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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北京近代教育往事
1949年北京教育的新生
教育大革命
大时代，大教育
现代教育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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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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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史话的形式，依据大量的史料，为读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近代北京新式学堂兴起以取代旧式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教育的改造和整顿，使教育回归人民；北京教育经历了热情和理想高涨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教育进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全新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着深刻变化，北京人的教育观念同样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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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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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卫，1957年9月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作品有《陈鹤琴传》、《陈鹤琴画传》、《当代北京餐饮史话》、《当代北京剧场影院史话》、《当代北京环境卫生史话》、《当代北京邮政史话》、《中关村史话》、《我的父亲柯在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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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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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京近代教育往事
一、从“学堂”到“学校”
二、早期的中学
三、粱实秋的小学生活
四、京城的“女校”
五、早期的幼稚园
六、平民教育潮流
七、教育家林砺懦
八、动荡年代的中小学教师
第二章 1949年北京教育的新生
一、人民政权接管中小学
二、对私立学校的改造
三、对工农子弟免费教育
四、“你们不要做八旗子弟”
五、叶圣陶与新中国语文教材
六、少年队队歌由来
第三章 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青春万岁
二、全社会扫除文盲运动
三、教育正规化与《五四决定》
四、祖国的花朵
五、“三好学生”与“全面发展”
六大力发展基础教育
七、北京的幼儿园
八、特殊学校
第四章 教育大革命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二、1958年教育大革命
三、提高教学质量“大跃进”
四、60年代初新学制试验
五、爱的教育
六、“文革”暴风雨
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第五章 教育的春天
一、1977年恢复高考
二、全面恢复学校教学秩序
三、全社会掀起学习英语热潮
四、广播电视大学
五、教师节与《教师法》
六、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七、寻找回来的世界
八、两位数学教师的故事
第六章 大时代大教育
一、郝守本与劲松职业高
二、民办学校应运而生
三、打工子弟学校
四、宏志班与宏志中学
五、遏止中小学择校“乱收费”现象
第七章 现代教育启示录
一、素质教育与教育现代化
二、孩子。你幸福吗?
三、教育资源均衡
四、大力扶持农村学校
五、“教育产业化”与“人园难”
六、关于奥数话题
结语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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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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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京近代教育往事
一、从“学堂”到“学校”
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近代最早以培养洋务人才为目标的高等学府——京师同文馆，成立之初就受到来自朝廷官员和社会守旧人士的猛烈抨击，有人在京师同文馆门口的墙上贴了纸条：“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还有人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与“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表达对于将“番夷”引入堂堂天朝大国，尤其是对于在课程中增设天文、算学等“西艺”做法的强烈不满。当时，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下联：“军机无远谋，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同文馆后来发展成为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
与同文馆同一时期，京城里出现由外国教会主办的“洋学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男育英，女贝满”分别是指同治三年（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灯市口创办的两所学校，一所名“育英”，另一所名“贝满”，是西方教会在北京开办最早的教育机构；前者原为“男蒙馆”，后者则为“女蒙堂”，有人将二者比喻为“龙凤呈祥”。创办者都是传教士，一位名叫柏亨利（Henry
Blodget），来自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一位名叫格兰德女士（亦称贝满夫人，E.C.Dridgman）。育英意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贝满则出自创办者姓氏的音译。更为重要的是，贝满是京城中开办最早的“女校”。
京城中另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潞河书院，始创于1867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娄戴德开办，最初的校址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内。书院的办学目的十分明确“为传播福音开辟道路”。课程以圣经、汉文、英文为主课，毕业生大都充任传教士。1895年书院迁至通州城南，新建楼房，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四年制中学。
同治、光绪年间，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在京城中开设了一批教会学校，其中大多数学校属于基督教，少部分学校属于天主教，如崇实馆（1865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设，后改称京师公立崇实中学堂，现为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崇慈女子小学堂（1870年由美国长老会创设，现为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培元斋（1871年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创设，1885年改为怀理书院，现为汇文学校）；京都慕贞书院（1872年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创设，现为北京市第一二六中学）；崇德学堂（1874年由英国中华圣公会捐资创设，现为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等。
这些教会学校初办时仅是初等教育水平，校舍和教学设施简陋。有人记载，汇文学校的前身培元斋，起初只有一间房子，最早入校的3名学生是因为听说“每天上学有一碗米饭”才来上学的。另一所教会学校京都慕贞书院最初的校舍只有两间平房，学生只能蹲在露天的场地上吃饭。尽管，在当时注重科举和士大夫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中，由“洋牧师”、“洋修女”办学校的直接目的是培养信众，传播教义，并不为社会广泛接受，可谓“惨淡经营”。然而，有别于以传统礼仪和尊君、尊孔的经书为主要内容的旧式教育内容与教学方式，这些“洋学堂”陆续将许多近代自然科学常识和数、理知识，以及将体育、手工类课程引入课堂，连同集体教学方式一道，教育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颁布“兴学诏书”和《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1902年8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1904年1月颁布），仿照日本的学制，规定了各级学校建制、课程设置、校务管理等具体内容。此后，京城里出现了“兴学热”，大量新开设的新式学堂在保留如讲经读经、中国历史、文学等教学内容的前提下，采用西方教材，传授算术、自然科学常识等知识；重视体操，培养学生审美和动手能力。教学形式采用班级授课制。当时，小学堂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种和单级、多级、半日三类。这一时期，朝廷为了加快实施新学制进程，陆续聘来近百名日本“教习”到各大中学堂、女学堂和法政、高等巡警、电话、财政、测绘、工艺、蒙养院等专门学堂任教，大量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技术及相关课程通过这一渠道被引入中国。这一时期，京城中出现了一种称为劝学所的机构，由朝廷任命的督学局派人任总董，各学区设劝学员，其工作之一是推广小学教育，对城内的私塾、义学进行调查，将办得较好、达到一定办学标准的私塾，劝其改为私立小学；社会上还成立“私塾改良研究会”。劝学所还有一项工作，组织学堂开办运动会。为培养师资，清朝学部先后建立第一初级师范学院（1912年改为北京师范学校）、外城女学传习所以及内外城夜学师范传习所等，同时发出告示，“各学堂教员未习师范者及塾师入所补习”。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清政府实行了一项“强迫教育”政策，规定“凡世职人员遇有应袭者，须领有学堂卒业文凭，方准承袭”，“八旗幼丁凡年及九龄者，一律送入小学堂肄业，违者罪其家长”。
为了确保传统纲常伦理不致被西方思想文化的潮流冲垮，清政府管理教育的机构——学部奉上谕宣示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有专家认为，这一宗旨反映出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对于新教育普遍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复杂心态。一方面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变，朝廷上下痛定思痛，深刻感受到科学技术和装备落后就要挨打受侮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担心来自外国的思想、学说、宗教等“异端邪说”乘虚而入，动摇或扰乱了中国这个天朝大国沿袭千年的“国本”，其中包括皇权、礼仪、纲常和儒学。按照朝廷规定，各级学堂必须开设读经课；每逢皇帝生日、孔子诞辰、开学日等，全体师生面对万岁牌位、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礼。
有一位清华学堂早期学生记载：
我进校还不到一个月，政府下了一道命令，说孔子诞辰日全校师生，西籍教员除外，一律须去致祭，向孔子牌位行跪拜礼。听说政府还要派大员来监察。那时我们一般从教会来的学生，觉得非常惶恐，就去请示唐先生。唐先生比我们还要担忧，学生不去祭孔，也还可以原谅，他做监督的怎么可以不去祭呢？我们讨论之后，决定不去参加。到了祭孔日，不知唐先生到哪里去了。我们是没有参加。
1912年1月，民国成立，原来仅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八旗学堂”，以及管理机构“八旗学务处”被取消，“五族皆可收入”，向社会开放；8月间原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正式改名为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校。以传统伦理与文化传承为明显标志、“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蔡元培语）的旧式学堂逐渐被以近代科学知识、实用技能为学习内容的新式学校所取代。这一年7月10日至8月10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重订学制。新学制规定：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或四年。同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国民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由此，中小学学制、教学目标、教师资格、课程标准、学校管理等逐步制度化、正规化，使学校教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一项统计数字：京师中除大学以外的中小学，1911年学校207处；1912年169处；1913年209处，其中初、高等小学187所；中学11所；艺徒学校1所；师传习所10处；属公立者99处，私立者110处；共有学生18148人；全年教育经费26.6万余元。
另据《北京近代教育记事》资料显示，民国二年（1913年）北京全城人口为73万。与同时北京的中小学校和在读学生数量相比，实在少得可怜。
二、早期的中学
根据清末《奏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规定，中学学制为五年，学生应以高等小学堂毕业者升入。中学堂主要开设的课程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东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格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共12科。学堂规定，将国文、洋文、体操三门课程各立一册，分别计学分。1909年根据学部规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和实科（理工科），以使学生考取不同类型的大学堂。看起来，如今的“文理分科”应是从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对于真正读书的学子而言，升入更高一级的大学堂深造是他们人生中的重要目标。而受教育群体的普遍性而非少数人专利的贵胄性，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也是传统教育与新教育的重要区别。
1914年民国政府教育总长汤化龙向京师中学教职员发表讲话，他说：“中学校设立之旨趣，一为高等专门学校之预备；一以养成各级社会之中坚。二者虽然并列，然就教育之本体而言，尤以养成社会之中坚，为中学教育之要旨。”他还说道：“吾国之中学教育，往往适得其反，而汲汲以预备高等专门之选为重，此种观念殆由科举时代胚胎而来。”
1915年，京师学务局分别派员对一些私立中学进行“查视”，其中包括京师私立正志中学（位于顺治门外菜市口，首都师范大学附中前身）、私立求实中学（位于地安门外后鼓楼）和私立畿辅中学（位于西城区下斜街，现为北京市第十四中学）。对三所学校的评价为：
私立正志中学“管理采取军校成法，而略济以宽，实已严于他校”，该校“重要学科，聘师尤慎，国文则延文学名手，外国语则借才异邦”，1920年学校迁至阜成门外，校名改称京师私立成达国家高级初级中学校，寓意培养“成德达才”的社会中坚。私立求实中学“英语成绩殊佳”。私立畿辅中学，校内有一位名叫范桂鄂的校长，兼任国文教员，“待学生，如子弟，殷殷期望”。在1915年举办的京师中学生“观摩会”上，后两所学校分别以英文成绩和国文成绩占“优胜之列”。与之相比，一些公立中学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有的公立中学学生退学现象严重，“与始业相比，毕业时竟难得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学生家境贫困，“因贫辍学者，十而八九，且有隽才不克深造者……深感惋惜而已”。针对京师中学观摩会上出现公立中学学生成绩不如私立中学的现象，京师学务局表示不满，向各中学发出行文，提出“学校要素首推师资，教员是否得人，诸生学业之进退系之，即一校声誉之隆替因之”
。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曾于1933年就读于北平崇德中学（现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他曾回忆道，当年的崇德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园不大。有一天他在学校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物理书籍，书中写到20世纪初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三大理论将传统牛顿力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这些原理和精神。他阅读之后感到非常震撼，当时就认为“这就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据《北京教育史》记载：至民国元年，“中等学校除官厅设立师范学校多所，以造就师资外，其中学校多由外省旅京人士所创办，而官立者殊属寥寥。北京之公私立中等学校为二十校。……五年，增至三十六校。十一年，增至六十三校。迄今北京市之中等学校，合市立、国立、省立及私立者，不下百校。学生人数达二万余。就量之方面言，北京中等教育之发达，远非国内各都市之所能及。”
在北京早期的公立中学堂中，五城中学堂（始创于1901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和顺天中学堂（始创于1905年，北京市第四中学前身）以校风纯正、教学质量高而蜚声京城。
五城中学堂的创办人、时任顺天府尹陈壁（1852—1928），字玉苍，晚号苏斋。他在致朝廷的一份上奏中提出“方今时势多艰，需才孔亟、矧京师为首善之区，尤当先行举办，为各省倡前。经本尹堂和本院会同具奏，就琉璃厂北后铁厂义塾旧址，开办五城学堂”。
明清时代，北京城分东、西、南、北、中五个行政区，故称“五城”，由顺天府大兴县、宛平县和都察院五城兵马司共同管辖。据资料显示，五城学堂的首任总办陈壁兼刚开办不久的北京电话局总办，学堂与电话局相邻，学堂开办的初衷是为电话局培养技术人才，后由于1902年“壬寅学制”的公布，顺天府与五城察院计划拨款白银2800两，为学堂购置图书，遂即将学堂更名为“五城中学堂”，成为京师中，乃至全国第一所公立中学堂。民国后更名为“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由韩振华出任首任主任（相当于今校长），确立学制为四年；1922年后，由林砺儒主持校务，开设女子部，实行男女合校。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后，学校改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师大附中的校训“诚、爱、勤、勇”
。学校的校歌唱道：“附中，正正堂堂本校风，我们莫忘了诚、爱、勤、勇。你是个海，涵真理无穷；你是个神，愿人生大同。附中，太阳照着你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
顺天中学堂的前身为顺天四路学堂，所谓“四路”是指由顺天府所辖东路中学堂（通州）、南路中学堂（大兴黄村）、西路中学堂（宛平卢沟桥）、北路初级师范学堂（昌平沙河），顺天府所辖24县各派遣两名学生入校学习。第一届学生只有一个班，共42名，学制四年，设国文、算术、历史、英文、社会学、国画等课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校招收平民子弟学习新学。有一项记载，当时顺天中学堂的学生数人借改换操帽之时，将拖在后脑勺的发辫剪掉，这种有违纲常风纪的行为却未受到任何惩罚，学堂监督（相当于今校长）只是以“发辫之有无虽属无足轻重，然朝廷未有明文剪去，殊觉不便”为由，告诫其他学生不得效仿。
民国成立后，顺天中学堂改组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学校以“实施中等教育，预备升学实力兼培养职业能力”为宗旨。民国四年（1915年）10月，北京举行首次中小学校观摩会，四中总成绩名列榜首，个人前三名为四中学生悉数获得。民国五年，四中设5个班，学生计163人。京师学务局在一项报告中称赞四中管理严格，学生徒手操“动作整齐，全班如一人”；校园内“温室梅花外，多常绿植物，浓翠欲滴”等。据该校老校友李直钧先生在《四中前期杂忆》一文回忆：“学校中的数、理、化各科教学，多用外国原本，学生的外语程度因而较高。”
1923年学校由四年制改为“三三制”，即初高中各三年；1926年高中实行文理分科，设德文班、法文班；1927年初中恢复招收英文班。1928年学制改革结束，全校共12班；校名改成北平市立第四中学。1934年四中以团体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北平市中学运动会总锦标。据《北京名校录》一书记载，此时校园面积为96亩，其中体育场占地40.6亩，其中篮球场4个，排球场、足球场、田赛和径赛场各1个，网球场2个。校园内栽种槐、松、柏等多种树木1500余株，花卉100多种；还开辟2亩植物园，种植小麦、蔬菜等农作物。当时学校校歌歌词：“半如乡村半如城，花木苍翠四时荣。”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校名改称“北京市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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