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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usser，1918—1990）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二战”后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常年执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出生于阿尔及利亚，1924—1930年在阿尔及尔上小学。1930—1936年在法国马塞上中学。因德国法西斯入侵而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关押在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才获释。1945年重返高等师范学校，在哲学家巴歇拉尔指导下研究哲学。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从教，并于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62年升为教授。60年代，阿尔都塞达到了其理论生涯的巅峰，然而相随的却是精神状态的恶化。他长时间依赖于精神分析师的治疗，却还是无法抵挡病痛的加剧。1980年，他因扼死妻子埃莱娜而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却“不予起诉”。治疗期间，阿尔都塞仍笔耕不辍，撰写了《来日方长》与《事实》两部自传。1990年，因心脏病突发辞世。著有《孟德斯鸠、卢棱、马克思：政治和历史》、《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列宁与哲学》、《自我批评》等多部经典专著。 目錄： §中文版序言 §法文版序言 §来日方长 §事实 §年表 §索引 §译后记 內容試閱： （一、 一个极具阿尔都塞特色的片段） 正午时，所有的人都停止干活了，蓦然间一片出奇的寂静罩住了那全部的响声。人的气味和汗水的气味这时又拥满了农庄的大屋，笑容满面的女主人端上来丰盛的饭菜。在出力干活和休憩的时候，他们是多么亲如手足啊！在背上用力的拍打，彼此招呼，从屋子的这头向那头召唤，欢笑，咒骂，说些污言秽语。 我在这群陶醉于劳动和叫喊、筋疲力尽的人们的世界里自由地往来。没有人跟我搭话，也没有人对我有任何特别的留意，仿佛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自己也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 紧接着，有酒助兴——酒汹涌地倒满大杯子，流进敞开的喉咙——，开始出现笨拙嘈杂的歌声，唱得结结巴巴，彼此寻找，彼此错过，结果都走了调，最后终于凑在一起，迸发出令人激奋的嗓音：这是一首古老的农民起义斗争的歌曲（雅克雷起义的歌曲——令人联想起我想要叫的雅克这个名字），在这首歌里伯爵和僧侣们受到严厉的抨击。这时我骤然感觉，是的，自己已跻身于这些散发着汗水，酒肉和性欲气味的真正的男人们之列。于是有人争抢着递给我斟得满满的一杯酒，并且开些下流的玩笑向我挑战：小伙子敢喝吗？你是不是个男人啊？而我活了那么大，从来没喝过酒（我母亲说：对你这年纪来说，喝酒尤其有危害——我都十二岁了啊！），于是我便喝了一点，大家一致喝彩。接着歌声又高亢起来。而我外祖父坐在大桌子的一头，冲着我微笑。 面对现实，请允许我做一番令人痛苦的坦白。这乱糟糟唱歌的场面（当然我是从外面听到的，如同1936年的一天，镇政府的屋子里挤满了人，迪克勒先生击败伯爵，当选为镇长），喝酒的场面，我不是在大屋里边亲身经历的。因此我是在梦想，就是说只是有强烈的欲望，要经历这样的场面。当然这样的场面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老实说，我应该把这样的场面看作并表述为经由我的回忆而产生的东西：包含着我的强烈欲望的一种幻觉。 的确，我在回忆的联想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注意严格遵循事实：当然幻觉也是事实。 （二、关于这本书的内容） 我知道人们指望我在这里谈谈哲学、政治、我在党内的立场，还有我的书、它们的读者、它们的朋友和死敌。我不打算系统地涉及这个领域，它完全是客观的，因为它自有其结果；而任何人，如果他还不知道，可以设法去了解，即使读我的书也可以（在各国都有大量书目），不过请放心，它们不过是没完没了地反复谈论那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主题罢了。 反之，我对读者应该做的——因为这是我应该为自己做的——就是要解释清楚，我之所以特别依恋高师的哲学教师职业，依恋哲学、政治和党，依恋我的书以及它们引起的轰动，这方面的主观根源何在，从而了解我是怎样（这在当时并不是经过清醒思考的事情，而是晦暗不明的、大半是无意识的事实）最终得以把我的主观幻想投注并铭刻在我的客观的、公共的活动之中。 当然，这远不是什么逸闻趣事或者“流水账”之类的东西，或者像如今在任何自传中都必不可少的虚妄不实之词（这是文学上空前的堕落），我只讲实质的东西。 （三，关于爱的箴言） 什么是能够去爱呢？就是拥有自我的完整性，拥有其“力量” ，不是为了取乐，或者出于过分的自恋，而正好相反，是为了有能力做出馈赠，没有匮乏和保留，也没有懈怠，甚至缺陷。同样，什么又是被爱呢？不就是有能力被接受、被承认其馈赠本身是自由的，双方找到并“通过”他们作为馈赠的道路和途径，由以交换并接受心灵深处渴望的另一种馈赠：被爱，不正是交换可以自由馈赠的爱吗？但是，要成为这种交换的自由的“主体”和“客体”，就必须，怎么说呢，能够诱发，必须先以无条件的馈赠开始——如果你想要通过交换（这种交换与功利的锱铢必较完全相反）接受同样的馈赠，或者，比你所给出的还要更多。为此，理所当然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必须自身存在的自由方面不受限制，必须在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完整性方面不被损害，必须，可以这么说，不被“阉割”，而是拥有存在的力量（请想想斯宾诺莎），不要有任何一部分被切除，不要指望在错觉或虚空中去补偿它。 （四，阿尔都塞悲剧的根源自述） 我现在有理由认为一切都是密切相关的：对象性对象的丧失在无数真实的客观对象的丧失中被铸成钱币，它就像我全身出现的疑病症一样，同时表现为失去一切、毁灭一切的愿望，埃莱娜、我的书、我活着的理由、高师、我的精神分析师和我自己。在这一点上最近向我提出过警告并且实际上促使我写这本小书的，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女友说的话。她对我从无半点指责，甚至没有承认过她对我的实际想法，但最近她仿佛出自本能地向我表明：“我不喜欢你的地方，就是你想自我毁灭的愿望。”这句话使我睁开了双眼，重新勾起我对艰难岁月的回忆。实际上，我是想毁灭一切，我的书，我杀死了的埃莱娜，我的精神分析师，但这都是为了确保能够毁灭我自己，就像我在自杀计划中幻想的那样。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强烈的自我毁灭的愿望呢？除非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在无意识中（而这种无意识在没完没了的推论中被铸成钱币），我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毁灭自己，因为我从来就不存在。在毁灭了所有最亲近的人、我的所有支持者、我的所有依靠之后，再从中得出自我毁灭的结论，还有比这更好的关于不存在的证据吗？ 但我毕竟在此期间还是有办法作为教师、哲学家和政治人而存在的，所以这时我才终于想到，借助于抑郁症的可怕的原始焦虑，在我从中经历的惊人的退化中，那年深日久的初始强制行为又在我身上重新出现了；它反反复复（参见卡宾枪的插曲），形式多变，以至于我成了一个十足的靠手法和欺骗行径存在的人，实际上就是毫无真诚可言，因此也就是毫无真实和实在可言。我还想到死亡从一开始便铭刻在我心中：路易的死，他在我的身后死去，我母亲的目光总是透过我注视着他，迫使我接受他在凡尔登上空经历的死亡；她在灵魂深处，通过对我不断实现的那种欲望的排斥，不断地、强制性地重复着这样的死亡。 这时我才理解了（我是从那位女友一针见血的话语里才有所理解的）我对埃莱娜的哀悼，并不是从我在她身上经历并造成的死亡（埃莱娜的毁灭）开始的，而是向来如此。实际上，我一直都在为我自己、为由母亲和其他作为中介的女人造成的我自己的死亡而哀悼。为了给不存在提供确凿的证据，我曾拼命地想要毁灭自己存在的一切证据，不仅是埃莱娜这个最主要的证据，而且包括那些次要的证据，我的著作，我的精神分析师，最终还有我自己。不过我没有注意到，我在消灭一切的时候也留下了一个例外：这就是那位女友，是她最近对我说，她不喜欢我的地方就是我想自我毁灭的愿望，这使我睁开了双眼。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因为我曾力图用与我过去对待女人不同的方式来爱她，在我一生中，她是惟一的例外。 是的，我向来都在不停地为自己哀悼，我在那种奇特的退化式的抑郁症中所做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哀悼；那种抑郁症并不是忧郁症的真正发作，而是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求一死的矛盾方式，在我的轻躁症阶段，同样是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控制着我。完全的衰萎无力与对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回事。始终存在着这样可怕的矛盾情感，而我们还可以在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那里找到相应的说法：totum = nihil 。 我可以把后面的事一笔带过吗？这些事没有人感兴趣。但我现在理解了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变化的意义：它们都旨在（重新）掌握我自己的存在。这首先是从我采取主动、请来我的“律师”开始的，为的是从我认为属于政治监禁的状态（共产党）中解救一位工会干部。对于这一举动，我的医生始终毫无所知。接着是我要求我的医生给我开了一种新药茚达品，这药对我确有好处。1983年7月，我离开苏瓦西去了东部，在非常亲近的朋友家的乡间住宅里度过了艰难的休养期，但我并没有怎么健壮起来。我获得了成功，使得我的医生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在我于1983年9月回去时，不让我再住院了。我的朋友们组织起来，在我的公寓里充当日夜陪伴的看护。多亏他们，我终于习惯了我的新住所，这地方不再让我感到害怕了。从那以后，我便毫不犹豫地让我的精神分析师只限于充当精神分析师的角色，绝不再要求他提供精神病科医生甚或全科医生的服务。从那以后，我又渐渐地重新掌握了我的所有事务、我的友谊和情感生活。从那以后，我认为学会了什么是爱：爱不是采取主动以便对自己不断加码、做出“夸张”，而是关心他人，是有能力尊重他的欲望和他的节奏，不要求什么，只学会接受，把每一项馈赠当作生命中的惊喜来接受，并且有能力给别人同样的馈赠和同样的惊喜，不抱任何奢望，不做丝毫强迫。总之就是自由而已。为什么塞尚随时都在画圣维克图瓦山呢？这是因为每时每刻的光线都是一种馈赠。 生活，尽管有悲剧，但毕竟还可以是美好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青春不再，但我终于感觉自己——因为我不是为了自己而被爱——我感觉自己从未这样年轻，即便一切都快结束了。 是的，毕竟来日方长。 （五、阿尔都塞的童年回忆） 我父亲时而会有暴力行为，这使我很害怕。有一天晚上，同一层楼的邻居唱歌，他便拿起锅和长把大汤勺，跑到阳台上去，发出一阵可怕的喧闹，把我们大家都给吓坏了，但也让歌声停了下来。夜里，我父亲也常做噩梦，并以长时间惨痛的嚎叫结束。他自己却意识不到，醒来时竟说什么也不记得了。我母亲摇晃他，想让他别叫了。他们彼此间没有什么话可说，也没有什么能让人想到他们彼此相爱。但是，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听到我父亲在他们的房间里，大概在床上把我母亲搂在怀里，低声对她说：“这是我的……”，这让我内心很受打击。我还记得另外两段插曲，同样感到惊讶。有一天，我们从法国回来，下了船回到阿尔及尔的公寓，在阳台上，我父亲感到不舒服。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然后倒了下去。我母亲很害怕，就跟他说话。平时她是不这么和他说话的。我还记得有一天夜里在火车上，那是我们去莫尔旺的路上，这一次是我母亲感到不舒服。我父亲叫我们深更半夜在夏隆车站下车，我们想尽办法叫开一家旅馆的门，旅馆答应接待我们。我母亲病得厉害。我父亲就跟她说话，显得很焦急。平时他也是不这么和她说话的。在这两段记忆里，仿佛都有一种死亡的气味。他们也许彼此相爱，但却不怎么说话，就像人们在死亡边上和大海边上都会沉默不语那样。不过在他们之间，为了证实对方还在那里，偶尔也会试探性地说上几句话。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我和妹妹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是我在很久以后才弄明白的。 既然说到我妹妹，我还想起发生在阿尔及尔山上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在那里的灌木丛下边搜寻着，发现了一些很小的仙客来。我们正在一条土路上安静地走着，突然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怎么骑的，就把我妹妹撞倒了。我父亲朝他冲过去，我以为他要掐死这个年轻人呢。我母亲直拦着。我妹妹受了伤，我们赶紧回家，我手上还捏着几朵仙客来，但早已心不在焉了。对我父亲这样的暴力行为，我母亲全无所谓，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可另一方面呢，她却把精力都花在了抱怨上，抱怨自己在生活中受苦受难，抱怨自己做出了牺牲，因为由于我父亲的强迫，她不得不同意他的决定，放弃了使她感到幸福的小学教师职业。可是在我看来，我父亲的暴力行为却很奇怪：他对自己的言行那么有把握，却会突然发起火来，以至于不能控制自己的暴力行为，但我不得不说，似乎发生的一切又都在他控制之内，因为暴力行为总是让他如愿以偿。他有“好运气” ，每次发生的事件都转而对他有利。必要的时候，他也懂得克制，在1940年到1942年间，当他在里昂的时候，他是那里惟一没有参加贝当军团的银行经理。当朱安将军打算让摩洛哥人“去吃干草”时，他没有表示拥护；当戴高乐做出让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重大抉择时，即使因为自己的“黑脚丫子” 感情而痛苦不已，他也没有表示反对，他一有机会就牢骚抱怨，不过也仅此而已。 （六、战俘经历） 当我们通过德国边境时，雨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德国是个多雨的国家。正像歌德对他的君主说的：天气不好比根本没有天气好。他说的没错。但雨把什么都淋湿了。我们看见车站上的德国人脸色灰白，身上都湿透了。他们没有给我们吃的东西。他们好像正沉浸在胜利中，刚一起床，在喝黑咖啡之前，突然传来胜利的喜讯，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呢。他们显然不知道什么集中营的事，但我们更不知道，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的处境要比我们好。 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无名的车站，这里是一片饱受风吹雨打的荒野。他们让我们下车并开始步行，我们在皮鞭和步枪的威胁下走了四十公里的路。许多同伴在半路就留下了，但一般说来，德国人并不是一下子结果他们，而是派些马来拖着这些人。我记得，为了以防万一，再说也知道歌德的那句话，我就偷了一件类似英国胶布雨衣的衣服，并且穿在衬衫里面，免得德国人给我没收了。我穿着这件紧贴皮肉的东西走了四十公里，也就是说有点儿出汗，而且一住进帐篷，我就开始害怕自己无论如何会得感冒，但是没有，况且第二天德国人就没收了我这件假衬衫，说这东西对他们有用。我完全同意。从此我就习惯了下雨，也懂得了人可以让雨淋湿而不得感冒的道理。 在帐篷里过夜的滋味难以想像。我们又渴又饿，尤其是累得要命，大伙都沉睡过去，第二天，得拽着我们的脚才能把我们弄醒，以便接受在德国当战俘的各种审查。但是我已经懂得，人尤其在痛苦疲惫的时候，要保持身体暖和，这样相互抵消，最后事情就好办了。 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好办了。我们的战俘营跟另一个战俘营紧挨着，我们看见那里有些饿得瘦骨嶙峋的人在游荡，大概都是从东方的波兰来的，因为他们说俄语，他们不敢靠近通电的铁丝网，于是我们就扔给他们一点面包、几件衣服，说上几句话，我们当然知道他们听不懂，不过没关系，这是给他们一点好处，也是给我们自己，让大家少一点独自置身苦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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