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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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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所著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研究的对象是华北日伪对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重点研究其在文化认同方面进行的建构，尤其是对历史记忆的发明方面。本书分析传统的发明，对倡导王道政治的新民主义、为统治正当性服务的正统论、民间信仰的提倡等等作出分析，分析亚洲主义源流下的东亚一体化构想、“友邦和解放者”“同文同种”等日本形象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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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黄东所著的《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讲述了：抗日战争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关键一役。在这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进行的总体战争中，汉奸及其政权所致力的统治“正当性”建构、对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建构，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何在？《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从建构的旨趣、内容、方法等方面对华北伪政权的
“国家认同”建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以严谨、细致的笔触刻画了那段隐蔽的历史，论断公正平和，发入深思，促使人们谨慎地重新审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敌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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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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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研究动机与论题旨趣
二 学术史回顾
三 资料和使用说明
四 研究的对象、概念与逻辑
五 研究架构说明
第一章 传媒、教育：思想战的武器
第一节 掌控传媒与操纵舆论
一 对平面媒体的控制
二 控制电影及其他
三 实际宣传中对传媒的利用
第二节 选择知识与控制教育
一 学校教育的控制
二 社会教育的控制
本章小结
第二章 传统的“发明”：王道政治的追求
第一节 王道天下：新民主义的价值
第二节 寻求秩序：儒教的复兴
第三节 神道设教：信仰的利用
本章小结
第三章 黄种人同盟：“大亚洲主义”的号召
第一节 东亚新秩序：“共荣”与“联盟”
一 从“建设东亚新秩序”到“大东亚共荣圈”
二 东亚联盟论
第二节 友邦与解放者：日本形象建构
一 做为历史记忆的日本形象
二 新的国家形象建构
第三节 “同文同种”：亚洲主义下的种族联盟
一 “同文同种”论的背景
二 尴尬的宣传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敌人的价值：腐朽党国、“赤祸”与侵略者
第一节 腐朽颟顸与“华北之癌”：国、共形象的塑造
一 “腐朽颟顸”的国民党政权
二 “赤祸”与“华北之癌”
三 “国共相克”
第二节 “东亚侵略者”：英、美形象的塑造
一 既存的英美形象
二 “击灭英美”的建构
本章小结
结语：建构中国的战争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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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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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传媒、教育：思想战的武器
作为文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系统和教育体系在个体的国家认同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传媒是传播媒介的简称，作为人类信息交流的中介物，传媒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化的不断加强，社会个体的思想、判断、道德乃至人生观的形成也愈来愈依赖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在文化建构中，传播媒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在现代社会，个体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强化乃至转变很大程度取决于传媒所传递的信息的倾向、强度以及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程度。日军于此深有体认，事实上，他们十分重视对占领地民众的宣传工作，他们将此种宣传称之为“思想战”，日本大本营在《对支宣传策略纲要》，强调宣传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认为“忽视宣传工作，就难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教育的含义即为教化涵育，对于民众而言，其国家认同也受制于国家的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学方式以及教材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所以一个政权要想完成文化控制、进行文化建构，就必须实现对传媒和教育的控制。
第一节掌控传媒与操纵舆论
1937年12月14日，在日本“华北派遣军”的支持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作为新成立的伪政权，日本军方以及“l临时政府”主导者都深切知道宣示其执政正当性的必要，由此在执政之初便从立法、管理、宣传等方面对传媒实行全面掌控。
对于华北传媒的控制与监督，宏观的政策方针的制定由日方做出，其层次大致是“日本内阁情报部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情报局一华北方面军报道部”，具体实施则由华北各地日军特务机关相关科室与华北伪政权相关机构做出。在伪政权方面，伪临时政府时期，负责传媒控制的是伪临时政府情报局以及各省市警察局所设的情报处第二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时期，由政务厅情报局掌理对华北传媒的控制。其下是各个省市政府的宣传处以及道市公署下辖的宣传室，以及县公署宣传室或宣传班。在这些传媒控制的直接执行机构之外，日伪还在各个大中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和检查室负责对新闻和出版进行检查。另外日伪还设立了名义众多的所谓专业团体，如中华报学会、华北新闻协会、华北广播协会等等，统称为华北宣传联盟。由此，情报部门、宣传部门和社会团体三者联合起来，在伪政权辖区建立了严密的传媒控制网络体系。
在设立传媒统制机构的同时，日伪在立法和具体措施上对传媒进行实际控制。从传媒类型来分析，日伪的控制可以分为对平面媒体的控制和对电影、广播及戏剧（主要是电影）的控制两大方面。
一对平面媒体的控制
“临时政府”对平面媒体的掌控，从近代以降的政治与媒体关系的大背景看，其行为并非全然是汉奸政权的特殊体现，而是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相关行为间隐然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三者所欲达到的目标固然有别，但三者的动机却有其共性。
1．战前的政治与媒体
在明清时期，所谓的传媒，其载体十分单一，官方消息发布的渠道大概只有邸报、京报，民间信息传播多半是依靠谣谚、揭帖以及民间演戏唱曲。
官方对于邸报、京报的管控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泄露相关官场信息的行为加以惩罚，二是通过拖延邸报和京报的出版时间来减缓其所刊载信息可能带来的强烈冲击。至于对民间信息传播的控制，政治权力除了结合宗族势力来禁止“淫词”、谣谚的传播外，还从法律上对传播者加以惩罚。例如，在《大清律例》中刑律“贼盗类”之“造妖书妖言”条就明确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若（他人造传）私有妖书隐蔽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凡有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乃以鄙俚亵嫂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拿，坐以不应重罪。若系妖言惑众，仍照律科断。……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
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千里；买看者，杖一百。……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另外，符合统治要求的劝导传播则多是交给宗族来完成。当然在某些特殊时期，王权也设定特定人员从事传播活动，比如清康熙曾经派人对圣谕进行宣讲，比如清雍正帝鉴于曾静曾经携带学生广泛宣传其夺取帝位的罪恶，便在全国刊布《大义觉迷录》的同时，令曾静到全国巡讲此书所标榜的“大义”。
进入近代社会，随着传教士、西洋商人在中国的活动，近代意义的报纸也在中国出现，以1822年9月12日在澳门创刊的《蜜蜂华报》为起点，《北华捷报》《申报》相继出现。甲午战争后，民办报刊开始崛起，维新运动期间出现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热潮，从《时务报》创刊至戊戌政变发生，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创办报刊达70多种。新政时期，中国近代报刊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1901年至1911年的11年时间里，新办报刊急剧增加，“据不完整的统计，
1901年为34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为53种，
1904年为71种，1905年为85种……1906年为113种，1907年为110种，1908 年为118种，1909年为
116种，1910年为136种，1911年为209种”。P4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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