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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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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广播是个稀罕物〈br〉 实况广播开国大典的故事〈br〉 改革开放，春天重回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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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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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是如今大学生的最爱，他们喜欢戴着耳机沉浸自己喜欢的音乐；也是北京司机的最爱，那里有实时的路况。虽然有了网络，但广播仍然散布在每个人的生活角落。那么民国时的广播又是怎样的？现如今听众最喜欢的声音又在哪里？当代北京广播史话，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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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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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民国时期的北京广播
1927年9月1日，北京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仅比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晚7年。民国时期民办电台很有活力,能及时报告新闻，播放京剧、曲艺、戏曲、音乐，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当时有收音机的市民很少，有扩音器的地方常常扎堆儿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他们眼中的“话匣子”很能给自己解闷儿。
一、北京广播无线电台仅比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晚7年
二、老北京有了近两千听户
三、民国时期北京的电台
第二章传播时代的声音
北京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中心，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全程实况广播开国大典，把正在进行着的动人情景实时地、一幕一幕地告知海内外听众。之后，新中国第一代广播工作者相继推出不少栏目，让听众了解各项政策并丰富他们的生活。国家的声音这样迅捷地传递到每个平民百姓的耳中，这在世界广播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人民广播进入北京
二、最迅捷地播出中央的声音
三、实况广播开国大典
四、老百姓了解时代新声
五、改造私营广播电台
六、广播活动走进百姓生活
七、北京成为中国广播事业的中心
八、北京的声音传遍四方
九、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独创的广播大会
十、矿石收音机大行其道
第三章要让听众喜闻乐见
北京的广播是广播人和听众共同造就的声音的历史，它的每一段节目都凝聚着广播人和听众的心血。电影、小说、名著进了广播，万人空巷听评书广播，曲艺广播笑声长，孙敬修爷爷与《小喇叭》影响了几代人,体育实况转播是一个创举……
一、针对不同收听群体
二、知识性、社会性、娱乐性不断增强
三、电影、小说、名著进广播
四、万人空巷的评书广播
五、曲艺广播笑声长
六、孙敬修爷爷与《小喇叭》
七、体育实况转播是一个创举
第四章一同走过从前
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马平川，广播事业亦是与国家的发展轨迹紧密相连，有些事情在今天看是幼稚甚至可笑的，但那毕竟是历史。20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经历过相当困难的时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具体生动的事实，激励人们克服暂时的困难。“九评”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外播出后，在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这在中外广播史上都是罕见的。
一、广播也曾“大跃进”
二、困难时期的精神鼓励
三、生产热潮中记载历史
四、“九评”广播的轰动效应
第五章“文革”时期的广播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一度把持了舆论工具。民族音乐中的民歌和外国音乐被停播，对外广播枯燥荒唐，样板戏反复广播。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点起冬天里的一把火，周总理批准的外语讲座惊动世界，西方媒体从中预感到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广播节目的播出禁忌
二、“文革”前17年的优秀作品被封杀
三、对外广播中的荒唐与空洞
四、样板戏反复播放
五、点起冬天里的一把火——总理批准的外语讲座惊动世界
六、在夹缝中努力
第六章春天重回广播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迅速把中央的精神传至全国。《科学知识》请钱学森等科学家普及科学，《午间半小时》成了亿万听众餐桌上的朋友，《今晚八点半》节目听众有近4.9亿，《小说连播》深受听众欢迎,
听众跟着《每周一歌》学歌，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成广播红人……
一、尽快传播正确的理论
二、为科学的春天呼唤
三、给走出贫瘠荒地的人们精神食粮
四、开放了，坚持“自己走路”
五、多种艺术形式的广播有益心智
六、复苏的时代轻骑兵——曲艺广播
七、抢救珍贵的声音
第七章北京广播在困境下求得重生
20世纪90年代电视的普及使广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三元会议上决定设立7个系列台，音乐台、新闻台首先开播，儿童台、交通台、文艺台和教育台相继开播，并逐渐形成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北京台用直播贴近百姓，北京音乐广播填补了午夜空白，北京汽车的急剧增长形成了巨大的听众群，北京交通台则因汽车数量剧增而强势崛起。
一、广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
二、广播直播更富有生命力
三、24小时播音的北京音乐广播
四、车轮子给广播一片新天地
第八章广播与时俱进
时代迅猛发展，广播也与时俱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被誉为新闻广播的旗舰，央广新闻贯穿全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让中国的声音传五洲；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拥有新闻、城市服务管理、首都生活、体育、音乐、文艺、交通等面向各个层面听众的广播，这些广播深受京城百姓的喜爱。
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足北京放眼全球
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让中国的声音传五洲
三、北京人的知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第九章广播是听众与合作者的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栏目琳琅满目、各具特色，电台与听众是朋友和合作者，与作者和嘉宾也是朋友和合作者。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各界的名流都有良好的合作，把节目办得更有声有色。电台员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交通广播多次掀起各种救助行动。
广播把知识传播给了很多听众，甚至改变了一些听众的命运。
一、和听众一起耕耘梦想
二、尊重合作者——如何与金庸完成广播巨著
三、电台的社会责任
四、广播改变了一些听众的命运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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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内容】【书摘+内容】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北京广播
一、北京广播无线电台仅比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晚7年
有人说，20世纪上半叶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一项就是广播。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本身发生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性变化。1906年，美国人德佛雷斯特在前人诸多发现、发明的基础上，发明了三极电子管。这个发明对无线电广播发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被后人誉为电子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子工业开始形成。1920年，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在匹兹堡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广播电台KDKA，这以后广播电台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世界设立。1927年9月1日，北京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仅比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的设立晚7年，其第一任主任沈宗汉毕业于交通传习所。1917年，交通部长叶恭绰决定把交通传习所一分为二，变成北京邮电学校和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专门培养电信专才，其无线电高等班培养了大量懂得无线电话广播的人才。
交通传习所的教员，按叶恭绰的说法是“宏儒硕彦”，如教务长辜鸿铭就是可以用英、德、法、俄、日、希腊语讲课，并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卓越贡献的学者。讲无线电话、无线电学等课程的教师，都是海外学成归国的学子，课堂上用英语讲课。他们传授的知识，对于培养和形成中国素质全面的无线电信和广播专业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以交通大学（1921年，由北京邮电学校等4所学校合并而成）为代表的这几所学校前后历时10年，培养了具有广播、电信双方面知识的人才约530人。
要说北京广播无线电台的创设，还得从1926年10月召开的华盛顿国际无线电会议说起。北洋政府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看到无线电广播的巨大作用，北洋政府决定着手筹建广播电台。1927年3月，决定在北京和天津各设立一所东北无线电办事处，并且筹建广播无线电台，要求北京、天津电话局协助进行。4月14日，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颁布北京广播无线电办事处印章。4月23日，蒋斌被任命为主任，沈宗汉为副主任，直接参与北京广播无线电台的建台工作。自此沈宗汉成了北京广播无线电台的第一位副主任、工程师。
1913年9月沈宗汉考入交通传习所高等电气工程甲班。在这个两年制的班中，他学习了包括无线电原理在内的24门课程，191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17年至1922年，沈宗汉在北京邮电学校任教。1922年7月，沈宗汉到东北奉天，第二年，他在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工作。同一年，奉天山东庙成立了东三省无线电专门学校，沈宗汉在这里兼职教学。
在当时，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建设工作进展顺利，已经在电话南局布置就绪。就在1927年5月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始广播的时候，北京广播无线电台的广播发射机还没有着落。北京作为当时的国都，一举一动都为世人瞩目。沈宗汉作为具体工作的负责人，自然明白广播无线电台建设对于北京的重要意义。他一面安抚各方情绪，一面向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请示，希望借鉴哈尔滨用马可尼无线电话机改装广播发射机的经验，对北京进行试播，然后慢慢想对策，再图发展。
沈宗汉的想法得到监督处的肯定，他们派人把20瓦马可尼军用无线电话机直接从奉天送到北京供沈宗汉等人使用。就在北京厂甸琉璃厂的电话总局内，沈宗汉和同事们将这部无线电话机改装成箱式的广播无线电发射机，架起天线，并且把北京电话局拨给的房间改成播音室。一切准备齐当，沈宗汉长出一口气，开始筹划邀请北京社会各界名流，参加9月1日下午4时举行的北京广播无线电台成立、开播招待会。招待活动的当晚，进行了首次广播，其后每天上午11：30
—12：30，下午15：00 —18：00定时广播。从此，北京开启了无线广播的历史。
作为北京广播无线电台的负责人，沈宗汉始终把扩大广播的发射功率挂在心上。经过努力，在保持广播不停的情况下，1928年1月，发射功率有了很大提高，同年5月，电台迁到甘石桥电话西局之后，发射功率又提高了1倍。当时共有职工9人，计有正副主任各1人、工程师1人、交际员1人、办事员1人、司事1人、工匠差役3人。
二、老北京有了近两千听户
尽管北京广播无线电台机构简单、人员不多，但节目一度办得比较红火，他们播送的戏曲、曲艺和音乐节目，深受社会欢迎。沈宗汉兢兢业业地管理电台事务，重视广播“非营利”的公益性质，强调广播是为“宣传文化、传播商情而设”。他认为，广播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可以“宣传文化、传播商情、启迪民智、辅助教育”。据记载，北京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开办费用约为1.2万元，此后每月经费1000元，每天播音7小时，播送的节目除20分钟新闻外，大量是播送唱片，包括戏曲、曲艺和中西方音乐等。为了适应北京人爱听皮黄大戏、评戏的习惯，广播电台特意挑选了开明、新明、三庆等戏院和北京饭店开设专线进行节目的实况转播，以满足那些未能去现场捧角儿又渴望过瘾的戏迷听众。沈宗汉他们还在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等游人如织的休闲场所，安装了广播收听器，让更多的民众接受这个新鲜事物，借此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同时，电台慢慢增设的新闻、商情、气象等栏目，也开始渗透到百姓生活当中，听众的人数也在出人意料地增长发展。到1928年6月，北京已有听户1950家，销售收音机的商户也发展到45家。
出资创办北京广播无线电台的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曾经在报上公布关于收音机的装设和销售规则。规则首先规定机件装置和收听范围在波长100米至600米之间。再有，凡装设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广播节目者，必须先到广播电台申请注册，交注册费1元。以后凡用矿石收音机者，每月交执照费5角；用晶体管收音机者，每月交执照费1元。如收音机变更型号或转移，都要及时去广播电台更正。那些销售无线电收音机的商行，须到广播电台办理营业执照，执照费为每年24元。如私自销售被查出后，除没收其全部无线电机件外，还要罚款100元至1000元。广播无线电台每月按规定收缴执照费作为日常开支之用，自给有余。从中可以看出，在北京地区的广播事业肇始期，注册费和执照费收入是广播无线电台的一项经费来源，而无线电商行的利益也和广播无线电台息息相关。
短短9个月的时间，这个数字不但让电台看到了发展的希望，同时也促进了北京地区无线电商行业的产生。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接管了北京广播无线电台。
三、民国时期北京的电台
1．民办与官办电台
解放前的二十多年，北京经历了北洋军阀政府、国民政府、日伪等几个统治时期。统治集团懂得广播电台是现代化的宣传工具，谁掌握政权，谁就紧紧抓住广播电台不放。从1927年北京创建广播电台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由于国内各路军阀混战，政权迭变，北京广播无线电台的隶属关系和名称也随之频繁变更，显示了一片乱象：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被迫撤离北京，回到关外。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将北京改称北平。这年10月，原北洋政府创建的“北京广播无线电台”也被国民政府交通部会同北平电话局接管，由此改称“北平广播无线电台”。1929年夏天，阎锡山部占据北平，北平的广播电台一度归太原无线电信管理处管辖。1930年10月，张学良率兵南下进驻北平，北平的广播电台又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署接手，暂时为天津卫戍司令部管辖。他们把北平的长、短波通信台和广播电台合并改组，建立北平无线电台（即总台），并且改称“北平无线广播电台”。1932年1月，又由交通部派员收回，并把长、短波通信台和广播电台重新分开，改称“交通部北平广播电台”。1933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广播电台迅速增加“新生活演讲”节目，每周定时播出。另外，还辟出专门时间宣讲国民党讲义。不稳定的政局把电台弄得不知所措。
1935年春，北平广播电台电力增加到300瓦，新闻演讲等每天增加到2小时，比电力调整前增加1倍。总体来说，从1927年创立至1937年的十年间，北平广播电台的发展不大，职工一直是10人上下，最多时也不过18人。
相比之下，民办电台在这一时期显示了更大的活力。1927年底，北京首家私营广播电台燕声广播电台开播。为了生存必须有广告支撑，为此电台采用把广告放在大量娱乐节目中插播的方法，效果很好。民营电台的特点是投听众所好，自由灵活，办到一定程度也可以追求高雅。到了1936年这家电台申请每晚7点到11点播送西乐，供平津两市的外国侨民和市民中的西乐爱好者欣赏。此外还有亚平商业广播电台和育英广播无线电台，后者台址就在育英中学内，且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如每周三、日为华北福音广播社节目，每晚定时播送中文和英文祈祷等。
2．初期的广播节目
那个年代广播电台是新事物，不仅能及时报告新闻，而且时常播送京剧、曲艺等节目，这在引起听众兴趣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那时京剧名流的演唱常常在收音机里荡漾，而曲艺则更便捷，哪怕一个演唱一个伴奏就齐活了。其中单弦艺人曹宝禄当年就是北平广播电台的常客。1935年，25岁的曹宝禄经人介绍第一次来到广播电台播音，演唱单弦的同时也代报广告。那时候，无论是官办还是私营的电台，都可以由雇主出钱包时段，邀请艺人演唱曲目以飨听众。通过电波，不仅扩大了雇主的知名度，而且也为艺人自己做了良好的宣传。这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由各家广告社出面代理宣传事宜，在所包时段中，或由艺人，或是电台自己，适时地播放主东家的广告宣传稿。演员的报酬、电台的费用都由广告社（部）支付，电台和演员之间并没有财务往来。
说起曹宝禄的这段经历，也是在一次作艺中，一位有眼光的西药店经理把他推荐给了张益三广告社。当时，张益三正托人找鼓曲艺人到电台播音。转天，曹宝禄去西单北大街劈柴胡同拜望，头一次见面，人家听说他不会演说长篇书目就婉言谢绝。说来也巧，当晚张益三与一位叫胡祥林的商人朋友闲聊。此人早年在城南游艺社做小买卖，深知京城百姓的娱乐口味，加上对曹宝禄的玩意儿也知道根底，就鼎力推荐，并且上门牵线。广告社自然了解电台节目的档期安排，约定北平广播电台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包给曹宝禄演唱曲目，中间只为明明眼镜公司这一家播报广告，试播三天，再谈待遇。
广播电台当时坐落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外，就是今天北京市文化局的位置。头一次参加直播，曹宝禄当然紧张，好在播音室里边也没有别人，除了他和弦师王德宝，就是一位男播音员。再有就是麦克风和一张长方形的小桌，桌子上摆着明明眼镜公司的广告稿。时间一到，播音员报告：下面是单弦，演唱者曹宝禄。曹宝禄就开始演唱。他先唱段小岔曲《风雨归舟》，唱完之后像在杂耍园子里边一样，托付几句，开唱“正活”单弦牌子曲《鲁公女》。唱了半个小时，报了两次广告，又续了两个小段曲目，头一天的电台直播就算结束了。末了，曹宝禄向听众致谢，明天再会。节目效果怎么样，有没有人爱听，曹本人一概不知道。那个时候收音机是稀罕物件，普通百姓家是没有的，很多人听节目都是在大商号门前。有的商家为了吸引百姓，在收音机上安了扬声器，于是附近居民拿着小板凳儿带上沏好的茶，细细品味收音机里的声音。尤其赶上说书，那简直着了迷。连阔如那略带嘶哑的嗓音，他讲的几大名著以及《西汉演义》、《东汉演义》、《英烈传》等一直在播出，有扩音器的地方常常扎堆儿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一时间不少胡同静悄悄的，所以让连阔如落下“净街王”的称谓。
与曹宝禄有着相同经历的鼓曲老艺人关翠兰也曾为明明眼镜公司代报广告。关翠兰祖上是满族镶黄旗人，父亲关舜琴是交通传习所第一批毕业生，得到叶恭绰推荐在位于西四羊肉胡同的铁路局（京绥线）工作。后来家道没落，关翠兰下嫁到京城票友徐荣增家，当了童养媳兼弟子。从第一代的徐阔山到徐荣增再到关翠兰的丈夫徐华宝及至他们的子女，徐门四代可称得上十足的票友世家。关翠兰13岁从艺，17岁结婚。1937年，两口子到山西太原作艺谋生，赶上七七事变，辗转河北石家庄、保定、河南开封最后回到故土北平。20世纪40年代初，送走了双方四位老人的夫妻俩，经过在电台工作又爱好鼓曲的教授亓伯雄介绍，开始了从杂耍园子演唱迈向广播电台直播的步子。
为关翠兰伴奏的除了弹三弦的老伴徐华宝，还有一位中间人、老前辈拉四胡的德润田。夫妻二人跟电台签约规定，只有唱到20家以上的广告进来才能为电台长期使用。因为请人代报广告要从艺人的酬金中扣除，两口子决定自唱自报，开源节流。一摞广告稿子放在那里像一沓信封，唱一段节目就报一段广告，一直到这一个时段的直播结束。当时的电台直播间有个女录音师负责录播机，机器红灯一亮，两口子打鼓拉弦起唱，这位一招手，赶紧打住。据关翠兰老人回忆，当时是每天对北京直播一次，到了每个礼拜天改为对全国直播一次，以唱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为主，曲目由广播电台安排。那个时候的鼓曲艺人除主业以外，什么曲种都得会，没有几十大段节目没法胜任这个差事。广播电台负责把关翠兰所唱的京韵大鼓曲目名称记录在册，存档保管。
那时候基本上都是直播，虽然上电台比到杂耍园子里边作艺挣钱多，但对演员要求高，在园子里边如果唱错可以有个包涵，在电台则不允许有失误，尤其是广告不能报错。对于有一定舞台经验和功力的艺人来说，熟悉一段电台播音环境，这个问题还好克服。更为重要的是，在电台演唱很难请假，更不允许迟到。别说天气不好，就是闹病发烧，关翠兰这样的老实艺人，多数也是咬牙忍着，就这样唱了有两年多。对于电台来说，如果真有意外，除了艺人请人接替一下，就是通过播放各类唱片来救急。很多唱片都是百代公司灌制的，播放的都是各行业的翘楚，像京韵大鼓首推刘宝全的，比如《大西厢》；梅花大鼓要放金万昌的《百鸟朝凤》；铁片大鼓则属王佩臣一时无二，来一段她的《独占花魁》；单弦就放个常澍田啊；等等。悠扬的曲调通过收音机传到万千听众耳旁，是很好的艺术享受。
3．严厉的审查制度使听众锐减
在北平除了主要的官办电台——北平无线广播电台，还有第二座官办电台——河北广播电台。1934年秋天，国民党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管理处和交通部商定，把原来废置在北京天坛的长波发射机进行改装，筹划河北广播电台的建设工作。电台的发射机设在天坛，播音室设在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党部，定于1934年12月1日开始播音，每天播音9个多小时。除去70分钟新闻，主要仍为娱乐节目。这座电台只存在了7个月的时间。1935年的夏天，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即将到达陕北，国民党政府下令停办河北广播电台，西迁机器设备，筹建西安台用于政治宣传，与延安地区的红色政权抗衡。
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设置了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各电台播送节目的标题、演讲内容等必须逐日详细填表上报，接受审查，比如：播音节目内容不能违背10条审查标准，必须占总播出时间一半以上，私营台也不能少于40%等。1936年12月，北平广播电台送审的一次节目表，因为娱乐节目超出总播出时间的一半，受到指责，勒令从速修改再送审。北平广播电台在如此控制之下，节目越办越死，听户越来越少。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听户比刚创办时减少了一半，只剩下1000户左右。销售收音机商户也因为营业不景气，纷纷倒闭，只剩下不足10户。这样，电台的收入日减，几乎难以维持。
4.日伪时期的广播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占北平，取消了北平所有的公私营广播电台，然后把这些电台的广播发射机集中在麻花胡同，这一年，在日伪统治下的广播电台依然叫做北平广播电台，地址在北平西长安街3号。1938年1月1日，北平广播电台更名为北京中央广播电台，开始用汉语（第一放送、特殊放送）和日语（第二放送）向北平市民广播。台长由周大文担任。1940年，日本又从本国运来100瓦广播发射机一台，安装在通县双桥，进一步扩大日伪中央台的电力规模。此外，1939年7月，日本还接管了意大利商人在北京设立的百利维广播电台，改称北京中央广播电台分台，台址在北京台基厂。北京百利维广播电台每天的播放时间从当日早上8：40到次日凌晨00：30。
日本侵占北平后一再使用野蛮手段妄图控制市民的思想。在广播收听方面，日伪政府更是严密控制。收听工具上，日伪当局公布收音机的制作和装配规则，命令北平所有听户和销售收音机的商户全部重新登记注册；并且推销所谓“协和式”标准型收音机，以分期付款的办法强制市民购买，这种三个灯、四个灯的收音机只能用来收听日伪广播。收听范围上，规定只能收听500千周至1500千周之内的广播，即只能收听日伪电台的节目，机具上的短波零件必须拆除，防止收听外台广播。而电台也必须按照日伪当局规定，安排一定的时间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等陈词滥调。当时北平的百姓对此很反感，听到这些大都关掉收音机等待娱乐节目。
北平广播电台为了生存也要播老百姓爱听的内容。从1940年1月的一份节目表来看，该电台以娱乐节目为主，只在三个时段总共两个多小时插播音乐，剩余时间全部用来播放曲艺和戏曲节目。每种曲艺形式差不多由两对演员轮换表演。像刘宝全这样的名角儿是广播中最受欢迎的，只要他的大鼓在收音机里一响，京城有收音机的地方都会响起他“拔高时清脆流利，如长空鹤唳；走低时圆浑洒脱，如玉盘走珠”的美妙声音。后来北京琴书开创人、有着“琴书泰斗”美誉的关学增也成为广播中的重头戏。这些后来的艺术大家、名演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成长的时候，大多数都是通过广播电台提高了艺术品质，扩大了在民众中的知名度。其中，表演单琴大鼓的翟青山一人包下三个时段表演长篇大书《回龙传》，每个时段40分钟。评书名家陈荣启每天早晚各表演一部长篇评书，“长枪袍带书”《精忠》（讲述南宋岳飞抗金事迹）和“公案短打书”《施公案》（讲述清代官员施士纶在群侠辅助下平定各地匪乱之事），都是他的代表作、看家书。鼓书老艺人张士诚更是一人身兼二职，下午表演乐亭大鼓书目《六侠女》，晚上表演西河大鼓书目《孙庞斗智》（即“六部”春秋中的《银盒春秋》）。广播电台歇人不歇机，一天下来，有16位曲艺艺人在14个小时之内通过频频电波把拿手的节目奉献给广大听众，可见维持一个电台的运转很吃力。
5．抗战胜利后的广播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年9月，国民党政府发布了“管理收复报纸、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对广播电台要一律查收，财产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管。这一时期，北京中央广播电台改称北平广播电台。北平广播电台从1946年初开始，每晚8点20分至8点30分用第一广播（北平台的主要频率）转播旧金山节目（即美国之音）。在美军驻扎北平期间，每天还要联播美国海军陆战队广播电台（XGOY）的节目。
抗战胜利以后，北平又相继办起一批私营电台，大体上有中国、国华、胜利、华声、民生、北辰、联合等7家。此外，还有国民党军队办的军中之声广播电台、国防部第七十二广播电台以及供美军娱乐消遣之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广播电台。
1946年底开办的华声广播电台，位于王府井八面槽小椿树胡同路北。每天早8点到晚12点播送节目。同其他商业电台一样，华声电台也是与广告社合作包时段，请艺人代报广告作为主要开销。一般相声、鼓曲类的节目每40分钟一节，评书每80分钟一节。每节中间利用间隙插播至少40家商业广告。说书界的连阔如、赵英颇，鼓曲界的曹宝禄、宋大红、孙书筠，那一时期也都是华声广播电台的常客。像后来成名的一代相声大家马三立也曾在电台发挥过他的幽默才能。
马三立从1948年开始就相继与搭档侯一尘、张庆森在华声广播电台演出，并且先后在凤凰游艺社、东单游艺社作艺。代理儿科良药金刚婴儿片的天兴号经理金学瀛很赏识马三立，凡是马三立的节目全部包圆，只播报这一家买卖的广告就行。对于第二次来北京作艺的马三立来说，华声广播电台着实是块福地，很让他走运。当时的听众不断写信点播马三立的节目，争相前往游艺社一睹风采，可以说，上电台广播扩大了马三立的知名度，也让他结识了北京戏曲、曲艺界很多名人，积攒了人脉。说起马三立和华声广播电台的渊源，相声业内还流传着这样一出“闹剧”。马三立与老搭档侯一尘分开后，侯去了西单商场启明茶社的“相声大会”作艺。马三立自己说了一段时间的单口相声和笑话之后，迎来了东北南下的张庆森夫妇。马三立、张庆森俩搭档默契，业务也是不错。只是时间一长，怎么安家落户成了问题。突然有一天，马三立在华声广播电台说了这样一番话：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我和花小宝自由恋爱多年，决定正式结为夫妻，组成幸福家庭。如今万事俱备，都准备齐了，就是没房。朋友们都知道，我一直在电台后院那间小屋里凑合，一个人忍着好说，燕尔新婚可不行，总得有间正式房子不是？这房子不能远了，就得在椿树胡同一带，图个电台上班方便；房钱还不能太贵，我穷。虽然说花小宝有钱，可她账目挺清楚，房钱得两个人均摊，我那一半儿找谁要去？……有合适的房子您给留神踅摸着，我这儿提前道谢了！
花小宝是梅花大鼓艺人史文秀的艺名，当时也在北京作艺谋生。都知道两个人关系不错，但是也知道马三立在天津有家眷。一时议论纷纷。马三立差不多每天播送一遍，老搭档张庆森在边上帮着吆喝。几天之后，热心的北京听众来信介绍不少房源，离广播电台所在的椿树胡同还都不远。最后，马三立相中了史家胡同49号的一个套间。房东还向马三立许诺，不管物价怎么涨，租价不涨。搬家那天，张庆森夫妇也来了。收拾齐备，晚上马三立抬腿要走，房东急了：怎么不是您搬家呢？马三立这时候赶紧鞠躬，说出原委。老搭档张庆森千里相投，住在凤凰厅茶社楼上，不久就被仓库占用了，无奈之中出此下策，为了朋友才编出这么一段故事。马三立连作揖外带央求，弄得房东哭笑不得。转天，马三立又在电台宣布：正式与花小宝解除“婚约”，感谢北京听众的热情，并请各方谅解前情。当时有人戏称：马三立一个包袱，把北京城装进去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那个年代由于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形形色色的电台也惨淡经营，规模有限，大多数北京市民与电台广播无关。
第二章 传播时代的声音
一、人民广播进入北京
1．从西柏坡到北京
北京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中心，而新中国的广播事业也是带有延续性的。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根据地建立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12月30日宣布开播。初创时候的广播发射机是从苏联运回的，由于没有柴油，只能用木炭发电作为动力，条件十分艰苦。毛泽东曾经将自己保留的一批唱片送给延安台用于播出。只可惜，早期广播在播放上断断续续，极不稳定，质量不好，收听范围也很有限，试验两年之后就停播了。在抗日战争胜利的炮火声中，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出，机构隶属于新华社。此时各方面的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解放军接管了国民党的很多广播电台，这些广播电台的转播扩大了延安广播对全国的影响。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最终于1949年随着解放军进入北平安家落户。
年轻时抱着“新闻救国”思想而参加革命的杨兆麟（后来担任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就回忆了当时的心境。这位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华广播电台编辑的新闻战士把1948年12月18日这一天称为生命中的又一个“转折点”。
头天晚上，他们还幻想着将来有一天要进城办广播。后半夜，已是漆黑一片，不知是谁拍了拍他的脑门子，说：“明天早晨起床，打铺盖卷到西柏坡集合，准备随解放军进入北平。”屋里一阵吵吵嚷嚷，形势的发展怎么会这么快,真的就要进城办广播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兴高采烈,和留下的同志们暂时告别,到西柏坡集合，这是党中央所在地和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指挥所”周恩来语。
这天上午，胡乔木召集他们开会，宣布由报社、
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组成“统一编辑部”，由范长江领导前往北平接管市内的各新闻单位。
2．树立新的播音风格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当天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小组组长徐迈进率领李伍、齐越、刘涵、吴影等人，在12名解放军陪同下，决定接手北平广播电台。他们从西山程砚秋故居的驻地开着军用卡车经西直门进城，下午3点多钟，来到位于西长安街3号的台址后发现，电台还在播音，徐迈进当即写了一个通告，让齐越向广播电台副台长齐昌鼎宣布：没收全部财产，收归国有。把通告交给值班播音员广而告之。该通告接连播出了几遍之后，督促办公人员关闭所有机器，停止广播，等待接管。负责接管电台的军管小组组长徐迈进当即写了一个通告，让播音员播出：“各位听众！从今天起，北平宣布解放，本台奉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立即停止广播，等待接管。从后天，2月2日上午起，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使用本台原来波段播音，请注意收听。”
与此同时，陕北台派出编辑工作人员胡若木、杨兆麟等组成统一的编辑部，进驻位于王府井大街西边纱帽胡同和梯子胡同之间的国民党华北日报社，每天为电台编排稿件，然后由通讯员送到西长安街的电台。原电台的编辑被保留下来，用于文艺节目、少儿节目的编辑制作，技术人员也多被留用，播音员则换为陕北广播电台的人员。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一个旧播音员也没留，因为这些国民党时代的播音员也很难适应新时代的播音方式。广播界当时提出“人民广播是党领导的，要‘播得热情洋溢些，能鼓舞斗志，安定人心’，树立起一种不同于国民党电台和外国电台的播音风格”
。而这种风格奠基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阶段。1947年5月，毛泽东在安塞收听了陕北新华电台一位女播音员以激越的声音播出的蟠龙大捷新闻，当场就称赞道：“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第二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就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电报。
北平听广播的老百姓发现，过去软绵绵、慢腾腾的声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解放军进驻电台之后，以齐越为代表的富有战斗激情的播音风格。1949年2月2日上午11时40分，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这一天，反复播送了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布告和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战事的经过》等有关报道和述评。
播音风格的转变也有过程，比如齐越受命对刚刚分配来电台的大学生进行培训，这是五个年轻的姑娘。培养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齐越不仅很投入而且抠得很细。每天，齐越让这些从未接触过播音的女孩子在里间对着话筒念稿子，收听的人在外屋评判指教。齐越发现这些没有经历过革命战火考验的年轻人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广播是很严肃的政治任务，这些20刚出头的姑娘们没有一点庄重感。一天，一个姑娘念稿时被稿中的一句话挠到了痒神经，竟然忍不住边念边咯咯笑了起来，再也念不下去。齐越严肃地批评说：“你先出来，换个人播。”不想，换上的第二个姑娘，念到同一个地方也止不住笑起来了。齐越只得让第三个人进去，没想到，这笑声也传染给第三个人，还是笑个没完。到第四个人刘涵进去时，她也忍不住笑起来，只是她看到了齐越拉长的脸，一边羞愧，一边却仍然止不住自己的笑。齐越心里有些纳闷儿，这么严肃的时刻究竟有什么可笑的？
齐越1946年参加革命，先后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总分社任编辑。1948年，新华总社从太行山搬到西柏坡后，为迎接全国解放开展了选拔和扩大播音员队伍的工作。作为面试官的梅益，从四位普通话标准的年轻人中选中了齐越。从1947年8月起，齐越开始担任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也是梅益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位男播音员”。
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齐越崭露头角，他播出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等重要文告和新闻，鼓舞了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听众和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波长353公尺，850千周，各位听众，现在播送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战事的经过……”，播音员齐越的声音通过电波响彻北平，遍昭天下。
聂耳的《大路歌》成为北京人民广播的第一支开始曲，齐越也成为北京人民广播的第一位男播音员，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声音，也拉开了北京人民广播事业发展的序幕。
二、最迅捷地播出中央的声音
这一时期，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每天播送的内容还包括北平市军管会布告、法令，并且转播陕北台的节目。
电台的变化是方方面面的，播音的风格完全变了，而播音的设施也在变。人民广播首次播音，用的是麻花电台两部500瓦小功率的中波机。随着宣传政策的需要，电台开始考虑使用通州双桥电台的一些大功率发射机。双桥电台是1948年12月15日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的。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双桥电台归军委三局和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
1949年4月21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以气壮山河之势，反复播出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分西、中、东三路，在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直指南京。次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放了毛泽东撰写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两篇重大消息。自4月下旬至6月下旬，人民解放军陆续解放华东、华中等一大批大中城市和地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先后播放了毛泽东撰写或修改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祝上海解放》等新华社消息、社论，一条又一条的信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北平人民广播电台开办（1949年3月25日）后，作为市台在机构上隶属于北平新华广播电台领导，由石西民担任第一任负责人。5月，为了更好地了解群众动向、倾听他们的声音，北平市注意在职工和学校当中发展广播通讯员，以通讯员作为纽带，组织节目，撰写稿件，动员群众收听广播，反映群众对广播的意见、要求。
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直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广播事业，并直接领导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由廖承志任处长和台长，李强任副处长和副台长。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与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三足鼎立，成为中央级的三大新闻机关。
6月20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在全国各地电台联播的节目里，播出了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录音。这次播音，使得全国人民第一次听到了人民领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同时，周恩来的开幕词和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各界代表的讲话录音也一并播放。同一天，对国外的日语广播开始播音。
9月1日，为使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平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配合得更加紧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决定：北平人民广播电台改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第二台。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了解，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广播是最先进、最有效的宣传方式，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盲率很高，因此广播的作用就越发重要了。广播电台在新中国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仅仅作为大众媒体的范畴。这时的广播电台，实质上是媒体的总消息源。而当中共中央要发表什么重要文件或政令时，常常指令：先播出，再
见报。
三、实况广播开国大典
1．幕后记录新中国成立倒计时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晚上21点15分，那段“中国人站起来了”的讲话录音通过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地方新华广播开始对外联播：“让那些中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时那台笨重的钢丝录音机，留下了这个非常宝贵的历史记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首都、关于纪年、关于国歌、关于国旗”的四项决议案。这四项决议由周恩来亲自主持通过。这段讲话由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记者完整地记录下来：“现在经过主席团常委会的讨论，提出四个决议的草案，请注意……好，我们现在一致地通过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在北平，就从现在起我们就把北平改名为北京。”周恩来还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没有正式确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现在还有第四个议案，就是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9月30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们一致通过了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碑文内容。下午6点，全体代表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天安门，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全体代表默哀之后，由毛泽东宣读碑文：
……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一时间，这一次电波传达的声音，成为中央和地方各主要纸媒的焦点。《解放日报》对收听情景加以描绘，“大家越来越聚拢，好像就要钻进收音机里面去了。”这篇报道的题目颇具象征意味——《狂欢在收音机旁》。
2．实况广播
1949年10月1日，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节日。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开国大典”。开国大典的全程盛况，通过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9月27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称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第二台改称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的实况转播传遍神州大地。
1949年10月1日清晨，天安门在熹微的霞光中渐渐露出了金黄色的顶盖，城楼内檐的巨幅标语也显现在人们眼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券门的上方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红墙上镶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两条横幅标语。肩负着传递电波任务的话筒竖立在天安门城楼的西侧。
当时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转播设备只能把天安门广场场内的音响传播出去，一旦出了天安门广场，音响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可是，总司令朱德检阅部队的时候，要乘车从天安门广场中央驶向东长安街，到了街的尽头再返回广场正中。这样一来，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朱德乘车开出天安门广场以后，怎么进行转
播呢？
另一位负责人、工程师黄云想了一个办法，先前在西郊机场演习的时候，在朱德总司令乘坐的阅兵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将检阅过程中的音响全部录下来。由于车速和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车距行程也和开国大典的现场路线完全相等，所以，这份录音完全可以在10月1日当天播放使用，能代替现场直播。这样，两个实况广播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就解决了。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观礼的人数众多，嘈杂的人声很可能影响实况广播的质量，于是，临时决定将安放在天安门城楼走廊最西端的播音话筒，挪到城楼的正中央。
10月1日下午2点55分，齐越和丁一岚开始播音。他们很有感情地交替朗诵实况广播稿，全神贯注地把开国大典的盛况，把正在进行着的动人情景恰如其时地、一幕一幕地告知海内外的亿万听众……
据杨兆麟回忆说：10月1日下午2点多，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同志，编辑记者胡若木和我，提前到达天安门城楼上，各就各位，认真做好准备，我们四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份实况广播稿，肃立在话筒前，下午3点大典开始，我们靠手势和眼神，互相打招呼，配合默契，按照大会程序，逐段播出稿件。
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声音回荡在天安门上空，又通过无线电波飞越千山万水，传遍神州大地，传遍五洲四海。
下午3点35分，朱德与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分别站在阅兵车和指挥车上，开始检阅陆、海、空三军将士。他们先检阅了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的部队；随后，阅兵车在军乐声中缓缓驶向东长安街。这时候，天安门城楼下机房里的技术员准时开动录音机，通过广场上的扩音器与每台开着的收音机来播放那份事前准备好的录音标本。这就是在场人们听到的阅兵声音，包括朱德向受阅部队指战员的问候语“同志们辛苦了！”和受阅部队指战员那响彻云霄的回应声：
“为人民服务！”
在阅兵车和指挥车开回天安门广场时，正好放完那份录音。
庆典快要结束了，周恩来大声向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喊道：“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按照原定的程序，播音员报了结束语，宣布了实况广播结束，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随之关机。整个实况广播持续了6个半小时。
3．老板组织工人听广播
在无数听众中，已经78岁的退休老工人刘文泉对那天的广播依然印象深刻。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是个16岁的小徒工。他所在的五金厂位于广渠门内，那时是近郊区，甚至附近有过狼出没，因为附近有个被称为“乱死岗子”的地段，穷人买不起棺材，家里死了人就抛到那里，引来一些狼吃死人肉。他说他们工厂外的墙壁上就画着白圈，因为狼害怕白圈。自从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刘文泉感到世道真的变了。对开国大典有一种神圣的感情，他们几个工人一直在商议怎么去天安门看毛主席，但一打听10月1日就不让进崇文门，心里很焦急。后来老板薛吉贵知道伙计们的想法，就说：“开国大典一定管理很严格，你们也别惦记着去了，如果有广播就好了。”大家也琢磨，还真没听说谁有本事能把这么大活动在同一时间广播出来。194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3点钟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并且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刊登了这一消息。喜讯传遍这个私营小工厂，老板薛吉贵说：“我家里有话匣子，那天我搬到车间，大家伙儿听。”那一天大家都围坐在收音机旁，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声音，听到朱总司令检阅解放军的声音，都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刘文泉是沈阳人，他出生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东三省不久，由于贫病交加，母亲在他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13岁的时候父亲托人把他带到北京学徒。他对于颠沛流离的生活感受很深刻。一个国家不强大，老百姓也跟着受罪，从这一天起，刘文泉感到安定的日子终于盼来了。
四、老百姓了解时代新声
北平人民广播电台调整节目后，新中国第一代广播工作者夜以继日地推出不少栏目，让听众了解各项政策并丰富人民群众的生活。电台办有《军管会布告》、《法令》、《职工时间》、《青年生活》、《妇女园地》、《儿童乐园》、《市政之声》、《本市新闻》、《国内外要闻》、《时事漫谈》、《各地通讯》、《政治常识》、《文艺漫谈》、《文艺评介》、《新歌演唱》、《新歌练习》、《西乐》、《地方杂曲》、《报告行情》等近20个节目，加上转播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全天播音从7个多小时增至8小时50分钟。
195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了晚间节目《全国新闻联播》，被誉为是“了解中央最新精神及国内外最新动态的最权威、最快捷的渠道”。在通讯欠发达的时代里，广播的速度远比报纸快，“每次有重要新闻要披露时，中央领导同志总是批示‘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为了保证中央声音的通畅，中央政府在全国建起了四级广播网，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人民广播电台”。所有的地方广播电台，都必须转播中央电台的重要节目，特别是早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晚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多年来，报摘和联播节目的听众人数，应该是个世界之最。
每个人都在收听广播，但他们却没有收音机。解放初期，北京人拥有多少台收音机呢？5300多台，全国也不过100万台，大部分都是日本制造的三个灯或四个灯的中波收音机。1940年后，日本操纵的华北广播协会在北平强制推销了4万台“协和式”中波收音机。那时北平的人口数量约为150万，收音机的拥有率是2.6%。1949年的北平人口是420万，拥有收音机5.3万多台，拥有率为1.2%。这一年，人民解放军东野四十军想在北平买一台收音机，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为解决这个问题，新闻总署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建立全国的广播收音网，规定全国各级政府、各机关单位和部队政治部门都要设收音员。到1952年，全国共有2万多收音员，还建了2.37万多个广播收音站。当时北京也有不少收音员，他们要负责抄收记录新闻并以油印小报、黑板报等形式向群众再传播，而那些广播收音站——今天我们在农村的广播喇叭中，还能依稀看到它们当年的影子。
国家的声音这样迅捷地传递到每个平民百姓的耳中，这在世界广播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五、改造私营广播电台
新中国成立后，还存在一些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私营广播电台。对其加强管理和改造是中共中央既定的政策，同时也是各地广播管理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大陆私营广播电台的数量，据1950年4月统计，共有33座，其中上海22座、北京1座（即台长为张芷江的华声广播电台）、天津1座、青岛1座、宁波2座、广州3座、重庆3座。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决定》中明确规定：“新中国之广播事业，应归国家经营，禁止私人经营。”确定国营的方针之后，对一些私人经营的广播电台和相关器材，由国家按照一定比例折价购买。规定在军事管制期间，私营广播电台一律归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管理，外国资本和外国人经营的广播电台一律停播。1949年9月29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布《关于北京市私营广播电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私营广播电台必须向军管会申请登记，外国人一律不许设台播音。私营广播电台只准使用中波机，而且每天必须转播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在军事管制期间不得播送自行编写的新闻节目。一南一北两个大城市颁布暂行管理规定之后，其他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也都陆续公布了类似的管理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新闻总署、中央广播事业局继续加强对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大中城市私营广播电台的管理，并按照政策规定稳妥地、有区别地进行了改造。
对于北京的私营广播电台的处理和改造，大致有两种形式：第一，接管或查封名为私营实际上是国民党党政军或其他派系经营的广播电台。如北京市军管会于1949年10月25日下令查封“中国”、“民生”、“军友”三家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在次日发表的短评中指出：“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反革命分子，假借任何名义混杂于私营广播台之中，对于它们，必须根据其罪恶的轻重，坚决地分别予以取缔。”第二，根据私营台主的申请，由人民政府出资收购其广播器材而随后停止播音，如北京市的“华声”。
对私营广播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时间上要早于对一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是由于广播电台本身带有意识形态性质决定的，它的存废是为了适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宣传需要。私营广播电台的改造完成，实现广播电台的国家经营，这在中国广播史上书写了重要的
一笔。
六、广播活动走进百姓生活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也要扫除旧社会留下的痼疾。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成了当务之急。1950年在中山公园音乐厅进行的公审大会，电台进行了实况转播。这对于震慑敌人、稳定民心有很大作用。在查封妓院、解放妓女、揭露一贯道、打击恶霸黑势力等一系列活动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都积极参与，宣传新中国政府的各种利国利民的政策以及呈现的新气象。
1950年人民通过广播知道，一个全新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国家将带领大家进入幸福的新时代。
1951年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6点55分至7点15分都会播出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口令音乐。“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各学校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
1953年，“扫除文盲运动”是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识字运动委员会合办的《速成识字广播实验教学讲座》来推动的。1955年，北京市的五六十名未考取高中又难以就业的初中毕业生，通过听广播来补习文化课和政治课，获得高中学历。1959年，专业的教学广播频道开通。
广播活动就这样渐渐走进百姓生活。
七、北京成为中国广播事业的中心
北京作为首都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新中国广播事业的中心也在北京。
1949年10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属政务院新闻总署领导，李强任局长，梅益、徐迈进任副局长。1952年9月，李强调任其他工作，梅益任局长，徐迈进、温济泽任副局长。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任务是：领导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直接领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内和国外（呼号为“北京广播电台”）的广播，普及人民广播事业，指导和管理各地私营广播电台，培养和训练广播事业干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领导和管理所在地方的广播事业和广播工作。1952年2月18日，自政务院新闻总署撤销以后，中央广播事业局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
随着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和广播宣传工作规模的扩大，迫切需要改善广播工作的环境和设施。在北京主要体现在中央广播大楼的建成、广播电视教育的创办以及广播报刊的出版等方面。
这座大楼的建起还有一番波折。1953年秋天，中央广播局把建设广播大楼这项工作列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不久被列入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楼堂馆所”的禁建项目而未能批建。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向周总理请示建设广播大楼的必要性。当时正值中国百业待兴，各方面资金都很紧缺，但为了发展人民的广播事业，中央还是批准了这项工程。1955年12月广播大楼破土动工，经过紧张的施工，全部工程于1958年底竣工，1959年初正式投入使用。
中央广播大楼作为全国广播的中心矗立在北京复兴门外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50年代末起，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外广播的北京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均在这栋大楼内工作。广播大楼建成后，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来视察，见到播音员齐越时，语重心长地说：“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延安的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你们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周恩来的话鼓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广播工作者。
1959年9月，北京广播专科学校扩建为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广播学院是中国第一所培养广播电视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它的建立和发展，标志着中国的广播电视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广播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一批奠基人。被广播界誉为“广播世界里的思想者”的梅益就是其中之一。梅益1937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创办了沦陷区第一份中文日报《译报》（后改名为《每日译报》）。1947年3月回到延安，周恩来安排他到新华社负责广播工作。从1952年9月起，梅益被任命为广播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一直到“文革”爆发。20年时间里，梅益把一生中的黄金岁月投入了中国广播事业。虽然事务繁多，但凡属重大报道，他都要主持拟订报道计划、审阅稿件并到现场指挥。他领导筹建了中国第一座国际广播电台，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培养广播电视人才的高等学府北京广播学院，后改称中国传媒大学，并且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译给中国的青年读者。这些都为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催化剂。
北京广播事业另一个不能忘记的重要奠基人是丁一岚。她1937年奔赴延安，同年底到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参加妇女群众工作，兼任《晋察冀日报》通讯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丁一岚播报了这条重大消息。报社的副社长胡开明说：丁一岚的声音这么好，怎么原来没有发现，将来我们有了广播电台，她可以去做播音员。一句不经意的话，却成就了丁一岚后半生的广播生涯。之后，她走进了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的大门。有一次，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电台，炸弹的气浪把天线炸毁了，把播音室的门窗也炸坏了。面对这种情况，丁一岚和电台的全体人员并没有惊慌，而是马上转移到备用电台，立即开始广播，用行动保证了新华广播电台的电波永不中断。1949年10月1日，丁一岚参加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场主持转播开国大典盛况的工作。此后她走上广播工作的领导岗位，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丁一岚不仅认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勤于思考。1958年，丁一岚对“大跃进”有些不理解，在广播局的党内学习会上坦诚地表达出来，她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觉得大炼钢铁等急躁冒进行为也不妥当。结果庐山会议以后，她被批判了许多天，下放农村劳动一年。1962年丁一岚被平反，说她反映的情况符合实际，没有错误，撤销了处分。丁一岚听到通知只是大哭一场，没有怨恨在心。“文革”初期她的丈夫邓拓最早被打为反革命，并在悲愤中自杀。丁一岚忍着丧夫悲痛，依然努力工作并相信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1973年，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别人都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却迟迟没有她。丁一岚就申请延长在干校的时间，坚持不回京，她说不恢复组织生活就不回去。恢复名誉后，丁一岚回京，后来她担任了国际广播电台台长。
为了节目更丰富，广播有了自己的艺术团，1953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音乐团正式成立。不久，去掉“音乐”二字，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简称中央广播说唱团（1977年改名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隶属于中国广播事业局，团址在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院内。
最早联系入团的是后来被广播电台文艺部聘为说唱团艺术顾问的荣剑尘，他是单弦“荣派”创始人；被聘为说唱团副团长的是京韵大鼓“少白派”创始人白凤鸣，作为鼓界大王刘宝全的亲传弟子，白凤鸣从艺术成就到业内威信都深孚众望。广播说唱团的艺术指导白凤岩是白凤鸣的大哥，作为伴奏员他有着“三弦圣手”的美称。1952年，求艺心切的赵玉明经过考试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成为第一个报到的演员。从天津请来的有京韵大鼓女演员孙书筠和西河大鼓名家马连登以及他在京辍演十余年的次女马增芬，从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中国曲艺团转过来的马增蕙、胡宝钧、龙洁萍、刘宝瑞等，还有从小学唱京韵大鼓的钟舜华（艺名新岚云，京韵大鼓名演员小岚云的妹妹），相声演员有从天津请来的郭全宝和1955年入团的侯宝林、郭启儒这对老搭档。侯宝林作为50年代相声界的代表人物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不仅使说唱团名声大噪，而且他和郭启儒的相声节目也成为广播电台最叫座儿的时段。其他被请到北京参加说唱团的有：山东琴书演员李金山、高金凤夫妇，四川扬琴演员李德才……此后的五六十年代，又陆续招收、培养了新一批的相声演员马季、郝爱民、于世猷、唐杰忠、李国盛、李文华以及他们的弟子姜昆、赵炎、冯巩、刘伟等，山东快书演员兼创作员赵连甲、鼓曲演员刘惠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解放军进驻北平，电台名称就是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平人民广播电台。开国大典负责直播的就是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是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直到2009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成立60周年，曾经担任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杨兆麟还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说：“一进城1949年2月2日开播的就是北京市台，我是你们北京市台的人哪！”杨兆麟台长反复强调自己是北京市台的人，就因为北京台和中央台很长一段时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关系。
八、北京的声音传遍四方
广播的领导机构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北京，但前者领导着中国的广播事业，后者以最强的声音辐射全国。
在有效运用广播工具、发挥广播特点、扬广播之长的方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过不少开创性的工作。早在1949年初，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就采用记录广播的形式，通过收音站及时向全国特别是那些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播送中央的重要决定和各路大军的捷报。从1950年4月10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对越南、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朝鲜五种外语广播，以及对侨胞和华人的普通话和广州话、厦门话、潮州话、客家话的方言广播。此后，又陆续开办了用藏、蒙、朝、维、壮五种语言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播，尽可能关照到神州大地的各个地区。这其中，开办藏语广播的难度最大，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于道泉参与了筹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藏广播。1951年作为藏学家和语言学家的他，根据拉萨话的语音系统设计了一套藏语拉丁化拼音方案，自推广以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同时为对藏广播的开办奠定了基础。对藏广播的成功开办对于促进西藏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很大的宣传和文化传播作用。为了协助南下大军开展工作，广播电台还办了推广普通话的节目。
特别要提的是在朝鲜战场建立的收音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是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号召进军朝鲜。期间，战地记者发回的通讯深深感染和鼓舞着国内民众。1951年11月21日，为了丰富志愿军官兵政治、文化生活，由北京等地的无线电台技术工作人员组成的抗美援朝广播工作团出发前往朝鲜战场。他们携带1000架长短波收音机和大批干电池，设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广播服务站，开办志愿军收音训练班。当时在前线流传的《广播新闻》、《战壕简报》、《战地传单》等宣传单据，都是根据广播收音的材料编印而成的。
九、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独创的广播大会
广播大会是中国广播工作者在解放初期独创的一种报道形式。广播大会通过中心会场传播消息，扩散到各地的分会场，通过各个分会场的联系而形成一个空中大会场，使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开一个大会，进而产生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大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人民广播电台或装有转播设备的某处会场，若干个分会场则设立在基层单位。在中心会场的发言直接广播出去之后，各分会场通过电话线把反馈信息传到中心会场中去，各地听众的来电、来信在大会上进行综合报道，各个分会场都能同时听到中心会场和分会场的讲话。
广播大会这种形式，始于1949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庆祝斯大林70寿诞而举办的广播联欢会。此后，各种形式的广播大会层出不穷。如1950年至1951年间，北京电台就以北京和平解放一周年、欢度春节、庆贺三八妇女节、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镇压反革命、打击以一贯害人道为首的反动会道门等各式主题举办了多次声势浩大的广播大会。1951年9月18日，北京电台和北京市工商界联合会共同举办“迎接国庆，加强抗美援朝广播大会”，全市范围内有来自136个行业的20万人被组织起来收听。会后3小时内，工商界捐款23亿元（此为旧币，1955年3月改新币，新币1元相当于旧币1万元），会后10天捐款累计达212亿元。抗美援朝期间，各行各业都举行了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捐献飞机活动，像河南豫剧艺人常香玉、相声艺人王本林等都参加了这个活动。中央广播事业局在1951年6月9日也给各地电台发出《关于捐献“人民广播号”飞机的信》，各地电台纷纷响应，举办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广播大会。各地民众的积极参与使“人民广播号”战斗机的捐献计划在当年底超额完成。1951年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柴川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说：“人民广播协助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扩大了宣传效果。代表团成员在全国各地电台举办的28次广播大会上讲了话，有1500万人听了广播。”
随后，广播大会风靡全国，各地频繁召开广播大会，大量举办了特别节目和专题广播。1959年4月至1960年4月这一年间，中央台与国务院各部门及群众团体共举办广播大会19次，平均每两个月3次，每次都有几百万人收听。1959年10月前后，许多地方电台都举办了庆祝国庆10周年特别节目或专题广播，集中宣传了各地农林水利、工业交通、商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
十、矿石收音机大行其道
20世纪50年代，广播虽已成为北京老百姓生活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但实际上，那时候收音机家庭拥有量很少，一般家庭是买不起的，对于想听收音机又没有钱的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只有自己动手组装矿石收音机。这种收音机电路简单，很容易组装，且花钱少，不费电，因而在市民尤其是学生中悄然兴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记忆里常有这样的场景——一些成年人和青少年在津津有味地听矿石收
音机。
家住崇文区、出生在工人家庭的陈金贵从上小学就迷恋上收音机，那是因为同班同学张仁贵的父亲是资本家，家里有台日本收音机。有一次他去张仁贵家玩儿，张仁贵打开收音机，跟他一起听了连阔如的《东汉演义》，说得非常传神。后来他老和张仁贵在一起，就是为了放学能到张仁贵家听广播。由于家里比较挤，张仁贵的母亲把收音机放院子里，他俩就坐在边上听。为了能更多地听广播节目，陈金贵就找上家里有收音机的同学，向他们推荐好节目，然后一起听。虽然这样一来满足了听节目的欲望，但总归不自由，他幻想以后有了工作一定先买收音机。上了初中，有的同学尝试着装矿石收音机，几块钱就可以装一台，陈金贵也想通过这个渠道弄台属于自己的收音机。于是他把每天吃早点的一毛钱省下了，饿了一个月的早上，攒下的钱够买零件了。他到花市新华书店花两毛钱买了一本如何自装矿石收音机的书，又跑到五金交电商店买了一个成品矿石机，里面密封着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天然矿石（闪锌矿或者自然铜），外面有个小小的手柄连着一根细细的铜丝。可矿石收音机需要的线圈让陈金贵犯了难，因为需要五毛九分，此时他为矿石收音机已经荡尽了所有积蓄，到哪里去要五毛九呢？为此他整整等了半年，从夏天直到春节，爷爷和姥爷各给了他五毛压岁钱。春节刚过，他一溜烟儿地跑到崇文门无线电器材商店，买下梦寐以求的闪着亮光的线圈。
陈金贵装好后捏着那个手柄不停地仔细调节那根铜丝，他的心也怦怦直跳，突然传出了熟悉的声音，陈金贵高兴地跳起来，不由得高喊：“我有收音机啦！”这回陈金贵再也不用到同学家了，他用这个矿石收音机听《小喇叭》，听《东汉演义》等自己喜爱的节目。陈金贵还不满足，又参加了少年之家的无线电学习班，他的矿石收音机也随之不断升级。1954年，班主任在班里宣布：“5月7日是波波夫发明无线电60周年纪念日，周恩来总理还观看了孩子们做的矿石收音机。咱们班的陈金贵等同学也都学会了自己安装矿石收音机。根据国务院在全国将一次建立一万个收音机站的指示，咱们学校和咱们班要开展普及无线电技术学习，提倡发明创造。”受到鼓舞后，陈金贵继续给矿石收音机升级，为了增强接收信号他爬到树上拉天线，把话筒改造成耳机，后加装三极管改用喇叭收听，再后来学装四管收音机，收音效果越来越好。得意之余，他给父亲装了一台，只见老爸一边喝酒一边收听，心里那叫美！
陈金贵回忆，那时候不少少年都因为组装矿石收音机成为无线电爱好者。陈金贵后来进了工厂，他心灵手巧，搞了多项发明创造，他特别感谢这段经历。陈金贵说，北京城50年代有矿石收音机的青少年少说也有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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