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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他是从大学教授中的“捣蛋鬼”，因为倔强敢言在网络平台上“被禁言”，甚至变成许多宣传媒介不公开的“黑名单”人物；他因不合时宜而遭受不公待遇，却也因不合时宜被人们推崇；他就像个老小孩，有着倔强的坏脾气。他就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张鸣教授。
本书为张鸣教授经典之作最新增订版，新增八篇文章回馈读者；
书中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勾勒晚近人物的百般脸谱，直戳中国历史的劣根性
张鸣笔下的历史“通俗而不流于低俗，不搭语言花架子，不信口雌黄胡编乱造，幽默中带有深刻的反思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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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历史的坏脾气》是张鸣先生于2005年出版的随笔集，一经推出就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成为其代表作之一。
全书分“军阀有性格”“晚近人物脸谱”“历史的坏脾气”“不确定的道路”“庶民的世界”五个部分，勾勒晚近人物的百般脸谱，检讨中国历史的劣根性。书中语言明白晓畅、轻松幽默，而又能让人在捧腹之余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进一步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和人物的立体形象，更深刻地揭露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中弊病。
此次再版，重新设计了装帧样式，更正了原书中的错漏，并增补了张鸣先生的八篇近作，以期读者能从旧作中读出新意来。
关于新增篇目：
《傅作义守涿州》《毕竟是书生》《不同病，也相怜》《周妈的故事》四篇文章帮助读者进一步修正教科书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简单描述，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和人物的立体形象。如傅作义，历史书中只是着重写他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曾经坚守孤城两个多月，赢得了敌手和全国上下的尊敬。
《非制度化的权力半径》《一场不为人知的礼仪之争》《小处不可随便》《只能听明白权力声音的人们》四篇文章则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中弊病，读者能从中看到张鸣先生对国民性的深刻洞察，其中一些积习，在当今社会仍然时常可见，当更能引起读者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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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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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序
写在前面的话
军阀有性格
“五四”传统与军阀余荫
北京兵变与袁世凯
袁世凯的“选举”
买个总统当当
傅作义守涿州
军汉“韩青天”
“臭棋篓子”段祺瑞
“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
“马桶将军”的用人术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各大马路巡阅使
神仙治军
昔日南天王
晚近人物脸谱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
总理县长唐绍仪
顺人章士钊
毕竟是书生
王闿运和周妈
不同病，也相怜
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
西太后、义和团和外国公使夫人
“官屠”刀钝
康熙的才学
雍正的天真
《三国演义》与隆科多的晦气
道光皇帝的考试规则
关于三个“猛人”的神话
“可人”张之洞
左师爷的牛脾气和樊总兵的错会意
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
历史的坏脾气
做皇帝的故事
有为政府的代价
非制度化的权力半径
“胭脂虎”和夫人路线
名人肚子的故事
小处不可随便
吃溺与排场
一副急泪
鸡犬升天之后
一场不为人知的礼仪之争
排名的重要性
尊严与权力
财富，模糊的边界
只能听明白权力声音的人们
中华帝国：制度的断想
不确定的道路
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由哭而惹出的案子
一个跟乌鸦有关的文字狱
武秀才
同文馆的成就
“倒霉”与“王帽子”
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 ——由“新政”谈起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
庶民的世界
太政治的“花业”
流氓大亨的脸面
农民式的权力制约方案
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闲话辛亥
“《新生》事件”与日本的逻辑
警惕“儿戏战争观”的重现
站在地上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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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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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守涿州
自古开仗，最怕攻城。孙子云：“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古人技术简陋，武器简单，攻城之具再好，也抵不过深沟高垒。守的人凭借地利，大占便宜，只要守城的一方有点决心，进攻的一方伤亡率总是很高，死伤惨重，往往还得不了手。北方游牧人都是天生的战士，但碰上一道坚固的城墙，再剽悍的战士也打了折扣，即使最凶悍的蒙古骑兵，在坚城之下吃瘪的，也不少见。
其实，攻城难，守城也不易。尤其是被四面围困的孤城，守起来更是难。不仅要时刻提防敌人偷袭，有了炸药之后，还要在城墙周围安些大缸，注意防备人家挖地道埋炸药。围困久了，城里人吃饭就成了问题，易子而食的，屡见史传。张巡守城，杀妾饷兵，居然成为美谈。所以，能够坚守孤城而且守得时间长一点的人，往往青史留名。民国有四大守城名将，都出现在国民革命北伐前后。蒋世杰守信阳，刘玉春守武昌，杨虎城守西安，傅作义守涿州，都是孤城坚守，以弱敌强，少则一个多月，多则三个月。在当时，都是军界的美谈。只是，蒋世杰和刘玉春都昙花一现，后来没有什么作为，而杨虎城和傅作义，却都因守城而成名将，在后来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浓重的一笔。其中，四位守城名将中，守的最小的城，就是涿州，而当时动静最大的，偏也是涿州攻守战。
傅作义是阎锡山的部将。这个保定军校的高材生，虽然也是山西人，但不会说阎锡山家乡的五台话，跟阎锡山没有直接的关系，属于非嫡系。所以，他在山西军界一直都是边缘人士，十年才混了一个小团长。但是，这个小团长在1927
年初晋军跟国民军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带领一个千把人的团，坚守平绥路上的天镇三个月。冯玉祥善战的部下宋哲元，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也没有攻下来。晋军和奉军的合作，几乎全仗着这一仗，阎老西才有了说话的资本。所以，战后，明白事儿的阎锡山马上升傅作义为旅长，不旋踵又升他为师长。即便如此，在阎锡山第三集团军众多的师中，傅作义也只能算一介偏师，全师不过万把人而已。
不过，形势变化快，主公阎锡山脑袋转得也快。傅作义当团长的时候，晋军还在跟靠近国民党的国民军过不去，等到他做了师长，阎锡山已经以一个老同盟会员的身份参加北伐，跟冯玉祥的国民军成为友军了。作战的对手，也换成了几个月前的盟友奉系。
涿州之战发生在1927年10月。此前，阎锡山突然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看准了吴佩孚、孙传芳先后完蛋，而唯一死撑的奉系，也在河南迭吃败仗，此时出手，出兵华北平原截奉军的后路，自可以捡个现成的便宜。但是没想到，在各个军阀中，晋军一向是最熊的。阎锡山多年的保境安民政策，靠的不是山西军力的强劲，而是自己的滑头。山西虽然因此而少了战乱，但军队也没有得到锻炼。一出来较量，就露馅了。奉系从河南撤退，主力元气尚在，突遭晋军的横击，在经过最初的慌乱之后，随即回过神来，打得阎锡山溃不成军。滑头的阎锡山马上缩回娘子关，据说在逃跑的时候，司令部的印信都丢了。之所以没有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娘子关也弃守，丢掉老巢太原，全因为有个傅作义。傅作义率领他的第四师占领了涿州，出现在奉军的后方，直接控制了京汉线。奉军如果有心进攻山西，必须先解决了这个小小的心腹之患。
涿州是个小城，南北长三里左右，东西宽不足三里，但由于拱卫京师的缘故，城墙很厚也很高，大约有三丈多高。城小，所以人不多，居民才一千多人，跟华北平原上一个大点的村庄类似。奉军围住涿州之后，自1927
年10 月中旬到12
月底，一共进行了九次总攻，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和毒气弹，采用了爬城、用炸药轰开城墙，以及找来北京门头沟挖煤的工人挖地道进城的种种办法，均告失败。奉军的飞机，在涿州城上投弹、撒传单，张学良还亲自乘机在涿州城上转过。奉军的炮兵司令邹作华亲自调集奉军的重炮，几乎把个涿州城轰平了，但就是攻不进去。没办法，总指挥万福麟把奉军看家的三十六辆法国造坦克也调了上来，结果是半数折损，坦克上的武器弹药还被晋军拆走了。任你冲击千百遍，涿州城岿然不动。采用挖坑道的办法炸城，炸是炸了，但城墙的缺口很快就被守军堵上，无论怎样冲，都冲不进去。晋军打仗不灵，但兵工厂却是挺灵光的，所生产的花机关枪（即后来所谓的冲锋枪）在近战中十分顶用，火力大大优于奉军。所以，每次炸城、攻防战中，晋军都占便宜。没有爆炸的炸药，还被晋军弄了回去，做成炸弹。最后实在没辙了，奉军总指挥万福麟被张作霖骂惨了，一咬牙，运来了氯气毒瓦斯弹，一口气向涿州城里发射了五百发，把整个小城盖在了烟雾里。原以为这样一来，别说人了，连苍蝇都会被毒死。但是一进攻，晋军还是站起来，把奉军打了下去。原来，这些毒瓦斯弹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剩余物，时间放久了，基本失效。任是如此，奉军此举还是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被骂得狗血淋头，名声大坏。最后实在没有招了，张作霖下令掘壕围困，饿也要把晋军饿死在里面。同时，奉军还找来了当年保定军校的老师，出面劝傅作义投降。傅作义回答说，老师当年教的课程里，可惜没有投降这一门。
战事是残酷的，但此战最令人难忘的一点，是仗打到日趋激烈的时候，双方应红十字会的要求，停战一日，把城里的居民全部放了出来，避免了平民的伤亡。平民出来之后，奉军才动用了重炮和坦克以及毒气弹。
最后，坚守孤城的傅作义，是在阎锡山的授意下，经过跟奉军的谈判，才放下武器的。接近1928
年，奉军大势已去，再坚守涿州，意义不大了。放下武器的傅作义和他的部下，受到了奉军的最高礼遇，虽说放下武器，但没有人提投降二字。傅作义和他的部下走出涿州南门，在军乐声中，奉军总指挥万福麟亲率仪仗队摆队相迎。张学良亲自把傅作义接到天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守军九千余人，也都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后来，张学良居然放任傅作义逃走，让这位最强劲的对手重新做了晋军的将领。
战场上善战的对手，得到敌手的尊敬，是一种具有古风的道德。在军阀混战时代，这样的道德一般是能够得到遵守的。只有到了革命战争年代，这样的道德才被视为迂腐。越是优秀的将领，只要不投降，肯定是要灭亡的。不过，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涿州之战说明了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烈度还是不够级别的。奉军在各个军阀派系里，武器等级和现代化程度是够高的了，但所谓的重炮，依然不能摧毁一座三里见方的小城。一座明代修的城墙，居然还可以成为装备有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军队的障碍。看来，不是奉军的火力不够，而是他们的战术素养不足，或者说，炮火使用不当（飞机和坦克使用不当，已经是可以确定的了）。据当时在军阀军队里的外国军事顾问讲，当时的军阀部队，虽然武器现代化程度在战争中日渐其高，但对这些武器的使用却非常不当，往往使得武器难以发挥其效用。其实，自民国的军阀混战开始，其战争的认真程度、现代化程度，一直都为外人所诟病。很多人讥笑说，中国人的战争，不是用枪炮，而是用银弹和肉弹打的；战胜，靠的不是战斗，而是收买敌方将领倒戈。
其实，战斗一直都是有的，而且越打越认真，激烈程度越高。但即使打到1927
年，老军阀（北洋）谢幕，新军阀（国民党）登台，还是有涿州。涿州作为一块试金石，测出了即使最现代化的奉军，也不过尔尔。现代化的战争，需要的是现代化的人，而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雍正的天真
自从某专吃清史饭的大作家将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以来，清朝入关以来的第三个皇帝世宗胤禛，即雍正皇帝的知名度陡然上升。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并她们手里牵着的小孙子，都知道咱大清国有一个雍正皇帝。鄙人生性疏散，向来耐不住电视剧的冗长加唠叨，所以尽管《雍正王朝》几番热播，我却始终没有看过。不过，虽然眼睛没看电视，却依然逃不脱雍正的阴影，因为总是有人来问，雍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好。
说实在的，雍正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也说不好。此公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又偏偏夹在两个名声过大也过好的皇帝之间，想不灰头土脸都难。虽然某作家给他平了一回反，也未必真的能翻过来。此公没有他的老爹康熙那样兴趣广泛，也没有他儿子乾隆那样诗兴泉涌，只有一笔字据说还说得过去（我见过的，无疑比到处题字的乾隆强多了），当政时间不长，又没有多少可说的事情。不过，在我看来，跟其他的清朝皇帝比起来，这个人多少有点怪，让后人面对他的时候总忍不住想说点什么，却往往说不出什么来。
正是这个雍正，登基做皇帝，空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搬到偏殿养心殿忍着，弄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大家都找不着北。
雍正在位的时候，组成了一个机要的秘书班子——军机处。在他以后，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国家的核心决策机关。但是，雍正自己有秘书却不爱用，总是自己亲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长，口吻就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太。不管臣子功劳有多大，让他抓住点小毛病就啰唆个没完，非让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将自己批倒批臭而后止。
批奏折批得长，不见得天天都那么忙，至少不像周公似的，吃顿饭要吐出来好几次。所以，雍正也有闲工夫看看戏。看戏可是看戏，别的皇帝看过也就罢了，顶多当时一喜或者一悲，高兴了赏几两银子给扮戏的太监，不高兴了赏他们一顿板子。可是人家雍正不是这样，看戏都能看出一段轶事来。说是一次他看《绣襦记?打子》，此剧是明人根据唐代传奇《李娃传》改编的，说的是名门公子郑元和名妓李亚仙的爱情故事。《打子》一折演的是担任常州刺史的郑父，看到儿子因迷恋娼家最后流落街头，以为人唱挽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儿子的情节。这段戏让雍正十分高兴，尤其喜欢扮演郑父的小太监（大概更多的是喜欢这种贾正似的人物），于是把他叫到身边赏饭。在吃饭的时候，小太监一时忘情，顺口问了一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谁知雍正陡然翻转脸皮，勃然大怒，说你这优伶贱辈，怎么敢问国家的名器？当场下令将小太监杖毙廊下。
雍正不独性格乖戾，行事还有点天真。从来历史上轮到争位的时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都是免不了的事。胜利者对付政敌，或杀或坑都是应有之意，别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君不见，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逼他父亲让了位，最后还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对付他的两个争位的兄弟，也不杀也不坑，却封他们为“阿其那”（猪）、“塞思黑”（狗）。殊不知，这样的封法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猪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亲呢？
其实，这还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为是的糗事，要算对曾静案的处理。
雍正六年（1728），湖南出了个反清案件，事主名叫曾静，是个屡试不第的儒生，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一日，不知从哪里听说现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让他的弟子张熙前去投书，劝说岳反清。结果不问可知，即使岳钟琪跟曾静一样有华夷情结，也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岳武穆的遥远虚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于是，这个送上门去的“反革命小集团”被连窝端掉，圣眷正隆的岳钟琪以诱捕曾静洗清了自己。
无论在哪个朝代，出几个谋反案件都不稀奇，更何况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然过了百十年，乡下的迂儒硬是坚持“民族大义”和华夷之辨，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这次情况大有不同，在查抄出来的“反革命文件”中，居然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淫色，等等，几乎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差不多。
这样一来，曾静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而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这样的逆案无疑更容易引起龙颜大怒。曾静等人被逮到京后，实际上是雍正亲自操纵案件的审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时的上谕中，窥见雍正恨恨连声之态。按照传统时代的常理，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凌迟处死并夷之九族本是应有之意，只有这样，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马屁的臣子们之气于万一。可是，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只是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明显透着点“做”的意思。尽管雍正对曾静等人的“谣言”十分恼怒，认为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属于犬吠狼嚎，本不足以理会，但在上谕中还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自己对父母如何地好，如何地孝顺，对兄弟如何地仁至义尽，总之是将曾静等人私下散布的所有对他不利的言语，一一详加驳斥。而且“审讯记录”更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先由审官代雍正的旨意质问，再由曾静作答，在稍作一点解释之后，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的荒诞不经。《大义觉迷录》印行之后，发往各个府州县，每个学宫（官方学校）都备一册，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
与此同时，雍正还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曾静倒也是个可人，十分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雍正这么做的意图，事后看来应该是很明白的。他不是不恨曾静这些人，更不是心存仁慈，感化顽愚（像某作家说的那样）。因为这个案件涉及那么多攻击他私德的谣言，他感到委屈，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否则心中的恶气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所以就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得多。
然而，自以为聪明而且急于刷洗自己的雍正却忽视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尽管小道消息可以传得满天飞，但一般不允许有关部门出来解释澄清。时间长了，自然大家对所有的事都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雍正为了给自己刷洗干净，将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搂出来，昭示天下，甚至不知道分个保密等级，结果自然是越抹越黑，许多原来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地方，反而都知道了。那修整得过于整齐的“辩驳书”，实际未必有雍正想象的那样具有说服力，说不定副作用更大。因为雍正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治黑幕化的传统，人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分析判断事物，正事反看，反事正看，沿着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捕风捉影，发挥想象。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诸帝中，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
雍正的儿子乾隆的确是个聪明人，他上台之后，马上下令将曾静、张熙等人处死，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大义觉迷录》，加以销毁，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则严加惩处。
如此说来，雍正作为皇帝，倒是有几分天真之处，只是这种天真并不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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