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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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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经是十恶不赦的日本鬼子，丧尽天良，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战后成了中国人民的阶下之囚。他们是一群中国管教人员，一边是与侵略者的国恨家仇，一边是给战犯提供良好的改造环境，他们承受了怎样的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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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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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真实记录了作者的亲闻亲见，生动描述了日本战犯在中国政府的改造下由“鬼”变人、由敌变友的过程。本书以崭新的视角、鲜活的史料、图文并茂的形式和纪实文学的文笔，讲述了中国政府成功改造日本战犯的历程，以最精炼的笔触首度揭秘日本战犯改造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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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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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巾，出身于共和国第一代公安人家庭。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教授，抚顺改造战犯历史研究会会员。作者接手父亲1956年旁听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沈阳审判的记录、1964年执笔统稿的14年改造日本战犯工作总结，及其多次深入监狱亲感亲察战犯改造的史实，从2004年开始参与写作纪实文学《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及其增订版《灵魂决战》，并在报纸上连载长篇署名文章《从战争魔鬼到和平使者》，以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复归人性、终生反战的国际奇迹，痛击日本朝野右翼势力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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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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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世界反法西斯会战的文明前沿
——改造日本战犯话题再思考及
其他
题记
绥芬边陲，囚车千里开来
苏中引渡
铁窗等候
战俘，战犯？打击闹监开始
告示风波
朝战撩动
宣告通则
铁定罪身
人道体味，复苏人性良知
三个保障
水火洗礼
救死扶伤
打击闹监，敢教顽石点头
以理相对
唇枪舌剑
惩一儆百
认罪悔罪，苦海回头是岸
“脱掉斗篷”
仇人指认
推进认罪
悔罪实录
侦讯逼近，破顽兵临城下
批判帝国
步步为营
上下合围
废弃咒符，自捣灵魂铠甲
否定神格
盘点昭和
鞭笞神族
理智抉择
否定自我，旧我走向新我
审视故土
写我演我
鸿雁传书
真理远足，寻求神州答案
社会为师
工说农说
金陵祭思
北京感悟
正义审判，共伐军国主义
大略决断
庄严法庭
君臣做证
8年服刑，高扬正义风帆
生命追赶
东瀛来客
爱的助力
塘沽归航，呼号日中友好
洒泪握别
再生之地
碑传后人
结语
跋：反省是一面莹澈的镜子
——斥“帝国主义回归”挑衅
二战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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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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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芬边陲，囚车千里开来
苏中引渡
1950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边陲绥芬河。
苏联引渡当年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捕获的969名日本战争罪犯，和新中国政府在内地捕获的4名日本战犯，准备押解到抚顺战犯管理所①。
由145名公安、司法和卫生工作人员组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派出了三十几人的接收日本战犯工作队，外加东北军区公安部队第一八师五三团230名武装押解指战员，于7月17日开赴哈尔滨，然后驱车牡丹江，辗转绥芬河。他们穿越茫茫林海，远眺那片幽邃茂密的古老森林，它像千军万马守在嵯峨险峻、巉岩绝壁垒成的两千米的山岭上。
7月19日下午。
一列启动于7月15日的苏联宽轨（1520毫米）火车，通过苏中边界的乌苏里斯克地区，驶入中国边境换为标准轨（俗称“窄轨”，1435毫米），踏上屹立着雄鸡的版图，停放在绥芬河车站上。
绥芬河车站，今天异乎寻常的沸沸扬扬。969名日本战犯，在这里续写着5年前“密苏里”号受降典礼以后的投降文章。他们在红军官兵手枪、转盘枪的押解下，鱼贯地走下苏联的闷罐火车，整齐排列在左侧的站台上。
对于这些战犯来说，他们所受的这种“委屈”的礼遇，并不是第一次了：日本战败的时候，他们缴械投降，在刺刀押解下走下了战场，随着被俘的60万日本、伪满官兵一起，在刺刀押解下被送往了苏联；继后，他们在西伯利亚“收容所列岛”里，在刺刀押解下去填补战争丧失了2000万青壮劳动力留下的岗位，从事着技术性不强的土木建筑、修路工程、森林采伐、煤矿开采之类的重体力劳动；继后，便是今天这次在刺刀押解下的返程“国际旅行”。
对于这些战犯来说，他们所受的这种“委屈”的礼遇，比起那些死于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伏击战中的日军将帅们，又算得了什么呢？铃木真雄少将就毙命于脚下的绥芬河伏击战，日野武雄少将毙命于小佳河伏击战，细谷刚三郎少将毙命于新安屯伏击战，小金泽福次郎少将毙命于奇克（今逊克）爆破作战，田伊之助少将毙命于中国东北北部爆破作战，渡久雄中将毙命于东安伏击战，服部晓太郎中将毙命于孙吴屯伏击战……
苏方押运的日本战犯，坐上用数节货运车体改装而成的囚车。车厢与车厢的连结处，都铺着哨兵过往的木板通道；每节车厢厢体外都焊接着哨位栅栏，铺着狭窄的木板过廊。首车与尾车通电话线。紧闭着的棚盖货车，不透风，闷热得像个蒸笼一般。一路上，车上人一言不发。他们抱着双膝“b”形而坐，或者背靠背“db”形而依，或者半蜷双腿“∽”形而卧，互相不知心里盘算着什么。
站台上。几名苏军士兵陪同苏军少将、少校指挥官走下首车，各厢哨兵一一下车向首车方向集中。
“他们过去对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一位佩戴少将肩章的苏联军官，提高了嗓音，面向着中方人员，也好像向着车上的人，“档上已表述过，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是无法宽容的、罪大恶极的帝国主义分子，今天把他们移交给中国新政权的手中。”
苏军大尉一声令下，囚车立刻敞开了铁门。日本囚犯走下土耳其式桑拿浴般阴暗、闷热的囚车，踏上火辣辣骄阳炙烤的地面，眼睛无法马上看清车外的世界。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浑身汗水，容颜憔悴，乏力地挪动着疲惫的躯体，无精打采，神不守舍，两眼充满了恐惧。
“安培靖尾？”
“哈伊（是）！”
“安道武？”
“哈伊（是）！”
苏方代表在左侧站台上，一一唱名。日本囚犯一一应声，横过铁路走向5米外右侧站台上的中方代表。中方代表一一复读人名。日本囚犯一一重复应声，接踵跨过四五条轨道，走进中国士兵围拢的圈子里，再走向接运火车的升降口。
对簿人头，这些日本囚犯中有头有脸、具有相当官衔的，武官有司令官2人，师团长5人，旅团长14人，联队长8人，参谋长9人，军事情报主任32人，大队长39人，中队长、小队长347人，还有宪兵116人；文官有主凶伪满洲国的行政、司法、检察官员（“总务长官”“次长”“参议”“省长”“部长”“检察官”“厅长”“局长”“处长”“事务官”“司务长”“参事员”）187人，还有特务15人。
据后来统计，包括1955年地方公安机关查捕（4人）、1956年太原判刑转监（9人）等方面移送的日本战犯，抚顺收押人数曾经达到982人：军队系统602人，行政系统49人，警察系统199人，宪兵系统116人，特务系统16人；将级35名，校佐132名，尉以下815名。
站台上，战犯们就像后来在电影里见到的国际交换战俘那样看着自己。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这次被移交，并非是像他们的同类此前那样直接移交给日本，而是移交给了交战第三方——中国。
7月20日。
交接仪式在绥芬镇（今改市）机关的会客室里举行。
一边是苏联管理局代表科雷阔夫（又译“科富托夫”）中校，他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只有杀掉！”
一边是中方代表陆曦（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董玉峰（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执行科科长）。陆曦是位老干部。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随行工作人员程远行说他“曾在苏联学习过多年，俄语很好，有工作经验，有办事能力，就拿这次引渡来说，他不慌不忙，胸有成竹”。
他们并没有在意苏方代表说了些什么，而是牢牢地记着周恩来嘱咐的话：
“我们把这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是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我们把他们改造好。”
此前，在苏联囚车临近中国绥芬河时，车内的日本宪兵准尉三尾丰不时地与苏方押解官兵的视线相交又分离。为对苏作战而防谍，是宪兵准尉三尾丰受命于日本罪恶之师关东军的天职。1938年12月，一个月时间里，他在绥芬河、东宁、穆棱出入国境的回家、经商、探亲、迁居的旅客中，4次抓捕了24名中国籍“苏联间谍”。被拘者每人每天只能吃一顿饭，铺盖1平方米大小的破毯子，像渍白菜一样塞进不能横卧的小屋子里。他们一个月只允许一二十分钟的室外活动，与跳蚤、虱子、臭虫为伴，生病得不到任何处置。三尾丰后来在笔供中提到：“1939年1月，我在牡丹江通往绥芬河的火车上，把8名来国境地带的中国旅客，以‘伪造旅行证明书’为由扣押在宪兵队中，也不例外地对他们刑讯，灌凉水，砍竹刀，经过一个月时间的监禁折磨之后，再向证明书发给机关调查清楚才释放。这些被害者，主要是从华北来找活干的劳动者，年龄均在20岁左右。”
8名，岂止8名？这显然是化小又化小了的数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中长路还是那个中长路，绥芬河还是那个绥芬河，日本强盗自己却坐进了囚笼一般的火车铁箱之中。
“两虎相与斗，驽犬受其弊。”当相邻的列强相争时，首先受害的就是列强之间的弱国。中长路，绥芬河，它们像盘中的一块肥肉，由东狼北熊争来夺去，受害最惨的是中国：太阳旗换掉了三色旗，日本取代沙俄在东北的支配地位，进而大举进犯中国领土，霸占大连、旅顺40年，奴役“满洲”14年，践踏大半个中国大陆8年，殖民统治中国台湾50年。
绥芬河镇，二三百户人家。两幢俄式小楼建筑，点缀在绿野山丘之下，接踵于中国红砖平房和灰色脊房之间，向人们传递着些许欧陆风情。
一条宽不过3米、深刚没脚脖的绥芬河支流，从东而西地半绕着火车站流淌，河的东北面是国境线外的起伏山峦。那山丘上，残留着日本关东军的战壕掩体。极目远眺，隐约可见5公里以外的苏联边城伏罗希洛沃。帝俄时代的俄国人把这里叫作“边境站”。曾在专事苏联情报的秘密机关伪满洲国保安局担任第二课课长的岛村三郎扫视远近，他1938年冬曾经来过这里。那时候，他屡屡听到日本近卫内阁口头上反对扩张主义政策，实际却是在不断地侵袭中国领土，逐步陷入了日中战争的泥潭。日本关东军一面叫嚷“背后的老虎难防”，一面在这一带构筑备战工事。
坐落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部、绥芬河上游的绥芬河镇，苏联时期称为“国境商业都市”，也是中苏边境要冲，还是日本军国主义预谋发动侵苏战争的策源地。战犯们坦承，这也是蓄谋已久的阴谋。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接见日本驻德空军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上将，就提出“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示驻日大使奥托“使用一切办法促使日本参加对苏作战”；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里宾特洛甫又向日本提出：“日德两国应迅速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
莫斯科危在旦夕，日本政府也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遂于1941年7月7日和16日接连下达第一号和第二号动员令，即“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阪田义政暗自追忆，日军于1938年4月1日接收伪满国境监视队成立的国境警察队以后，遍布于与苏联接壤的黑河、三江、东安、牡丹江、延边和兴安岭北部，严密封锁国境，监视出入国境者，并向苏联派遣间谍搜集情报。
“1938年，”阪田义政默记着，“太平村（警察）中队板石小队大盘岭监视哨，还在国境抓捕了苏联海州玻塞特地区越境的三级大将柳希克夫，移交给了日本特务机关。”
囚车，沿着哈尔滨至大连路线，向南奔驶。
哈尔滨，让担任过梨树、密山、穆棱、汤原日本宪兵分队长的藤原广之惶恐。他像驼鸟似的把头埋在衣服里，顾不得身心领受着历史罪孽绞杀着自己的神经。
1938年3月15日，藤原广之命令属下破坏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暨吉林省委所属汤原、依兰县委及其抗日组织，抓捕汤原县委书记高雨春等204人，并将其中68人送交审判，高雨春等7人被残酷杀害。1938年5月20日至7月8日，藤原广之又命令部下在汤原、勃利抓捕中共下江特委工作人员赵明九、霍占山等13人，赵明九、霍占山两人身遭酷刑虐待而惨死狱中。
曾任伪满警务司警务科科长兼国境警察科科长的三宅秀也，背坐在车上渐行渐远地告别西伯利亚，心里缅怀着短命的日军对苏谋略部队——独立宪兵队。本部高级副官桥本山甲的影子，同时在他脑中晃荡。这一支由日本关东军秘密私设、由哈尔滨特务机关领导的森林警察队，配合公开的“满洲国军”浅野部队，两支部队全由沙俄人组成，以王爷庙以北的绰尔林区为轴心开展对苏备战，充当关东军的一翼。
1938年6月，“满洲国”宪兵训练处顾问牛方一角按照关东军的命令，于当年9月在哈尔滨市郊松浦镇组建，于1939年5月正式编成了这支由10个连（中队）1000人构成的特殊部队，每连100名骑兵。这支部队经受了3个月的酷暑，9月5日完成了火辣辣的训练，每年对半轮换，配置在黑龙江沿岸的漠河、鸥浦、呼玛、乌云和乌苏里江沿岸的绕河5个区域。不料，阴谋败露，独立宪兵队于1940年8月亡命。9月，兵员回到吉林东大营，马匹交给了当地警察。
三宅秀也充当了补救残局的帮凶角色。1941年9月，他为关东军村田武经少佐本人及其部下11人，伪造了“国境警察队员”的身份，让他们配置在鸥浦地带，待机潜入苏联境内，实施本应独立宪兵队干的爆破西伯利亚铁路桥梁的勾当。如今，他坐着囚车行驶在这条由俄国人出主意、法兰西银行调资金修造的“满洲”中长铁路，感受着这条跨境铁路网的今天和昨天，无论是对日本来说，还是对沙俄来说，这条铁路都是一条经济大动脉、军事生命线！此刻，它握在苏联人的手中。
日本“北进”阴谋始终未能实行，因为它没有足够力量左右开弓地既打中国又打苏联。日本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原莞尔总结1938年日苏张鼓峰战事失败教训时说：“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持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
绥芬河车站，站房像座小教堂。它犹如一位见证历史的老人在告诉世人，这里是血泪筑就的中东铁路干线的最东端，是日本战犯侵华作恶之地，也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最后覆灭地。
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四地，各建有顶上铸着飞机、舰艇、坦克和持枪战士的纪念碑。它们为纪念苏联红军阵亡将士而建，碑顶的枪炮口一律怒指东方日本，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此时此刻，战犯们没有了一点当年的神气，也没有一点心思去观察车外大地的景色，而是一个劲儿地吸着烟，一声声地长吁短叹，让透进的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窗外的风声呜呜咽咽。
他们闭目回放着战败那年各自肆虐、逃窜、隐身、被俘的一幕幕，像循环放映影片似的一会儿淡入，一会儿淡出，一会儿浮现，一会儿消失。
“上帝要那些人灭亡，必先使他发狂。”（《圣经》）当有力量控制自己的狂暴而不加控制时，没有任何动物比人更加凶狠残酷。战争让人疯狂，终结疯狂的办法更疯狂。苟延残喘的日本关东军，转眼之间由一类疯人集团变成了另类疯人集团。他们在绝望中挣扎反扑，没有办法从容处理后事，只能在仓皇逃离中发着疯，呈现着黎明前的另一种残酷。
1945年8月10日，铃木启久获知军方情报称苏军攻入“满洲”，气急败坏、疯了似的命令少将旅团长庄司巽：凡是可以供苏军利用的一切都要统统破坏掉，“以利于我们自己的后退”，“不给敌人留下一点儿东西”，片瓦不留。此时此刻，在他们脑中浮现的画面是，苏军每占领“满洲”一个城市便搜罗“战利品”，飞机、机车、汽车、机器、纸张、发动机、印刷设备、照明器材、发电机械，以及小麦、面粉、大米、高粱、大豆、布匹……就像从日军俘虏兵手上缴下的枪炮、战刀、军车、被服一样，无需拉清单、开收条。中国人沉浸在一片解放欢腾之中，不知所以地望着装满一车车一船船物资的火车、轮船北驶，或走海路（经旅顺、大连），或走陆路（北经黑河，西经满洲里，东经绥芬河），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更不知道它们的总价值约8.45亿美元（鲍莱调查团估算为8.95亿美元；日侨善后联络处调查统计为12.38亿美元）。
囚车中战犯的记忆又回到了前线。中国抗日联军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击日本关东军，把包括眼前这批日本战犯在内数以万计的俘虏卷去了西伯利亚，把战争死神提早送给了日本东京的皇宫。
5年前的今天，红色旋风把这些战犯从“满洲”卷去了西伯利亚；5年后的今天，红色旋风又把他们从西伯利亚卷回了中国。
铁窗等候
告别苏联宽轨火车，走上中国的窄轨火车，战犯们发现闷罐车换成了客座车，全是日本式的4人对面座位的客车。映入战犯眼中的又一个不同是，他们坐满一个车厢，又一个车厢，中国军人才走进来。而这些押解人员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恶意表情，还随行着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高级护理系的护士长、18岁姑娘赵毓英，给车上囚人留下了刚柔相济的印象。
“有没有身体不适的呀？”赵毓英顺着座席漫步，用柔和的中国话询问着，翻译员用日语转达着。车内默无响应，医护人员还是发现了发热患者，立时给他们打针吃药，又把一名突发急性阑尾炎的战犯，急送牡丹江地方医院，从死亡线上抢回了他的生命。
第三个不同就是给每人分发的食品：一斤面包，两个咸鸭蛋。在苏联吃的黑面包（列巴），在中国换成了白面包，据称这是在哈尔滨市场上采购的。热茶水也送上了火车，还有让人食欲大开的午餐和晚餐。一个叫不出姓名的人，用日语对中国接收翻译员金源说，他们此前每人每天一斤黑面包加盐水汤，饿了就吃野菜，抓蛇、鼠，“已经5年没有吃过今天这样好的饭菜了”。面对这种种变化，他们无法判断。
一顿狼吞虎咽。水足饭饱，大脑缺氧，要进入梦乡，部分囚犯依在座席上、卧在地板上打起鼾。而另一些人则眯缝着眼皮，不由得甜滋滋地咀嚼着，品味苏方收容所所长前几天于6月29日傍晚“以传达命令的口吻”所说的话：“诸位！不久你们就会回到祖国去啦！”令人不解的却是，中国囚车车窗全用旧报纸糊了起来。这本意是避免车外的民众看见仇敌会发生意外事情，而车上的人们却以为是不愿让他们看到车外的天地。
中方押解人员坐守在每节车厢的两排守门座位上，对照名册逐一清点人数后，用日语向战犯宣布了八条政策纪律：不准喧哗！不准吸烟！不准向外张望！不准随意走动！不准两人以上同时如厕！有事情要举手报告！……同时，郑重告示：“只要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定会得到良好待遇。”
这似乎就是答案了。战犯们木然地听着，刹时感到眼前剑拔弩张的气氛，与苏军官兵“遣返回国”的许诺并不协调。战犯们不由得面面相觑，窃窃私语，颓丧的脸上堆着疑云。
列车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迈着沉重的脚步，昼夜兼程地穿行在东北大地上。每逢交错停车时，车上的人们都可以听到地面报站的声音。
“长春站到了！”站台广播喇叭间或重复着，“下车的旅客，请走出站通道。”
关东军，溥仪，“满洲国”，“首都”，“新京”，“皇城”，“帝宫”……长春让战犯们拾起了一个个记忆的碎片，在他们的脑海里击起了一层层波澜。
“你在长春待过吗？”中方工作人员吴浩然，问一名向外张望的五十几岁的小老头，因为刚见面唤不出他的名字。
“是。我家住在长春，”小老头有些悲怆的样子，“我是在长春被苏军抓到西伯利亚的，已经5年了。”
5年前，一些战犯正在这些地方恣意妄为，作威作福，战败后离别妻儿友朋，被押往苏联。“说不定他们还住在这些地方，说不定能看见他们走动的身影”，他们有人不由地掀动掩在车窗上的报纸缝隙，睁大眼睛向外张望。
“我曾经听说过，解放军在长春，和对峙的国民党军队有过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如果在这场战火中，我的妻子……”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课长（理事官）岛村三郎忧郁地追忆着，“我当初把妻子留在了高等法院对面的一所官吏住宅里。如今，那里已经淹没在一片林海中。”像当年告别妻子那样，他一直看那片林海，把目光抛出很远很远，眨也不眨，动也不动，直到看不见的时候才收回了视线。
1950年，7月21日凌晨3时。“抚顺城”，车站站牌上这极为平常的3个字，让一些战犯视觉混乱，不免心中一怔，顿时想起他们制造的那些乱坟岗、“万人坑”。
“要叫我们在这里挖煤了却人生吗？”
“也许把我们作为签订和约的人质吧？”
“将官或校官，也许作为战犯判死。”
“看样子，活着回国是不可能了！”
柏叶勇一惊恐地把脸贴在窗玻璃上，他极不情愿地回忆着当年担任日伪抚顺市警务处处长、警察局局长那些罪恶的岁月，顿生“大难临头”之感。“我镇压过因不满日伪军警而脱逃的无辜工人，强迫奴役成千上万的工人，亲自关押、屠杀过被俘的中国爱国志士啊……”他提着心，吊着胆，掩面斜视，下意识地扫描左右，并没有发现有什么让自己尴尬难堪的异样情形发生。
可他心里知道，他当年的部下，受命作恶的见证人，不只是抚顺市警察局的特务科特务股长（警佐）森川孝平，抚顺市警务局特务科特务股情报系执行警尉真锅信义，抚顺市警察局永安桥派出所所长（执行警尉）佐山外吉，还有抚顺县警务科保安股的司法系主任兼经济保安系主任（监督警尉，后升警佐）林竹次，以及在抚顺当过警察的奉天省警察厅特务科外事股监督警尉室田震策……他们也坐在这列囚车上，只不过没有跟他坐在同一个车厢里。
那个森川孝平，那个林竹次……还有那个奉天日本宪兵队战务课长小林喜一，以及那个专门从事过苏联情报勾当的特务科长岛村三郎，他们怀里何尝不是一样揣着兔子。
小林喜一盯着“抚顺站”3字的车站站台牌，想着1940年12月至1942年6月，日本人先后4批押送中国被俘人员（名曰“特殊工人”）到抚顺煤矿从事奴役劳动，其中前3批就有4327人之众。就在日伪统治临秋末晚的1944年底，他指挥抚顺宪兵分队镇压“特殊工人”的反抗，抓捕20多人投入监狱。接着，1945年2月，他又指挥抚顺宪兵分队“乘胜镇压”奉天纪念七七、九一八爱国学生活动，“捏造了一个‘复华党’”。凌晨3时，他们从房顶潜入第三国民高等学校，抓捕男女学生36人，将一人当场击毙，将5人送进大牢，判处抓捕学生或无期徒刑，或二十年徒刑，一人死在狱中。
岛村三郎在想什么呢？“谍报人员要是被捕，那就算完啦，等于没命了！”“什么也不要说。不论怎么交代，也不会得到宽恕！”他至今还在坚信上司的这种教育，尤其想到今后更需要继续这样去教育他的部下。这信条，让他尝到过甜头。他依赖自己说谎和同伴的“关照”，躲过了“没有像中国人民那样具有直接的深仇大恨”、又对“满洲国一无所知”的苏联拘留所，混过了一关又一关的审查讯问。可以后的日子，却大大地不同了，“听说中国的侦讯最厉害”。
“揭底就怕见老乡”，中国谚语钳着岛村三郎那昼夜不宁的神经，“我的犯罪地点是中国，对我审讯肯定是会继续进行的”。同柏叶勇一一样，这是岛村三郎他们心中最感到不安的：“如果部下东窗事发，露了底怎么办？如果被害的中国人还活着呢？如果……”不！在他们罪恶人生的词典里，只有“存在”，没有“如果”。
说来，也真是冤家路窄。坐落于长白山余脉、龙岗山麓的高尔山下，锁阳城北浑河岸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座围墙高耸、铁门紧闭的灰黑色建筑，偏偏是日伪时期的标志物——“模范监狱”的旧址。冷眼看其外表，它仍似秋风萧瑟中的碉堡，令人不敢逼视。
抚顺战犯管理所，这座于1936年在4万平方米地面上打造起来的4700平方米的建筑物，本是日本侵略者囚禁、屠杀中国抗日战士和爱国志士的“模范监狱”，收押能力为1200人。1950年7月，这座阴风凄厉的魔窟被中国政府改建为战犯管理所。刑讯室变成医务所，暗牢变成药库，“镇静室”变成病房，绞人场变成花坛……
1950年年初，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史良，在大连接见旅（顺）大（连）地区关东高等法院劳改处处长、拟任战犯管理所副所长的曲初。
史良（1900—1985），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24位部长中，她是11位非中共人士的部长之一。“关内基本上是新解放区，土匪还没有肃清，”这位穿着一身列宁式服装的女部长说：“东南沿海各岛和西藏等地还有待解放，蒋介石在台湾时刻在妄想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又在朝鲜半岛蠢蠢欲动。鉴于东北地区是老解放区，又靠近苏联，一旦有事可以随时转移。所以，中央决定在临近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沈阳的东部，也就是在东北司法部直属抚顺城监狱建立东北战犯管理所，准备接收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
建所初期有145名工作人员，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占大部分，中共党员占大部分，40岁以上占大部分，大学文化程度的占40%。全部战犯改造工作由国家公安部领导，由东北公安部代管，东北行政区1954年撤销后改由辽宁省公安厅管理。
这天，陪同大村忍重返“故居”的，有他当年同属地的同僚抚顺刑务署作业科长兼管理科长（典狱佐）岛口信重，抚顺市松田桥刑务支署长古闲真平。还有，伪满承德监狱监狱长阿部源三郎，以及日伪司法行政系统的长官，包括伪满司法部刑事司长杉原一策和矫正局长中井久二，伪满哈尔滨高等法院次长横山光彦，伪满新京高等法院审判官饭盛重任，伪满牡丹江高等法院审判官大濒户权次郎，伪满吉林省地方法院审判官野田盘，伪满安东刑务署长幸田永吉，伪满关东局旅顺刑事所（典狱）所长田子仁郎……他们同时走进了日本人自己修造的这座监牢。
“早知有今天，怎么也要建造得更好一些，至少建几个高级间留着自己用。”自我解嘲，总意味着心有不甘。
这也许是天意吧！1945年日本投降后，9月至12月连续四批被盟军逮捕的118名日本甲级战犯，他们被关押的东京都丰岛区巢鸭监狱，也是一座日本人自己修建的仿照西洋模式、设备先进的监狱，当年专门关押政治犯和重刑犯，今天也轮到他们自己来享用了。
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科毕业的大村忍，作为当年建狱的监理人，以特殊的兴致关注着眼前这项由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狱政处处长监工的改建扩建后的监狱工程，一直进行到战犯进监以后的1950年7月末。
他看看眼前，想想过去，又跟他1937年任伪满哈尔滨刑事署绥化支署开办主任时监修的那座绥化监狱相比较。当年日本人在这里把文明消灭得干干净净，把野蛮留存得完完整整，在那新建的花圃、新栽的树下，似乎至今仍然渗透着无法滤去的尸水，依然飘荡着某种挥之不去的恐怖气息。
就在前几天，在平整场地的时候，他们还从院子里挖出了一具被子弹射穿了的少女头骨。战犯们恭敬地为之清除了泥土，用方盘奉放在一张桌子上。大忍村环视着周围说：“从这些墙壁中，好像还能听见当时受到我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的惨叫声。”岛口信重坐立不安，说他当年在这里虐待、残害中国爱国志士，今天在管理所却“受到人道待遇，没有打骂，人格受到尊重，除了感谢和悔罪以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再精致的鸟笼，也是鸟笼，笼中鸟的生活，简直就是一种死去的生。”大村忍终于发现成为陈迹的这座监狱，从这里升腾的都是新中国、新时代的气息。它虽然是日伪统治时代的产物，如今却换了新主人。它虽然保留着必须有的森严的外壳，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在于物是人非的“硬件”部分，更在于它所表现的内外管理构造人性化的趋向。
“看来，中国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真宽待俘虏，把俘虏当作人。看来，中国共产党也从这里开始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要改造一个龌龊的世界，改造一群龌龊的人类。”这个“人”，只不过是“□”里的人，是昔日的“魔鬼”如今的阶下囚。
这些昔日的“魔鬼”不曾战死沙场却落了坐牢的可悲境地，被当作囚犯押来押去，今天居然又走入了自己修建的监狱，历史捉弄着他们，跟他们开着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可这一切不是他们自找的吗？自作孽，结果终必如此。
即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只是把这个历史讽刺视作历史的错位，不肯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但等待他们的历史课题却是一样的：身份与名分，生存与死亡，生命与人性，罪过与惩罚，报应与宽容，刑罚与赦免，司法与民主，程序与正义，法律与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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