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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我们出版《中国人的蜕变》，实乃希望陷入纠结、困惑、迷茫、焦虑之苦闷中的当代人们能够从中觅得安谧之道。
唯有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明确传统生活方式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我们才可以细数自己身上所传承下来的中华文明之具体表象，判断其对现代化生活的利弊效果，再在此基础上，抛弃过时的、无谓的传统生活样态，保留中华文明之精华，并顺应历史发展而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式生活方式。
本书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更清晰、更理性、更自觉、更积极的姿态生活在当下社会，使中华文明这棵古树上长出新的枝桠，开出更加灿烂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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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的传统中国，形成了家族主义权威式社会结构。孝道文化、缘的观念、社会价值取向都与其息息相关，在此基础衍生的人情百态已经传承了数千年。步入工业社会后，传统性遭遇现代性冲击，社会剧变让当代中国人难免感到无所适从。
作者杨国枢教授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变化，从价值观念、性格特质、行为取向等角度系统地剖析了传统中国人，并捕捉了中国人历经现代化变迁以来的蜕变表现，以此来引导读者朋友在社会嬗变中找到一种适宜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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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国枢，
1932年12月生于山东胶县。1959年获台湾大学学士学位，1967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硕士学位，1969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兼主任、台湾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兼任台湾心理学会、台湾测验学会、台湾民族学会、亚洲社会心理学会的理事长。曾加入美国心理学会、香港心理协会、国际心理学家协会。现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心理学系讲座教授、台湾中原大学心理学系及心理科学研究中心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天津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儿童行为的发展》《青少年心理测验手册》《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现代社会的心理适应》《中国人的现代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化论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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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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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中国人的缘的观念与功能
中国人的孝道的概念分析
中国人对于人的性格的看法
--一项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实例
心理学中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研究
中国大学生的人生观
中国大学生人生观的变迁：二十年后
中国大学生价值取向及变迁
中国人在工业化过程中性格与行为的矛盾现象
中国人的现代化
--有关个人现代性的研究
中国人的性格与行为：形成及蜕变
台湾民众的性格与行为的变迁
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
名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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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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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缘的观念与功能
一、传统中国人有关缘的观念
传统中国人的宿命观是很强的。宿命观作用于人际关系方面，便形成了“缘”的观念。缘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命定的或前定的人际关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缘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在世俗传说里，缘是对各种人际关系最方便的解释。和谐而喜剧性的关系固然是缘，龌龊而悲剧性的关系也还是缘。亲如父子或夫妻是一种缘，萍水相逢的际遇也是一种缘。传统中国人这种将各种人际关系都解释成缘的态度，可以称为“泛缘主义”。
在中国的历史中，缘的观念最早始于何时，已渺不可考。但其明显形成，当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的“因缘果报”之说与“三世因果流转”之论，经过世俗化与功利化以后，可能是缘的观念的主要思想源头。探索缘的观念的演变，最有用的资料是唐代以后各种稗官野史、传奇小说及笔记小说。在宋元两代的有关著作中，缘的观念已时常出见，及至明清两代的著作，缘的思想几乎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颇多小说甚至直接将“缘”字放在书名之中，如《镜花缘》《金玉缘》《再生缘》《梅喜缘》《醒世姻缘传》及《周栎园奇缘记》。
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缘似乎可以分为两类：缘分与机缘。前者是一种长期之缘，后者是一种短暂之缘。缘分是一种命定的或前定的持久性社会角色关系，所涉及的是亲子、夫妻、师生、主仆、朋友等长期社会关系。具体而言，长期之缘主要有以下几种：（1）家属之缘（如夫妻、父子、母子、兄弟等），（2）亲戚之缘（如姻亲等），（3）师生之缘，（4）朋友之缘，（5）同事之缘（如上司与下属等），（6）其他长期之缘（如主仆等）。机缘则指一种命定的或前定的临时性人际互动关系，所涉及的是同舟、同店、同餐、同（考）场、同难等短暂的社会关系。具体而言，短暂之缘主要有以下几种：（1）同乘舟车之缘，（2）同席餐饮之缘，（3）同店宿止之缘，（4）同作博弈之缘，（5）同场考试之缘，（6）同遭危难之缘，（7）主客相处之缘，（8）他乡遇故之缘，（9）买卖交易之缘，（10）病人与医生之缘，（11）其他短暂之缘。
除了根据时间长短划分以外，缘也可依关系的好坏加以分类。长期的缘分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可以是圆满的，也可以是残缺的；可以是美好的，也可以是丑恶的；可以是幸福的，也可以是悲惨的；可以是快乐的，也可以是痛苦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如果是圆满的、美好的、幸福的或快乐的，这种缘分便是“良缘”
；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如果是残缺的、丑恶的、悲惨的或痛苦的，这种缘分便是“孽缘”。介于这两者之间者，可以称为普通的长期之缘。美满的婚姻、亲密的父子、莫逆的朋友都可以视为良缘；悲惨的婚姻、水火般的父子、相残的朋友都可以视为孽缘。芸芸众生之间，常见的夫妻、亲子、朋友关系，大都是酸甜皆有、苦辣兼具，可以视为普通的缘分。
短暂的机缘也可依关系的好坏加以分类。在短暂的社会互动中，如果所导致的后果是融洽的、愉快的或圆满的（如救助、欢聚、成功、脱险等），可以视为“善缘”；如果所导致的后果是冲突的、痛苦的或悲惨的（如争斗、失败、伤害、死亡等），可以视为“凶缘”。介于这两者之间者，可以称为普通的短暂之缘。
以上种种有关缘的分类可以参见图一。图一不仅展示出各类不同的缘，而且也表明了缘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来由。根据传奇小说、稗官野史及民间传说，可将缘的来由归纳为五种：
（一）下凡历劫：天上的神仙、星宿、童婢、树木、花草及礁石，因触犯天条或妄动凡心，被迫下凡历劫，乃成夫妻、亲子或其他之缘。最有名的例子是《红楼梦》中贾宝玉及几个“异样女子”的故事。宝玉是女娲补天所剩下的一块通灵顽石，经“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携入红尘，投胎亲历情劫。情劫的女主角林黛玉等，则是太虚幻境的下凡仙子。另一个例子是《七世夫妻》（作者不详）中的万杞梁与孟姜女，他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下凡。事因玉皇大帝在斗牛宫大宴群仙，金童敬酒时失手打碎玻璃盏，玉女在旁嗤笑，玉帝大怒，乃将二星谪下尘寰，历尽连理之劫。下凡历劫所造成的主要是长期之缘，可能是良缘，也可能是孽缘。
（二）妖异幻变：传统的中国人有相当强的泛灵观（animism）倾向，认为万物不仅有灵，而且皆能修炼成精或成仙。人若有恩或有仇于成精或成仙之某物（常为动物与植物），则某物即可能幻变成人，与此人建立某种长期的角色关系，以达到报德或报怨的目的。例如，在明代冯梦龙所著的《喻世明言》第34卷中，曾谈到“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李元是南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解元，他因一时善念，救了一条小蛇的性命。小蛇实为龙，其父乃西海群龙之长。为报李元之德，龙王特以己女妻之，三年缘满方回。妖异幻变以报德，所导致的可能是长期的良缘，也可能是短暂的善缘；以报怨，所导致的可能是长期的孽缘，也可能是短暂的凶缘。
（三）转世轮回：道教与佛教的思想经过世俗化以后，形成中国人强烈的转世轮回的观念。此种观念认为个人今世作为的好坏，可以影响来世的际遇，今世重大的人际关系可以影响来世的人际关系。某甲今世对某乙有大恩或大仇，则某乙来世即会与某甲形成某种长期或短暂的关系，以达到报德或报怨的目的。例如，清代纪晓岚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曾有这样的记载：
盖前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刲羊豕。周氏之祖，自东昌贩归。至肆，午后，屠者曰：“肉尽，请少待。”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来。”急出止之。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一女战栗无人色，见周并哀呼。一求速死，一求救。周侧然心动，并出资赎之。一无生望，急刺其心死。一携归，因无子纳为妾，竟生一男，右臂有红线，自腋下绕肩胛，宛然断臂女也。后传三世乃绝。皆言周本无子，此三世乃一善所延云。
转世轮回以报德，所导致的可能是长期的良缘，也可能是短暂的善缘；以报怨，所导致的可能是长期的孽缘，也可能是短暂的凶缘。
（四）善恶报应：在妖异幻变与转世轮回两种情形下，所涉及的主要是人际的恩怨，而恩怨事件有时不免会涉及个人一时的善行或恶行。但此处所说的善恶则指持久的善或恶，亦即积善（如造桥、铺路、施舍、放生等）与积恶（如欺压、偷窃、杀生、不孝等）。此种持久性的善恶所表现的是性格或习惯，而非在特定时空以特定人物为对象的临时行为。传统的中国人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神仙明察秋毫，会以良善的人际关系来奖励积善之人，而以凶孽的人际关系来惩罚积恶之人。例如，在清代蒲松龄所著的《聊斋志异》中，有一段有关“金永年”的故事：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无子，媪七十八岁，自分绝望，忽梦神曰：“本应绝嗣，念汝贸贩平准，赐予一子。”醒以告媪。媪曰：“此真妄想，两人皆将就木，何由生子？”无何，媪腹震动，十月，竟举一男。
在此故事中，此翁、此媪与其子之关系是积善所得的“报酬”。积善所导致的可能是长期的良缘，也可能是短暂的善缘。积恶所导致的可能是长期的孽缘，也可能是短暂的凶缘。
（五）冥冥之中：以上四种缘的来由，或非凡夫俗子所能为，或须拥有特殊的经历，或须依靠独特的努力，自非适用于一般人。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缘主要来自“冥冥之中”的安排。冥冥之中所代表的是渺不可知的命运，是一只看不见的万能之手，撮合了各种长期的与短暂的人际关系。传统中国人努力使“冥冥之中”具象化的结果之一，便是月下老人的故事。月下老人手执“婚姻簿”，从囊中取红丝绳，系男女双足，即注定二者结为夫妇，永难改变。冥冥之中所决定的可能是普通人的长期普通之缘，也可能是普通人的短暂普通之缘。
在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缘的观念根深蒂固。为了表达这种概念与信念，中国人发明了很多有关成语与谚语，广泛应用于文章与语言中，借以在日常生活中解说或美化种种长期或短暂的人际关系。表一所载即传统中国人在各种场合所运用之与缘有关的主要成语及谚语。其中，有些主要是指向长期之缘，有些主要是指向短暂之缘；有些所涉及的是良缘，有些所涉及的是孽缘；有些仅指有缘，有些则指无缘。
…………
人的孝道的概念分析中国人的孝道的概念分析
一、传统孝道与泛孝主义
传统中国不仅以农立国，而且以孝立国。自古以来，孝是最重要的善行与德行。在诸善之中，孝最具有超越性；在诸德之中，孝最具有普遍性。为了强调孝的超越性，孔子曾在《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是说，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也是一切教化的来源。为了强调孝的普遍性，孔子又在《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意思是说，孝可充满宇宙之间，能贯通天、地、人三才而为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道是如此重要，俨然成为事亲、治家、治国、平天下的极则。时至今日，我们甚至可以说，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何以如此重要?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说起。从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观点来看，传统中国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主要适合务农的经济生活。中国文明最早主要发源于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包括陕西、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的渭水盆地）。此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是气候多变、降雨量低、植物稀少，但其土壤皆为肥沃的黄土。此种土壤不需要另加肥料，即可长久耕种而且仍可丰收。在此类生态环境中，耕种谋生似乎是一种最为适宜的办法。考古及其他资料显示，早在公元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此一地区即已出现自足自续的农业系统。此后，依赖农业经济的地区逐渐扩展，及至最近2000多年，淮河以南地区也形成了多产而有效的农业系统。总之，自古以来，传统中国社会的生计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主要是农业。
农业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而土地的保护与耕种及作物的照料与收获，均为个人能力所不逮，须靠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来共同运作。比较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当然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家庭，于是，家庭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运作单位。由于家庭是农业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家庭的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自是极其重要，因而形成了中国人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familism）的想法与做法。家庭既然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唯一重要的团体或集体，自小生活其中的强烈经验习惯就会使中国人养成一种很明显的心理与行为倾向，那就是将家庭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予以家庭化，即将家庭中的结构形态与关系模式推广或概化到家庭以外的团体组织。这种将家人关系与家族伦理的形式与内涵推行到非家族性团体或集体的过程，可以称为家庭化（familization）历程。经由家庭化历程而将家庭以外的团体或集体视为类似家庭的心态与观念，可以称之为泛家族主义。有关家族主义、家庭化历程及泛家族主义三者的关系见图一。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在强烈的家族主义的影响下，为了维护家庭的和谐、团结及延续，晚辈必须对长辈依顺服从，必须传宗接代，必须奉养父母，必须随侍父母而不远游。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要使子女养成这些观念、意愿及行为，便必须提倡一套兼含这些要素的意识形态，这便是孝道。所以，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孝道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文化设计，其功能在于促进家庭的和谐、团结及延续，也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有效地从事务农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从而充分适应宜农的生态环境。孝既有如此重大的功能，其重要性自必超越其他诸德与诸善之上。
尤有进者，经由家庭化作用的历程，孝道伦理还会推广到家庭以外的团体或集体，如行号、社团、郡县、国家、天下。例如，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内，常将国比作家，君比作父，而有“以孝事君则忠”与“臣事君犹子事父”的说法。在家庭化作用的影响下，孝的运作范围已不限于家族，进而扩及家庭以外的领域。这便形成了泛孝主义心态（参见图一）。泛孝主义不仅有助于家庭内权威式结构（强调上下关系或阶层排比）的维护，而且有助于家庭外权威式结构的维护。这便是当家者要提倡“以孝治家”而当政者要提倡“以孝治国”的缘故。
总而言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及其他社会集体的和谐团结及延续，以便有效适应务农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在此类社会里，泛孝主义所表现的孝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家族主义的重点，也是中国式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基础。中国式集体主义，事实上是以家族主义为主，因而是一种家族主义式集体主义。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内，家庭是最主要的集体或团体，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甚至也是唯一的集体或团体。在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中，主要的运作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例如，土地属于整个家庭，而不是其中的任一成员；耕作土地的收获及其他收入属于整个家庭，而不是任一成员。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绝大多数民众都是一生不离家庭，因而对他们而言，家庭（集体）为重、个人为轻的家族主义实即一种集体主义。而且，即使那些团体生活范围超乎家庭的传统中国人，经由家庭化历程所形成的泛家族主义，也会使他们以家族主义的方式来重集体（家庭以外的团体）而轻个人。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传统中国人而言，其集体主义都是以家族主义为基础，所以是一种家族主义式集体主义。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传统孝道之所以重要，即在于它能促进家族主义式集体主义社会的和谐团结及稳定。
但是，当前及未来的台湾社会，已经不再是家族主义式的集体主义社会了。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地区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工商社会。这不仅是一种量的变迁，而且是一种质的变迁；不仅是一种程度的变迁，而且是一种类型的变迁。在此彻头彻尾的变迁中，最基本的是生计经济形态的转换。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民众赖以维生的经济形态是务农活动；在现代工商社会中，民众赖以维生的经济形态是工商活动。前者主要依赖土地作物，后者主要依赖科技智能。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工商机构的组织不管如何庞大，工业生产与商业活动的历程不管如何复杂，其中的工作主要是以个人为单位而设计的。所有权与工作的分离，使来自不同家庭的人互相习于共同工作。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个人的可被取代性很高，只要具备一定条件的人，都可担任该项工作。在大多数情形下，工商社会中的工作的获得取决于个人的专业智能及身心特质，与其家庭背景关系不大。同时，个人为追求较好的工作及较高的待遇，常会不断转换工作类别及工作地点，因而成为逐工作而居的现代“游牧民族”。于是，现代工商社会的民众不只从土地疏离出来，而且从家乡疏离出来。上述这些生计经济形态的基本转换，衍生出种种崭新的社会特征，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基本而言，现代工商社会以个人为主要运作单位，而不再以集体为主要运作单位。在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中，个人是享受权利与课以义务的单位，是加以褒贬与评价成败的对象。也就是说，生活价值与意义的中心不再是集体，而是个体。在这不可抗拒的潮流下，家族主义式微了，集体主义也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个人自主、价值、尊严及幸福的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孝道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在家族主义与泛家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促进集体主义化之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团结及存续。30多年的变迁既然已使台湾地区转型为现代工商社会，则随着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没落，传统孝道的上述社会功能自然会逐渐减弱或消失。传统孝道的功能既失，其本身势必产生重大的演化，逐渐转变成一种以个体主义为基调的新孝道。从集体主义的传统孝道蜕化而来的个体主义的新孝道会强调亲子（女）双方的价值、尊严及幸福，会尊重亲子（女）双方的独立、自主及自动。与传统的旧孝道相比，这种新孝道究竟有哪些主要特征，这是下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课题。为了便于此一课题的讨论，下文将先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分析孝道的内涵与性质，从而提出一套理解孝道的概念架构。
二、孝道的社会心理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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