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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散文说》有异见，有锐气，有文学，不陈腐，不故作高深。
★部分内容在《美文》连载一年即引起文学界广泛反响。
★文学批评，出乎其外是文体、修辞、语体等等，入乎其内则是批评者的独立精神立场和文学观，批评站在什么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
★《散文说》不只是文学批评，而且是“美文”。
★贾平凹题写书名，以《不裁》和《蚁呓》两获“世界最美图书”的图书设计师朱赢椿担纲设计，《散文说》是一本“艺术设计”意义上的精致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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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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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说》——当代最有异见的文学评论集！有锐气，有文学，不陈腐，不故作高深。其部分内容在《美文》连载一年即引起文学界广泛反响。在文学批评日益学院化、论文化、“大学学报体”化的时代，今天还有多少批评家能写出“文学性”的文体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呢？而鲁迅、李健吾、沈从文、周作人等批评家纵横天下的那个所谓的现代文学，甚至是去之不远的20世纪80、90年代，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文学批评，出乎其外是文体、修辞、语体等等，入乎其内则是批评者的独立精神立场和文学观，批评站在什么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散文说》不只是文学批评，而且是“美文”。不惟如此，贾平凹题写书名，以《不裁》和《蚁呓》两获“世界最美图书”的图书设计师朱赢椿担纲设计，《散文说》是一本“艺术设计”意义上的精致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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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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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评论家、独立书评人。曾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奖。参编“十五”、“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两部；主持、参与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项；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和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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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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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观念和技术更重要的
框子再少一点，自由再多一点
科学家的文字
做一个有“私想”的散文家
老头儿的散文
沉默的“小少数”
有范儿的现代散文
互相篡改的散文和小说
“ 黑话”、“官腔”、“忸怩语”和散文的假繁荣
散文的骨头也可以是最硬的
从“三家村”到“连城诀”
浩荡和深幽
重建散文的尊严
出版史即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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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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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观念和技术更重要的
话说东北人高晖“编”了本小册子《康家村纪事》。说是“编”，不是“写”，一点没有鄙薄高晖精神劳动的意思。按我看，他也乐得承认是在“很好玩儿”地“编”，如其所说：“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没有规划，后来——2003年冬天才发现：怎么写了这些关于童年和康家村的作品，为什么不单独编出一本呢？今年有了成段儿的时间才开编。”编着编着还上了瘾，据说康家村的事“纪”过了后还有两本康家村“人”与“物”的东西待编。
《康家村纪事》既出，自然由人评头论足。我留意了林林总总的说道，说得多的是技术。说技术是因为《康家村纪事》片段（1-8）、正文（一-六）、序言、附录和文本导读（1-5）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编”出来的大框子。其中最醒目的是游走于纪实和虚构，散文和小说之间的“片段”和“正文”。高晖说《康家村纪事》是“关于一个村庄的非结构主义文本”。应该说，高晖是尝到了“炫技”的甜头。几乎所有的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都觉得“此中有真意”。要知道，今天的文学早已是一个“非技术”的“浅”写“轻”读的时代。说“技术”，那是先锋文学好时代的事情。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的马原、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散文的冯秋子、杜丽、钟鸣、张锐锋等等一干人马。现在去之十数年，想来好遥远，谈起来，大有“白发宫女说前朝旧事”的唏嘘不已。《康家村纪事》的“炫技”或是满足了过来之人凭吊一个逝去的先锋时代的幻觉。
但我说，《康家村纪事》的好处只是技术吗？就说技术，以我有限的阅读，只举一个例子，《康家村纪事》的这些招数至少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都曾经用过。当然这样说，我并认为文学的惯例和程式不可以重复使用，相反的是如果高晖挪用这些惯例和程式且卓有成效，也许正证明这些所谓技术层面的惯例和程式也许就是人类面向自己记忆的本能和常态。当我们踏上记忆的返乡之路，我们所能打捞出的、记录下来的也许只能是这些“片段”之碎片和“正文”之虚构。如此说来，如果我们将对童年往事的书写不是处理成对暧昧、幽暗的世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近乎绝望的追索，而是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没有迷途也没有分叉，恰恰是有悖常识的虚假的写作。《康家村纪事》的技术只不过是尊重文学，甚至是记忆术的常识。在这方面，较之前辈纳博科夫所做的，《康家村纪事》“片段”之碎片和“正文”之虚构还不能算“碎”和“虚”得彻底。
不是技术，那是什么？观念？我也注意到，一些人将高晖的《康家村纪事》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拉的《蒙塔尤》进行比附。比附前者，还算在文学道上向大师致敬。比附后者，如果高晖的《康家村纪事》真的是这样的一本著作，如果我们认为高晖只是按照自己的观念在建构一个正史不载村庄“小历史”。且把这作为高晖写作意义的全部和结果，那么高晖至多是一个有着田野调查癖好的地方志写作爱好者。事实上，《康家村纪事》这种只关心“我知道的”和“对我心灵有心灵有影响的”，远不能算称职的历史态度。因而，高晖的康家村村史至多只能是一个漏洞百出支离破碎的“一个人的康家村”而已。
是的，写一城一村一族一家一草民的成长史是近年的一种写作时尚。而我要说的，当下中国文学的“历史癖”正在伤害到某些文学本质的东西。批评界对这些作品关注的热点往往集中在和“宏大历史”叙述的意识形态对抗。问题是文学的任务仅仅是提供一种不同于国家正史的“小历史”吗？必须警惕，“小历史”的叙述正在日渐成为一种对抗的文学政治学。当代中国文学往往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上屡教不改。我认为当下以村庄“小历史”或者“个人记忆”为视角的文学书写动辄就牵扯到对“大历史”或者“集体记忆”的祛蔽和反抗，正在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观念先行”和“政治正确”。而事实上，从新世纪中国的文学现实看，谁在压抑？谁在反抗？已经是一个新的问题。即使存在所谓的对抗性书写，除了持政治异见的文学书写依然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文学的压抑和反抗也更多应该从这些非文学领域回到文学自身，回到审美惯例和审美创造之间的对抗性书写。所以，对于这些写“小历史”文学如果我们还只是将其全部意义设定在历史的真伪之辨上，显然是一个悖离文学常识的伪命题。而且写小历史、生态史、生活史、文化史、底层史以及庶民日常生活也并不必然保证通向的就是文学之路。必须意识到：历史如何被叙述和历史如何被文学叙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而必须重新回过头来研究这些作品，看看其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小历史”和“个人记忆”书写的文学性。也就是如果不从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这些“个人记忆”或者“小历史”书写有没有自足的文学意义。
文学不只是“史余”一类的历史下脚料，但我不否认“个人记忆”可以获得一种见证意义，特别在我们这个习惯遗忘的国度。2009年台湾天下文化出版了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且用了一个词“记忆文学”。可以顺便说说《巨流河》，这本书大陆的三联书店最近出了删节版。《巨流河》无论是写作者自己，还是书中涉及到的政治人物、知名文人在中国近现代史都有相当的公众认知度。在一个名人隐私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时代，《巨流河》在大众传媒的渲染下肯定会引起普通读者的关注。但我认为《巨流河》引起关注的深层原因，特别是被知识界关注，首先是因为它对何为历史，历史如何被叙述，个人记忆如何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获得意义等问题所作的思考这些“非文学”因素。布塔利亚?乌瓦什在其《沉默的另一面》说：“詹姆斯?扬格在写到大屠杀的回忆和证言时，曾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通过大屠杀得以流传下来的那许多方式，我们怎么可能对它有所了解呢？他的回答是建议我们不仅通过‘历史’了解大屠杀，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中国近现代史是“家”与“国”缠绕的，但在我们的叙述中常常却是“国史”淹没“家史”。我们说历史是谁创造的时候往往会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事实上人民群众参与的历史创造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却是沉默不语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但人民群众却很难参与到历史的叙述，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对真正的印度历史编纂来说,国家主义是不够的,因为它会妨碍我们和过去进行对话。它以国家的命令语气向我们发号施令,国家擅自为我们确定哪些是历史性事件,这使得我们无法选择考虑自己与过去的关系。但是,论述历史所必需的叙述正需要这样的选择。就此而言,去选择意味设法通过聆听公民社会无数的声音,并与之交流对话,来与过去建立联系。这是一些淹没在国家主义命令的喧嚣中的细微的声音。”（拉纳吉特?古哈:《历史的细语》）有一点需要指出的类似《巨流河》这样的个人回忆录还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真正草民、民间的声音。某种程度上，它只是国家声音之外，知识精英的声音。真正意义的民间声现在应该说还是很稀缺的。捍卫个人记忆、反抗习惯性遗忘、还原历史真相应该是此类写作的共同尺度。“文革”后中国出现了一批像《随感录》、《干校六记》、《牛棚日记》这一类有点类似“二战”后德国的记忆写作。记忆写作不是纯粹的文学书写。我们现在还缺少对当代中国见证写作的有效梳理。但随着《巨流河》、《城门开》、《往事并不如烟》、《半生为人》这些图书的出版将有可能推动中国记忆写作的深入。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写作，还涉及到“记忆写作”的写作伦理问题。作为一个写作者，当你决定将你所亲历的一切变成出版物，变成一个可以传播的公共资源时，你当然必须有捍卫记忆、反抗遗忘的真诚和勇气。在这个问题上，对有着广泛公众影响的人物尤其重要。但从我个人的阅读看，我发现当下的“记忆写作”，有的写作者存在着利用个人的话语权挟“公器”谋“私利”泄“私愤”，粉饰神化自己涂污矮化别人的倾向。这就使得旧的遮蔽没有去除，新的遮蔽又覆盖上来。我们需要真相。谁是真相的捍卫者？谁捍卫着自己的记忆？谁是说谎者？他为什么说谎？强调“历史的细语”，当我们面对历史，就不仅仅是一种声音的独唱。国家与个人声音、个人与个人声音，他们彼此重叠、遮蔽、覆盖，当然也辩护、争执、驳诘。前几年曾经出版过的韦君宜《思痛录》有一个态度值得肯定：“思痛”，而不是“炫痛”。应该警惕的是由于这些作品叙述者往往是受难者、受害者或者蒙冤者，他们的叙述也容易流于悲情主义和感伤主义。悲情和感伤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情，但对悲情和感伤的沉溺也容易使写作者丧失一种对往事的批判性反思。由于此类作品的作者往往是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有理由要求他们通过个人记忆的打捞和反思，使他们的个人记忆成为民族精神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
回过头来说高晖的《康家村纪事》，它无疑属“记忆文学”。但同样是“记忆文学”，如果将高晖的《康家村纪事》和《巨流河》这两个作品进行比较，很容易辨识出它们的不同的取径和意趣。《巨流河》时刻有个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在侧以见出“个人记忆”历史之“小”之“微弱”。在这里，“个人记忆”之“小历史”和“大历史”贴身紧逼且痛痒相关。而高晖《康家村纪事》的时间起于1970年代讫于1990年代中后期，同样是20世纪中国风云激荡的一段。比如高晖反复写到的1976年，在“大历史”书写中大到可以作为一个民族精神自救的“元年”。但这到康家村到高晖却小了细了。《康家村纪事》这样写1976年：“1976年秋天，姥姥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正在炕上叠飞机，像现在一样不关心国家大事。姥姥在炕上收拾破烂东西，所有的柜子都大开着，姥姥边往柜子里塞旧东西，边自言自语：‘江青也怪可怜的，毛主席太忙，她就闲不住了，在外边惹祸。当女人不易！’”作为一个个人记忆的叙述者，当然摆脱不了历史的野与正、大与小、在场与不在场、中心与边缘的缠绕。不是所有的“个人记忆”或者“小历史”都有和“大历史”逞强斗狠的对抗本钱。你在哪儿和时代相遇了，决定了你能做多大的道场。如果高晖《康家村纪事》也处理成和“大历史”对抗中的历史建构，也许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空有一腔“烈士”情怀“拔剑四顾心茫然”，何况拔出的剑很可能如鸡毛一样轻飘。因此，一个作家去写作应该自己的所长所短懂得谦逊地“示弱”，有几把米做几碗粥。因此，读《康家村纪事》，我们该思考的问题是，比观念和技术重要的，是一个写作者如何以谦逊之心去和时代相遇。“康家村”里有什么？天空、大甸子、老榆树、柴火垛、亲人、村民、老师、同学、杀猪、电影、纸飞机、分肉、打架、溺水、尿炕、上学、阅读、吃酒席、男女之私、性觉醒、死亡……这些关系到中国乡村的时间、空间、地理、秩序、仪式、禁忌、日常生活等等的东西可以说每一个有过中国乡村生活经验的，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的集体记忆。高晖把这些写下来编成书而“文学”，显然不只是“见证”、“实录”的意义。因为这种见证和实录即使对高晖的个人的精神成长有意义，也就止于此了。事实上，《康家村纪事》的文学实践证明：个人记忆获得意义还可以从“我”出发走向更辽阔的世界。文学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可以用文字建立起自己的宫殿，然后株守其间，或者从此出发。这样文学获得的一种立此存照的“历史意义”，也就绝只不是一种“史余”了。这是每一个文学行家都能经验的。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刘亮程，他的“黄沙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在心中构筑自己的村庄，用我们一生中最早看见的天空、星辰，最先领受的阳光、雨露和风，最初认识的那些人、花朵和事物。当这个村庄完成时，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刘亮程：《对一个村庄的认识——答青年诗人北野问》）还有北岛的北京旧城：“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生，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与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个城市一起消失了。从那一刻起，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冲动——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北岛：《城门开?序：我的北京》
原来个人记忆之于文学也可以不去逞强斗狠，它可以安静、微弱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若砖若瓦若木的建筑起自己的心灵的宫殿。如果你的个人记忆和宏大的时代记忆八竿子打不着，与其硬是攀附“大时代”的高枝，飞不上天落不下地。我看，倒不如就做个微小的草芥落地生根，春妍秋零，一花一世界也生动。要知道，小亦有小的庄严和美丽。我们可以说，高晖的《康家村纪事》有很多的主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脆弱、渺小的生命，对自然神秘和人伦秩序富有人性的爱、痛惜、体恤和宽宥。高晖不是为某个观念在写作，写作在他成为一种生命的需要。这应该是最本色的写作。而我们很多时候恰恰忘记了，文学远远有比观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更值得我们为之付出的东西。也正因为此，高晖才会对那许多打动了自己震撼了自己的童年记忆的乡村死亡念念在心难以释怀。在此，我再次重复我多次提出的观点，中国作家对中国乡村的暴力与死亡的关切远远不能说充分。
说完正事，扯几句闲题说说我和《美文》的交道。我想，如果有一天《美文》评选资深读者，我这个从创刊号开始读的老读者很可以去争取下的。《美文》是“大散文”起家，那时文学期刊还不怎么注意收拾自己的妆容，大多印得灰塌塌的萎靡相，《美文》却把自己做得挺括和厚实。我是先喜欢它的架势再去读里面的文字。《美文》的文美不美三言两语说不出道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这些年哪些人在《美文》上露过脸，列出来肯定是个骇人的阵势。这次偶遇素未谋面的穆涛兄，算是拜过庙也见过和尚了。穆涛兄说给点版面我写写。我知道以《美文》的脾气，给你块地不是让你做个小阁楼依栏把柳的伤伤春撒撒娇。当然如果要“撒”，撒欢撒野大概是可以的。栏目的题目本来想傍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取“写在学院边上”。穆涛兄不喜。他说，要写就别想着“边上”。也许在他想来“边上”和“壁上”差不多，都属于隔岸观火雾里看花样的不肉疼不上心。于是我一恨心，干脆豁出去挂出“散文知道分子”的招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做一个“散文知道分子”，心向往之，也以此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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