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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南渡北归. 南渡: 全2册》
▲ 本书为未删节完整版，大字典藏本：首次披露台湾中研院大量珍贵史料、照片；精细校订，装帧大气，用纸考究，典藏之选。
▲ 首部全景再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
▲ 荣获《亚洲周刊》2011年度华文十大好书之冠，以及诸多大奖，好评如潮。
▲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领衔，，众多文史大家鼎力推荐；
莫言、茅于轼、张鸣、余世存、解玺璋、张颐武、李存葆、、何亮亮、李国庆、朱向前、张志忠、徐贵祥、王久辛…… 联袂推荐；
▲ CCTV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联合投资，由本书改编成的大型电视剧拍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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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纪实文学第一人岳南巅峰力作，作者耗费十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并远赴台湾清华大学，搜阅整理近千万字珍贵资料，第一次全面描述了20世纪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
▲ 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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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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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是《南渡北归》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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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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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著有“考古纪实文学系列作品”十二部，屡获好评，其《风雪定陵》（合著）入选1996年台湾《中国时报》开卷版十大好书。20世纪80年代末，着力对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思想脉络、道德精神与学术成就等调查研究，有系列作品问世，其代表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入选2008年《光明日报》十大好书，《南渡北归》获评《亚洲周刊》2011年十大华文好书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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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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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南渡：全2册
上册：
序章 烽火照京都
第一章 往事再回首
◎ 慌乱大逃亡
◎ 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
◎ 大师云集清华园
◎ 梁启超与李济的友谊
第二章 英雄辈出的时代
◎ 波滚浪涌的北大校园
◎ 从北大到柏林
◎ 狭路相逢
第三章 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 四巨头聚会
◎ 从殷墟到龙山
◎ 人类星光闪耀时
◎ 胡适在摇摆中前行
第四章 流亡岁月
◎ 战争催生的中央博物院
◎ 华北沦陷
◎ 炸弹落到梁家
◎ 清溪阁醉别
第五章 弦诵在山城
◎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 跑警报的日子
◎ 观音殿、尼姑庵的学者们
◎ 九州遍洒黎元血
第六章 又成别离
◎ 小酒馆奇遇
◎ 胡福林神秘出走
◎ 挺起中国人的脊梁
◎ 滇川道上的行旅
第七章 陶孟和逼上『梁山』
◎ 与毛泽东北大结缘
◎ 自立山头的甘苦
◎ 何处觅安居
下册：
第八章?扬子江头的来客
◎?庙堂之困
◎?梅贻琦在李庄
◎?一场特殊的考试
第九章?似水流年
◎?人生若只如初见
◎?林徽因与冰心成为仇敌
◎?老金千里走单骑
第十章?大爱无言
◎?状元府走出的才子
◎?梁思永患病之因
◎?在困境中突围
第十一章?归去来兮
◎?李济的哀伤
◎?吴金鼎与城子崖遗址
◎?考古界两只学术大鼎
第十二章?三只新生代『海龟』
◎?一代才女曾昭燏
◎?伦敦大学的中国学生
◎?发掘彭山汉墓
第十三章?三千里地山河
◎?三百年来一大师
◎?天涯涕泪一身遥
◎?由长沙到蒙自
第十四章?南渡自应思往事
◎?对花还忆去年人
◎?北归端恐待来生
◎?别了，蒙自
第十五章?国破花开溅泪流
◎?炸弹下的书生们
◎?鸡犬飞升送逝波
◎?残剩河山行旅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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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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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弦诵在山城
◎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长沙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无奈形势比人强，历史选择的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为民族大义而前行的人。国难当头，大局已定，临时大学师生打点行装，昂头挺胸，以悲壮的豪气英姿，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几乎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研究所，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后，决定即刻向重庆、桂林、昆明等不同的地区撤退转移。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等设法向昆明转移。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向昆明进发。据《史语所大事记》1937年12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1]
一切安排完毕，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居住。此时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史语所同人与梁家在这个陌生的边陲春城再度相会了，大家相互倾诉路途的艰辛。
关于梁家由长沙至昆明的逃难经过，许多年后，梁从诫曾有过这样的回忆：“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一处破败的小城——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地闪出昏暗的烛火。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们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有找到一个床位。原来前面公路坍方，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2]
后来，多亏遇上了一群空军飞行学院的学员，才在他们的住处挤了个房间住了下来。此时的林徽因患急性肺炎已发烧40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多亏同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女医生给开了几味中药治疗，两个星期后才见好转。
经历了40余天的颠簸动荡，梁氏一家穿山越岭，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在1938年1月到达昆明。几个月后，史语所人员接踵而至，相见之后的惊喜可想而知。
待一口气喘过，原中国营造学社的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在与梁思成取得联系后，从不同的地方先后赶到了昆明。尽管前线依然炮声隆隆，战火不绝，但此时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体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唯如此，方不辜负自己与同事的青春年华，以及老社长朱启钤的临别嘱托。他开始给营造学社的原资助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发函，说明大致情况并询问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对方是否乐意继续给予资助。中基会很快给予答复：只要梁思成与刘敦桢在一起工作，就承认是中国营造学社并给予资助。梁思成迅速写信与在湖南新宁老家的刘敦桢取得联系，并得到对方乐意来昆明共事的许诺。于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在风雨迷蒙的西南之地挂了起来。
就在中研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向昆明撤退的同时，长沙临时大学也开始了迁徙行动，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据《西南联大校史》载：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带领，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
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成员包括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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