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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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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同炳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3版》是一本通俗性历史读物，其目的是希望通过为晚清历史上若干关键人物撰写传记的方式，更鲜活明白地解说十九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演变情形。书中介绍的“关键人物”包括，自咸丰、慈禧、同治、光绪以至曾、左、胡、李、张之洞、刘铭传、瞿鸿机、盛宣怀等人，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书本主要介绍了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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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的著史方式历来有两种，一种是司马迁《史记》“采经摭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
作为纪、表、世家、书、传”的写法；一种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史式的撰述。《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3版》不守成规，自成一格，“以叙述关键人物生平事迹的方式，像说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历史演变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轶闻之趣味，又能掌握历史发展之趋向”来写中国近代史，不但补充了学术性史著的缺略，而且将历史这一块茫茫大漠变成引人入胜的绿洲。
收录在这本《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3版
》中的“关键人物”，自咸丰、慈溪、同治、光绪以至曾、左、胡、李、张之洞、刘铭传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性与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
本书作者苏炳同先生对近代史的掌故轶闻、官职变化、风俗人情、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知识的掌握，不但使他能够下笔时游刃有余，而且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学养上的充实。这部书不同于戏说，也不同于论断式的学术著作。它的夹叙夹议、博采野史、亦庄亦谐、波澜迭起的风格，或许是未来史学著述（也许包括其它一切学科）的必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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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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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曾国藩
胡林翼
左宗棠
张之洞
刘铭传
咸丰、慈禧与恭王
李鸿章
翁同龢
同治与光绪
大小醇王
端王、刚毅与荣禄
袁世凯与庆亲王
瞿鸿讥与岑春煊
盛宣怀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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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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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曾国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人物。假如没有曾国藩出来力任艰巨，则太平天国之乱事必难平定，清皇朝的命运，也不必等到辛亥革命，就会提早五十年结束。也因为他善于识拔人才，引用贤能，更时时以转移社会风气及建立廉能政治为己任，所以经由他一手拯救得生的清皇朝，才会在同治光绪之间，一度出现振衰起敝的中兴气象。这一个在中国近百年史上居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物，自清末以至民国，自中国以至外国，凡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几乎无不深致钦仰景佩之诚。唯一的例外，只是清末革命运动蜂起之时，革命党人对他所加的苛刻评论。
勃兴于清末的革命运动，首先揭橥其排满反清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基于此一革命主张，为满族所建立的清皇朝当然是必需推翻的革命对象。至于那些在清皇朝中做官的汉人，如果他们曾经出力镇压过汉人的革命运动，亦必被视为替异族效劳的功狗，诋之为汉奸，斥之为民贼。曾国藩生当清代末年，适逢太平天国的反清革命之会，而他又是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中出力最多的人，于是也就不免被詈为帮助清政府镇压汉人革命的刽子手，与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同被画成人首兽身的畜类，口诛笔伐，至于无所不用其极。
实在说来，自明朝亡国，经过清皇朝一百多年来的高压统治与怀柔收买，中国人固有的民族思想，大都已经泯灭无存。曾国藩生当此一时代，他所接受的教育，使他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政治思想局限在一定的范畴之内——除了忠君爱国之外，就只知道如何砥砺品德，进修学问，以及一旦得官入仕，如何为社会民生谋求福祉。这种伦理道德观念与政治思想，在他的家书中可以很明白的看得出来。《曾国藩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书》云：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重，有内釜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这正是中国的标准儒家思想——只有以社会民生为重的天下思想，而没有狭隘的种族主义观念。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责备曾国藩何以在太平天国革命时不知赞助革命，以便乘机恢复汉人的政权，反而要为清皇朝出力镇压此一民族革命运动，就未免昧于时代环境，对曾国藩持论过苛了。所以自革命成功以后，自政府首要以至政论家、历史学家，都已另外以新的观点对曾国藩重作新的评价。以新的观点来看曾国藩的一生事业，便会觉得，曾国藩不但在他所生存的时代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即在今日，他的思想、言行与功业，也依然是我们所不能企及的。伟大人物之所以成其伟大，只有在这些地方可以明白地看得出来。
曾国藩虽然是清代末年的伟大人物，但他不是天才。他的成功，得力于他的勤学不懈与终生笃实履践。他的朋辈与僚属受到他的感化，人人以进德修业及负责尽职自期，所以才能团结众心，群策群力，夷平大难，转移风气。除此之外，则他的命运在他的一生事业中也曾有过重大的关系。清人朱克敬所撰的《瞑庵杂识》中有一条说：
曾文正公尝语吴敏树郭嵩焘日：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这所谓“不信书，信运气”之说，并非空言泛论，而确买系有感而发之百。试综观曾国藩之一生，如果不是命运之神有意要成全他的话，即使他终生砥砺品德，笃实履践，始终不懈，恐怕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径径自守的君子，决不能在国家民族面临极大危难的重要关头让他出来领袖群伦，创下如此惊天动地的不朽大业。凡此种种，在他的一生传记之中，都有明显的事迹可以稽考，不能斥之为无稽谰言。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人。他家世代业农，到他父亲麟书时，方才因读书而成为县学中的一名“生员”
——秀才。曾国藩在六岁时开始从师入学，十四岁开始到长沙省城应童子试，先后考过七次，直到道光十三年，亦即曾国藩二十三岁的那一年，方才进学成为生员。翌年，领乡荐，中式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道光十八年，亦即曾国藩二十八岁的那一年，会试亦捷，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照一般情形来说，读书人能够在一连串的科举考试中先后得捷，已经取得了做官入仕的资格，从此功名得遂，衣食无忧，应该可以算得上是踌躇满志的了。但若就事实而言，则又不尽然。因为在进士之上，还有更高一层，即俗语所说的“点翰林”。中了进士，不一定能做大官；点了翰林，那才真正具备了做大官的资格——不但是资格好，而且升迁也快。但点翰林必须进士的名次考得高。一甲进士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榜发之后即授职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立刻成为名实相符的“翰林”。至于二、三甲的进士要想成为翰林，还得经过一次朝考，被取中庶吉士之后在翰林院教习三年，期满后再经过一次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正式成为翰林院中的一员，其或改官部属，或授职知县，从此与翰林绝缘。而进士参加朝考，取中的又以二甲为多，三甲者寥寥无几。所以，曾国藩如果不是运气好，他在中了三甲进士之后就很难被点为庶吉士。点不了庶吉士，当然更成不了翰林，这对于他以后的官职升迁，影响就大了。
曾国藩在取中进士之后参加朝考，成绩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拔置为一等第二名。就这样，曾国藩才幸运地被点中了庶吉士。到了道光二十年庶吉士散馆，曾国藩考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然很高。因此他被授职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曾国藩能够先中进士再成翰林，对于他的一生事业前途，关系甚大。《曾国藩家书》卷二，载有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的《致弟书》，云：
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佳，万一不入，则当尽弃前功，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卜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
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岂不观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
所谓“入泮”，即是中秀才之意。而由秀才至翰林，路还远得很。由他所说“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及“此中误人终身多矣”的话，可以知道曾国藩假如不是早中进士入翰林，此时必然仍在无用的八股时艺之中奋斗挣扎，决无如许闲暇可以容他读有用之书，储备学问，以为他日救时匡难之用。这是他自己所说“不信书，信运气”的第一步征验。至于第二步的征验，则是他在做了翰林院检讨之后的历次考试情形。
清代的翰林院官，有所谓不定时举行的“大考”
，到时由皇帝命题考试诗文策论，以为升迁降黜的依据。大考成绩好的，升迁特别快，否则立予降黜，绝不容情。故而清代俗语，有所谓“秀才怕岁考，翰林怕大考”的话，正是针对那些侥幸得售而不肯努力上进的读书人而说的。曾国藩在翰林七年，由于他向来用功不懈，历次考试的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超擢，不过七年的功夫，就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直升到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具备了他此后出当大任的官阶与资格。若非命运的安排，他怎能有如此良好的机遇呢
?清人王定安所撰的《曾文正公大事记》叙此，云：
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馆二等第十九名，授检讨，旋派顺天乡试磨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充国史馆协修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升用。六月，诏以公为四川正考官，赵楫副之。七月，补翰林院侍讲。十一月回京，充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十二月，转翰林院侍读。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擢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奉旨记名，遇缺题奏。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翰林院的侍讲与侍读，秩从五品；詹事府左右庶子，秩正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秩从四品；至于内阁学士，则从二品。清代官制，满汉并用。翰林院官的升迁途径有二，一是考试，二是考绩，而考试成绩优良者，较考绩的升迁尤快。至于翰詹以外的京官与外官，则升迁之途只有三年一次的考绩。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参加考绩，须先占得实缺。而进士出身以部属官及知县用者，往往数年不能补得一官。既不能补官，自更不能由考绩升官。所以，即使同是一科考中的进士，由于翰林与非翰林及大考成绩优劣不同的关系，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菀枯各异，云泥有别。
如曾国藩在中进士之后的第二年，还不过只是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三年之后就升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二年后又升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又过二年，就再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了。像这样每隔二三年就超升一二阶的情形，在翰林中虽是常有的事，若是翰林院以外的一般京官，就没有这么好的机遇了。
京官以外的外省官员，升迁较京官更难，自更不能有这么好的运道了。他不必论，即以同为翰林出身的胡林翼而言，情形就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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