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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作者博罗夫斯基的生平富有故事性，“天才作家，早逝成谜”。1943年，他被盖世太保逮捕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苦熬两年后，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了那段苦难的集中营岁月。他在纳粹集中营里扮演着行刑人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不满二十九岁时自杀身亡。
2.作品和本人受到诸多赞誉，终将与波兰文学一起不朽。博罗夫斯基揭露纳粹集中营人间地狱的小说，被波兰文学界和欧美学者一致认为是描写这一题材最优秀的作品。获得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极高的赞誉！
3.冷酷与恶的极致必能唤起人们无限的善。这本集中营小说集记录的是丑恶的极权统治下人性与生存的矛盾，见证罪恶、残忍之后，能唤起人们对善无止境信念的追求。
4.博罗夫斯基的多篇作品被名导改编成电影。《告别玛利亚》1993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导演是菲利普?齐而格。《格伦瓦尔德战役》1970年被改编为电影，名为《战后的大地》，导演是安杰伊?瓦依达。获得1970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
最佳影片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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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扬·科特（波兰著名文学评论家）
切斯瓦夫·米沃什（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凯尔泰斯·伊姆雷（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推崇的波兰天才作家
“二战”期间，上千万无辜民众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毫无选择的权利。基本的生存受到威胁，他们当中许多人不得不选择偷窃、玩弄手段，为了活着而不惜一切代价：因为儿子偷面包，做监工的父亲吊起儿子的脖子；因为想要活下去，年轻母亲不愿认领自己的孩子；因为想要多一碗汤、多一床毯子、靴子厚一点，那些具有行刑人与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从犯人中选出来的犯人看守们将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送进毒气室……
博罗夫斯基用客观、冷静的笔触描写了集中营里不同人的生活和命运：他们的反应、行为和生存方式。他的作品充满勇气，他敢于直面悲惨环境和身处其中的自己。
博罗夫斯基描写集中营的短篇小说，不仅是波兰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杰作。他文风简洁、笔法写实，但在朴实无华之中，意义深邃，远远超越了纯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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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1922—1951）
诗人、作家，“二战”后波兰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43年到1945年期间，先后被关押于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战后发表反映其集中营经历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告别玛丽亚》和《石头世界》。因战时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战后的文坛气氛均令他绝望，在不满二十九岁时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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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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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奥斯维辛: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短篇小说集
在哈门茨的一天
“筛选？你怎么知道……”
“故意让你心烦意乱的，不是吗？会有筛选的，就是这样。害怕了吧，嗯？你听说过狼来了的故事吧……”我为自己的小聪明不怀好意地笑起来，哼着集中营中流行甚广的探戈舞曲《焚尸炉》，走开了。犹太人眼神空洞，突然间没有了任何生气，死死地盯着远方。
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
“那个女的，带上你的小孩！”
“这不是我的孩子，长官，不是我的！”她歇斯底里地号着，双手捂着自己的脸，脚步却没停下来。她想藏起来，她想躲到那不用被送上卡车的人堆里去：这些人会步行到集中营，这些人还有存活的机会。她还年轻，身体健康，面容姣好，最重要的是她想要活下去。
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
在一处十字路口，立着一座地标式的雕塑，刻画的是两个男人坐在长椅上窃窃私语，后面站着的第三个人探着头偷听。雕塑的意思是：小心……你们的每次谈话都被监听、分析、然后向当局报告。在奥斯维辛，人们彼此知根知底：他什么时候成了一个“穆斯林”，他通过谁偷了多少东西，他掐死过多少个人，又烧死过多少人。
这条路，那条路
就在一场足球比赛两次发界外球之间，就在我的身后，三千人走向了死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转运来的人们从站台下来，沿着球场旁边的两条路走向小树林：这条路从站台直接通往小树林，那条路则要绕过医院的围墙。两条路的终点都是焚尸炉。
施林格尔的死
我猜他去找我们长官就是为了这个女人。所以他走到女人身边，牵起她的手。但这个裸体女人突然弯下身，抓了一把砾石，使劲扔在他的脸上。施林格尔痛得嗷嗷直叫，手中的左轮枪也掉在地上。那女人捡起手枪，对着他的肚子连开了几枪。顿时院子里乱作一团。
抱着一个包裹的人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一天要进毒气室了，我会怎么做。我可能也会想抱着我的包裹吧。”
他转向我，微微一笑，仿佛有点不好意思。我注意到他整个人非常疲劳，看上去像是有许多天没睡觉了。
“我想即使我被领着前往焚尸炉，我仍然相信在这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抱着包裹就有点像拉着别人的手，你知道吗。”
晚餐
我一直站在离处决地较远的位置，所以根本无法靠近那条马路。第二天，我们又被赶出去干活，一名爱沙尼亚的犹太人帮我搬钢锭。他已经被“穆斯林”化了。整整一天，他都在试图说服我——人脑特别嫩，事实上，绝对是可以生吃的。
一个真实的事件
“这个故事并不是来自你一个人的经历，”他神情严峻，用眼角的余光瞟着我，“我比你到这儿的时间久一些，而且——你想知道吗？他曾经在这儿，在这医院里，就是你口中的纳莫克尔。他和你一样，得了伤寒，高烧不退。他死了，就死在你现在躺的这张床上！”
沉默
在美国人走完所有的营房，和其他战友一起返回总部之后，我们将那个人从刚才的下铺里拉出来——由于捂着毯子，又被我们几个人压在上面，他躺在那里不省人事，面孔埋在稻草床垫里——我们把他拖到水泥地面上，丢在火炉下。整个营房的人燃起仇恨的怒火。咆哮着，怒吼着，我们一脚一脚地把他踩死。
一月反攻
我们向他们津津有味地讲述集中营的生活，正是那艰难而又需要耐心的生存状态教会我们整个世界实际上就是一座集中营；弱者为强者服务，而且一旦弱者没有力气或意愿工作的话——就让他们去偷或是让他们死。
一次访问
再过一会儿，我应该放下手中的笔，怀念那个年代我曾见过的人。我应该考虑一下我今天要去拜访哪一个：是那个穿军靴的垂死者，他现在是这座城市的一名电气工程师；还是一家生意红火酒吧的老板，他曾经轻声地唤我：“兄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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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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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
我们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着寸缕。灭虱工作终于搞完了。为了灭虱，我们脱光身上的衣服，拿到装满齐克隆B溶液的水槽里浸泡。齐克隆B溶液不仅能杀死衣服上的虱子，用在毒气室里效果也很好。现在只有“西班牙山羊”原注：用铁丝网缠绕的木头支架。对面营房的犯人们还没拿回衣服。尽管有了穿的，我们还是一样赤身裸体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气温太高，热得人受不了。集中营戒备森严，不要说犯人，就是一只跳蚤，都溜不出去。劳动突击队也耐不住热歇着了。整整一天，成千上万名赤身裸体的男子就在路上有气无力地走来走去，三三两两聚在广场周围；还有人依墙靠着或者跑到屋顶上躺着。我们最近一直睡硬木板，因为床垫子和毯子被送去消毒灭虱了。在后门哨所那里，我们能看到比克瑙的妇女集中营,那边的灭虱运动也开展得热火朝天。两万八千多名妇女一样脱得精光，然后被赶出了营房。现在她们都挤在两边哨所看台中间的大广场上。
气温不断攀升，时间愈发难熬。就连我们平日里的消遣也没了踪影：通向焚尸炉的大道上空无一人。算上今天，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新的犯人运到集中营来了。有一部分加拿大区原注：指集中营里的财富与富裕。具体说来，是指集中营里的劳动帮派成员，或者劳动突击队。他们协助纳粹将犯人们从死亡列车上赶下来，送进毒气室。已经清算完毕，并指派给哈门茨的一支劳动突击队，当然是最死忠的那种。要知道在集中营里有自己一套准则，建立在嫉妒之上：当那些有权有势的落了难，他们的朋友们保证会落井下石,让他们雪上加霜。加拿大，我们的加拿大区散发的不是枫树林的气息，而是法国香水的味道；这里积攒了成堆的钻石珠宝，还有无数欧洲各国的货币。
我们几个坐在架子床最上面一层，双腿垂在床沿下。我们把一条条整齐的面包切成片。面包又松又脆、口感有点糙，但这样可以保鲜一阵子。这可是从华沙捎过来的，就在一个星期前，这条白面包还在我母亲的手中……我的主啊，我的上帝啊……
我们打开包裹，取出熏肉、洋葱，还开了一罐炼乳。亨利，那个法国大胖子，做梦都想着从斯特拉斯堡法国东北部城市，靠近法德边境。、巴黎、马赛等地方发过来的运犯人列车中搞几瓶法国红酒。这会儿他汗如雨下。
“听我说，mon
ami法语，意味“我的朋友”。，下次我们再上站台，我要给你们弄点货真价实的香槟。你们还没试过香槟的味道吧，是不是？”
“没喝过。但你永远不可能把香槟偷偷带到集中营里来的，别勾引我们啦。你还不如试着给我整两双鞋子呢——就是那种带排汗孔、双层鞋底的。对了，上次你答应我的衬衣呢？都这么久啦！”
“不着急，不着急。再有犯人运过来，我保证给你都搞定。马上又要上站台啦！”
“要是以后没有那种进‘毒气室’的犯人了怎么办？”我恶狠狠地说,“难道你没发现现在这儿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吗：可以随身带行李，看守也不打人了。甚至你还能给家里写信……各种消息满天飞，该死的，据说他们都快没人运来了。”
“别瞎说。”亨利一脸严肃，他嘴里塞满了沙丁鱼，脸上两块横肉随着咀嚼有节奏地抖动着。虽然我们称兄道弟很长时间，但我还不知道他姓什么。“别瞎说，”他用力咽了一口饭,“他们可不能没人运来，否则我们会在这个鬼地方饿死的。我们全都靠他们带来的过日子呢。”
“全都？我们可自己有包裹……”
“没错，你和你的朋友，还有你们的十来个朋友。你们有些波兰人有包裹。但我们有没有？犹太人呢？还有俄国佬呢？要是我们没了吃的，没有犯人们带来的物资，你以为你还能像这样安安稳稳地吃你们这些包裹里的东西？我们就不同意。”
“你们会的，你们会像希腊人一样饿死的。在这儿，谁有吃的，就谁说了算！”
“不管怎么说，你们够吃的，我们也够吃了，还在这儿争啥啊？”
没错，为什么要争啊？他们不缺吃的，我也不缺，我们吃在一起，睡也都在一样的架子床上。亨利将面包切片，他还做了一份西红柿沙拉，里面放了从内部餐厅弄来的芥末，味道不错。
在我们床铺下面，营房狭窄的过道上挤满了汗流浃背的赤裸男子。有的挤在下面几层床铺上，八个或者十个人一堆。他们一个个干瘦如柴、颧骨深陷、不着寸缕，发出阵阵汗液与粪便混合的臭味。就在我下面，最底层一个铺位上躺着一个拉比拉比:犹太教宗教领袖,通常为主持犹太会堂的人,有资格讲授犹太教教义的人或犹太教法律权威。。他用从毯子上撕下来的破布裹着头，正捧着一本希伯来文的祷告书（集中营里可不缺这一类的读物）大声朗读。他的语调没有变化，仿佛在哀诉。
“怎么没人让他闭嘴？他一直在那胡言乱语，就像他抓住了上帝的脚一样。”
“没必要。让他疯去吧。他们马上就会把他丢进炉子里去的。”
“宗教是精神鸦片，”亨利故作权威地卖弄。他靠放租过日子，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要是他们没有上帝与永生的信念，他们早就把焚尸炉砸得粉碎。”
“那你怎么不去砸啊？”
有人反问，法国佬装作没听到。
“蠢蛋。”他冒了一句，往嘴里塞了一个西红柿。
我们刚吃完点心，门口突然一阵骚动。穆斯林原注：在集中营里，穆斯林指那些肉体和心灵都已经崩溃的犯人。他们既不能也不想再活下去——准备进毒气室的那些人。们吓得赶紧钻进他们的铺位里躲起来，一名信使跑进犯人看守犯人看守是从集中营犯人中选出来的，协助纳粹对犯人进行管理。他们住的要比一般犯人好，享有更多特权。的单间。犯人看守跟着就从屋里出来，一脸严肃。
“加拿大！列队此处原文为德语，Antreten！ ！快！有新犯人要运来啦！”
“谢天谢地，终于来啦！”亨利欢呼着，一跃而下。他将口中半个西红柿囫囵吞下，抓起外套，用德语冲下面床铺的手下简单地叫了一声：“到外面去！”闪电般窜到门口。接着其他架子床一阵嘈杂。加拿大要出发上站台了。
“亨利，别忘了我的鞋！”我冲他背影喊。
“没问题！”他用德语回了一句，人已经在屋外了。
我开始把吃的东西收起来：洋葱和西红柿是从我父亲在华沙的菜地里摘来的，沙丁鱼是葡萄牙产的，熏肉是从卢布森波兰东部一座城市，在华沙东南方向。捎过来的（我有一个兄弟在那里），还有正宗的萨罗尼卡希腊第二大城市。蜜饯。我把它们都放在手提箱里，然后用绳子绑起来，捆得结结实实。做完这些，我套上长裤，从铺上溜下来。
“闪开！”我用德语喊着，从一群希腊人中挤过。他们纷纷后退让出一条路。在门口正好碰到亨利。
“出什么事了？”我用德语问。
“想和我们一起上站台？”
“没错，干吗不呢？”
“那就走吧，拿上外套！我们正好缺人手。我已经和看守说过了。”他一把将我推出营房大门。
我们排成一队。有人把我们的号码记下来，有人从上面喊：“齐步走，齐步走！”于是我们撒腿向集中营大门跑去，营房里传来按捺不住的叫喊声，听得出来有很多人在喊，各种语言都有。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幸能上站台去……就要到大门边上了。左边，二，三，四！我们胸脯挺得笔直，胳膊紧贴着大腿，一个个穿过大门，动作是那么轻快、灵巧，甚至优雅。一名党卫军站在门口负责清点人数。他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手中拿着一本大大的簿子。他每挥一次手，我们就出去五个人。
“100个！”等我们全都通过后，他喊着报数。
“没错！”队伍前面一个嘶哑的声音用德语回答。
我们走得很快，一路小跑。到处都是警卫，全是配着机关枪的年轻人。我们经过第二营的B区，然后是一些废弃的营房，居然还有一簇久违了的绿地——一片苹果与梨子杂生的果林。我们穿过哨所的警戒圈，一路冲刺跑到公路上。终于到了。就在几码地开外。在一片树木环绕中，那就是站台了。
一座生机勃勃的小站，与其他乡间火车站别无二致：一个小广场，周围种着高高的栗子树，地上铺着黄色的砾石。就在不远处，公路一侧，有一间低矮的小木棚，比铁路沿线上最丑最破的窝棚还不如；再远点的地方，垛着成堆的旧铁轨、木梁、修建营房的材料、砖块、铺路石等。在这里装车的是运往比克瑙比克瑙建于离奥斯维辛集中营1?9英里的地方，纳粹驱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犯人修建，亦被称作奥斯维辛二处，是一座灭绝营，其主要任务是在毒气室里进行大规模屠杀。的物资：那些用来建造集中营、把人送进毒气室的给养。一辆辆卡车开过来，载满木料、水泥与犯人驶向比克瑙——周而复始，每天如此。
这会儿，德国兵们都列在铁路沿线警戒。他们站在西里西亚栗子树的枝叶下，将站台围得密不透风。他们不停地抹去脸上的汗珠，从随身带的水壶里小口地喝水。真是酷热难耐，白晃晃的太阳挂在正上空一动不动。
“解散！”
我们觅得旧铁轨堆下面的小块阴凉坐下。我们中居然还有几个希腊人，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混进来的。饥肠辘辘的希腊人开始在铁轨下面翻能吃的东西。其中一个找到几片发霉的面包，还有人捡到几条已经发臭的沙丁鱼。他们都塞到嘴里去了。
“猪屎！”一名高个子的年轻士兵不屑地哼了一声。他有玉米色的头发，漂亮的蓝色眼睛。“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只要有吃的，就会把自己撑死的！”他把枪摆正，掏出手绢抹去脸上的汗。
“嘿，胖子！”他用靴子轻轻踢了一下亨利的肩膀。“想喝水吗？”
“当然想啊，但是当下我连一个马克都没有。”亨利很内行地回答。
“可惜，太糟糕啦。”
“来嘛，来嘛，珀斯滕先生，难道我的信誉不再管用啦？我们以前又不是没做过生意？开个价吧！”
“100马克。成交？”
“成交！”
我们喝着100马克换来的水，温温的，一点异味都没有。当然这个钱要由那些即将到站的人们来出。
“从现在开始，要打起精神。”亨利扭头对我说。他将手中的空瓶子扔了出去。瓶子砸到铁轨上，小碎片四溅。“不要拿现金，当兵的可能会搜身。另外，谁他妈的要钱啊？你不是能填饱肚子嘛。也不要拿西装，不然他们会认定你蓄谋逃跑。就拿衬衣，只挑那种真丝、带领子的。马甲也行。要是你找到什么喝的，就不用告诉我了。我知道如何自保，但你得自己小心，否则他们会让你有的受！”
“在这里他们会把你痛打一顿吗？”
“再正常不过了。你得背后长个眼。知道吗？傻瓜。”
那几个希腊人坐在我们周围，就像人形的巨大蝗虫，他们的颌骨贪婪地上下移动个不停。他们嘴里吧嗒吧嗒地嚼着一坨坨发霉的面包。他们焦躁不安，不知道会出什么事。看到地上堆积的巨大木梁以及成堆的铁轨，他们开始担心，因为他们不喜欢搬这么重的货物。
“要我们搬吗？”他们问。
“不要。卸犯人，送到焚尸炉，明白？”
“去焚尸炉！”他们用世界语中的“焚尸炉”来回答。那就好——只要他们不用去搬那些沉重的铁轨或者大梁就都好办。
与此同时，站台上逐渐忙碌起来，越来越热闹，也越来越吵。我们被分为两组，一组负责等列车进站，打开闷罐车，卸下里面的人；另一组则站在木头台阶两旁。他们按照吩咐，要做到快速高效。几辆摩托车开上站台，下来几个党卫军军官，一个个身肥体壮、红光满面且透出一股凶残劲儿。他们胸前挂着勋章，黄铜在阳光下熠熠发光；脚上套着擦得锃亮的靴子。一些军官随身带着手提箱，还有一些手中拿着细细的长鞭。他们看上去身手敏捷，随时待命。他们在小餐厅走进走出——那个寒酸的路边小木棚变成了党卫军的小餐厅，夏日炎炎时，军官们在里面喝着矿泉水，大学生泉的一种矿泉水品牌。；而在寒冷的冬日，他们则躲在里面饮热酒暖身。他们相互之间打招呼都采用官方规定的方式：先举起一只胳膊行罗马礼，然后再亲切地握手，互相微笑问候，问问家里有没有来信，聊聊孩子与家庭。有些军官耀武扬威地在站台上踱来踱去。他们领子上的银十字勋章在阳光下闪烁，靴子踩在砾石上嘎吱嘎吱，手中的竹鞭噼啪噼啪，仿佛迫不及待要尝尝血的味道。
我们靠着这垛旧铁轨，躲在它狭长的阴凉下面。我们热得快喘不过气来，相互之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上几句话，各种语言都有。我们无精打采地盯着站台上那些穿着绿军装的军官，那些绿色的树，还有远处村庄教堂的塔尖。
“犯人要到站了！”不知谁冒出一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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