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翻译”一词出现最早的记裁，在汉以前只称“译”。《礼记》上说：“北方曰译”，只用一个“译”字。因为汉人大半与北方的外族打交道，所以“译”的这个名称特别发达，后来加上一个形容词便称“翻译”，代表转译四方的语言文字了。
在西洋的欧洲，翻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有记录可考的，是在公元前二百五十年的时候，罗马的诗人安得罗尼可斯Livius
Andronicus，c.284—204 B.C.曾把希腊大诗人荷马Homer，c.10th cent.
B.C.的史诗《英雄流浪记》Odyssey译成了拉丁文。可见翻译这一种工作，是在两三千年前的古代，早已有了的，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玩意。如果翻译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极其古老的问题。古人所遭遇的困难，我们同样还得遭遇。翻译免不了要发生误译，也并非时下才有的。在民国二十年左右，上海有位文人曾由英译本把俄国作家柴霍甫的短篇小说，全部译成中文，至少有十二巨册。他的中文写得非常流利，英文的阅读能力也不算坏，可是译得多了，总不免有失错slip的地方，于是乎他就在中国的文坛上闹了一个大笑话，把英文的银河The
Milky Way译成“牛奶路”了，有诗为证：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这首诗可以称为一种史料，中国翻译史上的逸话。大家都知道织女配牛郎，为什么诗中变成了“马郎”呢？这也是那位先生译笔下的杰作。神话中有一种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的怪物Der
Zentaur，竟被译成“半人半牛怪”，当时曾被人讥为“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
在上诗中，提到为牛郎织女七七相会时架桥的“乌鹊”，使我想起另外的一些译作来了。以译介中国文学名著闻名世界的，英国汉学大师介尔斯Herbert
Giles，把曹孟德的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英译为：
The stars are few， the moon is bright.
The raven southward wings his flight.
而不久以前台湾的李杏村先生，新译的《前赤壁赋》见1968年7月出版的China Today上把这两句诗又译成：
When the stars are few
And the moon shines brightly，
Magpies and ravens are winging their way
Southward.
由上两种翻译看来，外国人译的也好，中国人自己译的也好，都把“乌鹊”一个名词翻译错了。介尔斯把它译成“乌鸦”，是另外的一种鸟，而李杏村就把它译成两种鸟了，他不知道“乌”在此是一个形容词，实际是指那种俗呼为“喜鹊”的鸟。
上述几位译者都是很好的，尤其是介尔斯的鼎鼎大名汉学界谁不知道，可是译诗照旧不免有错，古人要译错，今人也要译错。所以我说翻译的困难问题，是自古以来就有了的。
二约定俗成万物名
十九世纪的英国著名生物学者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曾以极其通俗易解的文字，来说明大自然的秘奥。他把世间万物分为两类：一类叫自然物，一类叫人为物。如房屋、家具、舟车、机器之类，就是人为物，因为它们都是经过人的手艺而形成的；而另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是完全没有经人之手而出现的，世界上即令没有人类，它们也是存在的，那是些什么呢？那就是日月星辰，白云苍天，山河海洋，动物植物，一切自然产生的东西，所以称为自然物。所谓人为物，严格地说起来，也不真正是人类创造的，如果没有自然物的话，人类便什么也造不出来。例如，一张书桌，算是人为物吧，但是如果没有自然物的树木，给我们做材料，又哪里来的桌子呢？所以，事实上，人为物的产生，不外是我们叫作人类的这个自然物，在别的自然物上有所作为的结果。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是说，天地间产生万物，人最为贵，但在大自然方面来看，也是和刍草或狗畜一般，无分轩轾，正如赫胥黎所说的，人类也不过是自然物的一种而已。
自然物既是由造物者一手造成，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美国的月亮也好，中国的月亮也好，都是一般大小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人都有五官，是树都有枝叶。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对自然物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假如英国人指着早晨在东方升起的红日说：the
sun，我们不懂英语的人，也懂得他是说的太阳。至于秦朝的赵高指鹿为马，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那有叉角的动物就一定是鹿，那有鬣毛的动物就一定是马呢？仓颉造名时，鹿还可以说是象形，而英文鹿的原义，只是指的普通动物OE
deor=beast，animal而已。当初把这名称派在别的动物头上，或派在马的头上，那么，赵高指着唤名的，也就不错了。莎士比亚说，名称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我们称为玫瑰花的，叫做任何其他的名字，也是一样的芬芳。这就是说，我们给它的名称虽有不同，而自然物本身的实质不变。荀子在他的《正名》篇上说：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这是合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的。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语言问题》上说：
语言跟语言所表达的事物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关系。这是已然的事实，而没有天然，必然的关系。
他用了荀子的“约定俗成”四字，来说明语言的性质，可见他是同意荀子的说法的。
自然物是人类共通有的，只是各种语言叫它的名称不同而已。我们只要知道那名称所指的是什么，总不会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青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绿，一样的芳，无论你叫它什么名字都可以，它是决不会变成乔木的。我们在一种语言当中，由于约定俗成的关系，给它取上一个名字；在另外的语言中，又有另外的名字，但不同的名字，并不会发生不同的印象，因为大家心目中早有了那个自然物的形态，只要把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名称，配合在一块儿，就可明白所指的是什么了。
人为物的情形就完全两样了。例如我们写字的笔墨，便是所谓人为物，凡有文化的民族，莫不有其行文必备的笔墨，可是形态全不一样。英文把中国的“笔”译做brush，但这个英文字，含义为“刷子”，用以擦洗scrub，或扫除sweep，或使干净clean，或使整洁tidy的。中国辞典上对“刷”的解释有四：一为刮去，二为清除，三为理发具，四为印刷。无论是中国解释，或外国解释，brush一字和中国“笔”的内容与形式，都相差很远。第一brush一定是平头的，而中国笔的特色就在它有笔锋，一尖一平，如何可以视同一物呢？有人说中国的笔，与其译作brush，不如译作Chinese
pen，还不至发生误会，其实，这也并不适合，因为英文的pen最初是鹅毛管做的，后来变成钢笔，最近流行的原子笔是在笔尖上附有小球的。无论它怎样进化，总离不开一点：那就是硬的笔头，而中国笔却是软的，所以一软一硬，处于相反的地位，如何可以构成同一物体的观念呢？
再看中国的“墨”，被译成Chinese ink，如中国的“砚台”，就译成slab for rubbing up Chinese
ink。这比把“笔”译成Chinese
pen，更为不通，因为西洋的ink是液体，而中国的“墨”是固体，在实质上大不相同，决不可能使人发生联想作用，等于译得不伦不类。虽同是约定俗成而取的名字，人为物与自然物有所不同，人为物是没有全人类共通的物象的。你没有见到实物，翻译时总不免有错。有些东西是属于玄奘所谓“三不译”范围之内的，因为译出来，既变成三不像，还不如不译的好。如佛经中的《楞伽经》、《楞严经》等，“经”字是译了的，而“楞伽”和“楞严”就不译，即前者可意译，而后者则只能音译。中国的“词”，为中国诗中的变体，不同于“诗”，也不同于“曲”，更不同于“赋”，英文诗中绝无此种形式，勉强拿英文的一种诗体来翻译，必然是牛头不对马嘴，不伦不类，所以只好译音，译成Tz?u，还不失其本来面目。翻译者处理人为物时，不可不特别谨慎。
三岂有此理必有误
自然物的名词是很少被人误译的，人为物的名词被人误译的机会也不太多，最容易出纰漏的，就是抽象名词和行动词乃至修饰语之类。所以有时单是语言的知识还不够用，最后非得乞灵于逻辑不可。逻辑是翻译者的最后一张王牌，是他必须具有的基本要素。俗语说的“岂有此理”。正是翻译者随时需要的考验。凡是翻译出来的一字一句，一事一物，都必须要合乎逻辑，合乎情理，否则必然有误。太阳不能从西方出来，父亲不会比儿子年少，小器不能容大物，半数不能表全体，诸如此类，凡是违反人情天理的，都是悖理的，也多半都是译错的。
天覆地载是不移的道理，乾king是天，坤queen是地；夫是天，妻是地；无论贵为天子，下及庶民，都不能改变这个自然的法则。水一定是向低处流的，火一定是要燃烧的，植物要向阳生长，动物要爱它所生的小崽。天无云不雨，月缺了必圆。如有违反这些定则的，我们就要说：“岂有此理。”译文上遇到不合理的说法，就值得我们怀疑了。
李白的《月下独酌》诗中说：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第一句中说的“不解饮”，是说月亮不懂得喝酒，也就是不会喝酒，可是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的译者Fletcher却把这句诗英译为：
The moon then drinks without a pause.
月亮怎么能够不停地喝酒呢？即令月中有嫦娥，她也至多只能浅斟低酌，决不可能不停地饮酒。任何人读到这句译诗，都可断定是一种荒谬的误译。
赛珍珠译的《水浒》，其中确有不少妙（谬）译，现举出一、二实例来，以资研讨。如第三十二回上说：
武行者心中要吃，哪里听他分说，一片声喝道：“放屁！放屁!”
这几句话，那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而驰名世界的女作家，竟把它译为：
Now Wu the priest longed much in his heart to eat， and so how could
he be willing to listen to this explanation? He bellowed
forth，“Pass your wind——Pass your wind!”
原文中说的“放屁”，只是“胡说”的意思，而英文竟按字面死译，而且用上命令语气，不看原文，也知道是译错了。因为放屁是自然的现象，不能由人操纵的。一个人自己尚且不能指挥自己放屁，怎可接受别人的命令来放屁呢？这使我想起美国现代名作家萨林杰J.D.
Salinger，在他的名作《麦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中所描写的放屁的故事。他说宾夕预备学校的一个校友，因经营殡仪馆，以不正当的手段赚了钱，捐献给母校一座侧楼，在校庆纪念那天，他莅临演说。书中描写他演说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他演说中的高潮发生在他讲到正当中的时候。他正在讲给我们听，他是怎样一个漂亮的人物，怎样地吃得开，讲得眉飞色舞，得意扬扬，于是突然一下，坐在我前排那个名叫艾德加?马沙拉Edgar
Marsalla的家伙，放了一个其臭无比的屁。在礼堂大庭广众之中大放其屁，确是一件尴尬不堪的事，不过也很有趣。老马那个家伙，可真厉害，一屁放出，几乎把屋顶都轰掉了。没有一个人敢笑，欧森白那家伙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但是就在讲坛上欧森白旁边的塞默校长，大家都知道他确是听到了的。
你说他没有生气吗？他当时虽则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他把我们全部赶进教室强迫用功，后来他跑过来，对我们大训其话。他说昨天在礼堂惹起骚动的学生，没有进宾夕预校读书的资格。我们很想要老马在校长训话的时候，再放那么一个响屁，可惜他那时没有那种雅兴。
可见以马沙拉那样调皮捣蛋的家伙，尚且不能自由意志地放出一个臭屁来，把校长轰走。谁又能接受命令来放屁呢？
同是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中，还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例子。
阮小七便在船内取将一桶小鱼上来，约有五七斤。（第十回）
Juan the seventh then went to his boat and brought up a bucket of
small fish and they were five to seven catties each in weight.
一条五斤到七斤重的鱼，还能称为小鱼吗？一个木桶能装得下那么多五斤到七斤重的鱼吗？这一看就知道原是说的一桶小鱼共重五斤到七斤a
bucket of small fish weighing five to seven
catties，而不是说每条重达五斤到七斤呢。
又《水浒》第七回上说：
土炕上却有两个椰瓢，取一个下来倾那瓮酒来吃了一会，剩了一半。
赛珍珠将它译成：
On the brick bed were two cocoanut shells. He took one and
dipped up the wine with it and drank half of it.
这句简单的译文，却有两点译得岂有此理的。第一，译者忽视了“瓮”的形式。这就是俗称的坛子，是小口，大肚的瓦器。瓮里装的酒，只能倒出来，倒在椰瓢里来吃，不能把偌大的椰瓢，从瓮的小口里放下到瓮里去舀酒。译文中的“dip
up”，就是放下去舀取的意思，如Dip up a bucketful of water from the
well.（从井里满满地舀一桶水上来。）大瓢不能进入小口，这是第一点不合理的地方。其次，原文说的吃了一半，是说把酒吃了一半，不是把瓢吃了一半，译文在一句中用了两个“it”，自然是指同一物呢。吃酒连盛酒的工具也吃掉一半，世间有这样的怪事吗？真太岂有此理了。
由于上面这个一半的译错，使我想起另外一句有关一半的译文。那就是梁实秋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三十九首的首二行。译文是这样的：
啊，你是我的较佳一半的全部，
我怎能适当的赞美你呢？
读者不看原文，也会感觉到译文有点问题。我们的逻辑中，只有“全部的一半”，没有“一半的全部”，全中有半，半中不能有全，这是一定的道理。大致译者译此诗时，一心只想到俗语中的better
half（指妻，better为精神上的“较大”，不是“较佳”），而未细看原文：
O， how they worth with manners may I sing，
When thou art all the better part of me?
应译“当你确是我比较大的部分的时候”，all不是“全部”，它只含有quite或so much等表程度的意思。如视同all at
once（忽然）或all of a sudden（突然）中的all，则根本可以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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