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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
著名作家、教育学家叶圣陶之孙,著名作家叶兆言的第一部直面现实的人生自传。2.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详尽地回顾了自己丰富多彩的成长岁月、人生经历;3.
坦露了中国经典家族与周恩来总理、越南领袖胡志明等伟人诸多不为人知的深厚友情和交往。4.?本书精彩的内容会告诉你:人不应该把别人不当人,把别人不当人,同样意味着把自己也不当人。历史的悲剧也许不会再重复,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人起码应该明白别再把自己不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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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为当代著名作家叶兆言的人生笔记,荟萃了作者的多篇散文、随笔及多幅珍贵照片,出身文学世家的著名作家叶兆言(其祖父是著名家、教育家叶圣陶)的一部直面现
实的人生自传。首次真实、详尽地回顾了自己丰富多彩的成长岁月、人生经历、爱情、亲情、友情等;袒露了中国经典家族与周恩来总理、越南领袖胡志明等伟人鲜为人知的深厚友情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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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叶兆言,1957年生,江苏省作协副主席。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班。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花煞》、《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我们的心如此顽固》等。《追月楼》荣获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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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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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名与身随
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宝像引起的话题
祠堂小学
小资产阶级
玩半导体收音机
非法买卖
难得有闲
想读书
家学渊源
学日语
学英语
失去的老房子
唱情歌的季节
把钟拨快些
等剃头
自行车的前思后想
电视的话题
过年
大学时代的体育热
骑车旅行
当不了和尚
对母校的记忆
宴尔新婚
太太学烹饪
对女儿的期待
为女儿感动
文学少年
文学青年
人,岁月,生活
永远的阿赫玛托娃
恨血千年土中碧
纪念
父亲的话题
鹡鸰之痛
人,诗,音乐
红沙发
郴江幸自绕郴山
徐老师
陈瘦竹先生
不肖弟子
纪念一个朋友
回忆两个人
我编的几本书
我写的几个旧派人物
长征,众所周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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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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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身随
阿成兄来信,命令抽空做一篇“随笔”,二三千字即可,写什么都行。
古人说,正欲清谈闻客来。清谈乃一大快乐。我喜欢清谈,所谓随笔,不过以笔代嘴,瞎七搭八,想到哪就写到哪。
就说我的名字。很多人都说好,说是再也用不到取笔名了。不像苏童和刘恒,一个叫童忠贵,一个叫刘冠军,拿来签在作品的上面,实在有些那个。我的名字仿佛生来就准备当作家的。同名的概率非常小,兆和言本来是取名常用的字,可放在一起,当真就有了些独特性。
其实我的父亲从来就没想过自己儿子的未来会是个作家。我生于1957年,这一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此后的二十年中,他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虽然我们家出了三代作家,写东西在我们家却是一个犯忌的词汇。老实说,我从小最看不上眼的人,就是作家。父亲当了右派以后,对写作已没激情,命里注定却不得不继续写东西,写那些自己毫无兴趣的文字。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剧团的编剧,好容易胡编乱造一个戏,请了大大小小的文艺官员来审查,听一番似是而非不关痛痒的指示,然后开夜车,硬着头皮按照指示改,改得脸发青,改得一支接一支烧香烟,房间里烟雾腾腾,谁进去了都喊受不了。
我的名字只不过是爱情的产物。父亲给我取名的时候,采取的拆字先生的伎俩,我的母亲姓姚,姚的一半里面有个兆,父亲名至诚,繁体字的诚有一个言字旁,父亲和母亲拿自己的名字开刀动手术,一人给了半个字,便有了如今的叶兆言。
父亲为我取的名字曾得到了祖父的称赞。要得到祖父的称赞并不容易,尽管祖父自己替人取名字一向不太认真。祖父取名字的特点是随意。伯父叫至善,姑姑叫至美,父亲最小,本来应该叫至真,可是祖父故意闹别扭,改成了至诚。祖父晚年和父亲闲聊,曾笑谈给父亲取名时的想法,他觉得至真是什么人顺理成章都能想到的,于是偏偏改成至诚,让大家的想法都落空。
我堂哥的名字也都是祖父取的,大堂哥叫三午,因为祖父属马,大伯属马,大堂哥也属马的缘故。二堂哥一直懒得取名,小时候人长得胖,小名就叫大块头,这是南方对胖小孩的一种叫法,叫顺口了,干脆找了音近的字,大奎。堂姐也是如此,都叫她小妹,叫惯了,再找个形状相近的字,小沫。最小的堂哥生于国际争取持久和平年,这一次更省事,就叫永和,是一个最普通最常见的名字。
我自己对取什么样的名字,在一段时间内,很在乎。十二年前刚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我想自己无论如何得有一个响当当的笔名。当然,作为一个大作家,仅仅只有一个笔名远远不够。我最初发表3篇小说,用了三个名字,一是真名真姓,一是邓林,用的“夸父逐日”的典,一是孟尼,是梦里的谐音。年轻气盛,我想自己每一种风格的小说,都应该有一个笔名。
起笔名是一种自恋。我想到自己用过的笔名就想笑。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已经成家,又迫不及待添了个很可爱的小女儿,囊中羞涩,于是写文章,用的笔名和钱都沾亲带故。用的很多的是刘克,本来想用德国的货币单位马克,后来想想,自己不嫌俗气,用稿单位恐怕受不了,便把马改成牛,再借用一个谐音字刘。类似的用货币单位为笔名的还有梅元。
我用一个女孩子的笔名,写了一组关于女孩子的文章。这个笔名就是萧菲,萧菲是小费的意思。
此外,我用过的笔名有叶言,有舒书,用的最多的是谈风。谈风是父亲的笔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打了个招呼,拿过来就用。用谈风这个笔名,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四十四篇关于过去中学生的随笔,我做出很有学问的样子,在文章里大谈过去的中学生,从吃喝玩乐,到当时流行的时尚,从轶闻趣事,到当时学生的向往和理想,真所谓无所不谈,什么都敢吹。很多中学生都以为我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他们写信给我,把我当作了和他们爷爷差不多的老人。
我所起的最不成功的名字,是我女儿的名字。当时和父亲商量来商量去,结果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叶子。理由是女儿生在甲子年,属鼠,子丑寅卯甲乙丙丁,都排在第一位。女儿出生时,正是半夜,医生出来报讯,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姓叶的,是个女的!”她那样子就好像是她有什么过错,或者是我有什么过错似的,和她前一次出来报讯别人生了个儿子时的喜气洋洋理直气壮,完全判若两人。我当时就有些憋气,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而且真要是只允许生一个小孩,我更情愿要女儿。
因此叶子的子,也有谁说女儿不及男的意思。因为有些赌气,女儿的名字就显得欠考虑。结果我的想法和三流电视剧的编剧不谋而合,电视上常常可以见到叶子这个名字。女作家们也常常用叶子做笔名。过去是不曾留心,现在突然发现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人叫叶子。
给人起名字不能注册商标申请专利,同名同姓反正谈不上侵权。女儿去上小学,同年级果然有了三个叶子,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在我犹豫之际,另一位女叶子的父亲已为其女儿改成叶梓,这种换字法只省去了一部分麻烦,老师喊起来,不得不加上一年一班的叶子,或者一年四班的叶梓。比这更麻烦的是男叶子和我女儿在一个班,我提议就在叶子前面加上姓氏识别,可老师觉得别扭,于是按出生年月,男叶子大一些,叫大叶子,我女儿小,自然只能屈居小叶子。
男叶子的父亲比我更耿耿于怀,他不止一次向我,或者向我的妻子抱怨,说他所以为儿子起这么个名字,完全是因为他的儿子属鼠,生于甲子年,言下之意,是嫌我们僭越。况且老子孔子孟子都是男的,女孩子子不子的,只有日本人才这样。
怎么也不会想到给女儿起名字会惹出许多麻烦。本来是人都应有个名字,叫什么说穿了也没必要太较真。然而同名同姓的确是个大问题。朝鲜人仿佛不是姓金,就是姓朴,姓李,姓崔。瑞典的七百万人口中,有一百万人只用三个姓,这就是安德逊,约翰逊,尼可尔逊,同时被三百万瑞典人使用的还有六个男名和六十个女名,因此聪明的瑞典人不得不考虑用电子计算机来组合姓名。最早用电子计算机取名字的还有丹麦。事实上,我们的身份证号码就是这么回事。中国的人太多了,譬如我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是多少。好多人合用一部电话机,每个城市的号码簿便是厚厚一大本。用数字来给人取名肯定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念头。雷同似乎注定不可避免,甚至叫阿猫阿狗,也能撞车撞出一大堆来。
话越说越远,远得再扯下去,就有些对不起阿成兄了。总之起名字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名正言顺,谁都想起得完美一些,熨帖一些。人既然已有了个名字,想再改,也难。名与身随,一旦注定了那么几个汉字,人也就变成了那个符号。好在符号毕竟是次要的,关键还要看货色。无论在过去、现在或者将来,光一个名字响亮,并没有什么意义。
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常听人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吹嘘童年怎么样,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开窍晚,说起来惭愧,九岁以前的事情,能记清楚的竟然没有几桩,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经过别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入了我的大脑皮层。往事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回忆才想起来的。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她就是我母亲。接下来都不说话,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儿,大家都哑了,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我似乎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事,才开始有明确的记忆。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也许只是自己有这样的错觉,为了这错觉,我得意了好几天。我觉得那女孩子爱上我了,当然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我爱上了那个女孩子。
我的小脑袋瓜里乱七八糟,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错位。课堂上读过些什么书,老师在说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母亲的光环笼罩着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红,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这是谁的儿子”的絮语,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为一体。母亲的女弟子对我宠爱有加,见了我,谁都会发出一两声惊奇的尖叫。她们抢着抱我、哄我,带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玩意。那是个忙乱的年代,我没有多少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亲近,印象中,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敷衍。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种错觉,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总是处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之中。负责照看我的保姆,常常为整理他们的行李抱怨,因为父母要不断地出门,要上山下乡,要去工厂煤矿,去社会的各种角落,参加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还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先入为主,无数遍地听到了这四个字。
“文革”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
文革”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我有意义的记忆,恰恰是从“文革”
开始的,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现实与想象,有着太大的距离。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革
”。我们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谓的“三名三高”。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两项。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的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地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七嘴八舌,最后得出了共同结论,那就是造反派真冲进来揪人,绝对不能顽抗,要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有罪没罪先承认了再说。P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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