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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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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壮族为主的那文化生态审美学研究，壮族人地交往模式与对话。值得人类学与生态审美学学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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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那”（或“纳”），即壮、傣、布依等民族语言中的“水田”之义。以“那”为中心形成了以壮民族为主体的“那”文化。
那文化的范围很广，北界是云南宣威的那乐冲，南界是老挝沙湾省的那鲁，东界是广东珠海的那州，西界是缅甸掸邦的那龙。这些以“那”命名的地名90％以上集中在北纬21度至24度，并且大多处于河谷平地。就广西而言，70％以上集中在左江、右江流域。这些地方的土壤、雨量、气温、日照等都宜于稻作。
那文化的内涵包括稻种、生产工具、加工工具、灌溉设施、肥料等物质文化；稻种的选择培育、播种、耕种、灌溉、管理、收割、储藏、加工等行为文化；生产习俗、禁忌、祝祀及对天象、土地、雷雨、江河诸自然物的崇拜及安土重迁、重农轻商等观念文化；同时还外延及与之相适应的居住形式、饮食习惯、岁时节日、语言词汇乃至民族认同方式、交往形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本书侧重于那文化的人地交往模式的探讨，发掘以壮族为主体的那文化区的民族生态审美理性，并试图探寻生态美学当代实践可能性。
那文化的人地交往模式可归纳为依生模式、竞生模式、共生模式与整生模式四种。此为本书之核心内容。
本书认为，一、“那”作为民族生态文化资本的历史内蕴与生成方式，它推动着壮族审美制度的形成，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双向进程；二、“那”作为生态文化资本的自我展演将展现出民族审美精神的生成与拓展，进而实现与他者的对话与融合，从而在“那”文化生态的艺术化历程中完善与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并形成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历史拯救的可能性。
《那文化生态美学》一书，是广西十五课题《那文化生态审美学》中的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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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翟鹏玉，1965年生，1982年入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中国语言文学，1986年获学士学位；1988-1991年再入广西师大专功中国古典文学元明清文学；期间参与编写《中国禅诗鉴赏大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对儒释道文化有相对长期且深入的了解，撰写了《聊斋志异的婚恋模式》；
1994年至今，担任《中国文化史》与《广西各民族地方文化史》的教学工作，对中国文化及广西各族文化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与研究。曾主持编写内部教材《广西文化史》；
2003年-2004年在中国社科院访问学习；
2006-2012年在云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获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博士学位。参与撰写《生态审美学》（文史出版社，2002）、《民族生态审美学》（民族出版社，2004）、《广西散文百年》（民族出版社）；曾获得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三等奖，
主持广西十五课题《那文化生态审美学》，参与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民族团结经验研究》、《越南汉文小说研究》、《西江流域的生态文化研究》等。是中华美学学会、国际美学学会、中外文论学会会员；广西抗战协会、广西文化促进协会理事。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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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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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那”作为民族生态文化资本的历史内蕴与生成方式
二、“那”作为生态文化资本的自我展演及民族审美精神的生成
三、“那”文化生态的艺术化与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
四、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历史拯救的可能性
第一章 那社——依生模式
第一节 土地作为壮族人的根性
一、米洛甲造人——泥土生人与泥土作为壮族人的根性
二、土地生育性在妇女身上的彰显——女性的作用与稻作文化的形成、展开
三、泥土的具体转化形态——岩洞与壮族个体的生死转换
四、土地的神化及其表征
第二节 壮族以那命名土地与主格的我们的形成
一、以那命名
二、那的空间性建构——自然象征及其审美意义
三、那生成的万物是人类的亲属——人对万物的依生与审美空间的网络化
四、人对生产方式——自我建构的意义的依生
五、土地上的产出对生死转换的传递——稻谷与生死转换
六、诺鸡——利用土地的产出以通神
第三节 土地及土地上的万物对人的依生
一、米洛甲、布洛陀造万物
二、赎稻魂——生存方式依赖人的创造性
三、赎牛魂——生产方式依赖人的创造
第四节 大地：由人种向类的拓展
第二章 陇那——竞生模式
第一节 人天竞生
一、人天分立与宇宙秩序秩序的重新确立
二、抬星添粮
三、与天在地上的代理者青蛙的竞生——竞生中生产方式的确立与社会的发展及变革
第二节 人地竞生
第三节 人际竞生
一、男女竞生
二、民族内部的竞生
三、族际与朝野竞生
四、我他——人与自我的自然性的竞生
第三章 那哒——共生模式
第一节 人与自然的共生
第二节 家族、民族内部（区域内）的共生——祖源的共有
一、分姓
二、男女共生
第三节 主家与外家的共生——经济体制的互惠
第四节 民族、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共生
第五节 自我、自然与神灵的共生
第六节 共生美的形式及其实践意义
第四章 那化：整生模式
第一节 那文化对国家制度认同与民族经济文化的融合
一、壮汉融合——壮族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及其对国家体制的重命名
二、壮瑶融合——族际整生
第二节 那文化区的民族认同与文化整合
一、迁徙中的民俗、意识形态认同——整合
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认同
第三节 儒释道耶的融合与壮族的神灵谱系
一、整生于花婆
二、整生于土地
第四节 整体性审美脉络观的历史呈现
第五章 那美——那文化的场态化审美叙事
一、审美场态的真化与审美主体际性空间的建立
二、审美氛围的艺术化及其对意识形态虚假地建构世界的能力的揭破。
三、人的劳动实践意义体系的转换及其审美本体论皈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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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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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2年6月，鹏玉刚从博士论文的答辩席上走下来，顾不上休整，就扎进了那文化的海洋里，进行生态审美的探求，形成了《那文化生态审美学》的专著。“不待扬鞭自奋蹄”，见他如此勤勉，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时期的指导教师，我感到十分欣慰。
那文化是壮族文化的本原，或如黄秉生教授所言，是壮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产生基础，历来为学者重视，形成了诸多创造性成果。在这样一块精翻细筛的熟地上，再作耕耘，如果没有新理论的透析、新视角的观照、新方法的导引，恐怕难能长出新成果。鹏玉从人地关系的生态哲学视角切入，运用生态美学的理论与方法，透视那文化，果然对壮族的生态审美理性有了新发现。
这些新发现，集中到一点，就是那文化审美生态的逻辑化与历史化耦合运行轨迹的揭示。鹏玉将那文化及其生发的文化，作为壮族生态审美文化来研究，实现了地域文化生态、壮族审美生态、农耕文明生态的范式整合，形成了整一化的审美生态的范式系统，并将其分形为依生、竞生、共生、整生的范式序列。这一范式系列，对应了壮族生态审美意识、生态审美文化、生态审美文明的历史规程和逻辑规程，标识了那文化场域里生发出来的壮族生态审美规律。这一生态审美规律，没有脱离壮族人地关系的生态哲学范畴，也就有了艺术哲学的内涵，学术追求的定位点自然水涨船高了。
消化吸收再创新，是自主创新的重要形式。鹏玉关于那文化审美生态范式的标识和论述，无疑吸纳了一般的科学范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吸纳了人类审美生态范式研究的原理性成果，但是他没有照搬与套用，而是结合那文化场域的审美生态实际，进行具体化的丰富、深化和创新，这就推进了一般审美生态范式的民族化与地域化发展。如第一章“那社——依生模式”，除了论述人依生自然外，还揭示了万物对人的依生，这就在人地关系的互动中，显示了依生范式和依生规律的辩证性，是一种有重要价值的创新。其他一般性的审美生态范式，诸如竞生、共生、整生的本质规定性，也在那文化生态和那文化场域生发的各种生态中，达成了系列性的具体与丰富，且时有创新和创造。这种依据基本原理，在具体研究中创新，有促进学术进步的意义。
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总是在应用中丰富、完善与发展的。审美生态观是一种新的生态美学观，被学界称为三种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美学观之一。隶属于审美生态观的审美生态范式，是特定视角的生态美学理论与方法的集约形态与精华部分，更需要在应用研究中深化与修正。原理与应用，是一种对生并进的关系。特别是丰富性、发展性、创造性的应用研究，更是能够促进学理研究的完善、深邃与创新。鹏玉对那文化审美生态范式的研究，与一般审美生态范式的原理研究有互动性和共生性，除了本身的学术创新价值外，还有普遍意义上的学术生发意义。
综合创新和集成创新，也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方面。鹏玉在硕士研究生时期，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修读的方向是生态审美与民族文艺学，这些经历，使他有了综合创新和集成创新的准备与条件。仅从理论与方法来看，在这本书里，他既重视文献又专注田野，既有深描，又有范畴运动，既有经典理论的依据，又有新范式的参照，努力实现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古代文学、生态美学等等的融合，在综合集成与消化吸收的统一中，形成创新机制，显现创新机理。我曾提出过学术三旋的创新历程。一个学人，年轻时节，可以选用一种理论与方法，进行应用研究，实现技术创新。到了中年，以一种理论与方法为主，综合几种理论与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实现学科发展规律研究的创新。进入壮年，应该创新或者创造一种与学术主潮、文明趋向一致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原理研究和学科系统的研究，实现理论系统的创新与创造。鹏玉正在进入第二个平台，部分地超越了自己，相信他今后的学术步伐会更加扎实稳健，会取得比以往更好的成绩。我更希望他不懈地努力，敢于向原始创新和系统创新的学术珠峰攀登。至于是否能够抵达，倒不一定在意。自古学术巅峰上，站立的大都是寂寞者。
鹏玉的那文化审美生态研究，有一般理论的依据，有壮族审美生态的提炼，遵循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他还用大量的实例，确证了那文化审美生态范式的生发，做到了实事“显”是和实事“证”是，这不仅合乎学术研究的规律，还使这本著作有了地方知识含量、民族文化含量、生态审美含量、艺术哲学含量的结合。
是为序。
袁鼎生（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2013.5.22于
广西民族大学友于斋
序
《那文化生态审美学》是国内第一本论述“那”文化的民族生态审美学的学术专著，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具有开拓性，为民族文化的艺术化与当今社会实践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作者基于民族生态文化资本的全球化视角进入壮民族“那”文化的历史内蕴及其民族审美精神等诸多内容的论析，最终落实于“那”文化生态的艺术化与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和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历史拯救的可能性这两大主题，涉及到民族文化生态审美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如，“那”作为民族生态文化资本的渊源、历史蕴含与民族审美精神的生成方式、“那”文化作为民族个体生态审美素质所彰显的依生模式（那社）、竞生模式（陇那）、共生模式（那哒）、整生模式（那化）以及“那”文化的场态化审美叙事（那美）等。特别在“那”文化的整生模式的论析方面具备了填补空白的性质，作者善于从国家制度认同、民族认同与民族经济文化的融合这一较高的视点上审视壮民族文化的个体审美场域中的复杂而尖锐的问题，在难以解说而又需要做出解说的诸多问题上做出了具有作者个人思想光彩的独特解说。本书论述的系统性与理论性强，又具有宏观把握全局问题的广阔视野，也充分展现出作者较深的理论素养。作者不惜费时长久，广泛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充分反映了作者关注理论现实与运用当代理论、民族文化资源来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的能力和扎扎实实的治学精神，特别是在“那”作为生态文化资本的自我展演与整体性审美脉络观的历史呈现等方面的分析与把握，思维尤其敏捷、富有新意，可以看出作者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总之，《那文化生态审美学》的确为生态审美研究做出了非常深入的新的研究，论述方式严谨，文字表达简约老到，论据可靠，内容扎实，新见跌出，显示了无可辩驳的学术实绩。希望作者今后有更多的探析，将此研究进一步深化。
宾恩海，广西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序
历史上，那文化曾是广袤的岭南大地乃至中南半岛的一种主导文化。这一点，从至今仍留存的以“那”冠名的众多地名可窥一斑。作为稻作文化的那（在壮、傣等民族语言中即“水田”之义）文化，之所以辐射范围如此之广，完全基于一种相同的生业模式——稻作活动。而史上那文化的辐辏核心区域就在今天的广西境内，尤其是西江上游的左、右江流域，而主体民族则是今天的壮族。稻作活动的生业模式催生了独具一格的那文化，这种文化紧紧围绕人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变迁。学术界对那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稻作主体的人与稻作对象的地（水田）之间互动的生态关系切入，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则长期无人涉猎。恰好，鹏玉兄即将付梓的大作《那文化生态审美学——那文化人地交往模式与壮族生态审美理性》适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该作的一个最为突出、同时也是最具新意的特点，就是创造性地将袁鼎生先生的“依生——竞生——共生——整生”审美生态的四阶段论引入到那文化的研究当中，为自己的论著奠定了一个非常牢固的理论基点。由此出发，“那文化人地交往模式”历史和逻辑地展演为层级递进的四个一一对应的模式：那社——依生模式，陇那——竞生模式，那哒——共生模式，那化——整生模式。在这四个模式演化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那文化的主体民族壮族的生态审美理性。
在那文化人地交往模式的依生阶段，作者揭示了土地对于人的本源性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壮族始祖米洛甲以泥土造人（泥土造人也是世界各地人类起源的一个共有的原型母题）；其二、女性作为土地生育的象征促成了稻作文化的生发；其三、以那命名的地域空间完成了稻作文化的地理布局。依生不是单向的人对地的依附，在作者看来，同时还存在着地对人的依生，主要表现为土地上的生产方式依赖于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创造，土地产出的丰盈与否在很大程度有赖于人的劳作活动。作者以壮族赎稻魂和赎牛魂的传说与仪式生动形象地阐释了人地交往模式中人的相对主体性。依生阶段的这种主体性反映了人的生态智慧的初步萌发。
竞生阶段的交往模式，分别在天、地、人三界之间展开。关于人天竞生，作者以流传于各地的民间故事来说明“人定胜天”的信念，由此也表明了人紧紧依附于自然的依生关系在逐渐松绑，甚至于在意识层面被颠覆。对于壮族而言，那文化中更具象征性意义的竞生在于通过一种抬星添粮仪式，来延长个体的寿命。在作者看来，这种寿命与粮食的对等性，乃是那文化实质的呈现。人地竞生的根源在于土地资源的缺乏和贫瘠，壮族世居的地域多为喀斯特地貌的山区，土地稀缺而硗薄，人口的繁衍不仅加重了土地的负荷，而且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引发了人与其他依赖土地生存的物种之间的矛盾冲突。人地竞生的极端形式演化为人际竞生，为争夺宝贵的土地资源，男女之间、族群内部、族际之间互不相让，无不源自土地乃安身立命的根基。竞生阶段的交往模式，已经充分彰显了人相对于自然、相对于他人的主体性地位。
进入共生阶段的那文化人地交往模式，以主体间性取代了竞生阶段的主客二元对立。这种相互主体性既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共生，也表现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和族群内部的共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生发出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共生。作者以为，共生的交往模式已具备生态意义上的审美多样性，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生存于一个“和而不同”的生态审美场之中。第四阶段的整生模式实际上是共生模式的升华和更高发展趋向，主要表现为那文化对国家制度的认同与民族经济文化的融合，以及那文化区的民族认同与文化整合。壮族所创造的“那化”概念，非常传神地体现了以稻作活动为基础的那文化对不同族群和地区的感化和凝聚作用，进而使之相互认同、融合乃至整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一显一隐的结构特征。我们通篇所读到的是那文化人地交往的四种模式，而似乎看不到作者的另一重要主题“壮族生态审美理性”的踪迹。其实，它一直潜藏在作者大量引用的各种仪式、传说、故事文本中，以其所折射的生态智慧、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完整地建构起壮族所特有的理性，即维柯极为推崇的“诗性思维”。正是在那文化人地交往模式中所产生的壮族生态审美理性，构筑起那文化生态审美学。
翟鹏玉博士的新作将生态美学理论运用到民族文化的研究上，既是生态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也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新视角，其学术价值和意义自是不言而喻。本人不揣浅陋，管窥蠡测书中堂奥，挂一漏万，难免失之偏颇，以期抛砖引玉，引出诸位读者和专家更多和更为精到的观点。
申扶民
2012年12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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