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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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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小看客，社会的小看客、人生的小看客——贾平凹、赵丽宏、雷达、舒婷、陈白尘、章含之、鲍尔吉·原野、刘震云、王小波、龙应台等50位中国当代顶尖作家，用风格迥异的文笔，讲述他们眼里的历史变迁、社会百态、苦乐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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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或追忆特殊年代难以抹灭的记忆，或分享逝去岁月里趣味盎然的真情，或回味少小故乡的人事，篇篇入情，字字入心。
《新史记文丛：小看客》是从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发表的散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旨在检阅散文的创作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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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葛一敏，《散文选刊》主编，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
乔叶，《散文选刊》副主编，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著有《最慢的是活着》（获鲁迅文学奖）、《拆楼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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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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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入历史的湖
忆大寨之游（韦君宜）
丙午丁未纪事——乌云与金边（杨绛）
牛棚生活（季羡林）
一块土地（贾平凹）
死之余响（赵丽宏）
王府大街64号（雷达）
书祭（舒婷）
印在黄土地上的红手印（梁衡）
忆眸子（陈白尘）
被俘人员的信（老姜）
你，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万伯翱）
回看血泪相和流（柯灵）
谁说草木不通情——忆冠华（章含之）
沉入历史的湖（马风）
小看客
八十自省——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态（萧乾）
霞落燕园（宗璞）
晚翠园曲会（汪曾祺）
人名历险记（蓝翎）
美丽（张贤亮）
二○○八上课记——他们的困惑和我的困惑（王小妮）
小看客（鲍尔吉？原野）
寻觅回来的哀痛（唯明）
痴子（俞明）
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刘成章）
一个小孩的心灵史（秦文君）
二马（刘亚洲）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卞毓方）
春日探寻聚源中学（陈丹燕）
水巷桥畔（凤章）
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魏得胜）
父亲的毒酒（赵晏彪）
聂卫平与大竹之战（沈果孙）
偏锋
无名氏（柯灵）
俺村、中国和欧洲（刘震云）
新大寨行述（二月河）
老舍着装的历史内涵与精神表征（徐德明）
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王开玲）
匿名者（塞壬）
思维的乐趣（王小波）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
王仁先（刘亚洲）
告诉——格致工作记录本（格致）
煎饼花儿（马瑞芳）
偏锋（桑麻）
切尔诺贝利：他依然没有撤离（苍耳）
命案（朝阳）
申报教授（张国俊）
走路（林希）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
漂流者（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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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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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丁未纪事——乌云与金边（杨绛）
丙午、丁未年的大事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不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尤其像我这种没有名位也从不掌权的人。一般只不过陪着挨斗罢了。这里所记的是一个“陪斗者”的经历，仅仅是这场“大革命”里的小小一个侧面。
一、风狂雨骤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
他说：“还没有，快了吧？”
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
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
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
我倒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不过我已早知不妙。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着一份文件，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再一次大会上，忽有人提出“杨季康，她是什么人？”，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因为正在检讨另一“老先生”。会后，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我就这样给“揪出来了”。
“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我们同组“揪出来”的一伙，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语录”条，有一张上说：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位同伙正坐在这条语录的对面。他好像阿Q照见了自己瘌痢头上的疮疤，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座位。好在屋里空位子多得是，我们足有自由随便就坐，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
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忽被召去开大会。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督小组”监管。
我回家问默存：“你们怎么样？”当然，学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们俩的遭遇也相仿。他的专职是扫院子，我的专职是扫女厕。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恭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阿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阿丽思的名言：“curiouserandcuriouser！”
事情真是愈出愈奇。学部没有大会堂供全体开会，只有一个大席棚。有一天大雨骤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押上台去“示众”，还给我们都戴上了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我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散会我给推推搡搡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幸级别不高。尖顶高帽都需缴还。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我就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默存一样。
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称为“揪斗”。有一天默存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那个“十”字。听说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怪头”，饱受折磨。理发店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命他戴着回家。
我的同伙没遭这个恶作剧，可是宿舍大院里立刻有人响应了。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糨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极左大娘”——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那位“极左大娘”还直在大院里大声恫吓：“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不时发出警告：“×门×号！谁在撕纸？”“×门×号！谁在烧东西？”一会儿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谁家烟筒冒烟呢！”夜渐深，她还不睡，却老在喝问：“×门×号！这会儿干吗还亮着灯？”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伙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这是前夕不知谁下的命令。我去扫地的几处，一般都很体谅。有的说，院子已经扫过了，有的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我们清除。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旯旮，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做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作痛。我认识她。我回头说：“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那姑娘立起一对眼珠子说：“他和你们不一样！”随手就猛抽一鞭。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力的人，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那位姑娘的积极也是理所当然。
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楼里的“牛鬼蛇神”去训话，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扫大院，清除垃圾，还附带一连串的禁令：不许喝牛奶，不许吃鱼、吃肉、吃鸡蛋，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当时已经有许多禁令，也不知是谁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撵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话”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
“极左大娘”不许我家阿姨在我家干活，因为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我。可是她又不准阿姨走，因为家有阿姨，随便什么人随时可打门进来搜查。默存的皮鞋领带都给闯来的红卫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机。阿姨撒谎说是公家的，没让拿。我教阿姨推说我们机关不准我家请阿姨，“极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关住了大门。阿姨临走对我说：“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不过，还是好人多。”这当然是她的经验之谈，她是吃过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吗？多的是什么样的好人呢？——“究竟还是坏人少”，这样说倒是不错的。
“扫地出门”很多地方实行了，至少，造反派随时可闯来搜查。家家都有。“罪证”得销毁。宿舍里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冲到底层，把马桶堵塞了。住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太意，忙把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这就引起宿舍里又一次“揪斗”。我回家较晚，进院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儿匠的爱人，她一见我就偷偷向我摆手。我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看见平房里的张大妈对我努嘴，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极左大娘”已经看见我了，提着名字喝住，我只好走上台阶，站在默存旁边。
我们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我们队里。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我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她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我没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默存急得直说“怎么办？”我持强说：“兵来将挡，火来水挡。总有办法。”我从二楼上三楼的时候，果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我想不出别的方法，也没有工具，连糨糊胶水都没有。我费了足足一夜功夫，做成一顶假发，害默存整夜没睡稳因为他不会帮我，我不要他白陪着。
我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我自持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橘黄色，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花白。
来京串联的革命小将乘车不买票，公共车辆拥挤不堪，上车不易。我和默存只好各自分头挤车。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我声明自己不是“黑帮”。“你不是黑帮是什么？”她看着我的头发。乘客们都好奇地看我。我心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说为妙。”我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直到一年后，我全靠两条腿走路。
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往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默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
我们生活上许多事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众已通知煤厂不得为“牛鬼蛇神”家送煤。我们日用的蜂窝煤饼，一个个都得自己到煤厂去买。咸菜、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卖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样尖利，眼睛老盯着我的假发，有个大娘满眼敌意，冷冷地责问我：“你是什么人？”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以后就和默存交换任务：他买菜，我买煤。我每天下班路过煤厂，买三块大煤、两块小煤，用两只网袋装了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因为我扫地扫得两手无力，什么都拿不动了。煤厂工人是认识我的。他们明知我是“牛鬼蛇神”，却十分照顾。我下班赶到煤厂，往往过了营业时间，他们总放我进厂，叫我把钱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饼。有一次，煤厂工人问我：“你烧得了这么多煤吗？”我说：“六天买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们听我还给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给我家送煤的老田说：“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他果然悄悄儿给我送了一车。我央求他给李健吾和唐棣华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这事不幸给“极左大娘”知道，立即带着同伙赶到煤厂，制止了送煤。
不久以后，听说“极左大娘”在前院挨斗了。据说她先前是个私门子，巡过敌伪小军官。传闻不知真假，反正我们院子里从此安静了。有个丑丫头见了我就跟着臭骂。有个大娘公然护着我把她训斥了一顿，我出入大院不再挨骂。
宿舍大院里的暴风雨暂时过境，风势和缓下来，不过保不定再来一阵。“一切牛鬼蛇神”正在遭受“横扫”，我们得战战栗栗地待罪。
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却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岿然不动”。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复自慰：假如我短寿，我的一辈子早完了，也不能再指望自己做这样那样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啊，美丽的新世界”，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二、颠倒过来
派给我的劳动任务很轻，只需收拾小小两间女厕。这原是文学所小刘的工作。她是临时工，领最低的工资——每月十五元。我是妇女里工资最高的。革命群众叫我干小刘的活儿，小刘却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这就叫“颠倒过来”。
我心上慨叹：这回我至少可以不“脱离实际”，而能“为人民服务”了。
我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我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绝不是三天两天或十天八天的事。我就置备了几件上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的大小两个盆，放在厕所里。不出十天，我把两个斑驳陆离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制成，铲刮掉多年积污，虽有破缺，仍是雪白锃亮。三年后，潘家珣太太告诉我：“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有一点灰尘。”这当然是过奖了。不过我确还勤快，不是为了荣誉或“热爱劳动”，我只是怕脏怕臭，而且也没有别的事可做。
小刘告诉我，去污粉、盐酸、墩布等等都可以向她领取。小刘是我的新领导，因为那两间女厕属于她的领域。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她尊重自己的下属，好像觉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远胜于她，却丝毫没有忌妒之心，却对我非常欣赏。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点没有架子，马上就拿给我。默存曾向我形容小刘的威风。文学所的“牛鬼蛇神”都聚在一间屋里，不像我们分散几个办公室，也没有专人监视。我很想看看默存一伙的处境。一次，我估计他们已经扫完院子，就借故去找小刘。我找到三楼一间闷热的大办公室，看见默存和他同伙的“牛鬼蛇神”都在那里。他们把大大小小的书桌拼成马蹄形，大伙儿挨挨挤挤地围坐成一圈。上首一张小桌是监管大员小刘的。她端坐桌前，满面严肃。我先在门外偷偷和室内熟人打过招呼，然后就进去问小刘要收拾厕所的东西。她立即离席陪我出来，找了东西给我。
几年以后，我从干校回来，偶在一个小胡同里看见小刘和一个女伴推着一辆泔水车迎面而来。我正想和她打招呼，她却假装不见，和女伴交头接耳，目不斜视，只顾推车前去。那女伴频频回头，看了我几眼。小刘想必告诉她，我是曾在她管下的“牛鬼蛇神”。
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那时候常有红卫兵闯来“造反”。据何其芳同志讲，他一次被外地来的红卫兵抓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揪出较早，身上还不挂牌子。他自称是扫院子的。
“扫院子的怎么戴眼镜？”
他说从小近视。可是旁人指出他是何其芳。那位小将凑近前去，悄悄说了不少仰慕的话。其芳同志后来对默存偷偷儿讲了这番遭遇。我不能指望谁来仰慕我。我第一次给外来的红卫兵抓住，就老老实实按身上挂的牌子报了姓名，然后背了我的罪名：一、拒绝改造；二、走白专道路；三、写文章放毒。那个红卫兵觉得我这个小鬼不足道，不再和我多说。可是我怕人揪住问罪，下次看见外来的红卫兵之流，就躲入女厕。真没想到女厕也神圣不可侵犯，和某些大堂堂、大寺院一样，可充罪犯的避难所。
我多年失眠，却不肯服安眠药，怕上瘾；学做气功，又像王安石“坐禅实不亏人”，坐定了就想出许多事来，要坐着不想是艰苦的奋斗。我这番改行扫厕所，头脑无须清醒，失眠就放心不眠。我躺着想我该做什么事，就起来做。好在我的卧室在书房西边，默存睡在书房东边的套间里，我行动轻，不打搅他。该做的事真不少。第一要紧的是销毁“罪证”，因为毫无问题的字纸都会成为严重的罪证。例如我和小妹妹杨必的家信，满纸胡说八道，引用的典故只我们姐妹了解，又常用家里惯用的切口。家信不足为外人道，可是外人看来，保不定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或特别的密码。又如我还藏着一本《牙牌神数》，这不是迷信吗？家信之类是舍不得撕毁，《神数》之类是没放在心上。我每晚想到什么该毁掉的，就打着手电，赤脚到各处去搜出来。可是“毁尸灭迹”大非易事。少量的纸灰可以浇湿了拌入炉灰，倾入垃圾，烧的时候也不致冒烟。大叠的纸却不便焚烧，怕冒烟。纸灰也不能倾入垃圾，因为准有人会检查，垃圾里有纸灰就露馅了。我女儿为爸爸买了他爱吃的糖，总把包糖的纸一一剥去，免得给人从垃圾里捡出来。我常把字纸撕碎，浸在水里揉烂，然后拌在炉灰里。这也只能少量。留着会生麻烦的字纸真不少。我发现我们一下班随身带的手提袋从不检查，就大包大包带入厕所，塞在脏纸篓里，然后倒入焚化脏纸的炉里烧掉。我只可惜销毁的全是平白无辜的东西，包括好些值得保留的文字。假如我是特务，收拾厕所就为我大开方便之门了。
我们“牛鬼蛇神”劳动完毕，无非写交代，做检讨，或学习。我借此可以扶头瞌睡，或胡思乱想，或背诵这些喜爱的诗词。我夜来抄写了藏在衣袋里，背不出的时候就上厕所去翻开读读。所以我尽量把厕所收拾得没有臭味，不时地开窗流通空气，又把瓷坑抹拭得干干净净，尤其是挡在坑前的那个瓷片（我称为“照墙”）。这样呢，我随时可以进去坐坐，虽然只像猴子坐钉，也可以休息一会儿。
一次我们这伙“牛鬼蛇神”搬运了一大堆煤块，余下些煤末子，就对上水，做成小方煤块。一个小女孩在旁观看。我逗她说：“瞧，我们做巧克力糖呢，你吃不吃？”她乐得嘻嘻哈哈大笑，在我身边跟随不舍。可是不久她就被大人拉走了；她不大愿意，我也不太值得。过两天，我在厕所里打扫，听见这小女孩在问人：“她是干什么的？”有人回答说：“扫厕所的。”从此她正眼也不瞧我，怎么也不肯理我了。一次我看见她买了大捆的葱抱不动，只好拖着走。我要帮她，她却别转了脸不要我帮。我不知该慨叹小孩子家也势利，还是该赞叹小孩子家也会坚持不与坏人为伍，因为她懂得扫厕所是最低贱的事，那时候扫厕所是惩罚，受这种惩罚的当然不是好人；至于区别好人坏人，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人，却享到些向所未识的自由。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有一套习惯的文明礼貌，虽然常常受到“多礼”的谴责，却屡戒不改。例如见了认识的人，总含笑招呼一下，尽管自己心上不高兴，或明知别人不喜欢我，也不能见了人不理睬。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光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绝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这是“颠倒过来”的意想不到的妙处。
可是到厕所来的人，平时和我不熟的也相当礼貌。那里是背人的地方，平时相熟的都会悄悄慰问一声：“你还行吗？”或“顶得住吗？”或关切我身体如何，或问我生活有没有问题。我那顶假发已经几次加工改良。有知道我戴假发的，会凑近细看说：“不知道的就看不出来。”有人会使劲“咳！”一声表示愤慨。有一个平时也并不很熟的年轻人对我做了个富有同情的鬼脸，我不禁和她相视而笑了。事过境迁，群众有时还谈起我收拾厕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许多人的关心和慰问，尤其那个可爱的鬼脸。
三、一位骑士和四个妖精
我变成“牛鬼蛇神”之后，革命群众俘虏了我翻译的《堂吉诃德》，并活捉了我笔下的“四个大妖精”。堂吉诃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俘虏，也决不肯损害我。四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罪。不过仔细想来，妖精还是骑士招来的。“罪证”往往意想不到。我白白地终夜睁着两眼寻寻觅觅，竟没有发现偌大四个妖精，及早判处他们火刑。
我剃成阴阳头的前夕，出版社的一个造反派到学部来造反，召我们外文所的牛鬼蛇神晚饭后到大席棚挨斗。默存他们一伙挨斗是另一天，他们许多人都罚跪了。我回家吃完晚饭出门，正值暴雨。我撑着雨伞，穿上高筒胶鞋，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下车的时候，天上的雨水真是大盆大盆地泼下来，街上已积水成河。我赶到席棚，衣裤湿了大半，胶鞋里倾出半靴子雨水。我已经迟到，不知哪儿来的高帽子和硬纸大牌子都等着我了。我忙忙戴上帽子，然后举起双手，想把牌子挂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两臂高不过帽子。旁边，“革命群众”的一员静静地看着，指点说：“先戴牌子，再戴高帽子呀。”我经他提醒，几乎失笑，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话先挂牌子，然后戴上高帽。我不过是陪斗，主犯是谁我也不清楚，觉得挨骂的不是我，反正我低头站在台边上就是了。揪斗完毕，革命小将下了一道命令：“把你们的黑稿子都交出来！”
“黑稿子”？什么是“黑稿子”呢？据我同伙告诉我，我翻译的《吉尔？布拉斯》“诲淫诲盗”，想必是“黑”的了。《堂吉诃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诃德是地主，桑丘是农民，书上没有美化地主，歪曲农民吗？巨人怪兽，不都是迷信吗？想起造反派咄咄逼人的威势，不敢不提高警惕。我免得这部稿子遭殃，还是请革命群众来判定黑白，料想他们总不至于把这部稿子也说成“黑稿子”。
《堂吉诃德》原著第一、第二部各四册，共八册，我刚译完第七册的一半。我每次誊清了译稿，就把草稿扔了。稿纸很厚，我准备在上面再修改加工的。这一大叠稿子重得很，我用牛皮纸包好，用麻绳捆上，再用红笔大字写上“《堂吉诃德》译稿”。我抱着这个沉重的大包挤上车，挤下车，还得走一段路。雨后泥泞，路不好走，我好不容易抱进办公室去交给组秘书。我看准他为人憨厚，从来不“左得可怕”。我说明译稿只此一份，没留底稿，并说，不知这部稿子是否“黑”。他很同情地说：“就是嘛！”显然他不赞成没收。可是我背后另一个声音说：“交给小C。”小C原是通信员，按“颠倒过来”的原则，他是很有地位的负责人。原来那时候革命群众已经分裂为两派了，小C那一派显然认为《堂吉诃德》是“黑稿子”，该没收。小C接过稿子抱着要走，组秘书郑重叮嘱说：“可这是人家的稿子啊，只有这一份，得好好儿保管。”小C不答，拿着稿子走了。我只好倒抽一口冷气，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那一天真是我不幸的一天，早上交出《堂吉诃德》译稿，晚上给剃成“阴阳头”。
不久以后，一个星期日，不知哪个革命团体派人来我家没收尚未发表的创作稿。我早打定注意，什么稿子都不交出去了。我干脆说：“没有。”他又要笔记本。我随手打开抽屉，拿到两本旧笔记，就交给他。他说：“我记得你不止两本。”的确不止两本，可是当时我只拿到两本。我说：“没有了。”那位年轻人也许本性温和，也许有袒护之意，并不追问，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他刚走不久，我就找出一大叠整齐的笔记本，原来交出去的那两本是因为记得太乱，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处。
我经常失眠，有时精神不振，听报告总专心做笔记，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两本是倦极乱记的。我不便补交，干脆把没交的一叠笔记销毁了事，这件事就置之脑后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群众开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楼”了。我是首批“下楼”的二人之一。从“牛棚”“下楼”，还得做一番检讨。我认真做完检讨，满以为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我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我呆了半晌，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笔记本打开，放在我眼前，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想不到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子里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记本上，前后共有四次“四个大跃进”，只第二次写成“四个大妖精”。我只自幸没把粮？棉？煤？铁画成实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脚，画成跳舞的妖精。这也可见我确在悉心听讲，忙着记录，只一念淘气，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可是严肃的革命群众对“淘气”是不能理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长了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有人甚至把公认为反动的“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说我下意识里蔑视那位做报告的首长。假如他们“无限上纲”——也不必“无限”，只要稍微再往上提提，说我蔑视的是“大妖精”，也许就把我吓倒了。可是做报告的首长正是我敬佩而爱戴的，从我的上意识到下意识，绝没有蔑视的影踪。他们强加于我的“下意识”，我可以很诚实地一口否认。
我只好再做检讨。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我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我自以为检讨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他说：“你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语。”我抗议说：“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他不搭理。我不服气，不肯重做检讨，自己解放了自己。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了之。后来我又为这事两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
我说四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个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工作日，我觉得太少了，还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个工作日，真是难之又难，简直办不到。因为面对书本，埋头工作，就导致不问政治，脱离实际。即使没有“运动”的时候，也有无数的学习会、讨论会、报告会等等，占去不少时日，或把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么较大的运动，工作往往全部停顿。我们哪一年没有或大或小的“运动”呢？
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可是我认为学习和开会耗费时间太多，耽误了业务工作。学习会上我听到长篇精彩的“发言”，心里敬佩，却学不来，也不努力学。我只求“以勤补拙”：拙于言辞，就勤以工作吧。这就推我走上“白专道路”。
“白专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过这条道路的都会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而翻译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还偷功夫一点一滴地攒。《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悔一心为堂吉诃德攒“私蓄”，却没为自己积储些多余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
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我，只说，没收的“黑稿件”太多，我那一份找不到了。我每天收拾女厕，费不了多少时间，同伙还没扫完院子，我早已完事。我觉得单独一人傻坐在办公室里不大安全，所以自愿在群众的办公室外面扫扫窗台，抹抹玻璃，借此消磨时光。从堂吉诃德被俘后，我就想借此寻找他的踪迹。可是我的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我每间屋子都张望过了，没见到他的影子。
过年以后，有一次我们牛鬼蛇神奉命打扫后楼一间储藏室。我忽从凌乱的废纸堆里发现了我那包《堂吉诃德》译稿。我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忙抱起摆在一只凳上，又惊又喜地告诉同伙：“我的稿子在这里呢！”我打算冒险把稿子偷走。出门就是楼梯，下楼就没人看守；抱着一个大纸包大模大样在楼梯上走也不像做贼；楼下的女厕虽然不是我打扫的，究竟是个女厕，我可以把稿子暂时寄放，然后抱回家去。当然会有重重险阻，我且走一步是一步。监视我们的是个老干部。我等他一转背，就把稿子抱在手里，可是刚举步，未及出门，我同伙一个“牛鬼蛇神”——他是怕我犯了错误牵累他吗？那可怪不到他呀；他该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吧？他指着我大喝一声：“杨季康，你要干什么？”监视的干部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我。我生气说：“这是我的稿子！”那位干部才明白我的用意。他倒并不责问，只软哄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我说：“扔在废纸堆里就丢了。我没留底稿，丢了就没了！”我不记得当时还说了什么“大话”，因为我觉得这是吃了公家的饭干的工作，不是个人的事。他答应好好儿保藏，随我放在哪里都行。我先把稿子放在书柜里，又怕占了太好的位置，别人需要那块地方，会把稿子扔出来。所以我又把稿子取出，谨谨慎慎放在书柜顶上，叹口气，硬硬心，撇下不顾。
军工宣队进驻学部以后，“牛鬼蛇神”多半恢复人身，重又加入群众队伍，和他们一起学习。我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我的译稿，因为我自知人微言轻，而他们也不懂得没收稿子的缘由。组长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问。”我得耐心等待机会。工人师傅们一下班就兴冲冲地打球，打完球又忙着监督我们学习，机会真不易得。几个月来，我先后三次钻得空子，三次向他们请求。他们嘴里答应，显然是置之不理。直到下放干校的前夕，原先的组秘书当了我们组的学习组长。我晚上学习的时候，递了一个条子给他。第二天早上，他问明我那包稿子所在，立即亲自去找来，交给我说：“快抱回家去吧！”
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四、精彩的表演
我不爱表演，也不善表演，虽然有一次登上了吉祥大戏院的大舞台，我仍然没有表演。
那次是何其芳同志等“黑帮”挨斗，我们夫妇在陪斗之列。谁是导演，演出什么戏，我全忘了，只记得气氛很紧张，我却困倦异常。我和默存并坐在台下，我低着头只顾瞌睡，台上的检讨和台下的呵骂只是呵骂，并未动武，我都置若罔闻。忽有人大喊：“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我忙睁目抬头，觉得嘴里发苦，知道是心上慌张。可是一会儿我又瞌睡了，反正揪上台是难免的。
我们夫妇先后都给点名叫上舞台。登上就有高帽子戴。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形成自然低头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九十度的直角才行，否则群众会高喊：“低头！低头！”陪斗的不低头，还会殃及主犯。当然这种诀窍，只有不受注意的小牛鬼蛇神才能应用。我把帽子往额上一按，紧紧扣住，不使掉落，眉眼都罩在帽子里。我就站在舞台边上，学马那样站着睡觉。谁也不知我这个跑龙套的正在学马睡觉。散场前我给人提名叫到麦克风前，自报姓名，自报身份，挨一顿混骂，就算了事。当初在台下，唯恐上台；上了台也就不过如此。我站在台上陪斗，不必表演；如果坐在台下，想要充当革命群众，除非我对“犯人”也像他们有同样的愤怒才行，不然我就难了。说老实话，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因为骂人是自我表演，挨骂是看人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演——表演对我的心意，而无意中流露的真情，往往是很耐人寻味的。
可是我意想不到，竟不由自主，演了一出精彩的闹剧，充当了剧里的主角。
《干校六记》的末一章里，提到这场专为我开的斗争会。
群众审问我：“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我说：“是我。”
“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我说：“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
台下一片怒斥声。有人说：“谁是你的‘同志’！”
我就干脆不称“同志”，改称“你们”。
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限，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钟书的事我都知道。当时群情激愤——包括我自己。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命我打锣。我正是火气冲天，没个发泄处，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聊以泄怒。这可翻了天了。台下闹成一片，要驱我到学部大院去游街。一位中年老干部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络上绳子，叫我戴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挂在脖子上很沉。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又何妨！我暂时充当了《小癞子》里“叫喊消息的报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人，又自报消息。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
群众大概也忘不了我出的“洋相”，第二天见了我直想笑。有两人板起脸来训我：谁胆敢抗拒群众，叫他碰个头破血流。我很爽气大度，一口承认抗拒群众是我不好，可是我不能将无作有。他们倒还通情达理，并不再强逼我承认默存那桩“莫须有”的罪名。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体面人！”
五、帘子和炉子
秋凉以后，革命群众把我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领导安顿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曝晒，窗帘已陈旧破败。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
“牛鬼蛇神”的称呼已经不常用：有时称为“老家伙”。“老家伙”的名称也不常用，一般只称“老先生”。我在这一伙里最小——无论年龄、资格、地位都最小，揪出也最晚。同伙的“牛鬼蛇神”瞧我揪出后没事人一般，满不在意，不免诧怪。其实，我挨整的遭数比他们多。因为我一写文章就“放毒”——也就是说，下笔就露馅儿，流露出“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资产阶级观点。他们自己就整过我。况且他们是红专家，至少也是粉红专家，或外红里白专家，我却“白”而不“专”，也称不上“家”。这回他们和我成了“一丘之貉”，当然委屈了他们，荣幸的是我。我们既然同是沦落人，有一位老先生慨然说：“咱们是难友了。”
陈翔鹤同志一次曾和他的难友发了一点小牢骚，立即受到他领导好一顿训斥，因此他警告默存：“当心呀，难友会卖友。”我为此也常有戒心。不过我既然和难友风雨同舟，出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做准备。”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那两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
一位难友曾说：“一天最关键的时刻是下午四时。传我们去训话或问话往往在四点以前。散会后群众就可以回家。如果到四点没事，那一天就平安过去了。”他的观察果然精确。不过自从我们搬入那间大屋，革命群众忙于打派仗，已不大理会我们。我们只要识趣，不招他们就没事。我们屋里有几只桌子的抽屉是锁着的，一次几个革命群众汹汹然闯进来，砸开锁，抄走了一些文件。我们都假装不见，等他们走了才抬头吐气。砸锁、抄东西的事也只偶然一见。我们有帘子隐蔽着，又没有专人监督，实在很自由。如果不需写交代或做检查，可以专心学习马列经典，也不妨传阅小报，我抽屉里还藏着自己爱读的书。革命群众如有事要找我们，等他们进屋，准发现我们一个个都规规矩矩地伏案学习呢。
那间屋子里没有暖气片，所以给我们装一只大火炉。我们自己去拾木柴，捡树枝。我和文学所的木工老李较熟；我到他的木工房去借得一把锯子，大家轮着学锯木头。我们做过些小煤饼子，又搬运些煤块，轮流着生火和封火；封灭了明天重生，检查之类的草稿正可用来生火。学部的暖气并不全天供暖，我们的炉子却整日熊熊旺盛。两位领导回家吃饭，我们几个“老先生”各带一盒饭，先后在炉子上烤热了吃，比饭堂里排队买饭方便得多。我们饭后各据一隅，拼上几只椅子权当卧榻，叠几本书权当枕头，胡乱休息一会儿。起来大家一起说说闲话，讲讲家常，虽然不深谈，也发点议论，谈些问题。有时大家懊悔，当初该学理科，不该学文学。有时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大是非”，什么是“小是非”，一起捉摸研究。有时某人出门买些糖食，大家分享。常言道，“文人相轻”，又说是“同行必妒”。我们既是文人，又是同行，居然能融融洽洽，同享帘子的蔽护和炉子的温暖，实在是难而又难的难友啊！
六、披着狼皮的羊
我们刚做“牛鬼蛇神”，得把自我检讨交“监管小组”审阅。第一次的审阅最认真，每份发回的检讨都有批语。我得的批语是“你这头披着羊皮的狼！”同伙所得的批语都一样严厉。我们诧怪说：“谁这么厉害呀？”不久我们发现了那位审阅者，都偷偷端详了他几眼。他面目十分和善，看来是个谨厚的人。我不知他的姓名，按提绰号的惯例，把他本人的话做了他的名字，称为“披着羊皮的狼”，可是我总颠倒说成“披着狼皮的羊”，也许我觉得他只是披着狼皮的羊。
探险不必像堂吉诃德那样走遍世界。在我们当时的处境，随时随地都有险可探。我对革命群众都很好奇，忍不住先向监管小组“探险”。
一次我们宿舍大院里要求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都用朱红油漆写上语录。我们大楼的玻璃窗只能朝外开，我家又在三楼，不能站在窗外写。所以得在玻璃内面，按照又笨又复杂的方式，填画成反写的楷书，外面看来就成正文。我为这项任务向监管小组请一天假。那位监管员毫不为难，一口答应。我不按规格，用左手写反字，不到半天就完成了工作，“偷得‘劳’生‘半’日闲”，独在家里整理并休息。不久我找另一位监管员又轻易请得一天假。我家的煤炉坏了，得修理。这个理由比上次的理由更不充分。他很可以不准，叫我下班后修去。可是他也一口答应了。我只费了不到半天功夫，自己修好了；又偷得劳生半日闲。过些时候，我向那位“披着狼皮的羊”请假看病。他并不盘问我看什么病，很和善地点头答应。我不过小小不舒服，没上医院，只在家休息，又偷得一日清闲。我渐渐发现，监管小组里个个都是“披着狼皮的羊”。
秋凉以前，我们都在办公室里作息。楼上只有女厕有自来水。楼上办公室里写大字报的同志，如要洗笔，总带些歉意，很客气地请我代洗。饭后办公室人多嘈杂，我没个休息处。革命群众中有个女同志颇有胆量，请我到她屋里去歇午。她不和我交谈，也不表示任何态度，但每天让我在她屋里睡午觉。有一次我指上扎了个刺，就走进革命群众的办公室，伸出一个指头说“扎了个刺”。有一位女同志很尽心地为我找了一枚针，耐心在光亮处把刺挑出来。其实扎了个刺很可以耐心等晚上回家再说，我这来仍是存心“探险”。我渐次发现，我们所里的革命群众，只不过是披上狼皮的羊。
我们当了“牛鬼蛇神”最怕节日，因为每逢过节放假，革命群众必定派下许多“课外作业”。我们得报告假日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又得写心得体会。放假前还得领受一顿训话，记着些禁令如不准外出等。可是有一次，一个新战斗团体的头头放假前对我们的训话不同一般。我们大多承认一项大罪：“拒绝改造”。他说：“你们该实事求是呀，你们难道有谁拒绝改造了吗？‘拒绝改造’和‘没改造好’难道是一回事吗？”我听了大为安慰，惊奇地望着他，满怀感激。我自从失去人身，难得听到“革命群众”说这等有人性的语言。
我自己解放了自己，也没人来管我。有一次，革命群众每人发一枚纪念章和一部“毛选”，我厚着脸去讨，居然得了一份。我是为了试探自己的身份。有个曾经狠狠挨整的革命派对我说：“我们受的罪比你们受的厉害多了，我还挨了打呢。”不错呀，砸抽屉、抄文件的事我还如在目前。不久后，得势的革命派也打下去了。他们一个个受审问，受逼供，流着眼泪委屈认罪。这使我想到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捡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我已悟到“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老家伙也罢，革命小将也罢，谁也不是谁的敌人。反正我对革命的“后生”不再怕惧。
在北京建筑地道的时期，摊派每户做砖，一人做一百块，得自己到城墙边去挖取泥土，然后借公家的模子制造，晒干了交公。那时默存已下干校，女儿在工厂劳动，我一人得做砖三百块。这可难倒了我，千思万想，没个办法，我只好向一位曾监管我的小将求救。我说：“咱俩换工，你给我做三百块砖，我给你打一套毛衣。”他笑嘻嘻一口答应。他和同伴替我做了砖，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肯要我打毛衣。我至今还欠着那套毛衣。
干校每次搬家，箱子都得用绳子缠捆，因为由卡车运送，行李多，车辆小，压挤得厉害。可是我不复像下干校的时候那样，事事得自己动手，总有当初“揪出”我们的革命群众为我缠捆。而且不用我求，“披狼皮的羊”很多是大力士，他们会关心地问我：“你的箱子呢？捆上了吗？”或预先对我说好：“我们给你捆。”默存同样也有人代劳。我们由干校带回家的行李，缠捆得尤其周密，回家解开绳索，发现一只大木箱的盖已经脱落，全靠缠捆得好，箱里的东西就像是装在完好的箱子里一样。
我在干校属菜园班，有时也跟着大队到麦田或豆田去锄草。队长分配工作说：“男同志一人管四行，女同志一人管两行——杨季康，管一行。”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干农活有一手。有两个能手对我说：“你一行也别管，跟我们来，我们留几根‘毛毛’给你锄。”他们一人至少管六行，一阵风似的扫往前去。我跟在后面，锄他们特意留给我的几根“毛毛”。不知道的人，也许还以为我是劳模呢。
默存同样有人照顾。我还没下干校的时候，他来信说，热水瓶砸了，借用别人的，不胜战战兢兢。不久有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找我，说他就要下干校，愿为“钱先生”带热水瓶和其他东西。他说：“不论什么东西，你交给我就行，我自有办法。”热水瓶，还有装满药水的瓶，还有许多不便邮寄的东西，他都要求我交给他带走。默存来信说，吃到了年轻人特为他做的葱烧鲫鱼和油爆虾，在北京没吃过这等美味。干校搬到明港后，他的床位恰在北窗下，窗很大。天气冷了，我一次去看他，发现整个大窗的每条缝缝都糊得风丝不透，而且干净整齐，玻璃也擦得雪亮，都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我每想到他们对默存的情谊，心上温融融地感激。
我们从“牛棚下楼”后，房子分掉一半。干校回来，强邻难与相处，不得已只好逃亡。我不敢回屋取东西，怕吃了眼前亏还说不清楚。可是总有人为我保镖，帮我拿东西。我们在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三年。那间房，用我们无锡土话，叫作“坑缸连井灶”，用北方俗语，就是兼供“吃喝拉撒”的。听来是十足的陋室。可是在那三年里的生活，给我们留下无穷回味。文学所和外文所的年轻人出于同情，为我们把那间堆满什物的办公室腾出来，打扫了屋子，擦洗了门窗，门上配好钥匙，窗上挂好窗帘，还给拉上一条挂毛巾的铁丝。默存病喘，暖气片供暖不足，他们给装上炉子，并从煤厂拉来一车、一车又一车的煤饼子，叠在廊下；还装上特制的风斗，免中煤气。默存的笔记本还锁在原先的家里，尘土堆积很厚。有人陪我回去，费了两天功夫，整理出五大麻袋，两天没好生吃饭，却饱餐尘土。默存写《管锥编》经常要核对原书，不论中文外文书籍，他要什么书，书就应声而来。如果是文学所和外文所都没有的书，有人会到北大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去借。如果没有这种种帮忙，《管锥编》不知还得延迟多少年月才能完成呢。
我们“流亡”期间，默存由感冒引起喘病，喷氧四小时才抢救出险。因大脑皮层缺氧，反应失常，手脚口舌都不灵便，状如中风，将近一年才恢复正常。医生嘱咐我，千万别让他感冒。这却很难担保。我每开一次大会，必定传染很重的感冒。我们又同住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我怕传染他，只好拼命吃药；一次用药过重，晕得不能起床。大会总是不该缺席的会，我不能为了怕感冒而请假。我同所的年轻人常“替我带一只耳朵”去听着，就是说，为我详细做笔记，供我阅读，我就偷偷赖掉好些大会和小会，不但免了感冒，也省下不少时间。我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翻译的《堂吉诃德》也不知得拖延多久才能译完。关注和照顾我们的，都是丙午、丁未年间“披着狼皮的羊”。
七、乌云的金边
按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丙午、丁未年间遭大劫的人间，如果由此而锻炼了个人的坚韧，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滋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就该算是那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因为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为金色。
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选自1986年第6期《收获》
谁说草木不通情——忆冠华（章含之）
前记
清明，我带病去苏州为冠华扫墓。动身前，医生看了我体检的X光片，警告说我双肺的结核病灶可能是活动性的，应待确诊后决定是否立即治疗。然而，我却执意要先去苏州。我的心告诉我：清明时，冠华会在太湖之滨，东山之巅等待我……我不能让他失望。
今年的江南，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淅淅沥沥的阴雨断断续续下了近一个月。我从上海去苏州的那天清晨，因为送站的汽车迟到了，致使我误了六点钟的火车，等赶到冠华墓地时，已是下午两点。上午原是一个难得的晴天，我站在上海的马路旁等送站的汽车时，心情很好，觉得这多日不见的晴天是冠华知道我要去看他，特意请老天爷放晴的。我甚至微笑起来，想象着冠华雄辩的外交才华和风度一定使老天爷也被说服了。但是因为误了火车，等我午后赶到墓地时，雨又开始下起来了。我难过极了，觉得那是冠华苦苦等我一上午，他落泪了。我抚着墓碑上“乔冠华”三个字，也许是痛苦的思念压抑太久，此时反觉得心中一片空白，一片茫然。太湖旁的东山满坡青绿，微雨中，如同一幅水墨画卷，透着虚渺的秀丽和淡淡的忧伤。周围一片寂静，我独立在烟雨朦胧中，潸然泪下。良久，我拿出了司机老张同志送给我的汽车用蜡，仔细地为黑色大理石墓碑上蜡打光。一边搽，一边又被打湿。那落在碑石上的纷纷雨点夹杂着我的泪，也似乎夹杂着冠华的泪……
扫墓后回到苏州，只觉得心力交瘁。第二天独自一人关在饭店房间里，两顿饭都没有吃。说不出为什么这次来看冠华，心里特别难过，也许和下雨有关系吧？原先我并不是个多愁善感的女性，可是，自从冠华离去之后，这几年，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对天气、草木、景物，非常敏感。任何旧日的联想都会引起情绪的波动。
记得过去我很喜欢夏日的阴雨。有一年，是夏天的一个星期日吧，早饭后下起了细雨。我躺在廊檐下的藤榻上——那是冠华最喜爱的藤榻。一本书、一杯茶，听着沙沙的雨声，真觉得惬意极了。我在廊下叫了几次冠华，要他也出来享受享受。他几次答应着“就来了！”可总也不出来。我跑进屋，见他还在书桌前埋头看那些永无休止的文件，就开玩笑说：“你再不出来，我可霸占你的地盘不还了。”他说：“看完这堆材料，批完这些文件就来。”我说：“大星期天的，总该歇口气了。晚上又有活动，白天还不休息一会儿。”冠华停下笔，深情地抚摸着我的手，叹口气说：“我没这福气啊，我属牛，大概命里注定要劳累一辈子的。你也搞外交，你懂得国际风云的变幻往往来得突然。如果忽略了一些潜在的矛盾、危机，可能贻误大事。我的责任大啊！”我一时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啊，真是鲁迅说的那种‘牛’，吃了一辈子草，可是付出了一辈子的奶。我懂了，怪不得你那样喜欢鲁迅。”
于是我一人回到廊下。不久，雨越下越大，还夹着闷雷。突然，一道闪电，一场霹雳。我从小怕雷，跳起来往屋里跑，抓住冠华说：“哎呀，这声雷把我吓坏了！”冠华仰起头哈哈大笑。他的笑是我永生难忘的。记得有一次冠华去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纽约时报》曾写过一篇关于冠华的专题文章，横幅大标题就是《乔的笑》。冠华笑着说：“你不是号称最喜欢下雨天吗？还说这雨最有诗意。你啊，‘叶公好龙’，一声雷就把你吓回来了。我倒爱听这雷声，走吧，我保护你！”这下子，他倒真和我回到廊下了。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伸展双臂像要拥抱整个世界，又扭动腰肢，在雷雨声中运动着疲劳的肢体……
这一切如今是那样的遥远了。自从冠华去世之后，我忽然变得最怕雨。雨让我想起向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想起三天后从八宝山迎回他骨灰的第一天。雨再也引不起诗情画意了，它在我心底勾起的只是生离死别的眼泪和思念。
扫墓后第三天，我匆匆赶回了上海，立即买机票回北京。亲友们劝我留几天，休息一下，我却执意返回，说要回去看病。其实我的心又告诉我，离开北京一周了，春天一定已来到小院。冠华此时是会在春意盎然的小院中等待我归去，我不能让他失望。
我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追踪着冠华。我所到之处，他无处不在，可又处处不见。冠华永远在我心里啊！然而，毕竟是不在我眼前了，毕竟是永远不在我眼前，不在我身边了。
我独自回到北京，走出机舱，外面是一片明亮的阳光。空气中还掺着一丝早春的寒意，更加感到清新舒畅。心情顿觉开朗。江南一周的雨折磨得我痛苦不已，如今见到遍地的阳光才又喘过气来。
一小时后到家，刚拐进小院，一阵惊喜，真想不到今年的春天来得这样早！一周前离家时，院中还看不到绿色，如今却是满院春光。北屋书房前的梨树开满白色小花，它旁边的老海棠也点缀着无数朵粉色的花蕾，千姿百态，美极了。南边的丁香和另一株梨树都含苞欲放，三两天内这院子就将是花的世界了。惊喜之余，我最关心的却是在旁边小院极不起眼的角落里那另外的两棵树。我放下提包，赶紧去那里，看南屋房檐下的老梨树，它却仍是半边吐叶，半边毫无生气。我又去小跨院中，看我们卧室外的柿子树，不觉惊呆了！这棵当年冠华最心爱的也是最茂盛的柿子树，自他离去之后逐渐枯萎，而今年，它伸展到卧室的屋檐下的全部枝干竟都枯死了！那是冠华当年抚弄的枝干，那上面的柿子每年都由他亲手采摘。我望着这枯死的树干，刚进家门时的好心情变成了一片惆怅。这柿树对冠华如此多情，他走了，它也逐渐失去了生命。但我不知道这老柿树的一半枯死是对我结情呢，还是无情？每年我盼着它开花结果，又怕它开花结果。前年它开花时，我对着它又笑又哭，内心两种激情猛烈地撞击着。我想看见柿花，它们让我觉得冠华还在身边；我又怕看见柿花，冠华已经永远不能回来了。如今，他走后的第四个春天，柿花终于没有了。我连当年冠华抚摸过的枝叶也看不见了，它不再给我安慰，也不再给我悲哀，这是对我有情还是无情呢？
午饭后，独自坐在院中。和煦的阳光下，思绪在回忆和现实中跳跃着。也许上午到家后情绪太激动了，此刻只觉得麻木。在我的大门前，文物单位在去年嵌上了一块石牌说明此房屋属四合院文物保护单位。我此时的感觉仿佛是我也变成了这个四合院内的一件文物。我经历了这院中的几度兴衰，如今当年的主人一个又一个地去了另一个世界：1970年是我母亲，1973年我的父亲行严先生在香港病故。此后冠华迁进来，1983年他又走了，留下的只剩下我一人，唯一的女儿也早在七年前远离家乡，定居在大洋彼岸了。
从中午到黄昏，我坐在院子里，温暖的春日阳光使我紧张了一周的神经和肢体都放松下来。坐在小藤椅里，时而微睡，时而又醒来。微睡时似乎见到的是过去的景象，醒来时又看到一院春色。然而不论怎样，思绪却总是离不开那两棵伴随了冠华十年，被他称为老朋友的树……
老梨树的故事
1984年，冠华逝世后的第一个春天，也是我最悲痛的一个春天。那时院子里其他的树都开花了，唯独那棵老梨树默默地站在角落里，一朵花没有。我那时一看见梨树就哭，而且见到朋友常流着泪诉说这老梨树的故事：“你说这树木怎么会有感情的？老乔对梨树好，他病了，梨树也病了；他去世了，梨树也不开花了！”朋友们大都安慰我说：“别瞎想了，这都是巧合。哪里有草木还通情的事？”但也有个别老朋友认真地听完我的故事沉思着说：
“是啊！人世间许多事确实难以解释。”
此后春去秋来，我的悲伤逐渐埋入心底，不再流泪了，然而没有眼泪的创伤却更深沉。虽然我不再逢人便说梨树的故事了，但每到春天来临，我首先想到的是今年老梨树不知会怎么样。无形中，老梨树似乎成了冠华灵魂的化身，陪伴着我孤寂的心……
老梨树的故事要从1975年说起。那年春节之后，我想换掉院中的一棵桃树，一棵梨树。桃树是因为生虫，梨树是因为它结的果又小又硬。我请外交部总务司代买两棵好的树苗来种上。冠华同意我换树，但在换什么树苗问题上，我们俩争辩了好几天，议而不决。他建议换一棵梧桐，一棵垂柳。他一生最爱挺拔、高洁的梧桐和婀娜温柔的垂柳。我觉得他对这两种气质完全不同的树的喜爱，反映出他自己性格上具备的不同方面。我却主张种果树。我说垂柳不好，英语中叫它“垂泪的柳树”，不吉利。种果树到了秋天可以收获果子，那该多有趣。在这些小事上当然我是最后胜利者。不过，近几年来，我却常常后悔当初没有按冠华的意思种上梧桐和垂柳。如果今天这院中有这两棵他心爱的树，也许我会感到很大安慰。
那是早春时节。几位工人来帮我栽上新的梨树苗。原来的一棵桃树移至东跨院。工人问我那棵老梨树往哪里移，我不假思索地说：“那棵破树，结的果又小又硬，根本不能吃，要它干吗？挖出来不要了，等干了当劈柴生锅炉用。”于是老梨树被粗暴地挖了出来，扔在一边等待晒干后锯开。
中午，冠华下班回来吃饭。我兴冲冲地告诉他我们换了两棵好梨树：一棵是京白梨，一棵是改良雪花梨。吃完饭，我拉他到院子里去看新栽的梨树。可是他却一眼先看见了躺在地上的老梨树，并且急切地问我打算把它栽在哪里。
“没用了，干了当劈柴烧。”我回答。
冠华脸上突然蒙上一层怜惜的神情。
“不能这样丢掉老朋友啊！”他蹲下去抚摸着老梨树的枝干，“还能栽活吗？”他抬头问我。
“也许可以吧。”我被他的目光看得有点内疚，迟疑地回答，“上午刚挖出来的。”
冠华马上站起身，目光在小院里四处寻找，最后落在南屋窗下葡萄架旁的角落。
“只好栽在这里了，赶快栽。”他急匆匆地说，同时自己拿过了靠在一旁的铁铲，我找来几个人帮忙，把老梨树又栽下了。由于晒了一上午，树叶已经开始打蔫，冠华小心地抚摸着一片片耷拉下来的叶子，开玩笑似的对我说：
“幸亏我回来及时，救了我的老朋友，不然就被你们害死了。你等着，它会报答我的。”
说实话，我当时虽然因为怕伤冠华的感情没说什么，但心想老梨树是活不了的。上午挖出来的时候就没有想再栽，肯定伤了根。而南房窗下的那个角落又很少见阳光，它如何能活呢？
然而，奇迹竟然发生了！大约两个月后当春天来临的时候，那两棵新栽的梨树还只长出零零落落的嫩叶，冠华救活的老梨树却已吐出了成百朵小花蕾，密密麻麻地从绿色的新叶中探出头来冲着冠华微笑。这是从来未有过的景象，老梨树从未开过这许多花！又过了两个星期左右，梨树迸发出满树雪一般的花朵，漂亮极了，真是漂亮极了！
冠华欣喜若狂。他简直像个小孩子一般对着这满树梨花手舞足蹈。他硬拉着我到老梨树前面对它说：
“老梨树啊老梨树，咱们是老朋友，对吗？我救了你命，你为我开花。生死之交啊！”他点着我的鼻子又说：“老梨树，你可不要再生她气。她年幼无知，想把你烧了，看在我面上，你不要生她气，她其实是个好人。”
冠华叫我给他和老梨树照相，硬说老梨树通人性。他说：“这梨树比现在的有些人还懂感情呢！”我笑他发痴，不过心里也奇怪这梨树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
第二年的春天，梨树又是一身披花。后来的两个春天是想起来都撕心裂肺的。一些人利用当时复杂的历史原因，把冠华与我隔离了整整七百八十五个日日夜夜。当我们重新团聚时，冠华告诉我在那两个孤寂的春天，老梨树忠心耿耿年年为他开花。他说每当他看见这一树梨花时，他总是特别思念我，想起我们手挽手站在它面前惊叹不已的情景。
1979年2月17日，冠华肺癌手术后出院回家。我从医院里把他接回来，正是春寒料峭，一片萧瑟的时节。冠华的身体十分虚弱，我为他流了不知多少泪，但毕竟历尽劫难，我们又在一起了。这一年梨树老友又以千朵小花庆贺我们的团聚。我那时心中不觉暗自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这梨树真通人性，它的兴衰也许显示着冠华的安危。怀着这种念头，每年春天我都焦灼地等待老梨树的信息，盼它一树锦锈，象征冠华这一年吉祥如意。
1983年的春天在忧虑中来到我们的小院。这时冠华第二次癌症复发住进医院。我的心情坏极了，我知道诀别已在眼前。每天当我翻过一篇日历，我的心都不禁抽搐，我和冠华的日子又少了一天！那时我天天在医院陪住，中午趁冠华午睡，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为他取中药、牛奶和他想看的书。我无心照料庭院，总是来去匆匆。但是在一个春天的中午，我无意中看到老梨树枯萎了，连树身都佝偻着弯曲下来。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花蕾无精打采地拄在零乱的树枝上。我不禁惊呆了，马上想起了多年来心里神秘的联想。我诅咒自己为什么把冠华的命运和这棵草木之躯联在一起。我突然再也忍不住心里积压的悲痛，抱住老梨树，失声痛哭。难道这树木真有灵性？难道它真的显示了冠华生命之火正在熄灭？我的心突然一阵阵绞痛得厉害，不敢再往下想……
然而，这不敢想的一切真的发生了！1983年的春天竟是冠华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从那以后，老梨树再也没有复苏。它的一半已枯死，另一半也没盛开过。我想它同我一样，永远不会从失去冠华的痛苦中解脱了。每当春天寂静的夜晚，我独自徘徊在小院中时，总要在老梨树前伫立一会儿，有时默默地流着泪水，抚摸着它的枝干，心头拂过一丝凄清的安慰。
1985年春天，全国妇联向我借用南屋，我同意了。妇联的同志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南屋窗外的那棵老梨树，永远不得迁移，更不得挖去。”我记得冠华的话：“那是老朋友，不能丢弃。”
柿子树的故事
在小跨院里，有一棵柿子树。它的一条枝干，正横伸过我卧室的窗口。说来也巧，从前这条枝干上，每年挂一对并蒂柿子，但在1984年夏天，柿子树的这条枝干却莫名其妙地折断了。我长时间趴在卧室窗口望着这断枝，心中充满了悲伤。从此每年深秋，我从卧室内再也看不见悬挂在窗口的那一对喜人的大红柿子了。不过当时我觉得这枝干断得理所当然，本来那柿子就是年年为冠华和我结的。现在他已不在人世，我的魂也已随他而去，这一对柿子自然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卧室窗外了。有一个朋友从美国来，却笃信西藏黑教密宗，她告诉我，人死之后，灵魂从头顶离开躯体，飘忽于太空之中，直到找到理想的归宿，再过若干时候就会转世再到人间。我知道这是迷信，但又想如果人真有灵魂多好！冠华的灵魂必定已找到一个美好的归宿了，他在等待我去。在那里，我们可以超脱尘世间一切烦恼，遨游在天地之间。那对并蒂柿大概也已先到那里去了。
然而，我却没有料到今年连这棵老柿树的下半截都枯死了！这院中的七棵树，冠华最怜惜那棵险些被我烧掉的老梨树；而他最钟爱的却是这棵柿子树。柿子树叶大而宽，树干笔直，他喜欢那气派。柿子树生命力也最顽强，它身居小跨院，浇水时经常被忘记，却照样在深秋时结满红柿。柿子树曾给冠华和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至今仍是那样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
它是1974年春天进入我们小跨院的。待它刚刚长出嫩叶时，冠华就爱上它了。也许因为冠华本想栽一棵梧桐但被我否决了，他觉得宽大的柿子树叶减淡了一些他对没有种上梧桐的遗憾吧。这年秋天，我们盼望柿树结果，但失望了。第二年，我们又眼巴巴地盼着柿树开花，没想到又是失望。我很不高兴，嘟嘟囔囔地说；“真倒霉，这柿子树不结果又有什么意思？”冠华说：“别着急，再等一年。”对待生活，冠华总是比我有耐心，有信心，能宽容。
第三年的春天，柿树已是满身柿叶，却仍不见果实。我威胁说：“今年再不结果，明年换一棵。”冠华也很失望，忽然他想到一位“专家”——他的秘书小王。他兴冲冲地说：“小王是山西人，一定懂柿子树。也许柿子树结果晚，这棵还不到年龄；也许柿子树还需要点特殊肥料。我明天下班把他带回来请他看看。”
我也高兴起来，是啊，怎么没想到小王？山西的柿子树多，他的家乡就有很多。
第二天，冠华中午下班果真叫上小王一起回家了。小王是个极为朴实憨厚的同志，他虽然只在冠华身边工作不到两年，但我们之间始终保存着最真挚的友谊。
冠华把小王带到柿子树下，请他“诊断”。小王以他惯有的一丝不苟的神情，绕着柿子树转了几圈，从下看到上，从上再看到下。那时柿树已长得高过屋檐，他抬头眯眼观察着树梢。我和冠华在旁边屏气等候小王的“判决”，像是孩子有疑难病，父母等候医生的诊断，连大气都不敢出。屋里电话铃响，我轻手轻脚进屋去接，生怕干扰了小王的观察。
小王仔细看了十多分钟，终于很严肃地对冠华说：“乔部长，你们这棵树不会结柿子的。”
他的结论对冠华和我简直是莫大的打击。我们不约而同齐声问：“为什么？”
小王很认真地解释说：“柿子树分为公树和母树。母树开花结果，公树是只长叶子不结果的。我看你们栽的这棵树像是一棵公树，所以不会结果的。”
冠华非常失望，没有吭声。我说：“真是倒霉，栽了棵光棍树。”
吃午饭时，冠华请小王喝茅台，并且问他是否能肯定这树是公树。小王历来是个非常谦逊的人，再三说他不敢完全肯定，他的意见仅供参考。我说：“算了，你逼人家小王肯定，吓得他收回去了。你不信我信。都三个年头了，还不结果，自然是公树。”
后来，我们不再讨论柿子树了。可是，我发觉冠华丝毫未减少他对柿子树的钟爱。他依然在散步时拐进小跨院，时常抚摸柿树的叶片，摘去枯叶，还捡起地上的落叶。他也还经常抬头望着树梢。我知道他是个感情极深邃的人，即使柿树不结果，他也不会同意换掉的。
后来，有一天，冠华又踱步进跨院看柿子树。不久，我忽然听他兴奋地连声叫我，我急忙跑去。他激动得说话都断断续续了，指着柿树顶梢处，连连说：
“快看，柿子！柿子！结果了！这是母树！”
我也兴奋起来，拼命按他指的方向寻找，可是怎么也无法从摇曳的枝叶中找到柿子。我问他是否看错了，他说肯定不会。为了不使他扫兴，我说可能太小了，我没找到。
他肯定是一上班就告诉小王了。小王打电话问我，我安慰他说：“不一定真是柿子，老爷大家都爱把冠华称作‘乔老爷’可能想柿心切，看花眼了！”
过不久，冠华又把我叫到小院中，这一次我真的看见三个杏子大小的青柿子藏在绿叶之中。我们俩都高兴极了。冠华还把小王拉来，证明我们的树是母树。小王虽然“误诊”，但也极为兴奋。这一次，他们俩的茅台喝得比上次多。
那年春天之后，政治生活中的乌云随着“天安门事件”越来越浓重，部里的形势错综复杂，冠华承受的压力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他无心再在小院中闲步，也不再去观察这三个幼小柿子的成长。11月初，我们已深感面临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正陷入一种精心设计的不公正的安排之中。有一天，一个成熟的柿子终于自己掉落在泥土地上，摔成柿酱。我望着那会摔烂的柿子，心头涌上一股悲愤的情绪。这红色染在泥土上像我的血和泪，我不明白冠华为他倾心的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为什么在晚年会面临这样的坎坷和不平！冠华安慰我说，一切都会过去的，误解总有一天会弄清楚。他说经受点挫折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两人在一起，相依为命就可以了。
可是后来，就连这“相依为命”也被剥夺了。我和冠华被强行分离了两年多，其中两个秋天过去了。到我们重新团聚时，冠华已经过肺癌手术，孱弱不堪。冠华刚从医院回家后，有说不完的话要告诉我。其中，他讲了柿子树。他说我们被分开后的第二年秋天，他突然发现柿子树的一条树干一直伸到了卧室窗前，上面挂着一对一般大小的柿子，两个柿蒂相连在一起。柿子成熟时，那些看守他的人纷纷去摘柿子吃，冠华只要求把这一对柿子摘下来给他。他把这一对柿子挂在床前，天天看着它们，思念着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的我。他给我讲这对柿子时，我透过他的眼镜片看到了他眼眶中晶莹的泪水。我泣不成声，还是他安慰我说：“一切都好了，我们不是又在一起了吗？”
从那以后，我与冠华真正地形影不离生活了将近五个年头，一直到1983年9月他溘然长逝，永远离开了我。在这五个年头中，每年深秋，我们卧室窗外必有那一对并蒂红柿朝我们微笑。冠华也必定要摘下来挂在床前，一直到熟透，还舍不得吃掉。最后总是我说不能再挂了，哪天掉在地板上岂不可惜！他才小心地取下来，与我一人一个吃掉。他爱吃柿子，我却不喜欢。但每年这个柿子我是必定要同他一起吃的。
1983年5月冠华的病势已十分沉重，但他却丝毫没有病容。生的愿望和信心是那样强烈，至今一想起来，我的心就会抽紧。我那时深知他在这世上的时间已很少了，即将到来的诀别天天咬噬着我的心。在一段治疗结束之后，我坚持按他愿望接他回家。我知道他那时最需要的不再是医疗，而是在自己的家里和相依为命的妻子在一起，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在他最终不得不离开这人世间时，他带走的依然是温热的家的气息和依偎在他身边的妻子的全部的爱。
回到家里，冠华用坚强的毅力天天在院内散步。8月间，我们俩站在还是绿色的并蒂柿前，冠华计算着还要等两个月才能摘下，我心里默默地祈祷上苍让我们再能一起吃这一对柿子。然而，他终究没有能等到这一天。9月2日他最后一次入院，二十天后，他带着微笑，把头枕在我的左臂上，安详地永远闭上了他透着智慧和才华的双眼……
以后的事我已经讲过了。冠华逝世的来年春天，那卧室外的枝干上还是结了一对并蒂柿。看到它们，我的心都碎了，不知流了多少泪。到了夏天，这根枝干带着那一对青柿子突然折断了。既无大风，又无雷雨，它自己就这样断了！我倒反而觉得心安，这并蒂柿本来就是为我们两人长的……
后记
关于老梨树和柿子树的故事，初稿是我在1984年春天随手写成的。那是冠华去世后的半年，我处于人生的真正的十字路口。失去冠华的伤痛加上半年中我孤独一人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面临生与死的抉择，对冠华的思念使我“视死如归”，然而我又不甘心就这样向命运屈服。正在这时，我回到小院，老梨树和柿子树的变迁使我更是感触万端，于是我写了两篇随笔。
我当时写的一些短文只为抒发自己内心的痛苦，从未想过要发表。当时写的东西我只给一位老朋友看过。他从抗美援朝时起就在朝鲜与冠华在一起工作，他很能理解我的感情。记得他看完后建议我修改一下在适当时候发表。我对他说对冠华的怀念是我内心的独白，只为自己看，别人不会懂得那简单的语言中所蕴藏的激情和悲愤。老朋友也就没有再提此事。
到了1985年，我的心开始平静下来，也慢慢地适应了把哀思埋入心底的生活。此时想到要在冠华逝世周年之际写点文字纪念他。于是在那年的中秋节前我写完了《忆冠华》，发表在《家庭》杂志上。我打算每年在他逝世周年时都写一篇文章，因此1986年9月又写了《故乡行》，发表在《文汇》月刊上。把这两篇随笔拿出来修改后，作为1987年冠华逝世四周年的纪念，是这次去苏州扫墓时才想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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