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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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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拥有可行的人口控制手段，但在产权界定效率低下的制度背景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不得不生育更多的子女来行使产权保护功能，使家庭规模超过由生产技术决定的最优值。这种微观上的理性决策形成了宏观上人口行为的非理性过剩现象：频繁的战争、饥荒、瘟疫等“现实性抑制”以及不断的大规模移民；而与宗族活动区域非均衡分布所引起的产权界定效率“南盛北衰”相适应的是，南方家庭规模小于北方，南方人口增长率也低于北方，明代更是出现了南减北增的人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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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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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纪平（1972—），男，陕西大荔人。1994年毕业于西安石油学院油田开发系，获工学学士学位（石油开发专业）；2000—2003年就读于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产业经济学专业）；2003—2006年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经济史专业）。现就职于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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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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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王玉茹）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
一、人口行为
二、传统社会
三、经济理性
四、人口过剩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
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性质
二、历史主义和逻辑方法
三、理性与演化
四、分析框架的假说性质
第四节 研究价值及意义
第五节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一、研究思路
二、结构安排
第二章 产权界定与人口行为
第一节 产权界定与人口过剩
一、基本框架
二、另一个角度
第二节 制度系统的“过剩”人口
第三节 生产系统的过剩人口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人口剩余的特殊原因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人口的产权分析模型
第一节 一般均衡分析
一、不考虑产权保护的子女数量
二、考虑产权保护的子女数量
第二节 理论模型：局部均衡分析
一、基本假设
二、均衡结果
第三节 理论模型：比较静态分析
第四节 动态均衡的简单描述
第五节 对相关学术争论的分析
第六节 中国传统人口行为模式
第四章 中国传统社会的生育控制
第一节 房事控制
一、伊懋可的概率模型
二、节欲文化基础
第二节 婚内节育技术
一、由江浙到中国
二、避孕技术
三、堕胎技术
四、绝育技术
第三节 节育技术的传播
一、传播途径
二、“三姑六婆”
第四节 溺婴
一、溺婴行为界定
二、溺婴的道德约束
三、溺婴的法律约束
四、溺婴的实际状况
第五节 间接证据
一、娼妓与节育史
二、经济政策对人口行为的影响
三、“花蓝瑶”的节育行为
第六节 中国传统人口控制技术评价
第五章 中国传统社会产权界定制度及其效率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的共同体性质
一、传统社会的共同体性质
二、共同体之争
三、“大共同体”的特征
四、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
五、大共同体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
第二节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
一、中央司法机构
二、地方司法机构
第三节 传统司法体系的特点及效率
一、“息讼”原则
二、地方官责任制度
三、技术缺陷
四、传统司法体系的腐败
第四节 乡里组织及其效率
一、变迁过程
二、由“乡官”到“职役”
三、职役化乡里组织的产权界定功能
第五节 传统社会的产权界定效率
第六章 宗族与产权界定
第一节 传统社会中宗族的不均衡分布
一、“南盛北衰”
二、原因分析
第二节 宗族的产权界定功能
一、族规约束与产权界定
二、直接方式
三、间接方式
四、执行方式
第三节 产权界定效率的地区差异
第七章 “理性的”人口过剩
第一节 宏观人口的“马尔萨斯”现象
一、人口过剩的标准
二、宏观人口行为
三、人口迁移
第二节 人口宏观行为的南北差异
一、总体人口历史变迁
二、明代“南减北增”
三、家庭规模
第八章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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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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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活动分布是不均衡的，即南方普遍比北方地区发达，尤其是东南最为活跃。在这种“南盛北衰”的非均衡分布状态的形成过程中，有四个方面的原因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南方地区自然环境造成的高农业生产率、较为发达的商业活动、官僚系统相对薄弱以及较晚定居的特点。
首先，生态环境及其所形成的农业生产率是影响宗族分布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传统社会中，最为强大的宗族组织在水稻种植区域中普遍出现，显然并非是一种偶然现象。这一结论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验证。强大宗族组织总是出现的富裕农业地区，而在贫困地区则没有发现，其原因就在于宗族组织的建立和维持需要生产剩余，而传统社会中只有发达农业区（即水稻区）才有此种可能。在传统时期，中国淮河以北地区的土壤状况、降雨量以及气候决定了小麦、谷类和高粱是其主要的农作物。这三类作物的亩产量比水稻低一半左右，也就是说，仅仅水稻的亩产量就可以抵得上小麦和谷类的产量之和。而且，南方地区因为日照时间长，双季稻的种植十分普遍，这也增加了土地的生产率。所以，从总产量上讲南方比北方更为富裕。另外一个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现象就是，由于南方、中部地区农业生产率较高以及人口密度更大，其资本生产率更高于北方，这一点对于大规模宗族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以生产效率为基础的族产积累是宗族组织产生与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
除了农业生产效率，生态环境还通过另外的途径影响着宗族分布，这就是北方恶劣的气候造成居民频繁迁移，不利于宗族的形成与保持。北方地区降雨不规则，干旱频繁，洪水也总是不期而至，饥馑是常见的现象。每当这些自然灾害发生，必然引起大规模的移民，因为极低的农业生产率不足以让百姓安然度过没有收成的年度。与此相反，南方的生态相对稳定，人类居住的稳定程度很高，有利于宗族的形成与壮大。
其次，商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也影响了宗族的非均衡分布。既然族产是宗族产生并成长的必要因素之一，那么影响家庭收入水平的商业活动也必然会间接影响宗族的活动水平。至少宋代以降，南方地区即成为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剩余促使民间贸易的发展；二是对外贸易的发展。宗族是一种古老的“原始”社会组织，而商业和贸易则具有现代气息，是一种能够引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现象。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正是在南方（尤其是东南）这个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具现代性的地区，产生出最多、最普遍的宗族现象。
第三，官府的控制水平也影响着宗族的分布和强弱。一般来讲，官府的控制在首都及其附近最为严格，而在少数民族语言通行的福建、广东和其他边远地区则非常薄弱。在这种官府控制很弱的情形中，建立宗族组织是相互保护、相互帮助的一种可行方式。在官府控制严密的地区，这些自我保护、互助的功能被官府所削弱。统治者对宗族的容忍限度是其仅仅作为控制其内部成员的功能，当宗族组织成长得过于强大时，官府必然将其视为自己权力与地位的直接威胁，并采取各种方式尽力限制和打击。薄弱的官府控制与强大宗族组织间的这种相关关系，可以从宗族活动与王朝兴衰周期的时间相关性中得到体现：当王朝处于昌盛时期，宗族活动水平必然低落，而当王朝出于其下落阶段时，宗族活动反而高涨起来。
最后，南方地区较晚被开发的性质也导致了其宗族活动水平高于传统定居区北方。大量强大的宗族出现在同属“拓殖地”的南方和东南地区，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南方大移民中，大量农民涌入南方“蛮荒”之地，这些地区本来由少数民族居住，经济相对落后，人口稀少。汉民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在耕作的同时以武力建立起一片片“飞地”，成为宗族活动的初始形式。而且，官府控制力的极度弱化，使得这些新来者不得不建立起宗族组织以自我保护，这种情形甚至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在这种情况下，结成宗族组织几乎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原因就在于产权保护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早期可垦殖土地的大量存在也为宗族的发生提供了基础条件。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新垦殖地区的居民更容易积累族产，建立宗族组织，而传统就属于定居地区的居民则相反，土地缺乏，宗族组织不易发生，也不易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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