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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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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记者在他国，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手游历及采访记录。（加塑封，赠送三张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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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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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不顺利抵达》是张哲从事记者生涯以来的精彩报道和记者手记的结集，篇篇精辟入里，见解独到，不乏幽默和生活化的气息。专业化与通俗化在他笔下自然融合，构筑了一个环球化人类学报道。其语言睿智幽默，见解看似柔软实则犀利，让民众近距离接触当代中国记者的视野。作品典范而不拘一格，怀抱理想精神又深具现代意识，以公众利益、思想自由和民智提升为新闻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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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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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哲，生于1981年，先后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现为南方周末记者、编辑。读过一些书，到过一些地方，略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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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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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辑在非洲开一个农场
现场直击“世界最大监狱”加沙
与哈马斯士兵面对面
巴以旅行手记
中国在赞比亚的真实存在
在非洲开一个农场
中国将失去赞比亚？
第二辑纽约，不顺利抵达
纽约不相信仇恨
审判日
纽约，不顺利抵达
“这里是资本主义的心脏”
“奥巴马是黑人！” ——关于肤色的选情观察
美利坚：改变前最后的时刻
竞选州长
第三辑柏林：不再有围墙的日子
寻找中国人，在德国
永别了，史塔西！——参访东德秘密警察总部
柏林：不再有围墙的日子
缅甸改革进行时
卢武铉：一面韩国政治的镜子
留学朝鲜
被街头小贩改变的政治
他们眼中的卡扎菲
“超级总统”是怎样炼成的？
第四辑奥运志愿者是怎样炼成的
奥运志愿者是怎样炼成的
香港的教养
“危险天使”桑兰
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
嫁个有钱人？
木鱼中学：地震中的一例校舍样本
震区手记：漫无止境
第五辑整个佐治亚都在下雨
整个佐治亚都在下雨
最初的集体主义
我的爸爸
菜刀
醉酒
科特的睡眠问题
迟到的总结：我的2005
米沙先生
谁阻碍了社会流动：一场课堂游戏
俄克拉荷马的龙卷风
吃吃喝喝五十天
2008岁末印象
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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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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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赞比亚的真实存在
隐藏在非洲血脉深处的“中国”
“每当我在夜里醒来，躺在那儿侧耳倾听，我便满怀向往，向往重返非洲。”这是1930年代的海明威写在日记里的句子，也是我从赞比亚回国后一段日子里的真实念想。尤其今年，北京的春天寒冷得几乎有些古怪。在没有暖气的阴郁天气里，我会时常怀念非洲明晃晃的太阳。
我和摄影记者麦圈到达非洲是在3月26日。埃塞俄比亚航班经停新德里、阿蒂斯阿贝巴和津巴布韦城市哈拉雷之后，我们终于在长达超过26小时的飞行和候机之后抵达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午后湿热的空气和浓烈的阳光扑面而来。
这个时候，南部非洲大陆的雨季刚刚结束，雨水再次光临这片土地大约还要等候6个月的光景。于是，每一天的天空都是湛蓝色，阳光像是永远晴好，毫无顾忌地打在街道、矿山、绿色植物和人们黝黑的面孔上。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此次采访的行程。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街头，很多道路都有些失修的感觉。路面上的车子多数是二手的日本车，款型很旧，据说有不少还是通过走私进入当地。蓝色的丰田小巴士是当地最流行的公共交通工具，里面形同闷罐，大家接踵摩肩，气味逼人——每一排都挤得很满，甚至加了小板凳。
即便如此，票价也不便宜。随便乘坐几站地，就要收你3000“克瓦查”（约0.6美元）；而出租车一律不打表，2万克瓦查（约4.5美元）起，价钱具体再跟司机谈。所以，当地人更喜欢去找老板赊账买一辆自行车；如果赊不来钱，就干脆步行一个多小时上下班——当然，如果他有工作的话。赞比亚的失业率接近50%，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是一种类似玉米面糊糊，但粘稠度与土豆泥相仿的东西，叫做希玛（Nshima）。而配菜主要是些好像总也洗不净泥土气味的蔬菜，如果能吃到一种小的咸鱼干，就是比较小康的人家。
我和麦圈在卡皮里-姆波希（Kapiri
Mposhi），坦赞铁路起点站的小镇采访时，终于鼓起勇气去尝尝希玛。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也没有更多的选择——这里根本看不出其他的快餐店的影子，公共汽车站旁边破烂烂的苍蝇馆子就算是比较有型的了。
结果却着实有些凄惨：我们的肠胃实在不能接受这种东西，连麦圈这样的饕餮动物都剩了大半。不知名的蔬菜都烧得有些粘软，吃起来里面满是沙土。希玛本身的口感实在奇怪，我们只好把那一小片肉吃掉，去小铺买点香蕉和苹果勉强充饥，挨过小镇的漫漫长夜。
在着装方面，除了对浓烈的色彩偏好度较高，街头大部分行人的服装款式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的中小城市没有太多区别。这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应当大都是“中国制造”。当然，不同的是很多当地女性会用特殊的布把头型缠得更平整些，在上面放稳要搬运的物品或器皿，行走如常。
集市上熙熙攘攘，看起来有些劣质的凉拖、衣服，到各种小五金，脸盆、扫帚，一应俱全。黑皮肤的人们大声说笑着，有的人还拿出模样有些山寨的手机，播放着电子乐。他们大多数脸孔都很年轻，老人并不容易见到。由于贫困和医疗条件恶劣，这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只有37.5岁。
……
但我们要做的，是在这样的异域里，在看来普通的衣食住行中寻找中国的“存在”。乍看起来这是一个有些让人茫然无措的任务——街头几乎没有什么黄色的脸孔，也没有任何与中国相关的独到之处。那时我甚至很难相信，“中国”就隐藏在这个异域国度的血脉深处。
十几天的走访之后，我们却发现，“中国”对这个南部非洲大陆地区的国度影响之深远，涉猎之广泛，都超出了我们的预计。
中国两家著名的通信工程企业在当地雄心勃勃地经营着。当我们在改签机票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办公室遇到其中一家企业的员工时，他“自豪”地告诉我们说：“赞比亚的通讯网络，无论固话还是移动电话、互联网，全部由我们架设……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让这个国家的通讯网络完全瘫痪。”
而另外一家通信工程企业的中国员工则半是认真地说过，真不知道在给非洲造福还是作孽，几年功夫下来，凡是人迹能到达的地方，甚至人迹没有到达的地方，都给他们架起了电线杆、拉起了电线，早先那种纯原始的生活方式恐怕是不好找了……
至于坦赞铁路，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倒更像是一种历经时光冲刷而有些褪色的遥远记忆，而非中国的“现实”。
前来“淘金”的中国“个体户”也越来越多。在从赞比亚返回中国的候机室里，我遇见了两位中国大叔。一位告诉我说，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一共有七家赌场，两家是中国人开的。他在最大的一家赌场“水牛”做荷官，生意很不坏。
另外一位大叔则在中国人经营的小煤矿工作，产的煤就销给中国的铜矿大公司。说到跟当地人的关系时他撇撇嘴说，“这些年不好管了，动不动罢工闹事，早先的时候不听话我们都可以随便打……”
中国企业的劳资困境
——“国内的工会主席好多都是人事经理兼的，哪有这么多麻烦。”
对于希望投资非洲的中国企业而言，赞比亚有很多优势可言。比如，这里是绝对的自由市场经济，从物价到汇率、利率都没有管制；又比如，这里自然资源和矿藏都非常丰富；更为重要的是，独立几十年来赞比亚都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既无外战也无内乱，这种和平稳定的政局在非洲难能可贵。
但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几十天后，当富士康的深圳工厂出现“十连跳”、“十一连跳”，甚至“十二连跳”时，在非洲采访时的记忆片段会时时浮上脑海。
来到铜带省的第二天，我和麦圈进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色集团）谦比希铜矿区，并请求下矿井拍摄采访。陪同前来的一名经济开发区经理与矿区管理人员沟通后，表示有些难办，拒绝了我们。
他们告诉我说，每年一度的工资谈判刚刚结束，但当地工人们并不满意，有人“闹事”，把抽水泵的电缆都给烧了，这样几乎有淹井的危险。我有点儿没明白，问他说：“是怕我们下井有淹井危险么？但工人们不是还在上工吗？”
这名中方经理说：“淹井是不会的，电缆已经修复了。我是怕井底下有人给你们下黑手啊！……谁知道他们会怎么样。”
实际上，进入矿区之前我们就感受到了这里空气中的张力。
谦比希矿区大门前的路旁，有一片光秃秃的地方，竖立着几十座白色的墓碑。一名中方经理告诉我们，2005年4月，矿区的炸药厂发生爆炸，造成47名赞比亚工人死亡。
巧合的是，当时所有的中国工人都安然无恙。于是关于民族仇视的传言一度被反对党利用，与安全标准一起，成为攻击中国投资的热门话题。最终中方赔偿每名受害人亲属1万多美元，但官司至今仍未了解。
与国内矿难赔偿20万人民币的“潜规则”相较，1万美元的死亡赔偿并不算太高。但在非洲，中国企业方却认为这在当地已经是一个绝对不小的数字。“早些年开车撞死了人，赔两袋大米，给二百美元，他们就高兴的不得了了。”
但不论如何，企业大门前就是墓地，这在中国人心里总是不大吉利。中国人曾经试图在坟前种树和草，希望至少能把它遮掩起来，但总会被当地人砍掉。“他们不让种，就埋在门口故意恶心你。”前面所说的中方经理告诉我们。
矿区的炸药厂至今没有复工，这个之前矿区最能盈利的工厂之一，被人形容为“印钞机”一般的炸药厂，就此沉寂。据说中色集团本来也有将炸药厂复工的打算，甚至当地人也同意，但是中国大使馆的指示否定了这种计划。
2006年，谦比希铜矿的工人为了反对拖延支付工资自发罢工，进而引发骚乱，混乱中有两名示威者被枪杀。
近年来，尽管业绩一再上涨，中国企业最为头痛的工会谈判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每年一度的工资谈判都会让资方付出更多的人力资源成本，而罢工和游行则是他们可以祭出的最有力武器。如何与工会相处是中方管理层的重要课题，而企业家们最常用到的词汇是“没有经验”。
“国内的工会主席好多都是人事经理兼的，哪有这么多麻烦。”他们如此抱怨。
但对付工会的经验也在逐渐增长。比如，讲大形势——“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好转，企业随时可能面临重大困境，在其他国家都纷纷放弃，无力维系海外投资时，中国的投资对当地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需要你们支持……”
又比如，中方企业已经会请当地工会的领导人去深圳和东莞参观，请他们跟中国企业里的工会领导座谈。“要给他们上上课，讲一个道理，工会怎么能和企业的利益对立起来呢？我们应该是一致的嘛，只有企业发展好了，每一个人的利益才能有保障；否则企业跨了，我们拿什么来保障工人呢？赞比亚工会的人也觉得有道理。”
中色集团总经理罗涛在采访中回忆到，2007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来赞比亚访问，听完中色集团的汇报完之后，握手对他讲：“罗涛同志，你们干得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两条，一是要让环保、安全达标，二是一定要讲和谐社会。”
实际上，中色集团在赞比亚当地各个企业都在强调，除了解决当地就业，自己也已经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包括捐助当地中小学、修建医院（除了给企业员工提供医疗保障，也低价诊疗当地社会其他人）、捐献公共汽车站的遮雨棚、甚至给当地的酋长免费修建一些工程。
对企业管理方而言，工会的有些要求是不可理喻的，他们就是在反对党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闹事”！
“你想想，有人要求工资涨幅为100%，甚至200%！”实际上，有的公司领导已经开始抱怨，当地矿区的人工成本甚至比国内还高。而中方企业尤其不能理解的是，这里是赞比亚，不是欧美国家，它全国失业率已经这么高了，怎么还用这么严格的法律保障劳工权益？
“50%的人没工作，还要搞这么多房补、教育补、交通补，还不能随便辞人，要有不良工作记录才可以。雇主都不敢随便雇人开人了。这就培养了很不好的作风啊，有工作的跟大爷似的，没工作的苦哈哈。”
而劳资纠纷不仅仅是在赞比亚的中国企业所独有，而是中国企业在非洲地区整体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我在采访赞比亚贸易工会（Zambia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秘书长罗伊-穆瓦巴（Roy Mwaba）时，他拿出一本研究报告给我看。
我接过来看，报告题目为《中国投资在非洲：工人的机会或威胁？》。在封面的照片上，一位愁容满面的中国男子面对着大批抗议示威的黑皮肤的非洲人，他们手举标牌，写着“中国人必须遵守纳米比亚法律、尊重劳工权益”，等等。
“资源掠夺”VS“资源报国”
——“我们虽然是企业经营，但也有政治意义和外交使命。”
在采访结束，临回北京的前夜，我和麦圈以及新华社驻当地一名记者一起去一家中餐馆吃饭。正吃着，却遇到中色集团总经理罗涛，以及中色驻赞比亚经济开发区各个企业的领导，一行大约十几人，浩浩荡荡走进来。
见到我们，罗涛和其他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几位老总热情地过来打招呼，说他们刚刚结束赞比亚总统班达的“家宴”，从总统府过来。他们向我们形容，总统府内很豪华，是一片很大的庄园，“里面有鹿和好多其他野生动物”。晚宴也很高档，喝了不少红酒，“但是吃西餐感觉不习惯，大家好像都没吃饱，只好再来这家餐馆吃点面条什么的”。
罗涛说：“每一次来赞比亚，班达总统都会接见我，我们也算老朋友了。”
实际上，当前中色集团拥有的谦比希铜矿区年产铜约5.5万吨，在赞比亚近70万吨的铜产量之中并不占很大的比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中色集团又以相对低的价格收购了卢安夏铜矿，期望在未来可达年产量10万吨。
但罗涛，这位中色集团的最高决策者这天显得很开心。他跟我们透露，班达总统又承诺批准另外的几座矿山给中色集团开采，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中，中色集团在赞比亚所有的矿山公司排名中，绝对可以位居第一，并且大踏步把其他公司甩在后面。
不仅如此，中色集团在当地已经形成了以矿山开采企业为龙头的采矿、冶炼、甚至加工运输的完整产业链条。比如，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CCS）也正在准备扩大投资规模，争取达到年冶炼铜25万吨。这意味着它不仅仅可以完全消化中色集团自身开采的铜矿石，还可以从其他矿山公司收购。
中色集团权威人士透露，CCS和中色集团赞比亚湿法冶炼公司每年冶炼的铜，基本上绝大部分都会被运回中国，“我们是资源报国”。据中色集团在当地企业一名领导透露，最初在1998年中色集团中标谦比希铜矿时，虽然标的只有2000万美元，但涉及中国海外资源战略，当时七个常委都签了字的。“我们虽然是企业经营，但也有政治意义和外交使命。”
矿区的领导们在谈到铜矿资源是否运回中国时，都流露出极大的谨慎。赞比亚当地媒体和西方不少媒体都一再将中国的这种矿产开采称作“资源掠夺”。
中国作为全世界的制造工厂，对各种资源的依赖程度可想而知。但中国生产的商品也销往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市场。在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全球采购和行销的行为本身无可厚非。
反对党UPND政策与研究局主任Beyani博士也向我们坦承，只说中国掠夺资源是一种西方的宣传策略，这对中国是很不公平的。“中国并不是赞比亚能源业的主导者，但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国成为了他们在非洲主要的竞争者，并且有可能正在取代他们在非洲的控制地位，所以他们要传达这种信息。”
但与此同时，赞比亚的智识经营均对本国资源输出、工业成品输入的贸易模式感到担忧。
赞比亚贸易工会秘书长罗伊-穆瓦巴说：“铜矿和棉花被出口到中国，中国人把它们加工成工业产品和衣服，再销回赞比亚，我们希望赞比亚这种单纯的原材料出口和成品进口的状况得到改变。希望中国的制造公司也能进入赞比亚，更多地在本地加工，提高本地的工业能力。”
Beyani博士直言，如果反对党UPND或者PF上台，新政府的经济政策会更重视贸易和投资上的策略和优势。“比如赞比亚有很好的牛肉生产，有农产品，可以更多地出口半成品、成品而不只是原材料。……中国的投资不会被改变，会改变的是产品的种类。我们会一点点从出口原材料发展到更多。”
至于中赞间外交和政治方面的关系不会改变，Beyani博士认为新政府上台并不会带来太多改变。但中方企业和当地华人却都开始密切关注当地选举形势。
执政党MMD与中国关系较好，尤其班达总统，是众所周知的“亲华派”，今年年初才刚刚从中国访问归来。而反对党以PF和UPND为主，均要求在劳工权益、生产安全状况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加严格地管束外国投资，尤其针对中国投资。这两个政党的领导人将与MMD角逐明年的总统大选。
其中，PF领导人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在参加2006年总统选举时，曾接受台湾捐赠，并一度声称若当选会承认台湾独立。
在我跟当地民众的交谈中发现，支持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民众几乎势均力敌，明年的选举谁能获胜将很难预料。对于中国企业、商人是否会以任何方式影响选情，中国人大多讳莫如深。他们至多表示，“会在使馆领导下统一行动”。
不同世界的生活逻辑
——“我在非洲有一个农场，就在恩恭山的脚下。”
“我在非洲时有一个农场，在恩恭山的脚下”，电影《走出非洲》的开始，凯伦夫人就这样缓缓地讲述着，“赤道从农场高地一路走过，向北绵延几百英里……白天你感觉高得接近太阳，而早晨和夜晚则清澈宁静，夜深时还有些冷。”
在我们前往中垦农场采访的路上，伴着颠簸的红色砂石路，道路两旁茂密的植物奇异而突兀，有时能看到远处的草地和天边聚集的云彩。我的头脑中一下就出现了《走出非洲》的场景。
农场的女主人李莉给我们翻看她的相册，讲牛群、养鸡场，讲她以前忠诚的老仆人，在车祸中过失的丈夫，还有那巨大的浇灌车如何工作。
对于现代人，农场真的是一种有着田园诗色彩的生活方式。这大约也是当地人比较适应的一种生活方式。
很多中国投资者都抱怨说，发了工资就几乎找不到工人了——全喝酒去了；一个月100美元的薪水，先不管老婆孩子吃饭，更别说储蓄，可以拿去先买个漂亮手机玩；如果恰巧上午干活顺利，全天任务提前完成了，下午他就去树荫底下休息喝啤酒了。“什么，加班？给加班费？不干，给加班费也不干。”
中国人概念里的赶工期、挣钱、挣更多的钱，对当地绝大多数人似乎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逻辑。
一名福建福清籍的中餐馆老板说：“黑人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有个煎蛋有点面包就可以跳舞了，差不多可以跳一天。你看他们的眼神，都是空洞的，根本不想以后会怎么样……一百个里面能找出一两个想好好干活的就不错了。”
赞比亚员工对中国老板们也是毁誉参半。有人说中国老板不错，愿意帮助自己，很好相处；也有人说中国老板好像不喜欢过节——几乎每一天都要工作，不得休息。
当地的小商品批发零售市场Kamwala市场上，我随便进入一家服装店，跟赞比亚员工们攀谈。他们对于自己的中国老板似乎已经不抱希望，“我们几乎没有休息日，只有星期天能休息半天——甚至有时候圣诞节也要上班半天，而且完全没有加班费。”
“总体上来说，似乎欧美的公司更遵守赞比亚的法律，而很多中国商人只想获取超级利润。”
赞比亚贸易工会秘书长罗伊-穆瓦巴说。
而在经济领域之外的中赞交流也颇有些趣味。赞比亚大学的中国交换生杨青告诉我说，本来以为他们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书法、剪纸或是包饺子，感兴趣，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有人就总喜欢问我，谷歌为什么要退出中国市场？中国为什么要统一台湾？”，杨青说，“这个时候我就只好说，No!
Stop！……我不喜欢谈论政治。”
坦诚地讲，来到这里之前，如果没有做任何功课，我对非洲的想象与身边大多数朋友没什么不同。除了美联社那幅描述饥饿的苏丹的著名照片——凶残的秃鹫守候在一个皮包骨头的孩子身后，就是《动物世界》节目中，茫茫草原上野生动物奔跑追逐的场景。耳边似乎还能响起一位大叔充满磁性的声音：为了家族能在广袤的草原上繁衍下去，角马每一年都要历尽艰险进行长途迁徙……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怀揣着对非洲大陆各种的期待来到这里，中国与赞比亚之间的各种故事，恐怕才刚刚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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