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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实际以及行为者的日常生活实践,采用1998年全面环境意识调查、2003年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城市样本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的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着重探讨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的基本状况、内在心理约束机制与外在结构制约机制,并与国内外的已有研究开展了对话,得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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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彭远春,1981年9月出生于湖南隆回。自1999年起先后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分别获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现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中南大学哲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兼任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12CSH033)、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1项(11YBB38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课题1项(2012QNZT196),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曾在《社会学评论》、《人口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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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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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核心概念
三、研究方法
四、数据介绍
五、文章架构
六、研究创新
第二章文献综述
一、国外环境行为研究
二、国内环境行为研究
第三章模型构筑
一、理论基础
二、经验基石
三、研究模型
第四章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的基本状况
一、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的类型区分
二、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的主要特征
三、小结
第五章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的心理约束
一、基于1995全民环境意识调查城市样本数据分析
二、基于2003CGSS城市样本数据分析
三、基于2010CGSS城市样本数据分析
第六章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的结构制约
一、基于1995全民环境意识调查城市样本数据分析
二、基于2003CGSS城市样本数据分析
三、基于2010CGSS城市样本数据分析
第七章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的综合影响模式
一、私域环境行为的综合影响模式
二、公域环境行为的综合影响模式
第八章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二、对策建议
三、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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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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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越关心环境的城市居民,越有可能为环境保护捐款、积极参与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等。与这一预期不符的是,环境关心与公域环境行为无关。其原因可能与环境保护的主导模式有关。在西方社会,公共领域较为发达,政府、企业、组织以及公众等多元主体有意识的参与环境保护,故对环境的更多关心,能激发相应主体的参与意识,从而环境关心越强烈,参与环境活动越多。但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政府是环境保护的发起者和主要促进者,亦是环境保护的主要协调者和仲裁者(洪大用,2001、2007:7-8),导致未能有效营造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以及有效构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多元化渠道,从而使得公众缺乏自觉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意识与行动力。实际上可以这样理解,我国公众实施公域环境行为较少出于环境关心与环境改善的目的,而更多是出于响应政府号召以及遵从政府指引等政治正确的原因。
4.环境责任感与环境行为
与已有西方主要研究结果不同(如Hinesetal.,1986/1987;Stem,2000;Nord-lundGarvill,2002),本研究发现环境责任感对环境行为无显著影响,即研究假设2未得到验证。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环境保护运动,形成公众积极关心环境议题与投身环境行动的社会氛围和社会规范,并且相应的社会规范为个体所内化,从而当个人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不一致或发生冲突的时候,相应个体规范就被激活,进而环境责任感就会起作用,对个体实施环境行为产生积极影响(Kaiseretal.,1999)。而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推崇经济发展至上,忽视环境保护,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模式和运动式环境治理方式,公众未能有效参与进来,反而导致公众形成政府依赖性心理,认为环境保护跟各级政府有关,而与自身关系不大,即公众普遍缺乏环境问题责任意识和环境保护责任感。如本研究使用的2003CGSS调查数据表明,认为政府应对中国环境状况负最多责任的比例为67.2%,公民个人应负最多责任仅为10.6%;同时,认为富人群体应承担更大环境保护责任,如赞同“社会上的有钱人应该对环境保护负起更大责任”的比例达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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