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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关乎国运。中国能否在这场全球资源大博弈中胜出，为其高速发展加持？它的资源行动会对世界造成怎样的冲击？对现在和未来会又将产生何种深远影响？翻开此书，你将找到答案。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详细解读世界未来资源格局 關於作者： 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 ※《时代》杂志：“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欧普拉·温弗瑞:“权力排行榜”嘉宾 ※世界银行与高盛集团高级经济顾问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特约编辑 世界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卓越的宏观经济和全球事务专家。她本身也是英商巴克莱银行、英国啤酒公司、巴里克黄金公司、瑞典伦丁石油勘探公司等多家企业的董事。 莫约在过去10年中拜访了超过50个国家，这样的阅历使得她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政治、经济和财务运作有深入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特别是“金砖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非洲和中东的边疆经济体。她的著作《援助的死亡》Dead Aid、《西方迷失之路》How The West Was Lost、《谁将买下全世界？》Winner Take All等都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引起广泛关注。 目錄： 序 言 资源争夺赛拉开帷幕，中国领跑全世界 第1 章 全球大宗商品需求的推动者 全球人口急速膨胀、物质享受要普及、城市进程要加快，这一切，都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飞速发展的中国，这个需求更为迫切。 人口无限膨胀与资源有限供给的悖论 新兴经济体的胃口有多大？ 拿什么为物质享受买单？ 城市化：繁荣表象背后的代价 第2 章 土地和水，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可耕地有16 被污染，40% 被沙漠化，每年减少约100 万公顷；669 个大中型城市中，就有400 个城市缺水。面对继续上升的数字，中国有何良策？ 耕地如此贫瘠，中国应将目光转向何处？ “粮食生产”旗号下土地交易的真面目 谁不缺水？谁最缺水？ 水的哭泣：无形中蒸发掉的水资源 尖端技术能否拯救资源？ 第3 章 阴云密布下的石油和矿产危机 没有石油，世界如何运转？耗尽了矿产品，中国如何发展？朝气蓬勃的建筑业永远只有春天吗？能源是如此被需要，因此引发的政治冲突，更是跌宕起伏。 石油供给每况愈下，何处再觅黑金之迹？ 高成本催生的连锁反应 扑朔迷离的石油政治裙带关系 石油最佳替代品——煤炭和天然气？ 令人望而生畏的黑色宝藏 中国矿产品的寒冷冬天 第4 章 中国推出大手笔战略 资源危机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大力干预经济，确保中国在国际资源市场上拥有资金优势。中国的资源战略，是传统盟友眼里的福音，还是西方国家眼里的威胁？ 三位一体策略，受欢迎还是受诟病？ 超强航运实力：获得资源，更要输送资源 三条高速公路，直达资源心脏 中国的乐善好施惠及了谁？ 树大招风为哪般？ 解读成就斐然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第5 章 商品价格高企威胁市场均衡 商品交易所里为何独独不见土地和水的交易？精明的投资者最关注哪三大金融因素？价格高涨，始作俑者是投机者吗？资源匮乏，市场能否自行调节？ 商品交易所里的重要缺席者——土地和水 投资者的心思着重放在哪？ 从众效应的危险：巨额资产从金融交易流入商品交易 什么催生了商品价格的一路攀升？ 为投机者伸张正义 脆弱的供求平衡能否使资源市场顺利“软着陆”？ 第6 章 市场弄潮儿恐受国际法约束 中美关系只是经济共生现象中的一个典型？中国大肆购买能源会不会囤积居奇？中国优势引起了全球不安，反托拉斯法意欲限制中国，以保护理想的均衡市场。 经济共生，利己利他利全球 中国，有成为垄断买方的潜质 中国优势或将颠覆理想的均衡市场 国际法的权威与软肋 反托拉斯法要对中国进行制裁？ 第7 章 经济危机中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 政府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是无形手，还是有形手？无论是补贴、税收还是资源战略储备，都是政府对自由市场的扭曲。 市场危机亟待政府出手相救 政府为何扮演保护人的角色？ 能源市场上有形手的干预 资源东道国反复无常的政策脸色 第8 章 中国资源优势，牵一发而动全身 美国曾以“新殖民主义”影射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欧洲国家更对中国崛起表示担忧。而在非洲等新兴经济体却由衷地认为，中国的参与，则意味着合作、和睦与繁荣。 “新殖民主义”对中国的曲解 在中国劳工问题上的捕风捉影 西方对中国的担忧VS 非洲对中国的力挺 击溃反华论调：中国与东道国的积极共生关系 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军事临界点 资源危机下的政治短视 第9 章 乐观的预言，黯淡的市场 新能源页岩气也许能替代传统能源，核能也许有助于实现资源多样化。乐观背后，却是一片黯淡：人口带来巨大的需求压力，新能源难以开采，环境污染尤其严重。 长达半个世纪的全球粮食饥荒 新能源革命：是页岩气的光明前景还是庞氏骗局？ 中国或将成为下一个核能生产大国 发展中国家巨大的需求压力 令人担忧的经济“负面外部效应” 第10 章 寻找最后的出路 资源稀缺不仅挫伤本国经济，更易导致国内外冲突。20 世纪70 年代乍得总统为控制油田而遭暗杀就是明证。资源危机日益严重，全球倾力合作能否找到出路？ “荷兰病”引发的国内国际冲突 争夺自然资源的动荡地区 中国经济步伐放缓减轻资源压力 中国先知先觉，他国后知后觉 全球对话，共谋危机出路 多管齐下，力求供应明朗 致 谢 內容試閱： 第4 章 中国推出大手笔战略 资源危机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大力干预经济，确保中国在国际资源市场上拥有资金优势。中国的资源战略，是传统盟友眼里的福音，还是西方国家眼里的威胁 我们在第2 章和第3 章对可耕地、水、能源和矿产品等几种主要资源的供给短缺及其带来的危机进行了一番概述。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分析中国采取的资源对策，剖析其背后的原因，并阐述中国资源战略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及地理政治格局所带来的影响。 2010 年6 月13 日，《纽约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令人瞠目结舌的文章——《美国在阿富汗探明大量矿产资源》。这项发现涉及储量丰富的铁、铜、钴、金以及锂等关键性工业用金属，这是一笔价值至少1 万亿美元的巨大地下宝藏。 和石油一样，要开采利用这笔丰厚的矿藏资源同样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在这方面，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资金优势，有能力触及其他国家无法涉足的资源。 因此，当美国在阿富汗发现大型矿产资源的消息一经传出，中国便与阿富汗达成一揽子资源交易，其中就包括2008 年洛加尔省的艾娜克铜矿（Aynak）。 中国在大宗商品领域展开的远征是多层面、多角度的，涉及中国如何确保其资产安全，如何通过一系列战略获取海外资源，掌握大宗商品的所有权，以及对资源的全面出击将给市场带来哪些影响。中国的资源战略并没有止步于阿富汗，而是向全球进军，似乎永无止境。 三位一体策略，受欢迎还是受诟病？ 中国在国际资源市场展开全面出击，采取的是三位一体的策略： 资金转移（借助于政府援助或商业贷款）、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 在资金转移方面，中国除了购买美国国债向美国政府提供贷款外，还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资金，为南美国家提供了商业贷款，由此，中国不仅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好感，更为开展国际贸易创造了便利条件。中国的对外援助策略始终针对的是贫困国家，其最大的援助对象为非洲国家。2002 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18 亿美元的开发援助资金，包括为培训1.5 万非洲专业人才提供资助，援建30 座医院和100 座乡村学校，提高中国政府为非洲留学生设定的奖学金额度。早在2000 年，中国就已经注销了非洲国家的12 亿美元债务。2003 年，中国再次注销7.5 亿美元的债务。 包括美国在内，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一直受益于中国的慷慨大方。2011 年，中国成为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持有者，占其他国家持有美国国库券总额（约占美国公债的8% ）的26% 。2009 年，中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一笔额度为500 亿美元的贷款。同年，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以及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阿根廷等五国中央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协议涉及的总贷款额度为人民币6 500 亿元，用于为贸易伙伴提供种子基金。这笔担保贷款足以表明，中国已成为这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提供贷款和广交朋友这两种手段，完全契合了中国在资源领域的全面出击战略。 然后就是国际贸易了。尽管贸易始终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要素，但对中国的某些贸易合作伙伴来说，这也是最具争议的一面。过去几年，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将中国视为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罪魁祸首。然而，作为当今世界最大出口国的中国，无疑是改善数千万人口生活水平的头号功臣，为大量教育水平较低的国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为全世界的消费者（主要还是美国人）提供了大量廉价商品。2007 年，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进口国。2011 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值总额达到了3 993 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在2009 年还只是2 964 亿美元。 此外，2010 年中期，中国成为巴西和智利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这两个国家是南美大陆最重要的经济体。作为非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非洲的地位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同时也让美国惴惴不安。2009 年，美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额仅为860 亿美元。《中国在非 洲》（China in Africa ）一书的作者克里斯?奥尔登（Chris Alden ）指出：2000 年，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双边贸易额只有100 亿美元，2006年剧增到550 亿美元，2009 年又进一步增加到了900 亿美元。 但是，中国听到的并不是只有欢迎和赞赏。除了中国的利率体系饱受国际社会诟病（坊间普遍认为，中国通过人为压低利率而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译者注）之外，中国还被指责为其目标客户市场提供了大量信贷资金，为当地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提供融资。 例如，1995 年，美国进出口银行就曾基于相同目的为其他国家提供了200 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当时，中国仅有一家出口信贷银行提供了总额为40 亿美元的贷款。今天，美国依旧发放着200 亿美元的信贷额度，而中国则有5 家进出口信贷银行从事此项业务，2009 年发放的信贷总额已高达2 500 亿美元，在15 年的时间里竟然增加了60 倍。这些出口信贷机构通过为其他国家提供贷款担保、出口信贷保险及直接贷款等形式，为出口产品的销售提供融资。当然，美国与中国因贸易关系而形成的债务关系，也是未来的一个基本特征。不管公平与否，这种贸易策略毕竟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 最后是对外投资。仅凭援助和贸易，中国要在国际大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尚不成气候，但在以国家为坚强后盾的投资策略下，中国才真正成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后起之秀。 中国在能源市场的投资已深刻改变了全球贸易的基本格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本储备，这意味着它有充足的能力为基础设施和物流（包括设备与运输）提供资金投入，并利用自己的自然禀赋，涉足很多捉襟见肘的国家难以企及的大宗商品。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专门编制了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报告（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并称之为“唯一记录中国海外投资及美国国债以外合约签署情况的公开性综合数据库”。该跟踪报告提供了中国2005 年起，价值超过1 亿美元的250 多项合同交易的详情（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主要集中于能源、采矿、运输和银行等支柱性产业。 2005 年，中国公司进入了海外投资的新时代。这一年，联想集团收购了IBM 个人计算机业务，这项划时代的交易，不仅体现在绝对规模和卖方的品牌优势上，更体现在交易额上，因为这笔收购 交易的价值超过了中国在2005 年之前全部海外交易总额的一半。（在2005 年之前，中国的对外投资总额已达20 亿美元。）此外，联想集团的这笔海外收购交易恰值一个特殊年份——2005 年。这一年，中国全年的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20 亿美元，它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也为中国实施新的“走出去”投资战略树立了信心。 传统基金会的数据库还告诉我们，中国的海外投资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是全球性的。从2005 年到2012 年，澳大利亚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425 亿美元）；美国居次，总额为280 亿美元。同期，西半球国家也在中国的海外投资中占据大块份额，总额约为880 亿美元，已超过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传统合作伙伴。实际上，包括北美洲、非洲、欧洲、东亚、西亚（伊朗、哈萨克斯坦及俄罗斯联邦）及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其他地区，接受来自中国的投资均达500 亿美元左右。 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200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接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非洲地区（包括南非、尼日利亚、苏丹、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埃及、毛里求斯、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吸收了约40 亿美元的投资，仅占中国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 ）总额的4% 。2006 年，中国对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涉及采矿（40.74%）、商业服务（21.58%）、金融（16.4%）、交通运输及电信（6.57%）、批发零售贸易（6.57% ）和工业品生产（4.33%），而农林牧渔业则不足1% 。 2009 年，中国在巴西的外来投资者名单中排名第29 位，仅用了6 个月的时间，到2010 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在2010 年的前6 个月里，中国在巴西的投资额增加了9倍，达到200 亿美元。中国不仅计划兴建钢铁厂和汽车厂，还准备投资电信基础设施及农业（在4 万公顷的土地上种植大豆）。此外，中国还打算帮助巴西开采最大的海上石油资源。实际上，中国在海外石油行业的投资已达2 500 亿美元。 超强航运实力：获得资源，更要输送资源 除投资之外，为确保石油供给的安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为巴西国有石油公司Petrobras 提供100 亿美元贷款。作为巴西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对巴西的年出口增长率达到了令人咋舌的57.7%， 2010 年上半年达到107.6 亿美元，而巴西对中国的年出口增长率也达到了17.9%，2010 年上半年的出口总额为134.7 亿美元。中国在巴西、非洲及其他地区的贸易、援助和投资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 2008 年，中国与希腊政府达成协议，接手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的两个码头和集装箱装卸台的管理权（作为希腊的主要港口，比雷埃夫斯港是欧洲最大的港口。——译者注）。中国的远洋运输公司，中远太平洋公司以大约56 亿美元的高价获得了管理权，并计划用35 年的时间，将比雷埃夫斯港的装卸能力扩大到原来的2.5 倍。 这笔交易及前面提到的诸多案例显示，中国的战略并不完全是为了从其他国家获取资源，中国还在积极参与各种资源生产的基础设施，以确保在开采之后，能以最便捷、最可靠的方式将资源产品运回本国。为此，中国对海外港口不吝投资，收购与国内连接的航运码头及航运线路。事实上，中国已为全球航运及国际海上贸易定下了基调。2011 年，上海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码头。此外，全球十大集装箱码头中，有一半以上位于中国，未来10 年，宁波、深圳和广州等港口的吞吐能力也有望超越新加坡。届时，远洋运输将成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首选方式，中国将在集装箱货运、干散货运输及油轮运输等航运的三大支柱领域全面爆发。 集装箱运输，不仅始终是衡量中国出口能力最有效的指标，也是体现中国经济实力最可靠的指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集装箱运输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粗钢生产国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也是干散货航运领域的领军者。干散货运输不仅是金属原矿的主要运输方式，也是煤炭等其他主要大宗商品的首选运输方式。最后，作为全球第二大能源进口国，中国在国际油轮运输（原油及精炼油的主要运输方式）领域也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远洋货轮的壮大充分体现了其航运实力。2001 年至2011 年这10 年间，远洋货轮的数量从1 367 艘迅速增加到3 127 艘。目前，50% 的中国远洋货轮均由国有企业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制造，其中，散货船是远洋商业运输的绝对主力军，这显然与中国对大宗商品的狂热需求相对应。 中国并不是唯一采取这种综合性战略的国家。2010 年，巴西矿业巨头、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 ）决定利用其40 万吨铁矿石专用船从巴西向中国运送铁矿石（作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淡水河谷公司还负责在2011 年夏季交付第一批36 艘超大型铁矿石运输船）。苏迪亚上海公司已与中国方面签约，为中国最大的20家国有钢铁企业提供铁矿石，公司CEO 伊恩?谢里夫（Ian Shirreff） 指出，未来10 年，货轮的超大装载量和频繁的运输次数将促使运费下调，每天的船期租金可能下降到1 万至1.2 万美元。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中国采取了资源来源保障与借助自有基础设施实现资源运输供给并重的综合战略，事实证明，这种战略颇具成本优势，而且也更安全可靠。中国在海外大宗商品市场上全面出击，并促使中国投资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的港口和输油管道以及埃塞俄比亚、阿根廷和乌克兰的公路和铁路。中国不仅与哥伦比亚就替代巴拿马运河的运输线路有过谈判（中哥贸易额已从1980 年的1 000 万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50 亿美元，这也为双方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动力），还对美国港口表现出了兴趣（1999 年，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曾试图租借长岛港，但遭到美国国会的否决），其意显而易见：中国的能源战略不仅仅限于利 用海运航道和主导贸易路线，更看重的是对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三条高速公路，直达资源心脏 要分析中国如何执行其资源战略并不容易。通过多种多样的交易方式，把形形色色的中国买家（如中国政府、个人和公司）与各种各样的卖家（不同国家的政府、公司及个人）组合到一起，似乎可以造就无穷无尽的组合。但是，假如我们只从资源交易的方式入手，有三条道路摆在面前。 首先是直接采购。按照这种模式，中国公司拥有土地或矿产等基础资产的所有权。本书序言提到的秘鲁特罗莫克矿山收购案，就是一个直接采购的例子。 其次是互换交易。中国企业锁定资产的生产能力，即：购买资产的全部产出，但并不实际收购或拥有基础资产的所有权。这里有两个例子：2009 年2 月，中国同意为俄罗斯石油企业提供250 亿美元贷款，作为回报，中国将获得20 年的石油供给量。此外，两国正在商议修建一条连接俄罗斯远东和中国大庆的跨度长达2 500 英里的输油管线。出于同样的思路，2009 年5 月，中国与巴西达成交易，除了增加巴西对中国的鸡肉和牛肉出口量外，还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 提供了100 亿美元额度的贷款，巴西则每天为中石油供应20 万桶原油，期限为10 年。 2011 年，国际能源署发布一份名为《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的报告，列举了2009 年1 月到2010 年4 月之间的12 笔互换交易。短短15 个月的时间里，这些“以换取长期石油天然气供给为 目的的贷款”总额高达770 亿美元，充分体现出中国在能源领域的雄心。这些贷款除部分用于农业项目开发之外，绝大部分涉及基础设施、输油管线、公路、铁路、港口及农业项目的建设。令人深思 的是，就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忙于应对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困境时，中国却依然坚定不移地继续其资源策略方针。 第三种方法就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间接获取资源。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收购海外公司的股份，成为其大股东，以掌握其战略话语权和资产所有权。 通过投资国际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及其他基金公司，中国企业以间接方式触及海外资源，或是以纯粹获取金融收益为目的，或是以获得能源类公司的股权为目标。 中国的海外资源投资已无处不在，以至于有些人开始为这些投资安加名号。金融市场尤其喜欢区分“安哥拉模式”（指政府间以资源交易为最终目标而开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Addax 模式”（指通过购买上市公司股份，继而达到对资源类公司实施完全收购的最终目标）。 2011 年11 月，中石油以35.4 亿美元的价格协议收购葡萄牙高浦能源巴西石油公司30% 的股份，就属于后一种模式。通过这笔交易，到2015 年，中石油将每天从高浦能源巴西石油公司获得2.1 万桶石油 中国的乐善好施惠及了谁？ 2006 年11 月，40 多位非洲领导人齐聚北京，参加第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派出了代表。中国不费吹灰之力就营造出一种空前欢乐的盛况。北京各主要街道两侧挂满了参会国国 旗，整个北京笼罩在一片祥和气氛中，让非洲领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终于揭开了其非洲战略的面纱，将其公之于众。 在开幕式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与会来宾发表演说：“多年来，中国始终坚定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经济建设，为此，中国不遗余力地作出了努力：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和各类人才，援建坦赞铁路及其他基建工程，派遣医疗队员与维和官兵等等。”目前，中国正在通过新的贸易往来、农业合作、债务减免、文化交往、医疗援助、教育培训及其他援助等形式，加强与泛非洲地区的多方位联系。 这完全符合中国关于减少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规划。中国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取尽可能多的粮食和燃料资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延续过去几年经济增长的趋势。 对于中国来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如何让国内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生活富足起来，有能力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拥有洗衣机、电冰箱、汽车等现代生活工具。收入差异的日趋扩大及危机 重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是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资源则是缓解贫富差距的一种重要手段。 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在实施其资源战略时同样信心百倍，其全部努力都是要确保每一笔交易造福于合作双方。 事实上，东道国的动机并不复杂：他们需要的是基础设施以及为突破经济增长瓶颈所需的项目筹集资金。为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心甘情愿 地将家当出售给最高竞价的买家。而这恰恰是中国海外战略的高明之处：各取所需。 所以，中国获得资源的同时，东道国则得到了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贷款、开展国际贸易的机会以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投资。仅在2010 年，中国就为阿根廷的铁路建设投入了120 亿美元的资金。克里斯?奥尔登指出，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FDI ）在2006 年达到了480 亿美元，并在两年之后进一步增加到880 亿美元，其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东道国来说，经济总量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效益。国际劳工组织2010 年8 月发布的报告称，当前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全球范围内，18 岁至25 岁之间的年轻人失业人口约为8 100 万人，因此，投资和就业必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中心所在。这一点在新兴市场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非洲和中东地区，超过60% 的人口年龄不足24 岁。 不论是贫穷国家还是富裕国家，都需要以就业抚平民众怨气，因为社会不满情绪的蔓延和加剧极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动荡。通过投资建厂、兴建基础设施项目和新开矿山等举措，中国正在积极帮助这些资源出口型国家创造就业。此外，中国还在非洲等贫困国家建立医疗中心和学校，赢得了当地人民和政府的赞扬。在非洲国家，高发病率和高文盲率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这种现实条件，与西方国家传统的援助性捐赠方式相比，中国的好善乐施当然更受当地欢迎。而在2005 年，为支持禁欲行为，布什政府决定削减对非洲地区避孕工具的无偿援助资金，这在非洲人民听起来，显然带有一丝伪善、虚伪和家长式的作风。 据估计，2010 年，非洲大约有2 300 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约占全球艾滋病感染者的23），非文盲率仅为30% （发达国家的这个数字接近99%）。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接受中国的“以资源换基础设施、学校和医疗”的做法，显然是最直接最立竿见影的交易。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在大手笔地参与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步子也越走越快。不可避免地，中国处在风口浪尖，必然成为众矢之的。 树大招风为哪般？ 没有人敢肯定，中国席卷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这股热浪将会持续多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使中国资源战略步伐放缓的因素，绝不会是资金问题。 到2011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 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中国部分外汇投资组合的年均增值率高达15% ，每天可以获得10 亿美元的收益。截至2011 年，中国外汇投资的财政结构如下：对美国政府债券的投资超过1 万亿美元（约占中国对美投资的90%），对美国其他产品的投资约为2 000 亿美元，还有1 000 亿美元投资于美国股票（这有助于中国掌握美国公司的股权），其余投资则均匀分布在其他国家。富裕的中国在朋友眼中魅力无穷，但树大招风，也会吸引敌人的关注，因此，当中国在全球范围发起资源占领运动时，自然会招致国际商界人士、决策者和媒体评论家们的指责，在他们看来，出手阔绰的中国买家往往毫无理性、近乎疯狂地出价，人为抬高了最普通商品的价格。 中国投资跟踪报告关注的不仅仅是成功的交易合同，还包括“颇为棘手的投资”，即被取消或被完全更改的合同。从2005 年到2009 年，共有56 项合同没有执行，涉及金额高达1 400 亿美元。尽管中国的全球资源占领速度令人咋舌，但它前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 ）意欲以180 亿美元收购优尼科（Unocal），2008 年，华为公司计划联手贝恩资本（美国的一家股权投资公司）收购3COM 公司，这两次举动都遭到了美国政客们的强烈抗议，最终被否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曾涉足大量与中国有关的交易，尤其是与非洲国家有关的交易。例如，在2009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否决了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签订的一笔以基础设施换取矿产的协议，这笔金额为30 亿美元的合同被指将对刚果的总债务水平带来副作用。经过反复磋商，中国方面最终作出妥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要求，对该笔投资重新展开谈判，并将最初计划的90 亿美元投资额降低到60 亿美元。 透明度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每一天，都会有几百笔与中国有关的交易无声无息地一一被敲定。这些“场外交易”（指不在正式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可以让双方直接交易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外汇及其衍生品。与期货交易和股票交易不同，非交易所交易中的定价大多是“不可见”的。在这些交易中，对合同期、约定条款达成的方式和原因等信息的披露都是寥寥无几，而这些都将影响到更大的市场。事实上，由于交易金额往往极为可观，而且只要是涉及中国的交易，人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去打探其中的每一个细节。 从根本上说，非交易所交易，或者说私下交易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之所以成为私下交易，就是因为它是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签署的。但在实践中，即便是私下交易也需要获得管理机构的审批，受到交易方两国政府的监管。 所以，考虑到中国参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力度和范围，无论是交易商和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者，还是资源盛产国的当地政府和民众，都要求对交易的细节一一给予披露。 此外，国际社会还指责中国人为哄抬了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也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参与，导致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公允价格。过度支付与过分溢价会吓跑潜在竞争者，从而可以确保中国获得竞争者们望尘莫及的资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是不惜代价的。据估计，在前面提到的中俄石油互换贸易中，中国向俄方支付的地下石油价格是每桶35 美元，而国际市场上地下石油的正常价格应是 每桶10 美元左右。 在国际社会上，中国还一直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的实行者。不过，历史中的殖民主义几乎没有给殖民国家带来任何收益，而中国的战略则有所不同，因为卖方也能从中获益。 2010 年3 月，在一篇名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运营》报告中，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总裁李若谷认为，中国的资源策略确实具有以往国际化开拓的某些特征，但他也指出了很多重要的不同之处：对19 世纪的殖民主义霸权而言，国际贸易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对外投资，而中国一直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其寻求国外资源的手段完全合乎市场规则。李若谷特别强调，中国进入非洲市场的方式打破了西方国家对资源开采与资源产品定价的长期垄断，从而让非洲大陆第一次拥有了按市场价格出售其能源的机会。李若谷的观点含蓄中不乏辩解：他的观点本质上是说，中国准备以最人性化、最易被当地人接受的方式，实现其全球化的大宗商品、贸易和经济目标，而且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甘愿付出更高的代价。 当然，也有人怀疑，中国海外资源战略的动机或许会强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或许还会带来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但归根到底，中国的资源行动还是一件好事。不管是为了获得亟待需求的投资，还是创造就业和发展贸易，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几亿人迫切需要中国慷慨提供的东西。 解读成就斐然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在一次全球大宗商品会议上，一位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银行家对中国代表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提出公开质疑，他认为，“中国在采购各种资源以及参与国际贸易中，始终存在不当定价问题”。他提出警告，“中国人缺乏正确定价的能力，不当定价会导致中国在未来交易中过度支付，必将扭曲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他还具体引用了一些复杂的西方定价模型，提出“以市场为基础的合理折现率对未来现金流进行折现，从而对资源的公允价值作出最精确的估计”。中国官员感到极为意外，一言未发。 贸易商和其他国际市场参与者普遍认为：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在他们看来，其公然的不当定价归结于他们的单纯、无知，甚至是对市场缺乏最基本的常识。 对于这些反对中国战略的小气鬼，最好的办法就是反向思考：决不能认为中国人的定价技术是落后的，相反，在大张旗鼓的海外资源收购战略中，中国人的定价到底有哪些合理之处？也就是说，假设定价是合理的，那么，这种定价背后的合理之处表现在哪呢？首先是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这正是合理定价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以政府规划为核心的，为实现国家的基本经济目标，政府机构不仅要指引企业，还要有力地宏观调控市场基本生产因素——资本和劳动力。这样的立场当然不同于美国和西欧资本家们所坚信的自由放任思想，因为在他们看来，个人才是确定如何实现资金和劳动力最优使用方式的最终决定者，这也决定了商业行为的基本模式。当然，这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因为中国也有很多私营企业，而美国政府在某些行业对企业所有权也发挥着主导作用。到底谁对谁错呢？ 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最合适？这个问题已被人们争论了几个世纪之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出版于1776 年，这也是人们最早开始探讨限制政府作用的最早论著。——译者注）。但是，中国取得的令人羡慕的经济成功，以及美国正在遭遇的经济困境，开始让这场争论变得越来越含混不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一个是政府主导型，另一个则是以私营经济为动力，但是，经济增长模式完全不同的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上却是千丝万缕，关系错综复杂。两种模式表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源于不同的经济模式和不同的政治体制。 经历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梦魇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正在面临严峻挑战（经济上的高失业率与政治上的高反对率，这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一览无遗。——译者注）。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几十年里，西方模式总体上确实对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样成就斐然，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的政府主导型模式，让中国人在获取资源、满足宏观经济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时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不过，这也是外界对中国在资源市场上的阔绰出手感到费解和愤怒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支付的价格经常会明显偏离价值。所以，这都最终要归结为中国的基本体制，或者说中国的效用函数。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经济中，效用函数衡量了人们消费商品或服务所获得的满意度。具体而言，政府（或个人）之所以会采取某种行为，就是为了增加或者减少效用。尽管政府可能会有相同的效用函数（他们都会因经济改善或居民生活的改善而获得满意），但是，政府的多重角色意味着，政府在增加满意度的范围和能力上也会有所不同。 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决定经济产量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和一个角色相对有限的政府相比（如美国政府），中国政府更有能力实现效用函数结果的最大化，也正是凭借这样的能力，中国才能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上翻云吐雾。例如，中国全球资源行动的背后往往是中国政府的有力支撑，它帮助中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更多的国内失业问题。 因此，当中国为海外土地、水、能源及矿产品支付过高价格时，这在本质上不仅是为获取大宗商品支付溢价（满足国内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需求），也是在为获取其他收益支付溢价，比如减少失业（这既包括国内就业量的增加，还包括其他国家雇用的中国劳动力。——译 者注）。无疑，过度支付有利于中国实现其发展目标，更重要的在于，能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简而言之，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兑现其经济诺言，不管是通过领导人讲话或政府工作报告公开提及的目标，还是隐含在13 亿人理想中的预期，都有可能影响中国的稳定。 面对这种压力，即使为全球大宗商品支付了“过高”的价格，也会让中国人觉得似乎是在折扣店购买到了打折商品。换句话说，只要能维持国内稳定，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对于中国在大宗商品的海外战役，尚有许多问题令人困惑。以煤炭为例。2010 年9 月，中国与俄罗斯联邦达成一项协议，协议约定，中国将向俄方提供一笔60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俄方的矿产开采项目、煤炭运输专线的建设以及购买矿产采掘设备，作为回报，俄罗斯承诺在未来25 年内向中国稳定供应煤炭。 此外，在这25 年的合作期内，中国还将在第一个5 年里每年从俄罗斯进口至少1 500 万吨煤炭，随后20 年，中方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量将达到2 000 万吨。我们在上一章里曾提到过，中国对铜矿资源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但是铜的供需失衡已成为现实，而煤炭的形势则不同。中国本身就拥有巨大的煤炭储量，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如此兴师动众地在国外寻求煤炭资源呢？ 事实上，中国在2010 年秋季完成的这项煤炭贸易并不是特例。根据国际研究机构GaveKal 在2010 年10 月发布的报告，2008 年之前，中国是煤炭的净出口国，但是到了2009 年，形势发生急转，中国煤炭净进口量达到1 亿吨，到2010 年8 月，中国的煤炭净进口量高达1.45 亿吨。尽管这些进口量只相当于中国煤炭总需求量的一小部分（约3%），但却占全球海运煤炭贸易的20% 左右。 虽然这对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等煤炭出口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中国选择进口海外资源而保存本土资源的做法却令人费解。这还不仅仅表现在煤炭资源上，中国对进口锌的强烈愿望，同样令人 不可思议：中国本土的锌储量非常巨大但它却选择积极进口海外矿产，这的确让人难以理解。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一是中国目前对煤炭和锌的需求量已超过国内产量；二是在中国国内开采矿产，成本过于高昂；三是开采矿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设备还要在几年之后才能正式投入 生产。 另外，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似乎也让中国选择购买海外资源的模式显得顺理成章，而且这也和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相吻合。具体地说，为了把资源从中国西部（中国主要资源储量 的所在地）运输到经济发达、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需要为铺设道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做出巨大投入，而将商品和资源从遥远的非洲或南美洲运到中国的海运成本，甚至还低于上述国内运输总成 本。如果考虑各种矿产品的探勘、开发、采掘及生产成本，上述国内总成本还会进一步提高。 就目前而言，中国在海外对煤炭资源的大举收购、中国本土资源 储量的有限性及全球供给量的不足，这三者之间的错综关联必然会体现在公开的市场价格上。由此，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大宗商品的价格机制是如何在国际大背景下形成的。我们将在下一章里深刻剖析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及内在运行机制，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资源战略将对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以及最终如何决定资源市场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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