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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心书》（亦称《将苑》或《孔明心书》），是诸葛亮的一部重要军事论著。原文共50篇，诸葛亮在书中博采《孙子》、《吴子》、《六韬》、《左传》之言，从各个角度论述为将之道，是反映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是诸葛亮本人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治军带兵方略的集中体现。原著言简意赅，妙语连珠，警句迭出，观点鲜明，对于今天的现实生活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并且在文学上也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本书作者通过自己的钻研和理解，对这部著作进行了译释，不仅忠实反映了原著的基本思想，而且力求体现出原著的行文风格。在我国传统古籍的翻译领域中，这种方式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在本书的“按语”部分，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史料与事例，对原著的精神实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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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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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序
一、兵权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课时说：诸葛亮，当其未出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因此，对于德才兼备的人，只有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二、逐恶
大千世界，千奇百态；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单单一个“离”字并不能从根本上“逐恶”。况且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君子”与“小人”，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才成立。只有正确运用“教、堵、疏、容、惩”五法，才能实现诸葛亮所倡导的“逐恶”。
三、知人性
知人虽难，并非不可知；庶民虽众，也非兼可用。当今世界的激烈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领导者必须在实践中掌握知人之要，不拘一格挖掘人才，择贤而用，这样才能既不埋没人才，又使事业取得成功。
四、将材
“仁、义、礼、智、信、勇、严”这七个字包括了很广泛的内容，只要赋予新的含义，其精神实质不仅适用于带兵打仗的将领，而且也同样适用于政府官员和企业家。
五、将器
人的品德、志向、才能和性情不同，在相关的地位上才能发挥特长。有的人举重若轻，提纲挈领，大刀阔斧，具有当主帅的素质；有的人举轻若重，处事周密，思虑精细，具有当配角的素质。
六、将弊
诸葛亮在本篇中认为，为将之道有“八弊”；唐德宗时的著名宰相陆贽认为，君臣之道有“九弊”。为将者不革“八弊”，则军何以理？为政者不除“九弊”，则国安能治？弊者，害也。因此，素有“北国卧龙”之誉的元朝宰相耶律楚材就说过：“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
七、将志
曾几何时，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中的女主人公阿信的形象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老百姓对她那种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深为敬佩。不幸的是，生活中真实的“阿信”所创办的八佰伴公司，由于过分逞强好胜而经营不善，不得不宣告破产，“阿信”如果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八、将善
曹操以高超的谋略，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堪称我国历史上为将者“五善四欲”的典型代表。“将善”的要求不仅对于领兵打仗的将领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商战中的企业领导人也有借鉴作用。“世界船王”包玉刚在商战中的智谋策略，也很有典型性。
九、将刚
在我国诸子百家的学说中，都主张以柔克刚，以弱制强。“柔”与“刚”是两种不同的特性，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因此，刚柔相济才是高明的策略。
十、将骄吝
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将领关羽和项羽，都是将领中的佼佼者，曾经不可一世，但由于犯了骄与吝的为将大忌，一个骄而被斩，一个吝而自刎，都留下了千古遗恨，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脱离人民群众，其根源之一就是“骄”；贪污腐化侵害群众利益，也是“吝”的一种表现。
十一、将强
发扬“五强”，革除“八恶”，是领导者的一项重要修养。如果肯于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群策群力，使事业取得成功；反之，人民就会与之离心离德，最后成为孤家寡人，直至走向灭亡！
十二、出师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如果没有具体内容，徒有好的形式，也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国君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对受命出征的将领交代清任务，提醒应注意的事项，这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最重要的是选准人才，然后放手使用，让将领有职有权，充分施展才能。
十三、择材
作为一位合格的领导者，一定要有一种宽宏大度的雅量，以礼贤下士的诚恳态度对待部下，天长日久，就会得到别人的信赖，而且也会逐渐了解人的特点与长处，从而在关键时刻发挥他们的作用。“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十四、智用
“顺天、因时、依人”要求领导者具备三方面的才能：首先要从多层次、多角度观察客观存在的事物，对其本质特点具有透彻的了解与掌握；其次要正确判断出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与方向；最后还要不仅学会顺应形势，更重要的是能够因势利导，使它朝着自己希望最好的方向发展。
十五、不陈
以力服人只是权宜之计，以德服人才是长久之策。但是，“不陈”并不是不重视实力，而恰恰相反，“不陈”的后盾正是实力，而不是单纯依赖道德的力量或者侥幸的心理。主张“非攻”的墨家代表人物墨子，并不是靠他的思想与口才，而是靠他的守城之法折服公输般与楚王的。
十六、将诫
“揽英雄之心，总文武之道”是最基本的管理原则。纵观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有成就的军事家不重视从思想上建军，也没有哪一支军队没有严格的纪律而打胜仗。世界上许多有成就的企业家也无不秉承这种指导思想，认为人的发展是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企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的创造精神的发挥。
十七、戒备
安而不忘危，思危才可以求安；存而不忘亡，戒亡然后可以求存；进而不忘退，虑退然后方能得进；治而不忘乱，惧乱然后可以保治。所以，“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应该是任何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重要行为准则。
十八、习练
一个人要想堂堂正正地立于世间，首先要“修德”，其次才是“广才”，这二者都是“习练”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才”相对容易，“修德”则甚为艰巨。高尚的品德则需要有一个好的出发点，还需要长久磨练意志，静心思考体味，从而在生活中慢慢养成，这样在关键时刻就能显示出来。
十九、军蠹
除了军队之外，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军蠹”。例如，大名鼎鼎的里森就是英国巴林银行的“军蠹”。清除“军蠹”固然重要，但铲除“军蠹”产生或赖以生存的土壤则更为重要。靠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靠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的运作程序。
二十、腹心
领导者要想得到真正的“腹心”，必须做到四点：与下属必须思想一致、志同道合，这是得到“腹心”的政治基础；对下属必须任人为贤、不论亲疏，这是得到“腹心”的道德基础；对下属必须诚心相待、心心相印，这是得到“腹心”的感情基础；对下属必须善加体恤、褒奖提携，这是得到“腹心”的物质基础。
二一、谨侯
海洋之所以成为百谷百川之王，是因为它处于最低的位置，有巨大的容纳量。无论是企业、团体，还是政党、国家，其领导人一定要努力做到宽宏大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成就事业，否则，就会导致众叛亲离，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因此，宽容和民主是最重要的“谨候”。
二二、机形
有人说：“智慧的人创造机遇，勇敢的人抓住机遇，愚蠢的人丧失机遇。”“机遇”很吝啬，它往往象闪电一样稍纵即逝，总是垂青于那些智慧与勇敢的人。拿破仑说过：“有时候，我会是一只善变的狐狸，犹豫不决；另一些时候，我就会变成一头凶猛的雄狮，坚决而果断。”
二三、重刑
“重刑”的本质含义就是厉行法治，这是政治家治国治军的根本指导思想。企业经营与带兵作战从根本上看也并没有多大差别，执法严明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同样重要。特别是那些处于困境的企业，要想重新崛起，更要贯彻“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的方针。
二四、善将
在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人物，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将相之才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为“善将”的就是“两武”：武侯诸葛亮与武穆岳飞。“两武”结合，交相辉映，成为我国历史上将帅群星谱中两颗耀眼的明星。令人遗憾的是，岳飞虽然“善将”，却不善“谋身”，最后丧身于风波亭，留下一桩千古奇冤。
二五、审因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的兴衰存亡，大抵都得之于民，失之于民，因此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民本”思想，包含两种含义：一是说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二是说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稳固。因此，《诗经》中才有“殷鉴不远，在夏之后世”的警世恒言。
二六、兵势
人们常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说法的本意是想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其实是把三者截然分开了。天、地、人这三个因素从表面看来，是互不相关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三个字的真实含义。
二七、胜败
如果“土壤”不合适，再好的“种子”也会枯萎；即使由于某种偶然因素而长出来，也只能象一棵在荒原中孤立生长的小草，经受不住无情风雨的残酷摧折。因此，只有建立起一套权力制约机制和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才能真正使“贤才居上，不肖居下”，从而使事业取得胜利。
二八、假权
“假权”作为一种个人的道德勇气和决断素养，固然必不可少，但在现代社会中，仅有“假权”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在制度上确立各自的责权利，避免各级领导决策的随意性。
二九、哀死
在战争中，将领体恤士卒，善待百姓，能够提高士气，使团队精神得到发扬光大；在企业经营中，企业领导能否具有这种精神，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要实践诸葛亮所提倡的“哀死”，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这是促进人尽其才的重要方法与途径。
三十、三宾
清人魏源说过：“为国家厘细务百，不若定大计一；为国家得能吏百，不若得硕辅一。”像萧何、张良、陆贾、诸葛亮等人，确实是“万夫之望”，是为国家定大计的硕辅之才。凡是想成就大业者，必须将他们引为上宾，否则的话，这些人必为他人所用，到头来自己一事无成。
三一、后应
战争也好，商业竞争也好，政治纷争也好，无论是什么领域，或者以什么方式解决争端，总有一个孰优孰劣、孰高孰低的问题。政治家、军事家或者企业家，都应当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诸葛亮所倡导的“用兵之智”是处理一切争端的最佳方式，《伊索寓言》中有一则关于“阳光政策”的故事，就是说明这个道理的。
三二、便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治国安邦的“便利”就是所谓的“法”、“术”、“势”。“法”是政策，“术”是方法，“势”是领导者的权威，这三者缺一不可。“法、术、势”结合得好，表面看来是一种工作能力，实际上更是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作风。“便利”的条件很多，关键在于遇到具体问题时是怎么个“便利”法，现代社会中人应该仔细体味个中奥妙。
三三、应机
美国著名石油大亨阿曼德·哈默博士“无中生有”，在别人找不到油气的地方找油气。我国著名的长虹公司“人弃我取”，在其它厂家都生产大屏幕彩电时，生产以供应农村市场为主的中、小屏幕彩电，使企业获得极大成功。他们这种“人弃我取，人取我弃”的经营策略，是一种高明的“见机之道”，现代经营者一定要善而用之。
三四、揣能
“主圣将贤”是夺取胜利的根本因素。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曹操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少胜众，主要得益于他的“执法严明”与“唯才是举”。曹操以自己的文治武功，向世人证明他是一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的政治活动、军事韬略以及文学创作，在中国历史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三五、轻战
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对武器装备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历来予以高度重视，但古今中外无数史实证明，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不是武器，而是清明的政治环境与优良的军队素质。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管理者只有在总体思路正确的前提下，敢于碰硬，严明执法，职工才能“轻战”，企业才能兴旺发达。
三六、地势
地势对于军事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自从有战争的那一天起，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就在努力探求地势在战争中的影响与作用。在商业竞争中，地势的作用虽不表现为血与火的激烈搏杀，但也同样具有关乎兴衰胜败的重要意义。因此，高明的企业家，无不注重地势的作用。
三七、情势
台湾的罗吉甫写了一本书叫做《商战孙子》，根据孙子的“五危”，指出企业经营中也有“五危”，企业家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反思的尺度。巨人集团、飞龙集团以及仟村集团北京公司的领导层，都对自己以前的经营失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些都为他们展现了可能再度辉煌的前景。
三八、击势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而吏治腐败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卖官鬻爵”。诸葛亮说：“古之善斗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我们可以说：“今之治国者，必先固根本而后强之。”这个“根本”就是干部选拔制度的科学、严密和干部队伍的廉洁、高效，前者是民主的体现，后者是民主的结果。
三九、整师
在伦理学词典中，有一个“舍己为群”的成语，它是蔡元培先生首先提出来的。蔡先生认为，人是群体的动物，不能孤立存在，因此每个人都有舍己为群的义务。通俗一点讲，一个人必须要“合群”；只有“合群”，才会有“团队精神”；只有发扬“团队精神”，才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四十、厉士
是否善于鼓舞士气、调动积极性，是衡量一个将领带兵能力高低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从正面厉士固然重要，但响鼓还须重锤敲，有时候从反面厉士可能更为有效。对于一个人来说，要想有点成就，就必须经受逆境的磨练与考验。此外，厉士之道虽然是将领带兵打仗以及个人加强修养的必备方略，管理企业也概莫能外。
四一、自勉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且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共识和主导原则。“天人合一”既是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道德观，它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性”，加强自己的“德性”；在此基础上，还要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这也是为将者进行“自勉”的思想基础和道德基础。
四二、战道
人们对“龟兔赛跑”的故事耳熟能详，在现代社会中，这个古老故事的新启发是：现代人光凭武勇或勤苦（单指体力上的）是不够的。在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要想在人海中冒出头，更重要的是点子——事业上的创意、人生的新诠释、人情的新领悟、使人有“一点即通”之感的新想法。
四三、和人
“和”既是事物多样性的统一，也是人类创造性的源泉，因而它就应该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准则。宽容才能“和人”。有些事情，光靠冠冕堂皇的纪律、道德或者准则来约束，未必一定有效，这就需要当事人以自己的智慧或独特的方式，达到既解决问题又不伤和气的效果。因此，“和人”从本质上来讲，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品德。
四四、察情
“察情”对于将领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对于政治家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素质。宋朝的寇准“慷慨多大志，刚直伴一生”，但一生坎坷。除了北宋王朝的昏暗、腐败之外，他的不善于“察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察情”既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品德。在现代社会中，领导者一定要具备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头，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的“察情”本领与品德。
四五、将情
我国历史上的名将，如李广、史可法、左宗棠、彭德怀等，大都具有廉洁律己、与士卒同甘共苦的美德。只有具备这种品德的人，才能虽死犹生，流芳千古。正如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名句那样：“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四六、威令
为将者要严格执法，否则军队就没有战斗力；为官者亦然，否则就形不成权威。无数事实证明，严与不严，其结果大不相同。在1998年夏季的抗洪抢险中，有极少数干部违反纪律，受到严肃查处，这真是大快人心。
四七、东夷
在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虽然总体上处于落后地位，但在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鲜卑族的檀石槐与女真族的阿骨打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相互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学习的一面，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一则很典型的例子。
四八、南蛮
东汉末期，民族矛盾尖锐复杂，诸葛亮从中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因此在《隆中对》中提出了“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的正确的民族政策。诸葛亮在平定南中的过程中，采取了“攻心”的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纵观整个三国时期，就民族政策而言，诸葛亮是最为明智的，曹操次之，孙权又次之。
四九、西戎
汉宣帝时的老将赵充国，采取屯田政策，安定民生，消除边患，较好地解决了汉族与西羌之间的矛盾。后世的曹操首创将少数民族从原居住地迁往中原地区的强制性移民政策，结果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被史家称为“五胡乱华”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的混乱局面，就是这种移民政策造成的恶果。
五十、北狄
汉武帝刘彻五击匈奴，从根本上遏制住了匈奴对中国北部地区的入侵骚扰；唐太宗李世民抛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意识，采取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取得了辉煌成就，被当时各少数民族拥为“天可汗”。目前国际上地区冲突不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矛盾与种族矛盾逐渐暴露。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和平谈判，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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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兵 权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课时说：“诸葛亮，当其未出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由此可见，德才兼备的人只有处在适当的位置上，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原文〗
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机，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若将失兵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
〖译文〗
所谓兵权，是指将领指挥军队时所拥有的权力和发号施令时所表现出的威严。如果将领既能够掌握兵权，又能够树立威严，那么在领兵作战时，就如虎添翼，可以根据战场上出现的不同情势而灵活处置，任意驰骋。相反，如果将领失去兵权，没有威严，那就犹如离开江河湖海的鱼龙，想在汪洋大海中奔腾游戏，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解读〗
诸葛亮在《心书》这部著作的开篇就指出将领善操权柄的重要性，这与他平生的思想与行动相一致。在本篇中，他将兵权的重要性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执兵机”，就是说将领一定要掌握兵权；二是“操兵势”，就是说将领不仅要掌握兵权，而且还要树立起作为主将的威严，做到令行禁止。能够将“权”与“威”有机地结合，这是合格将领应该具备的重要素质。
诸葛亮自从出世以来，十分重视“执兵机”与“操兵势”的有机结合，而且把这种思想贯穿于他后来出将入相的全过程。《三国演义》中讲述了刘备三顾茅庐将他请出来的故事，诸葛亮初到刘备军中时，可以说既无权又无威，关羽和张飞认为他只是一个山野村夫，刚到军中就受到刘备的厚待，所以心中对他十分不服气。当曹操的部队杀奔新野而来时，刘备让诸葛亮调兵遣将，并把自己的宝剑交与诸葛亮，一来作为他发号施令的凭证，二来也可以起到制约诸将的作用。有了这把“尚方宝剑”，诸葛亮就兵权在手，可以发号施令了。当关、张对诸葛亮的作战方针提出异议时，他就用这把“尚方宝剑”迫使他们服从命令，而且要求他们在作战中必须贯彻自己的既定方略，在博望坡火烧曹军。当诸葛亮的作战方针在实战中取得成功后，各位将领特别是关、张对诸葛亮口服心服了。后人有诗云：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
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博望坡之战的胜利，确立了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在刘备军中的权威与地位，为他在以后出将入相的军事与政治生涯中进一步贯彻“执兵机”与“操兵势”的政治与军事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诸葛亮在博望坡火烧曹军的故事虽然不见正史，演义的成分居多，但我们也可以从中领略到将帅这种将权与威有机结合的高超手段，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诸葛亮从刘备手中接过尚方宝剑，也就是接过了军事指挥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调度三军，为全面贯彻自己的作战方针奠定了基础，此为“执兵机”；其次，他在发布命令时表现出坚定的自信心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迫使诸将执行命令，此为“操兵势”；再次，由于他的作战方针在实战中取得了成功，因此进一步在刘备及诸将面前树立起了他的威信，此为“以作为求地位”。后者是前两个方面有机结合的结果。
诸葛亮在本篇中不仅论述了兵权对将领的特殊重要性，而且也指出了将领一旦失去这种兵权的极端危害性。如果将领能正确地“执兵机”与“操兵势”，那就如虎添翼，可以使自己正确的军事思想得以有效实施，从而为国建功，为民立德；否则，就好像虎落平阳，龙搁浅滩，英雄无用武之地。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曹操在大宴铜雀台时，直言不讳地说明自己不能放弃兵权。
公元210年（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冬，曹操在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建了一座高15丈的台子，取名为铜雀台。铜雀右有金凤台，左有玉龙台，各高10丈，以桥相连，宏伟壮观。有一天，曹操登台设宴，大会群臣。为了增加宴会的欢快气氛，他让武将当场比武，让文臣即席赋诗，各显其才。文臣谋士对曹操歌功颂德，一些人在诗中说曹操应该称王称帝。曹操对这些诗作一一过目，然后发表了一段自我表白的言辞。他在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后，说自己本志有限，并不愿多带兵。后来讨平二袁，占据荆州，天下初定，“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感到心满意足了。如果国家没有他来掌权，“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氏三代身负重任，都是为了国家。现在手中的兵权还不能放弃，为什么呢？“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如果自己一旦交出兵权，不仅子孙后代将遭祸端，国家也将倾危，因此，自己不能做那种“慕虚名而处实祸”的事情。现在“江湖未静”，自己“不可让位”，不得不继续执掌兵权。至于朝廷赐给自己三万户的封赏，倒是可以让出二万户，免得别人说三道四。
曹操的一番表白，本意是想告诉人们，自己并没有称王称帝的野心，但他也不厌其烦地说明兵权对自己的重要性，这也是他的心声的直接流露。试想，如果曹操手中没有兵权，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更谈不上统一中国。兵权对曹操的政治与军事生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他自己表白，别人也都心知肚明。
不论古今中外，兵权对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都是极端重要的，否则，就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任凭他有多么正确的战略思想，多么高超的指挥艺术，也都是水中月、雾中花，到头来必将落得个壮志难酬、老死隆中的结局。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课时说：“诸葛亮，当其未出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由此可见，德才兼备的人只有处在适当的位置上，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不仅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与主张，而且处于政治与军事的指挥位置上，因此，中央苏区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得到巩固与壮大，他本人的威望也得到极大的提高。自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占据了统治地位后，毛泽东受到排挤，不仅他本人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无法“执兵机”与“操兵势”，而且连他的正确思想也得不到贯彻执行，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苏区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在长征初期，他也提出了一系列摆脱危机的正确主张，但由于他当时处于无权的地位，虽然还有一定的威信，其正确主张也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只是到了遵义会议以后，他在党内和红军内的指挥地位才得到重新确立，用他自己的话讲，又有了“发言权”，这个“发言权”就是兵权。在他参与军事指挥的初期，其权力也受到诸多制约，他的高超指挥艺术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面对危险的形势，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三人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之下，毛泽东才又可以有条件真正“执兵机”与“操兵势”，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率领红军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试想，如果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一直处于无权的地位，那么他那超出常人的战略战术思想就得不到有效地贯彻执行，长征很可能会碰到更多的艰险，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就岌岌可危了。
对于毛泽东这样亘古少有的伟大政治家与军事家来说，被剥夺了手中的权力，那是相当痛苦的，但个人的荣辱事小，事业的兴衰事大。正是因为毛泽东后来成为我党我军的领导核心，而且他又善于“执兵机”与“操兵势”，因此在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大舞台上导演出了一幕幕史诗般的活剧。
“执兵机”与“操兵势”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要求指挥权必须统一集中，不能令出多门，也就是《兵镜·吴子十三篇》中所主张的“兵权贵一”的观点。
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清王朝在京津一带集中了10余万军队，而八国联军只有3万余人，在兵力上清军应该说占有优势。但是，统领诸军的各督抚及各省勤王的部队间互不隶属，各自为战。有人曾提议朝廷“选大帅以扦前敌”，这样可以使“事权一而呼应灵”。清王朝却让各督抚“和衷商榷”，以示“不稍分轩轾”。这种缺乏统一指挥的局面，只能导致将领们各自拥兵自重，行动不统一，彼此不能协同作战，结果被八国联军各个击破。拿破仑率领法军在意大利战场与奥地利军队作战时，法国政府为了防止拿破仑专权，曾打算把战场指挥权一分为二，将一部分军队交给名将克勒曼指挥。拿破仑为此给法国政府的一名要员写信说：“虽得两员良将分兵各战，实不如由一名愚将统一指挥而争取胜利。”在拿破仑的一再要求之下，法国政府被迫放弃了分权指挥的方案，让拿破仑统一指挥法军，最后终于取得胜利。东西方这两个例子一反一正，充分说明了“兵权贵一”的极端重要性。
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与商业竞争具有同样的道理。日本三菱公司的创始者岩崎弥太郎主张，“最高责任者只能有一个人。”弥太郎原来是三川商会的负责人，三川商会是旧藩政府所持有的公司。1873年，弥太郎完全拥有了该公司，并将其更名为三菱。他召集全体员工，告诉大家：“三菱也就是三川，过去是旧藩政府所有，现在我是主人，也是公司唯一的指挥者。如果有不愿意或不服从的，请立即辞职。”就这样，弥太郎建立起了绝对的指挥权威，着手巩固三菱的指挥系统，整顿三菱的组织编制，以日本最强商人的姿态，领导三菱走向发展之路。松下电器公司初创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松下幸之助与他的好朋友武久逸郎共同经营的电热器制造业一直亏损，主要原因是他们二人意见不统一，常常互相掣肘，使事业无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松下提出：“共同经营是绝对不行的，若想继续合作下去，必须由我掌握公司，你在我的公司中做事，可以让你负责电热器的制造。”自此之后，松下公司的发展才算走上了正确的轨道。现在，三菱公司与松下公司已经成为全世界有名的大公司，而且松下幸之助先生被尊称为“经营之王”。这两个公司成功的原因很多，但指挥权的高度集中统一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我国现在正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改组改造，其中一个需要处理好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将企业领导人的责权利有机地统一起来。以往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权力经济，这种体制尽管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一些大事方面有优越性，但是，它严重地压抑了各个生产经营单位和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在这种体制下，不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要由上级主管部门安排，而且企业领导人也要由上级任免；不仅企业资产和人员可以随意地由上级“平调”，甚至连企业本身都可以凭行政权力被改组、合并，有的还实行由主管部门范围内的统一核算，统负盈亏；职工的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更是没有保证。笔者在报纸上看到两则报道，都是说的这方面的事情。一则报道是说河北省秦皇岛市铸锅厂厂长、书记突然被上级公司宣布免职，引起全厂职工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厂长、书记是厂里的好带头人，不能走，于是将来厂报到的新厂长关至厂门外，不让被上级罢免的厂长出门。后经市政府决定：尊重职工意见，领导班子不变。另一则报道是说重庆市水泥厂坚持民主选举当家人，谁当厂长由职代会说了算，这一制度坚持了18年。这就是“选拔”与“选举”的本质区别，前者更多地体现“长官”意志，后者则主要反映群众的心声。一“拔”一“举”，看似只有一字之差，其实竟有天壤之别。
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说明，企业领导的产生方式及其能否充分行使权力，对于企业的兴衰成败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我国过去的企业管理体制是从原苏联模式搬过来的，50年代实行厂长负责制，实践证明是比较成功的。后来，一些企业内部出现了所谓“老三会”（党委会、厂委会、职代会）之间的矛盾，而且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建立这种“三会”管理体系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但在实际操作上，由于各自的责权不明，反而不利于统一领导和集中决策，引起了相互牵制、推诿和扯皮等种种弊端。“大跃进”开始后，“厂长负责制”受到批判，代之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在企业的整个活动中由党委领导一切，厂长负责生产，形象地说，就是“我领导，你负责”。不论是从情理上讲，还是从逻辑上讲，这种制度的弊端都是十分明显的。从党委的角度来讲，可能会这样想：由“我领导”，让“你负责”，企业搞好了，是我领导的好；企业没有搞好，那是你厂长无能。对于厂长而言，他会这么想：由你“领导”，却要让我“负责”，凭什么？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之下，厂长往往会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如何协调与党委（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与党委书记）的关系上，不可能一门心思地扑在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上。因此，最符合实际的管理制度应该是“谁领导，谁负责”，将责权利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搞好企业。具体地讲，就是厂长全面负责生产经营管理，党组织在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实行监督，配合协助厂长搞好企业。
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股份制企业又引入“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这也是一种权力制衡的机制。在这种制度下，同样要解决好各方面的权力关系，特别要使公司总经理（代表执行机构）的权力得到有效保证，否则，就会产生与“老三会”相同的弊端。有这么一句玩笑话：“董事、董事，只要‘懂事’就行；经理、经理，放手‘经理’才对。”这话道出了责权明晰的本质。一个人权、财权与事权不统一的企业是无法想象的，如果不从制度上确立企业的领导体制——即法制，仅仅抽象地强调厂长与书记或者董事长与总经理“哥俩好”——即人治，只能是隔靴搔痒，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说到底，这是“兵权贵一”的思想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在这方面，世界上许多公司都有过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三菱与松下公司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它们的创业史会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很大的启迪作用。
诸葛亮在本篇中没有论述为将者如何正确“执兵机”与“操兵势”，亦即没有论述将领独断专行所带来的危害。其实，这个问题对领导者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权”与“威”对领导者固然重要，但如果有了权威而不能正确有效地使用，对事业同样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有时甚至会留下千古遗恨。
诸葛亮的爱将马谡在街亭之战中“违亮节度，举动失宜”，丢失了街亭这一战略要地，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失败，使他只好忍痛割爱，“戮谡以谢众”。街亭之败，诸葛亮固然要承担不知人善任的责任，“上疏自贬”，但马谡不能正确“执兵机”与“操兵势”，则是此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马谡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政治与军事人才，史称“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对军事理论有独到的见解。诸葛亮南征出发时，曾就这次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征求马谡的意见，马谡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正确主张。诸葛亮对马谡的这个建议十分欣赏，历史上所传“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诸葛亮采纳马谡的建议，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攻心战的具体体现。马谡这一策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政治手段为主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同胞的所谓“反叛”问题，而将军事行动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收到长治久安之效。事实证明，马谡的这一策略十分成功，史称“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诸葛亮运用这一策略比较好地安定了蜀汉政权的后方，使他日后可以一心一意地进行北伐而无后顾之忧。
刘备临死时，曾告诫过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也并没有把刘备的话当作耳旁风，而是对他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诸葛亮南征胜利归来后，与马谡的接触更多了，马谡本人在诸葛亮身边工作也确实表现出了超人的才华，所以深得诸葛亮的信任与器重，让他担任参军之职，而且经常与他交换意见，“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正是基于自己对马谡的了解与考察，诸葛亮不大同意刘备对他的看法，认为其才可用，因此，在第一次北伐中“违众拔谡”，将街亭这样事关全军安危的战略要地交与他镇守。由于诸葛亮的力排众议，本来历史给了马谡一次极好的实战用兵的机会，使他有机会用自己的战绩打消别人对他的责难，但由于他本人不善“执兵机”与“操兵势”，结果导致了一场个人和国家的悲剧。马谡领命后，其权不可谓不重，其威不可谓不炙。但由于他实战经验甚少，排兵布阵不顾客观的地势条件，一味地死搬兵书上的教条，而且滥用权威，独断专行，否决了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将王平的正确主张，以至于街亭失守，宣告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失败。
纵观古今中外，由于不善“执兵机”与“操兵势”而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曹操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能够以少胜众，以弱为将，出将入相，叱咤风云，说明他很善于“执兵机”与“操兵势”。他后来在赤壁之战中遭致失败，也是在这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此后三国鼎立，他在有生之年再也没有统一中国的机会了。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免在这方面犯错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也是因为他没有正确将“执兵机”与“操兵势”有机结合，结果被怀有野心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导致长达10年的全局性内乱，使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历史的经验证明，无论是一团体、一组织、一企业、一政党乃至于一国家，如果领导者没有权威，事业不可能取得成功；如果有权威而不能够正确运用，最后也必然导致失败。因此，对于任何领导者来说，既要有权威，更要善用权威，这二者必须有机结合，决不能有所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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