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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唐僧、巫昂、叶匡政、王小柔、李阳、李阳、吴洪森、殷罗毕、王小柔、杨树鹏、张航、徐刀刀、邱炯炯、陈农、庄涤坤、巫昂、胡淑芬、坏蓝眼睛马好、兰若斯、于一爽等草根领袖演绎斑驳世相的民间叫嚣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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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你在乎的是谁在说？还是说什么？观点和态度你更在乎哪一个？想清楚再回答，请说实话。
《谣言、谶语及其他》是一部草根领袖演绎斑驳世相的叫嚣呐喊文集,是想清楚才说的话。
就身份而言，作者有诗人、小说家、学者、画家、电影导演、媒体人；从文体上看，有杂文、叙事散文、中短篇小说，还有一些难以归类的文字品种；从内容上看，有对社会问题的发言、个人成长自叙、历史文化事件探究、画评、女性小说、世相小说、童话。视角自是一家之言，思想可能有些活跃，态度则是接近体温。
这个世界的谣言、谶语及其他，你听到的，可能仅仅是因为你内心想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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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主编简介
庄涤坤，毕业于山东大学。多年媒体从业经历。做过记者、编辑、主编，待过报纸、网站、杂志，曾就职于《新京报》、《华夏时报》、和讯网、新浪网，昨天是混迹媒体的杂家，今天是媒体的冷眼旁观者。
于一爽，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在北京日报社、文汇出版社、盛大文学有限公司任职，现为凤凰新媒体文化频道副主编。在《北京青年报》、《经济观察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过评论文章数十万字，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于氏看法，只为一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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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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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庄涤坤
打造“民国”与制造“国民” 李阳
逃避死亡与中国人的动物化生存 吴洪森
微博的谣言与谶语 叶匡政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夫一妻制 肉唐僧
有叫作“人群”的这种东西吗 殷罗毕
悦读会是个神奇的地方 王小柔
破碎的阳光 杨树鹏
像诗那样活着的阿垅 张航
浑浊困兽 徐刀刀
邱炯炯：地藏王后院的坟地 庄涤坤
陈农：听农民起义俑讲笑话 庄涤坤
静静地躺在阿拉斯加 巫昂
漂亮的梅花爪 胡淑芬
阳光下的残叶 坏蓝眼睛
爱情的天赋 马好
她是谁 兰若斯
不可能爱 于一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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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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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庄涤坤
他们其实不反对他们所诅咒的，就像对绝大多数人所痛骂的贪污受贿当干爹嫖幼女，他们之所以诅咒这样做的人，不过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和机会做同样的事。不是吗？那些人不是在一边怒叱不正之风，一边在为孩子上学四处托关系、走后门，为升职加薪赔笑送礼吗？不是一边断言官员们没个好东西他们必然要还的，一边还怀着万一选中的侥幸备考公务员吗？有多少人在面对自身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搜寻关系网里谁能办了这事？
他们也不理解他们所赞同的，那些激烈地反对或支持对某事观点的人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的原委？不过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无知者无畏，一而再再而三地支持自己愿意相信的故事，而不是真相。他们或许已经知道，永远不会有真相，于是，也不再追寻什么真相了。就像陈凯歌的电影《搜索》所讲的故事那样，只知道了个开头，就不管什么前传和结尾，先骂爽了再说。或许，毕竟民众只剩下了道德审判的权力，就像你有了一把锤子，于是看什么都像钉子，捶上去！无论什么事，无论真相，先拉过来，群扑上去来一场道德批斗的狂欢，然后一哄而散。等被批斗的人吐出满嘴的血爬起来诉说事实的时候，广场已经空荡荡。谁都不想承认，那只是一场闹剧，人们从中获得了做次暴君和群体淫乱的快感。
2009年，茅于轼有两个震惊全国的观点：“我主张廉租房，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经济适用房既没有效益又没有公平，我反对。”这两个观点一出现，全国暴怒，铺天盖地对茅于轼全家及八辈祖宗的热烈而过于亲昵的问候潮水一样压上来。大家开始自发地“人肉”他，搜寻与他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最后得出结论：茅于轼受资助于地产商，他是为房地产商说话。茅于轼的言论在全民的口水投票中倒下了，并且成了一个昏了头的大笑话。
廉租房建起来了，经济适用房建起来了，不仅有华丽的厕所，并且还是一百八十平方米、三百平方米，还不止一个厕所。在这样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小区里，停满了过百万的车，在名义上为解决穷人住房问题而建的小区，没辆名跑车你都不好意思进去。当然，那些感觉自己被茅于轼羞辱和损害了的穷人是看不到这些的。这下没有动静了，这下大家都满足了吧？大众赢了。
面对这样的听众，有良心和智慧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乌合之众、哗众取宠的人粉墨登场，他们成了人民的英雄。他们凭着铁硬的心、对公众的嘲弄和略高于中等水准的智力，哄骗人民，玩弄人民，出卖人民，赚取对他们脑残的狂热追捧。这些人所说的每句话多么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想象啊，他们的想象力恰好到此为止。
在这个不是用头脑，而是用猪油蒙了的心，不是用智慧，而是用选择性的狂躁的情感对话的世界，哪里有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听别人说话，不只相信一面之词的听众？
对话的另一方是怎样的呢？发言者如果不是更无知，就是蓄意的骗子。
他们其实没法预料自己会说出什么来。当一个人站在光环下讲话，当他发现自己一呼百应的时候，就很难说出符合理智和逻辑的句子，而是小心翼翼地猜测着自己的拥趸们喜欢听什么，小心伺候着他们的心意，生怕触怒了他们，让他们失望，从而失去了粉丝。渐渐地，他的智商贱贱地低到尘埃里去了。几个典型词的定性，就是一场盛宴，无论召集这狂欢的主人的目的有多么的不可告人。没有人站出来问几句：你所谴责的那些，你是否触犯了？你所宣扬的那些，你是否做到了？你在咒骂别人专制的时候，是否容得下别人说个“不”字？你在怒斥别人以权谋色的时候，是否只不过是想利用盛名拐骗几个文艺女青年？有几个人是真的反对，有多少人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他们根本不在乎、不理解自己说的是什么。重要的不是说什么，也不是维护了谁的利益，而是和谁站在一边，作了什么姿态。就像一场走秀，名模身上穿了哪家衣服，甚至穿不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信满满地秀出来，相信自己一呼百应众人仰慕，相信自己说出来的都会被称为“正义”。更多时候，在这样的姿态下，他们不再为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鼓掌权的人民说话，不过是对真正流淌在底层的百姓的渴望换个姿势强奸一次，重要的是pose要好看。
在这个过程中，针砭时弊是必须的，摆出不合作的反对派面目也是卖萌求怜之道，若是相关部门来做做工作之类，简直是帮了大忙，自己立刻红透半边天，成了为民请命的青天。而相关部门对于好色淫逸的无知青年也乐意出手帮这样的忙，塑造一两个乖乖听话的偶像出来，一是作为泄洪口，再者也全方位有自己人作了代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人精于此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为知识分子拓宽了这样一条成名捷径——廷杖。凡是被皇帝当庭打了屁股的，回头下了朝堂立刻成了知识分子首领，万人敬仰，名利双收。难怪万历皇帝把文人这么做称为“讪君卖直”。很多时候，大陆言论自由的边界是层窗户纸，是层纸枷锁，真相简单易懂，成年人都知道，本无需多说，但偏有人在窗纸另一边长袖善舞，每每看到就要触到了，却又灵巧闪开。这鬼斧神工的技艺显然不是与两三个女文青男女双修就能练就的。到了这种境界，无论他们捎带卖点什么，总不至于蚀了本，就算东西不好，也可以推给相关部门，说被限制得无法施展。
好好说句人话就不可能了吗？
其实这原本很简单，简单得像这世界原本处处是路，只要你别故意踏着别人的脚印去走。有这样一个故事：大象得了举重冠军，名闻天下，狗熊来请教，大象悉心指导了它。后来鹦鹉来请教唱歌，大象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它说了说；猫来请教爬树，大象也讲得有条有理；鲸鱼来请教游泳，大象也说得头头是道。子曰“知之为知之”，每个人只说自己知道的，只说切身体会到的，只讲自己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不觊觎上帝的光辉，不代表别人，不引领任何人，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条狗，没准就吐出象牙来。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几十年，却鲜有伟大的文艺作品与之相匹配。一提到艺术创作与思想言论，人人一副骨鲠在喉、苦大仇深的模样，答案总是现成的：体制问题，已使常识不能公之于众。没有人反思，我们的说话人和听众，为什么一样没有逻辑性的思考、全面的衡量、平和的心态？为什么中华民族的精神还存活于“搞运动”的语境里？谁能为没权力鼓掌的人平心静气地说句话，而不是呐喊、怒吼？
打造“民国”与制造“国民” 李阳
天色被越来越浓重的黑暗所吞噬，整个下午都是阴天，看不见阳光。当火车缓慢地驶进南京下关车站时，已经是下午五时三十分。早已在车站恭候多时的代表、军官、新闻记者，本地人、外国人，都将目光聚集到从车门缓步而下的那位身披水獭领大氅、身形清癯，却精神高亢的中年绅士身上，也许他们都指望这位神采奕奕的衣冠楚楚之士，可以给这个晦暗的黄昏带来一些光亮。
狮子山上开始此起彼伏地响起枪声，这是堡垒中的士兵在鸣枪致礼。刚刚下车的那位绅士在向迎候在车站的人们简单致意以后，又重新登上火车，火车转轨到从下关到总督衙门的专线上。足有一万名士兵在铁轨边排成一线，目不斜视地注视着缓缓滑过的火车向着暮色中那幢巨大而古老的建筑物驶去。这座临时装葺一新的建筑令人想起几个月前城中的那场战乱，烧焦的痕迹被小心地掩盖住了。
当火车停在总督衙门前面的时候，是六时十五分，天色已经完全漆黑了，清寒的天气阴霾密布，开始零星飘起几星细雨来。当车上的那位绅士缓慢而安静地步下火车时，一辆精致的西洋马车早已等候在火车旁，追随在马车后的哨兵开始吹起喇叭，声音如此嘹亮，似乎在提醒人们这位被层层保镖和护卫包围着的、即将登上马车的绅士，是何等重要的人物。
其时是1912年1月1日。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一年是辛亥年冬月十三日。正在上马车的人即是孙中山，时年四十五岁，或者按中国的算法是四十六岁。这个双重的日期计算方法在不久以后将会强制推广至全国——就在孙文到达南京的前四天，这位以离全票只差一票的结果当选的新任总统，尽管是临时的，却已然动用自己的权力，力排众议，说服各省代表通过了使用西洋历法的决定。孙文选择在这个日子到达南京正式履任临时大总统，可以视为对这个新的计时标准的践行，这一举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意味深长：已经习惯了农历计时方式的数千年的古国，将会在这一天，随着一个被认为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政权的建立，进入一个新的时间历程；或者更精确地来说，是进入一个以西洋时间为标准的世界时间的历程。这一点，至少对于孙中山和其身边拥护这一计时法的人来说，是毫无疑问的。
不仅仅在时间上，孙文的整个总统就职仪式都可谓“空前”，每一个细节都蕴涵着丰富的隐喻。当火车和换乘的西洋马车缓缓驶向目的地时，这个习惯了轿子和遮着布篷子的传统中式马车的国家难道没有感到一些惊奇？而坐在这辆西洋马车上的人，这个即将成为这个新建立的国家的领袖，这个自命要驱除鞑虏、恢复汉人统治的人，却既没有穿着古代汉人的服装，也没有将头发小心地盘成发髻，甚至没有带上传统的汉式方巾，他光着头进入马车，周围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新式的西洋发型：短至齐耳的头发，偏分一侧，修剪得整整齐齐。
当身着窄袖短衣的西洋套装的孙文从马车上下来，在后花厅休息片刻，来到即将举行就职典礼的总统府时，一群身着双排扣礼服、头戴高帽的各省代表已经恭立于此了。这时是晚上八点钟，
灿烂的灯光在总统府的外面亮了起来，五颜六色的西洋彩灯中，还别有意味地点缀着数盏中式宫灯，将这个几乎完全西洋式的大厦映得通明，同时也让革命卫士肩上扛着的新式长枪熠熠生辉。
1912年那天，在南京围绕着孙文就职仪式的一切都弥漫着一种耐人寻味的气氛，这包括他所选定的日期和时间，他所搭乘的交通工具，他所谒见的各色人员，那些大街小巷挂满的旗帜和灯笼，那些塞满大街小巷的安静地注视着这位即将成为他们领袖的民众，以及原来是清朝两江总督衙门、而现在被装点得西洋味道十足的总统府……这些无疑都需要一双有经验的眼睛进行精细而纯熟的分析，透过这些繁文缛节去蠡测其背后所蕴藏的深厚的象征意味。
毫无疑问，这是一幅充满了细节和隐喻的长卷。孙文就职典礼乃是一场特殊的仪式，其用意乃在于彰显孙文和他的追随者要与传统中国，或用这些革命者的话来说——“满清帝制中国”——割断一切联系，建立一个可以与当时被认为是文明先导的西洋欧美各国平起平坐的共和中国。
孙文的整个就职典礼，乃是对西洋政治仪式的一种精细的模仿。从他和他的随从所穿的西洋服装，到就职典礼的场所——那幢西洋式的建筑物，包括孙文在就职仪式时所高举的右臂，都不由得不让人想起美国《独立宣言》发表时的场景。而孙文决心使用西洋历法，更是明白地向这一仪式的参与者和观看者宣示：中国将摆脱掉过往自我隔离的时间状态，迈入与世界共同进步的新的时间纪元。孙文的勃勃雄心，在这一就职仪式中昭然明示。
接下来，则是辛亥革命中的两场大异其趣的典礼。其一是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就任共和都督的仪式。在仪式上，黎元洪在教练场上高筑土坛，向天、地和汉族始祖黄帝敬献牺牲，所采用的历法乃是以传说中的汉族初祖黄帝为起始的黄帝纪元。黎氏在仪式中焚香祝祷，跪拜宣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仪式都应当被视为传统中国政治仪式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只不过，它宣示的乃是一种新近的、在古代中国从未存在过的政治理念：共和民国。当黎元洪向黄帝跪拜祷祝、牺牲酬奠之时，他所复苏的，乃是一个明末清初以降的古老梦想：将满洲鞑虏赶出中国，使汉族统治恢复，也即所谓的“光复”。
其二则是袁世凯就任民国正式大总统的典礼。这幅图景在表面上看来表达了一种折中的理念：南京临时政府代表、袁世凯北洋亲贵、清朝代表和各国公使汇聚一堂；其着装也五花八门，从长袍马褂到高领窄袖应有尽有。这似乎象征着一种包容与融合，但实际如此吗？其背后所隐藏的真相远比我们所看到的要丰富得多：这场仪式乃是各方权力互相妥协的结果，在以排满为名的革命结束以后，新生的共和国迅速升起了五色旗，将五族共和作为其新兴的政治理念，故而早先黎元洪带有排满兴汉意味的仪式已然落入俗套，而袁世凯作为原清朝官吏，其经历乃受典型中国传统之熏陶，自然不可能与教育成长几尽在西洋的孙文旨趣相同，更不会完全唯西洋马首是瞻。易而言之，袁氏所进行的典礼，其最终目的乃是宣示其对整个共和国进行统治的权力。从其典礼的安排来看，南京临时政府代表递交玺印和清朝代表呈受文牒，其用意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彰显权力是如何移交到这位新任的总统手中的。袁氏的总统就职典礼，究其本质而言，乃是一场展示权力的活剧。
诸种仪式，皆为展示自己。然布置场景、组织演员、登台献映，其目的，无非是博得观众欢心。仪式亦可视为一种表演，而参与仪式之人，大可当作演员，其目的，亦不外是引发观众种种想往，赢得认同。而观众究为何人？即是民众。那么这些煞费苦心、穷尽心智冀望能彰显各政治力量欲望的政治仪典，究竟赢得了多少观众呢？
革命者在荒芜的大街上孤独地舞蹈。孙文意欲彰显其使中国追随世界文明先驱步伐的就职典礼，赢得的是沉寂和冷漠，民众除却抱着充当看客瞧热闹的心态，对此几乎报以冷面。一位在场的西洋观察家如是记述：“整场就职典礼全是军方当局搞的，南京的民众，就像我先前提到的，对新近的革命政府都提不起任何精神，若即若离，没什么兴趣。”疑问也由之而来，在革命者心中本应大受鼓舞积极参加革命的民众，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局观感如何？又有什么法子才能使这些人加入其中呢？
民众对整个革命的认识，除却亲身参与的残酷战乱，就是识字阶层从报纸上闻得的一二消息，更多的则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得知此一消息。在这些人看来，孙文及其革命追随者煞费苦心的革命仪式，与过去的庙会区别并不甚大，而且这场仪式由于在深夜举行，还吵扰了他们的正常休息。辛亥革命实际上乃是一件精英事务，这些精英心怀改造民众的希望，试图将自己认为良好的愿望和计划加于民众头上，而民众却我行我素，报以冷漠，丝毫不感激革命者所汲汲皇皇一股脑塞给他们的好处。
在万般无奈的状况之下，革命者为了使自己的愿望得以达成，不得不祭起强制暴力之法宝，迫使民众参与革命之中。最为典型的乃是剪辫，其中利诱、劝导、强压、反抗，比比皆是。《申报》的新闻如是记述：“闸北地方自治公所前日起设立义务剪辫团，并派团员在马路上劝人剪辫。该所董事因恐无知愚民或有误会冲突情事，故特函知各警局区长及游击队曾管带，请派巡警军士协同劝导，务使一律剪除，以雪汉人耻辱。”“昨有徐志棠君，发起在公共公廨前畅园茶馆内设一剪发义务会，凡有自愿入会剪辫者，分文不取，且赠大肉面一碗以助兴趣。……”“制造局警务处巡员吴荣实，近率巡士在各街道迫人剪辫，时有争闹情事，刻经李总理闻悉，立即传谕该巡员平和劝导，无庸强迫。”
这仅仅是上海一隅所发生的事情，而在革命党势力所占据的各地，暴力剪辫的事情频繁发生，民众为了保护头发而与手持剪刀的革命党争闹不休，甚至发生街头巷战。在镇江，受害者护着他刚被剪过的头发对士兵破口大骂；在湖口，一名高姓乡绅被强行剪辫后，到县衙要县令拘捕剪辫的四名士兵，并请重责这些暴徒四百大板。
革命者的所作所为很明显民众反感，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种过激行为似乎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所有的这些暴力行为只是个体间的暴力行为，而非一种政治强压下的大规模迫害行动。在整个强制剪辫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超出强制剪辫的过激行动，几乎没有人因为留辫而被杀。而且革命者在宣传上占得高地，其不断地将辫子宣传为汉人耻辱与国耻的方式令那些反驳者哑口无言，至少在道义上获得了对民众头发开刀的权力。尽管采用了强硬的手段，但是却令人不得不信服，引颈就范。
而强制手段仅能维系一时，不能垂之久远，可以收得一时的功效，不能长久保持不变。“剪辫、易服、革命”这条标语，在辛亥革命期间贴满了独立省份的大街小巷，为当时的民众耳熟能详。当孙文和他的追随者改换外貌装束时，他们确信自己为新生共和国未来的国民作好了榜样。虽然雄心勃勃的革命者通过政治仪式的展现和暴力强制的手段试图对民众进行改造，但是所获得的除了冷漠就是反抗。问题在于，为何必须加以改造？又以何种方式加以改造更能为民众所接受？
革命者通过服装和个人外表来彰显其政治理念，故而命令国人剪去辫子即是新政府的首要之举。前文已言，革命者通过文宣鼓噪的方式，将辫子刻画为落后和压迫的象征，以及一种野蛮的陋俗。在此以外，旧式的长袍马褂等等清代衣装也被孙文等革命者看作旧清帝制的遗存，从而必须加以革除。自然，在革命者大刀阔斧地革除一项陋俗以后，必须树立起一种新的风尚才能填补这项空白，“易服”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孙文及其追随者在南京总统就职典礼上所着的衣装恰好回应了这一问题。对于崇尚西洋之风的革命者来说，将国人的外表完全西化，从而在视觉上进行一场革命乃是最为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衣装的改革远比剪去辫子更为困难。沈氏指出，剪辫所需要的只是一腔热情、一股蛮劲再加上一把剪刀即可，而改换衣装则涉及与生产这些衣装息息相关的各行各业的经济利益，甚至还牵涉国权问题：中式衣装的生产者和销售商们利用革命者的国族主义情感和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将长袍马褂阐释成
“国服”，说其是对抗西洋资本侵入的尖兵利器，如果强行改易西洋服装，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招致民族产业在西洋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打压下一蹶不振，而随之而来的即是国权的丧失。
最后妥协的结果是1912年10月袁世凯所发布的制服案，规定长袍马褂和西式衣装同时列为国家正式礼服。一向支持国货运动的伍廷芳则利用其外交总长的身份设计了一套专为外交人员向国外展示中国面貌的礼服，其样貌乃是混合了西洋的裤子和皮鞋以及长袍马褂。
恰如中国俗语所言：画虎画皮难画骨。外表装束的改变不过是皮相而已，还需要做的乃是规训其行为，使其一举一动皆符合革命者心中之完美共和国民的造像。中国人的日常行止皆有其准则，在传统中国，此行为准则即是所谓“礼法”。这种礼法发端于家族秩序，放大至整个国家，座分宾主、跪拜作揖，皆须尊礼而行，不得僭越分毫。对于革命者而言，这种旧式礼仪本身就是一种束缚，在此种礼法之下，每个人被固定在自己所处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之中，人变成了一种缺乏个性的怪物，“奴隶之性日深一日”，这与相信西洋平等、博爱理念的革命者势必不相容。而对革命者而言，有必要寻找到一种能反映出平等革命理念的新式礼仪用以规训民众的行为。简而言之，乃是挣脱这种束缚，用国家的力量压制家族的力量，将民众的身体由家族礼法的控制转为国家管控，由此重新塑造共和国民的身体。
军国民身体的形塑，即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军营，以军队管制来拆解传统中国的家族权威，强制将民众从家族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个个人，再由国家进行重新塑造。在1912年6月，由教育部颁发的初等小学课本《共和国教科书》中，其所描绘的所有儿童一律身着军服，作为即将成长的新的一代共和国民，他们将在国家的大军营中，打造出适合共和中国的国民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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