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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张贤亮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他是著名作家，是成功商人，在新时期文学领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
他是著名书法家，本书由他亲笔题名；
独树一帜的“反思智慧”，心系家国的“时代呐喊”；
本书是集作家、企业家、政协委员于一身的张贤亮经验的累积、思想的精华，直指社会各种问题，切中时弊，体现了一个文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中华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体制下，处于弱势，所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知感恩戴德的民族，是最“善良”、最有人情味的民族，是最怀有“盼望救世主”心态的民族。
——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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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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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张贤亮上世纪80年代初期所创作的中篇小说代表作品：《绿化树》《龙种》与《河的子孙》。这一时期的张贤亮，其作品不仅关注国家和人民在极左思潮下的历史悲剧，也着眼于国家和人民在“四化”建设中所经历的艰辛探索。无论是知识分子的苦难与饥渴，还是劳动人民的坚毅与朴实，都跃然纸上；无论是对生产改革的热情歌颂，还是对官僚主义的大胆揭露，都深入人心。特别是《绿化树》，以其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饱含深情的语言，极具哲理意味的思想，荣获1984年全国中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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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贤亮
1936年生于南京，江苏盱眙县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民至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1979年重新执笔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1993年在宁夏银川市郊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现为其董事长。
代表作品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浪漫的黑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一亿六》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其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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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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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文人参政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我的态度
“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
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
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公务员法”中应增添家庭财产及收入定期申报条款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
拖欠民工（员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
建设文化大国
中国文化产业概谈
西部吸引人才应有新思路新办法
莫让孔雀东南飞
发展职业教育，树立多途径成才观念
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
“不可说”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该是有传承性的、兼容并蓄包罗万象的系统
第二辑 文人经商
“文人下海”
宁夏有个镇北堡
出卖“荒凉”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
“全盘推出，闪亮登场”
关于文化产业及宁夏旅游的汇报提纲
第三辑 “文革”回想
今日再说《大风歌》
美 丽
第四辑 文人观点
也谈“小人”
参与、逃避和超越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
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雨·天话语
国际接轨第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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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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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8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50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一来，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孔子说了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质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生。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词语也加以解释。
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譬如，就拿那时的“正式文件”来说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绝对是非正式的，是个笑话。可是，我说中国人就曾经生活在那种“非正式”的“笑话”之中，而且长达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读者又会把我的话当作笑话。难就难在这里。
且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是由谁来决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各地各单位揪出的“右派”当然非常之多，因为那时定有指标，上级规定是按本地本单位人数的5％来“打”（你看，这个“打”字又须有注释，但类似的词语太多，此处只好从略）。因为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积极性，“打”出来的“右派”会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所以，最后总应该有个决定性的权威机构。这个决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机构叫做“五人小组”。各地县、处级以上单位都有这样的“五人”。可是这“五人”具体姓甚名谁，各地各单位的普通群众是不知道的。你说是主要负责人吧，可是转眼间这个主要负责人也成了“右派”，可见，还有更高层次的“五人”。总之，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别问出处，也问不清楚。
这样一下子，全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当时全国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550万～600万。55万之说见于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文件，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550万～600万之说见于1956年公开发布的统计数字。
这里，我仍忍不住想说说这个“打”字。“打”一词，在“反右运动”中是政治积极性的褒义词，我没看过当时公布有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一说，可是后来给“右派分子”平反时，又一律称为某某人被“错划”的说法，其实应称为“错打”才对。
好了，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这是最可靠的。
我发表长诗《大风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人民日报》马上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人民日报》今天仍有很高的权威，当时简直就是“圣旨”，于是我当仁不让地成了“右派”，受到处理“右派分子”的顶级惩罚：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
“正式文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压根儿没给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时，给我平反的有关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21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类似“派送单”这样的东西。我名字后面，填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据，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张纸我见了，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我认识这种纸，那叫“雪莲纸”，用稻草造的，因为它不经磨损，不耐存放，一般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的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然而，麻烦也就来了，如果我是“坏分子”，我就不在专门针对“右派分子”而制订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坏分子”早就该“甄别”了。可是，22年来我明明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的。怎么办呢？
幸好，这已经是1978年，开始实事求是了。原来我的大麻烦，即当年《人民日报》及地方报纸、文学刊物对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证明，从而让我有资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不幸”与“幸”的转换，需要我等待22年。后来，我碰到一位当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领导，问他当年为什么把我订为“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着说：你只发表了一首诗，没有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年纪又轻，我们研究了一下，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就定个“坏分子”算了，“坏分子”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我理解他们的宽厚，“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中，看起来只有“坏”没有政治性。他们哪知道后来“地富反坏右分子”通通在一个菜篮子里，最后“一锅烩”了。我也笑着告诉他：到了地狱，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他却说：那不是你的一笔财富么？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于是，那个“五人小组”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
这样看来，“五人小组”能网开一面，当然也能指鹿为马，把不应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样也说明了，当年报纸杂志上的白纸黑字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众口铄金”的功能，都可以作为罪证置人于死地。当年，众口一词很快会转化为约定俗成，大家说你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何必有“正式文件”！
你看，我受了22年苦，就因为这张薄薄的“雪莲纸”，这就是“正式文件”！
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生。这也来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劳改释放，手拿劳改农场给我开具的释放证到分配我去就业的农场报到。这个我去就业的农场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劳改的农场。这么说似乎有些绕口，干脆点说，就是我从这里出去劳改一趟又回来了。农场政治处干部看看释放证，丢给我一张纸，那是照例要填的农场工人登记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栏，我如实地填上“1936年”。干部凌厉地打量我一眼，说：你明明生在1938年，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问：哪来的1938年？干部指着释放证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还耍赖！好像我非争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释放证，又是那倒霉的“雪莲纸”，劳改农场干部用蘸水钢笔写1936的“6”时可能蘸了一下钢笔水，6在纸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干部犟嘴，他说是8就是8吧。
这个“正式文件”从此之后减了我两岁，不知是否能让我多活两年。
费了这么多笔墨才大致把当年所谓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这个“明白”也是我自以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读者能否明白。回忆往事，常常用“隔世之感”这句成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中的人回忆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30年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是世代之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之隔。由此产生的老少之间的隔阂不止是代沟问题，根本上是阴阳两界的问题。所以，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老少之间的交流上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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