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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一次安静的江南之旅一段微温的怀乡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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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军(风行水上)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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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羡慕书枝,她的乡村生活背景,给了她鲜活的一手经验。她笔下的小园菜蔬四季风物都那么接地气,她的文章是活水养出的活鱼,悠游荡开,就像她写的植物,带着未干的春水的气息,润泽着我们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碾压之下枯涸的内心。
——黎戈
沈汪风流,知堂情趣,尽在其中。
——苏枕书
书枝对她所经历的乡村生活的详实、精准再现,有时让我联想起田野工作方法中的“参与式观察”。不同的是,那个怀抱深厚乡情的“我”本身,也以“被观察者”的面貌,连同其所处的场景一同真实呈现出来,达到“有情”与“跳脱”的平衡,这是我私心觉得书枝最令人爱重的地方。
——宋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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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故乡,是一盏照在身上的灯
不管走出多远,都一直亮着
故乡是一种基因,离它越远,反而会越鲜明地展现出它的样子。沈书枝写故乡的风物、人情,用笔绵密平静,而又生动真实。江南的草木、花朵、食物、亲人、邻里,在她笔下,如被春日阳光照亮,一一醒来。
真正的爱是完全接受一个人、一个地方如实的样子,而不夸张、不隐讳。沈书枝笔下的故乡,正是如此。故乡的可爱与荒凉,生活的乐趣与艰辛,在一支安静而克制的笔下,愈发跃然纸上,动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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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沈书枝,本名石延平,1984年生。苏州大学中文系本科,南京大学古代文学硕士。生于皖南乡村,幼年行走田畈水塘之间,自觉山光水色,万物可亲。爱博物,爱文史,略知花鸟虫鱼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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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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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书枝的文字
南方的雨
打猪草
艾蒿与鼠麴草
清明
葛、白茅与斑茅
年年春天的鸟鸣
掐花
夏天的晚饭
阴雨梅天
枇杷
端午锦
屋檐下
绿竹
关于西瓜的黄金时代
从前的雨
苦夏录
菱荡
高梧玉立
八月半
秋树
风吹乌桕树
米饭
冬至
旨蓄
做糖
远近的人
偷
赶鸭,放牛
鱼塘
少年
山鬼
情书
翠蝴蝶
语文老师
泾县故事
露露
小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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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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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店记
小店是2007年秋冬之际开起来的,在南理工附近一个网吧旁。那时一家人已在南京待了很久,爸爸离开家乡也已有一两年。起初,我和妹妹念大学时,姐姐们先后在南京结婚,妈妈也到南京打工,一家人只有爸爸还留在家乡种田,每年农闲时节到南京来几趟,背一蛇皮袋蔬菜,拎些活鸡活鸭、鸡蛋之类的东西,住五六天,就回乡下。一个人种一二十亩田,他的辛苦自不用说,双抢时常常没有时间烧饭,只能泡方便面吃,夜里躺在地上就睡。每一回双抢过后,都是又黑又瘦。但是化肥贵,农药贵,稻却不值钱,每年开春犁田,买农药和化肥的钱,都还要从姐姐那里拿。时间久了,姐姐就劝他到南京来找个轻松点的事做做,一家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的好。一开始爸爸不愿意——屋后还住着奶奶和叔叔的小儿子,奶奶已经快八十岁了——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在一个秋末离开家乡到了南京。
那时候妈妈在一家网吧做饭,爸爸就去网吧守夜,每月得八百块钱。时候是冬天,晚上九点半钟,他出门赶最后一班公交,中间转一次车。十一点半,要包夜的人纷纷涌到吧台,爸爸裹一件绿色军大衣,去楼下锁铁门,然后坐在吧台边一张椅子上,两手插进袖笼,默默望上网的人。他不会开电脑,也不愿去学怎样在电脑上打扑克或看电视,只是坐着,提防着有没有小偷或闹事的人。冬天的网吧潮湿温暖,因为长久没有新鲜空气流入,发酵出微弱的腐酸气息。电脑屏幕上飘着长着很长翅膀的人,手握长剑,用鼠标点一点,周身就发出一圈圈明亮的蓝光,照得日夜打怪升级的人脸上也蓝幽幽的。这些东西于他都很陌生,唯一使他感到警惕的,就是我和妹妹的大学四年是不是也是这样度过的。
妈妈在网吧做饭,以一只大电饭锅能煮出的饭为限,每天中午和晚上各卖三十来份饭菜。每个月从网吧老板那里领有限的一点菜钱,精打细算,清早去菜场买新鲜便宜的菜(她不愿买不新鲜的菜),和卖菜的讨价还价,每餐做一个小荤、两个素菜。菜做得干净,味道又好,因此很受上网的男生们欢迎,常常半个小时就卖完了。有一回饭菜已经卖完,一个男生来找她,说只想吃她做的菜,她便把留着自己吃的一点饭和雪菜肉丝拿出来,加一个鸡蛋,做了一份雪菜肉丝蛋炒饭给他,收他两块五毛钱。平常一份饭卖三块钱。她常常这样,弄得自己只能吃早上剩下的半个馒头,然后把这最后一份钱悄悄扣下来,放自己的口袋。她不识字,卖饭的钱,都是当天就报账的。
因为这层原因,大学的寒暑假,我和妹妹在网吧打过不少零工。妹妹就在妈妈上班的网吧做收银员,我则去网吧老板的妻子开的另一家网吧。网吧老板姓陈,妈妈让我们叫他陈叔叔。他的妻子我们称为白阿姨。白阿姨身条小巧,小脸,尖下巴,眼睛笑起来好看。虽然已经五十多岁,却仍然看得出从小所受的柔驯的教育。她的网吧在南大附近,大学寒假我都在那里打零工。收银员们全都回家过年去了,我每天站在收银台前,开机子,收钱,打扫卫生,卖饮料。天气潮湿阴冷,门口挂着厚厚的绿色棉布门帘,帘子掀起又放下,进来的人一面哈气跺脚,一面小跑进房间上网。每天要在吧台待十二个小时,我的情绪很坏。
下午三点,白阿姨买了晚上要做的菜和三四块烧饼来,和我一起分吃。她说:“我胃不好,饿了就要找点东西吃。”我很饿,却想减肥,百般推辞不得,只好吃一块。我们坐在吧台里一起择菜。她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我感到不好意思,猜想大概我妈妈告诉了她什么。她有些娇嗔地劝我:“谈恋爱要看准好男孩子,像你陈叔叔,谈恋爱的时候那么体贴,等到结婚就不行了,大男子主义全冒出来了。”我笑笑,说:“陈叔叔人很好呀!”
2006年,原先的网吧停开,陈叔叔在南理工附近租下另一家门面,仍然是做网吧。几乎与此同时,白阿姨的网吧也转让了:她检查出了胃癌。事情来得这样突然,陈叔叔请我妈妈代为照顾白阿姨一阵子,等他们找到合适的人,就还让她到网吧烧饭。妈妈只好答应了。她一定想不到,这一照顾,就是无间歇的五年。在白阿姨得病后的几个月里,我曾见过她一次,虽然已经有预想,一经照面,仍不由吓了一跳。因为失去希望,她整个人迅速地垮下来,瘦得嶙峋,衣服挂在身上,像是披在稻草人伶仃的支架上。她虚弱得几乎站都站不住,由我妈妈扶着,游丝一般回应我的招呼。这次见面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可悯与可怕的印象,使我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尽可能地避免与她见面。
网吧开业后,爸爸仍在那里守夜。过了一年多,白阿姨的病情逐渐稳定,大约因为我妈妈实际由照顾她一人变成了照顾他们全家,十分辛苦,他们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商量着,把网吧左边一个空着的小门面房借给我爸爸,让他开一个小小的杂货店。开杂货店的建议提了一个多月,姐姐们在家说起,都有些鼓舞——毕竟不要房租。大家商量着应该卖些烟酒、饮料,既然在网吧旁边,还可以卖一点零食。二姐跑了几趟工商局、烟草局,办好了应有的证件和执照,又跑去食品市场进货。终于拿到钥匙那一天,时节已是深秋。天气颇冷,南京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高大的悬铃木,树叶已完全枯脆,风一过,扑扑簌簌落下好多,人踩上去,发出清晰的碎裂声。街角卖烤红薯的香味传得很远。大姐夫从工地搞了一点石灰和几个滚刷回来,我们戴着报纸折成的尖帽子,把店里略为粉刷一遍,再拖进几个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玻璃柜,一切准备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店面,只有四五平米样子。当初完全是为了开一道直通到三楼网吧的楼梯,才多出了这么一块不规则的余地。店铺最里面,是楼梯下面一块狭小的空处,摆了一张小床,夜里爸爸就睡在那里。最外面并排摆两张玻璃柜,放展示的烟、零食,里面靠近楼梯的地方,也放一架柜子,放成条的烟和各种饮料。贴着右手边墙的空处,也放一张玻璃柜,暂时竟没有东西可放。左边墙是一个水池,下面放一只桶接用过的水。第一天开张,我们姐妹几个全都跑去,店里站不下,我们都在外面一块空地上站着。天灰得很,有潮湿的雾气,我们觉得冷,站在那里搓手。等了半天,终于有个人来买饮料,说道:“哟!这里终于开了一个小店了!”我们呼啦一下全涌到店里。
我们的小店没有名字。因为网吧硕大的招牌,后来给我们送货的人,都叫它“网吧小店”。店开得稍微久一点,来买东西的人渐多,里面才慢慢齐全一些:装了两部公用电话,有了放饮料的冰箱。夏天兼卖冷饮和啤酒,冬天卖面包。店里堆满装饮料和酒的纸箱,后来东西渐渐放不下,爸爸又请人在墙壁高处打了两个铁架子,搭上木板,专门放烟和酒。
平常日子都是爸爸在店里。我们住在南京城另外一端,因为离得远,晚上他就睡在店里,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他关门总是关得很晚,网吧十一点包夜,很多准备包夜的人到这时候才想起来要预备一点吃的。他还要再等一会儿,把最后两三个零星的鱼打到网里,到十二点,泡个脚,沾床即睡。早上六点半,又爬起来,上楼给陈叔叔打扫一下他的办公室,然后赶紧下来,做早上第一番生意,包夜下机准备回寝室睡觉的学生,往前面土壤仪器场上班的工人。学生买饼干或者面包当早饭,工人要买包烟。这是冬天。夏天店门开的时间更长一些,晚上要到十二点半,甚至一点,他才会关门。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家待业,找不到工作,也不想找,零零碎碎看一点书,在姐姐的催逼下零零碎碎投几份简历,偶尔去面试,结果都不大乐观。爸爸缺觉,我就常去店里替他看店,让他躺一会儿,也好显得我不是那么无所事事。最频繁的时候,差不多每隔一天就去一次。我坐308转315,315路要穿过紫金山脚,经过一段旧城墙和一大片树林,然后是植物园,明孝陵,梅花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春天城墙砖缝里很多紫堇,一蓬一蓬悬在高处。树林刚刚发芽,新鲜的柔绿疏落有如薄雾,是很好看的。琵琶湖在山坡下,经过时是一个下坡的拐弯,车子冲得很快,转瞬即过,遥遥可以看见湖边新发的柳枝,绿柳之间一树开得很好的红花。这一树不知是樱花还是桃花,我常常经过,仿佛三宿桑下似的,对它也生了特别的情感,每回经过,都要特为看一眼。红花很快即落,绿叶成荫。夏天悬铃木繁茂的枝叶擦着车窗而过,燕雀湖水边风蒲猎猎。渐渐有牵牛花,大红的石蒜花,在植物园水杉林下绵延成片。冬天是梅花谷坡上的梅花。
到了店里,收拾店铺。所做的都很简单,无非是擦擦玻璃柜子,擦擦零食包装袋上的灰。店里卖的零食也简单,饼干、薯片、多味花生、鸡腿、火腿肠、辣豆干、棒棒糖一类的。隔半个月,把柜子里摆的烟都换上新的,旧烟上蒙的一层灰擦掉。这里面临大路,卷闸门打开,什么遮挡的东西也没有,是很容易落灰的。看看什么东西卖得差不多了,就上货。这种小事,爸爸是很少做的。只有逢烟草公司送烟来,他很快就把烟按价格分类理好。有些他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卖得不是很快的零食,姐姐进货如果进多了,他就很不高兴,反复向我表达他的不满。我劝他,不进零食,柜台总不能空着,慢慢卖,也是卖得掉的,放在那儿又不碍事!他说,占用我店里的成本!我实在忍不住笑了,你店里那一点东西也叫成本!他只要卖点烟,卖点酒,卖点饮料,就最高兴了。
柜台收拾好了,我卖一点东西,看一会儿书,发一会儿呆。长日无事,来买烟和饮料的人多一点。有阵子附近修地铁,常有工人来买烟。他们抽五块钱一包的,多是绿南京或黄果树。也有抽三块、四块一包的红梅。最便宜的是两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烟质很粗,地铁修完以后,就很少有人来买了。学生们喜欢的是七块钱一包的软壳红塔山和紫色一品梅,讲究一点的,抽十一块的红南京。南京人特别喜欢抽红南京。我们每个星期在烟草公司网站上能订到的红南京数量有限,爸爸就把烟留着,专门卖给学生,十二块钱一包。学生都是很好说话的,十二就十二。本地人则不行,他们要把你数落一顿,“十二!怎么能卖十二!人家店里都卖十一块五!”有的拿了烟丢下十一块钱就跑了。所以他不高兴卖给本地人。他每回睡觉前,都要嘱咐我:“眼睛要会看人,望见那本地人不要卖红南京给他!”我感到很心烦,我眼睛不会看人!心情不好时,我统统都说没有。
很多时候没有人,我坐着翻几页书,就看不下去了。我在店里和店外的空地上晃,小声唱从前学的校园民谣,故意把声音压得哑哑的,觉得那样好听。爸爸每天困守在这里,不知道是怎样忍受这漫长的无聊的。除了买东西的,这附近很少有他认识的人。批发部送饮料的总是把水搬下来,收了钱就走了。曾经有一个自称是芜湖老乡的小伙子,和爸爸说的话多一点,显得很熟的样子。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两个姑娘来上网,问我借三百块钱。他的语气是那么笃定,那么熟络,使我觉得自己如果竟然问他借钱干什么,就是对他面子很大的过不去,于是我默默从盒子里拿出三百块给了他。这个小伙子一个星期以后就辞职跑了,剩下爸爸骂了我两回呆子。
我的呆由来是因为起初爸爸常常给人赊账。有些人来买东西的次数多了,混到脸熟,就开始记账。一些是天天来上网打游戏的男生,一些是土壤仪器厂的工人。这些学生们把家里给的所有钱都奉献到网吧了,赊账时软磨硬泡,有的甚至直接问他借钱上网,承诺家里一来生活费就还。他磨不过人家,就把账记在烟壳子背后。开始他们赊个一百块就还,渐渐赊得越来越多,记满几大张之后,终于消失不见了。这事使得他很受了几天打击,有一回我去看店,他吩咐我写几张“拒绝借款、赊账”贴在玻璃柜上。我说,语气太硬了,写“谢绝”?他说,不,就写“拒绝”!
中午土壤仪器厂的人会跑出来买酒。他们喝白酒,把酒瓶塞进外套,带进厂里偷偷喝。有一个酒鬼,整天醉醺醺的,爸爸说他在厂里有亲戚,如果不是这么每天死醉,早该爬上去了。他经常买一瓶酒寄在店里,中午拿一只带盖的小玻璃杯来,倒一杯回去喝。他说话永远带一股潦倒的酒气,似乎随时都是才刚喝完一杯起来的样子。有好几回,脸上都撞破了,还是跑过来,努力镇定住可能有的一丝尴尬,说和我爸爸很熟,忘了带钱,问我赊烟和酒。
天不热的时候,会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送面包来,每隔三四天送一次。他的面包没有生产日期,每次他来时,都会把上回还没卖掉的几个面包拿走,补上新的。我怀疑他到每家都是这样,不过是把各家没卖完的货互相换个地方而已。逢到有人买我家的面包,问我是不是今天生产的,我不好意思回他,只模模糊糊地说,“昨天送来的。”此外是一个卖水果的老人,每晚八点以后,他骑一辆三轮车来,把车子放在店门口停一会儿,和我爸爸说会话,等地铁口的城管下班了,就推到大街上去卖。隔壁旅馆的老板每天来买一包烟,两瓶酒;对门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每天过来买两包烟——这是爸爸在附近仅有的一点“熟人”了。
冬天是一年里最难熬的季节。天太冷了,除了柜台,再没任何东西把我们和外面的寒气与风隔开。我披着爸爸的军大衣,还是冻得手脚生疼,实在坐不住,只好灌一个热水袋,跑到外面跺脚。天黑以后,寒气剧侵,更是冻得人魂不守舍。爸爸不屑用热水袋,也不要电暖器,他只是坐在椅子上不动。临走时,我总要劝他,晚上早点关门不好吗?学生都放假,又卖不了几个东西!他不耐烦,手一挥,说,晓得晓得,你走!路上注意!他的脾气太固执了,我也没有办法,只好背着包走了。
2008年初,南方下了几场罕见的大雪。地上积雪一尺多厚,小区里广玉兰被压倒了好几棵,绿得发黑的叶子埋在雪里。下大雪的日子,我们的店仍然开着,爸爸回乡看奶奶,被雪阻在家里,他要我待在店里,说店里烟太多,没有人看着不放心。已是过年前后,哪有什么生意呢?我在店里待了好几天,每天中午妈妈从附近陈叔叔家送一点菜、一点饭来给我吃。切得很细的土豆丝,配着辣椒丝,用菜籽油炒得黄黄的。夹着很多青椒的青椒煎鸡蛋。烧得酥烂的鸡爪子、鸭翅膀。漫长的午后和傍晚,我读一本考研的书,趴在柜台上记笔记,隔一会儿就停下来发呆。我隐约想念一个很远的人。雪随时又下起来,落在门外悬铃木白色的枝干和街对面枫杨黑色的枝干上,很少有车子和行人经过,到处的寂静。灰色麻雀落到门前空地上找食吃。我把吃剩的饭撒在地上,它们呼啦一下全飞回到树上,隔了很久,才有一两只大着胆子下来。我躲在玻璃柜后面,悄悄看它们啄食。大枫杨树下是几个环卫工人住的小屋棚,积雪覆盖了蓝色铁皮屋顶,把它显得几乎矮到没有了。一个很瘦的驼背工人从屋棚里走出来,穿过马路来打电话。他驼得很厉害,因此显得很小,像只是一团橙色慢慢移过来,近了才使人看出是一个老头。他用方言打电话,说过年不回家,寄两件毛裤过来。打完电话,他从腰间掏出一只发黑的旧塑料袋,抖抖索索解开,拣出四毛零钱。他的手皴得太厉害了,手指上贴满边缘磨得发黑的胶布。我想说不要给了,却说不出口。才不过几天,我觉得自己已经坐得太久,太孤单了。
后来我终于重新去学校读书。平常要上课,要看书,周末才从学校坐地铁去店里换爸爸回家。姐姐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和工作要忙,妹妹不大在南京,也唯有我能脱开身去。有时候我觉得忙,或者累,犯了懒不想去,给他打电话,让他周末把店门关一晚自己回去,他答应得好好的,下回再去时,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根本没回去。他固执得让人生气,如果没有人去换,他就不回家,哪怕胡子长得老长,头上全是头屑。我没有办法,只好尽量每周都去。每个星期六下午四五点到店里,换他回家,第二天一早,他七八点就到了,为的是去陈叔叔办公室打扫卫生。我其实也可以去,但他就是要早来,也许是不想我错过早上那一番生意。打扫完卫生,他问:“想吃什么菜?”我说随便,他就去附近一条巷子买两个菜回来,通常是应季的蔬菜,加四只鸭腿,或一块肉。店里有一只电磁炉、一口铁锅、一只小锅、一只电饭锅。我卖东西,他在水池边把菜叶掰开来一片片洗净了,做饭给我吃。从前在家里,他和妈妈是常常被人请去办酒席的。
有一回刚从家乡回来,带了家里菜园里的青菜薹。爸爸把青菜薹掐成半拃长,下到滚热的油锅里炒。菜薹油光碧绿,非常好吃。我很好奇,他们炒出的青菜都那么绿,也不生,不知道是怎么炒出来的。有一回是炒茄子,茄子的味道很厚,很下饭。有时候他做一种清肉汤给我吃,把肉剁得细细的,捏成小丸子,在水里氽熟,碎碎洒一点小葱在上面。小葱的颜色很漂亮。肉汤里有薄薄一层透明的油,浮在碗面。大清早怎么吃得下这么荤的东西呢?这肉汤其实是小时候我们难得做的,那时候我们很喜欢吃。
饭做好了我们一起吃。店里只摆得下一张椅子,我们把菜放在一箱酒上,爸爸坐在椅子上,我就随便拖一只纸箱来坐。他一边慢慢喝酒,一边看电视。他喝白酒,几乎是但凡吃饭就要喝酒,因为要看店,喝得不多,一餐二两。他店里的“老村长”,简直有一小半都是给他一个人喝掉的。电视是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捡来的,没有用,就送给他摆在店里。这电视能收两三个台,通常都是抗日片,我实在不要看,只好悄悄把声音调小一点。饭吃过了,他把四只鸭腿腌上,睡觉去了。
我看店的时候,陈叔叔有时候会过来拿报纸。他已经有六十岁,头发还染得很黑,梳得很精神,常常穿一件黑外套。他抽一种很便宜的石林烟,四块钱一包,抽得很凶,一天要两包,用一根烟嘴套着抽。他住得离网吧很近,却买了一辆车,每天上午开车到办公室,和几个老搭档一起打麻将,中午回去吃饭,下午继续打麻将,或者按个摩,晚上再回家吃晚饭。看见他的样子,谁也想不到他的妻子已经病了三四年。偶尔他跟我多说几句,问我什么时候毕业,知道我是学中文的,就说可以去考一下公务员。
下午两三点,我准备走了,就喊爸爸起来。他把鸭腿洗洗,加清水和姜片用小锅煮熟,切成片,要给我带到学校吃。他似乎不大相信我说的不想吃肉的话。我拗不过他,最后只好带两只。这两只鸭腿我要慢慢吃两天才能吃得完。如果这一天是月初,我还要给他做完账才能走,因他同时还兼管网吧里卖零食、烟和饮料瓶的钱。零食和烟都是从小店拿过去的,在网吧卖掉的这些算陈叔叔的钱。我把陈叔叔应得的利润算出来,一笔一笔记在纸上,由他交给陈叔叔。
我走了以后,他又开始为期一周的一个人吃饭看电视卖东西的生活。秋天有人折一枝桂花从门前经过,丢在柜台上,他把花枝捡起来,插在酒瓶里。桂花的香气像水。有时妈妈下班回家,会绕到店里,给他送一点菜。店里最麻烦的事是上厕所,要把店门锁上去网吧,他于是很少喝水,只有酒精把脸浸得红红的。他渐渐比才来南京的时候胖一些,因为老坐着不动,肚子上长了肉。他有时候看起来像一个老人了。每天晚上七八点,他要打好几个电话,一个给奶奶,只问她睡了没有,有没有什么事;一个给三姐女儿,问她作业做完了没。后来大姐和二姐都有了孩子,宝宝刚会嗯嗯呀呀的时候,他就又多了两个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叫他们喊他。
我从店里回家吃晚饭,再回学校。妈妈总要烧不少菜,末了也装一饭盒给我带走。她很辛苦,因为离得远,每天早晨五点就要起床,把家里女儿们的早饭准备好之后出门,七点钟到陈叔叔家附近的菜场,买一天所需的菜,然后做早饭,做家务,侍候白阿姨起床,喂饭。白阿姨一餐只能吃很少一点,一天要吃六七顿。中午做午饭,除白阿姨和陈叔叔外,他们的女儿女婿也会过来一起吃。下午继续做家务,做晚饭,再赶回来给自己家里准备晚饭。晚上她还要洗衣服。可以让她不做吗?不能的,因为她不能忍受女儿们早上要花钱去外面买早饭,又贵又不好吃;也看不惯女儿居然不用热水泡搓衣服,只是直接丢到洗衣机里。她就是偷偷地抢也要把衣服洗掉。
吃完饭后我给她捶一会儿背,揉一会儿腿。她的小腿静脉曲张得厉害,站了一天,又肿又硬。我们说给她做手术,说了两三年,也拖着没做,因为白阿姨一家离不开她。她有浅表性胃溃疡,因为白阿姨的胃癌,她变得有些疑神疑鬼,老说自己胃痛,胃镜照了两三次。大姐很生气,照胃镜是很伤食道的。我给她捏手,发现她的指腹全都开裂,右手的手丫也烂了两个。问她怎么回事,她说白阿姨家洗碗不能用洗洁精,一定要用碱水,还要用开水烫,衣服和床单也是,三天两头洗,在碱水里泡的。我很生气。她说:“女儿啊,你以为在人家做事容易的?”隔了一会儿,说,“要不是你爸爸的店,我真不做了。”
有时候她跟我们说陈家的事。有一阵子陈叔叔天天去健身房锻炼,白阿姨在家忍不住哭,疑心他在外面有了相好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是这样病着的人了。那后来我见过白阿姨一次,妈妈扶她出来散步,她比初病时气色好了很多,脸上略微长了些肉,眼睛笑起来时还是弯弯的,头发整齐梳拢到耳后。她其实还是好看的,她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他们原先住在梅园新村,后来为了离网吧近一点,在网吧旁边租了一所房子。白阿姨一定要在附近小区买一栋房子,哭着说自己不想死在租来的地方,要死在家里。后来他们就把梅园新村的房子卖了,给女儿买了婚房,又添了点钱,在网吧附近买了栋房子。
为了进货方便,我们买了一辆小面包车。回家乡从此也变成一件较容易的事,我们可以自己开车,只要两个小时就能到家。此后每逢清明、五一、中秋、过年,或其他村里有什么爸爸觉得应该回去的红白喜事的时候,他就要求开车回家。他带很多条烟回去散人,和很多人喝酒,说话,坐在酒桌上舍不得下来。他要对他寂寞得没有回音的看店日子略作弥补。每到这时候,我就要去店里待两三天。白天还好,到夜里睡下,竟然感到轻微的悲伤。我总是睡不着。夜深以后,有些声音像是吸了水的海绵,膨胀开来,清晰得令人崩溃。门前街上时时开过渣土车和汽车,夜里上网的人咚咚地踩着床上方的楼梯,凌晨两点以后,门外空地上卖炒饭的人,叮叮当当地炒饭。偶尔有失恋的女生在门外大哭,我知道她必是坐在空地边缘的台阶上,还有缺少女友的小青年,拿着大功率山寨手机播放凤凰传奇。他们都是不需要睡眠的人。
时间长久,每到周五,想到周六下午又要去店里,我就忍不住焦虑起来,觉得自己处在努力恢复与不断破坏的循环里,找不到平衡的方法。我努力恢复起来的读书的秩序与感觉,一到周末,就又被重新打破了。直到毕业前写论文,已经是最后几个月,我跟爸爸说,实在没有时间去换他了,他才慢慢肯每周自己回家一趟。每个星期天晚上十点以后,他关了店门回去洗个澡,第二天一大早又回店里。后来一切都来得很快,有两三天妈妈都回来得很晚,说白阿姨觉得身上痛,陪她在医院检查。过了半个月,再给妈妈打电话,她就说,白阿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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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漫长的几个月里,都没有人再去换爸爸。我离开了南京,开始上班。他自己看店,自己回家,我猜想店里柜台上一定落满了灰尘,很多吃的卖完了他才拿出几包补上。但这种担心很快也成为多余,因为店要关门了。传闻这一片要拆迁,到时连网吧也会关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着关门的那一天。我恢复了读大学时的习惯,每个星期给他打一个电话。没有特别的话可以说,照例是早点睡,不要太晚关门,说不到一分钟就挂了。有一天他忽然给我打电话,我说怎么啦?他说没事,今天重阳节,给你奶奶打个电话。我问他店哪一天关门,他说,十月三十号,还有几天。在关门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决定给他打个长点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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