种意外的事件，前后共有七八次之多，都是与戴笠发生关系后要嫁给他，有的赖在床上不起身，有的躺在地毯上要死要活。”［9］戴笠的这种情况，直到他遇到当时的著名影星胡蝶以后才有所好转。当时日本败象已露，“革命”将近成功，戴笠便信誓旦旦说要在抗战胜利后正式迎娶胡蝶。
戴笠与胡蝶，一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务头子，一位是有着民国第一美女之称的电影皇后。因为两人的显赫声名，他们之间的绯闻也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他们两人是你情我愿，两情相悦，甚至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也有人说胡蝶是迫于戴笠的淫威，被秘密幽禁于小楼，直到戴笠死后，胡蝶才又与原来的丈夫潘有声重聚。其中的细节，被渲染得绘声绘色，让人相信确有其事。
但我们想从胡蝶这位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找到一些能证明两人关系的话语，却也不复可得。尽管如此，从其他一些资料中我们仍然能够确认，戴笠与胡蝶确有过亲密的关系，而且戴笠为讨好胡蝶施展了各种手段。其间种种，还要从胡蝶的30箱珠宝财物的丢失案说起。
珍珠港事变发生时，梅兰芳、胡蝶等社会名人都在香港避难，但香港不多久也遭沦陷。日本攻占香港后，对处置这些社会名流表面上宣称三点：“一、妥切保护该人的生命和财产；二、尊重该人的自由，如果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的话，无条件放行；三、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其真实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互相合作”。胡蝶在回忆录中说，所谓的无条件只是相对的，实质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出卖自己的良知，背叛自己的民族。［10］
为了动用胡蝶的社会影响力，日本方面“客气”地向胡蝶提出邀约，请胡蝶到日本拍摄《胡蝶游东京》，表面上说只是风景片，毫无政治内容，但胡蝶认为“这是大事，绝不能让，绝不能让侵略军拿我作幌子，这是原则问题”。当时她全家都为此事而焦急，胡蝶一边推说已有身孕，不便拍片，一边暗中准备逃离香港。她事先将自己积存的财物装成30箱，托为四行仓库送国旗的杨慧敏女士押送回国。然后在一个清晨，全家装作走亲戚的模样出了家门，避开了人烟稠密的地方，悄悄离开香港到了曲江，之后又辗转去重庆。
在逃亡的过程中，胡蝶托杨慧敏押送的30箱财物不慎丢失，箱内有胡蝶欧游时各国名流和朋友的照片、题字及在香港饰演《孔雀东南飞》时特制的衣服及名贵首饰等，均是胡蝶极心爱之物。听说丢了百宝箱，胡蝶心急如焚，急忙向警局报案，还因一时没有头绪而积郁成疾。为了查找失物，胡蝶找到了在上海期间结识的杨虎帮忙。没多久，杨虎的结拜兄弟戴笠便获悉了这一消息。
戴笠对于胡蝶这个名字是不陌生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戴笠刚刚开始经营特务处时，胡蝶就已经红透了半边天。闲暇间，戴笠也会跑到电影院看看电影。其中一部根据张恨水的小说改编的《啼笑因缘》刚一上映，便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戴笠夸赞主演胡蝶：“《啼笑因缘》真让胡蝶给演活了，女主人公的动人，杭州公子的多情，军阀老爷的可恶，无不贯穿在胡蝶一人之身上。真是了不得，了不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特有的艺术之花，这是我们中国的骄傲！”戴笠从此成为胡蝶的忠实影迷，什么《火烧红莲寺》、《姐妹花》、《空谷幽兰》等胡蝶的电影，他都抽空去看。
几年一晃，戴笠荣登军统局局长宝座，权倾一时；胡蝶也早已嫁为人妇，过着半影半息的生活。如果没有日军的侵略，没有胡蝶的财物被劫，她与戴笠的关系也许就止于听过对方的名号而已。
当胡蝶托人寻物辗转托到戴笠头上，戴笠一时兴奋得乐开了花。他满口答应，并邀请胡蝶去重庆。1942年11月24日，胡蝶一家飞抵重庆，并住进了戴笠提供的重庆中四路151号公馆。在这里，胡蝶一边调养身体，一边等待劫案的破获。
戴笠在这一时期施展各种手段来讨胡蝶的欢心。他先是推荐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去昆明担任财政部广东区货运处专员，这是一个肥缺，对逃难来到重庆、生活困顿的胡蝶夫妇是极具诱惑力的。接着，戴笠下令将杨慧敏夫妇押解到重庆军统看守所严密查问。由于时间已久，要想再破劫案已是不可能。为博美人一笑，戴笠不惜重金派人去国外购置胡蝶丢失的珠宝，然后谎称追回。当看到崭新的首饰和戴笠谄媚讨好的神情时，胡蝶便什么都明白了：潘有声的远行，原来也是戴笠故意安排的。
为了改善胡蝶的居住条件，保证出行的私密性，戴笠还在神仙洞修建了一所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在与胡蝶视察房屋工程时，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兴奋地对胡蝶说：“我最喜欢这个地方。神仙洞里住神仙。”［11］为了使汽车直达门口而不爬坡，他运用关系征用了几户人家的地皮，连夜开石方、铺马路，近百名工人连续作业，历经半个月才完成了这一工程。工人们因过度疲劳，几乎天天都发生工伤事故。当房屋最后建成，戴笠第一次带着胡蝶乘车直达新居门口时，他把修这条路的来源种种告诉胡蝶，向胡蝶表达爱慕之情，“换来了胡蝶抿嘴一笑”。
另在杨家山公馆的时候，戴笠还特地为胡蝶修建了一所很考究的花园，从各处购置奇花异草，亲手进行设计。他将水泥先做好“喜”、“寿”两字，再在两边与空隙处种上花木，自认为别具匠心。花园建好后，他一有空便早晚都去陪胡蝶散步，每次去都增加岗哨，禁止特务们从附近通行和接近，因此胡蝶在那边住了好几年，一般人都不知道。［12］
在戴笠得到胡蝶之后，对其他女人放纵的行为就收敛了许多，可见戴笠对胡蝶是动了真情的。据沈醉回忆，戴笠得到胡蝶后，有一次当她面签署文件写了“余龙”，刚写一半被胡蝶“嗯”了一声，他立即在余字下加了一横，此后戴笠又多了个化名叫“金龙”［13］。“余龙”这个名字是戴笠和他的前任女秘书余淑衡打得火热的时候起的化名，意为他是余家的乘龙快婿，胡蝶后来了解了这个化名的由来，便有了以上这一幕。
抗战胜利后，戴笠除了忙于接收和肃奸，同时还费心张罗与胡蝶的婚事。他请杜月笙和唐生明先为胡蝶和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随后再和胡蝶正式结婚，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戴笠因座机失事而暴毙。
戴笠死后，胡蝶与潘有声移居香港。不久，潘有声病逝。胡蝶于20世纪7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以夫姓更名为潘宝娟，在温哥华安享晚年，于1989年4月离世。
在1986年夏天胡蝶口述的回忆录中，胡蝶没有提到其中任何与戴笠相关的内容，只是淡然地说：
到达重庆，熟人就多了，那时很多影剧界人士通过不同的路线来到重庆，并组织了各种演剧队参加救亡活动。我们住在南岸，一到重庆，各种应酬活动也多起来，政府方面还派人送来救济金，我婉言谢绝了。［14］
有声继续经营，往来于昆明、重庆间，除了日用品、医药用品，也兼做木材生意。随着他也有很多社会应酬，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然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的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15］
胡蝶临去世前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胡蝶要飞走了。”
胡蝶的音容笑貌还依稀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但与她息息相关的那些人和事却被永远地尘封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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