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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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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这三位先生，是五四时代的路标，堪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护法”、“总司令”、“精神导师”，石钟扬先生以其恣意飞扬的情感和文笔，从历史的僵化定义中还原了五四时代，还有那一时代的大师们。本书是“可以触摸的民国?新学”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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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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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一个大师辈出、思潮激荡、各领风骚的时代。从北京大学走出的他们--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以其各自的胆识与气度行在新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之间。在五四之后，他们三人又为五四新文化的唯一的目的“再造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做出了虽然着力点不同，却都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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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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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钟扬，南京财经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陈独秀研究会、中国水浒学会、中国金瓶梅学会会员。著有《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人性的倒影：金瓶梅人物与晚明中国》《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戴名世论稿》、《朱书集》校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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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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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五四现场：思想启蒙的境界
五四学生运动：有纪律的抗议
一、五四行动的第一印象
二、第一个场景：5月3日北大不眠之夜
三、第二个场景：从天安门到赵家楼
四、第三个场景：从总统府到监狱
五、五四是纯粹的学生运动
六、五四三人行如何行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
一、1918年：从欢呼公理到抗议强权
二、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大
三、蔡元培“三顾茅庐”聘独秀
四、陈独秀眼中的北京与北大学子眼中的陈独秀
五、陈独秀放手招募人才与胡适之任教北大
六、五四“三圣”合影
七、“用石条压驼背”的残酷医法
八、胡适登坛说法，截断众流
九、陈独秀与《狂人日记》
十、蔡元培在北大实行“虚君共和”制
十一、蔡元培兼容并包中“倔强的坚持”
十二、陈独秀的去职与胡适的评说
十三、胡适与蔡元培的“红学之争”
十四、北大：民主自由的实验地
从此五四到彼五四：由启蒙而救亡
一、救亡乃学生先行
二、变态社会里的“人味儿”
三、蔡元培出走激起的“挽蔡运动”
四、大批学生的被捕与释放
五、陈独秀的被捕与被营救
六、陈独秀的出狱与出京
七、胡适的翻译竟比杜威讲学精彩
八、杜威眼中的五四运动
九、五四之后蔡元培为何要与学生决斗
十、疏导洪水以免成灾
下篇 五四后劲：再造文明的努力
蔡元培：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
一、从“四育方针”到“教育独立”论
二、“辞职大王”的不合作主义
三、陈独秀、胡适对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的不同解读
四、胡适对蔡元培教育理念的发展
五、为了“这一点小小的梦想”
六、魂系北大
陈独秀：终身反对派的痛苦追寻
一、探讨真理之总态度
二、民主、科学：救时的圣药
三、从“美国思想”到“俄国思想”
四、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五、一旦“洪水横流”岂了得
六、苦痛的觉悟
胡适之：“再造文明”的设计师
一、“再造文明”从人伦做起
二、以广交天下客作“再造文明”的身教
三、“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
四、“政治又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
五、“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六、“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七、“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八、倘使胡适做了总统
九、胡适的社会主义观
十、胡适所设计的“联合国”
附录一：新文化运动“三圣”年表
附录二：主要参考与引用书目
自跋：人间正道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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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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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铁健
我喜欢读简洁明快的文字，厌恶拖沓啰嗦琐碎。
钟扬写书，从《金瓶梅》、《三国演义》古典文学研究作品，到《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论据妥贴，晓畅明白。可谓史有真实，文有丽采，哲有思辨，与俗文庸书迥异。史学家不易写出这样的文字，而从文学走近史学的钟扬，似乎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五四三人行》从观点到写法，都有新异不凡之处，比前两本书更有看头。
《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是写五四启蒙的书。
什么是启蒙？
启蒙，就是追求光明摆脱黑暗，崇尚知识鄙薄迷信，运用理性走向自由，倡导科学拒绝愚昧，实行民主铲除专制，以期再造文明复兴中华。简单地说，启蒙就是人把自己弄明白了，不糊涂了。
启蒙的敌人，一是民众中的愚昧，一是当权者的专制；把人权放在任何政治权力之上，应当是启蒙之根本的根本诉求。
中国人的启蒙，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在那时的谠论伟行，至今令人神往，而可憎可恨的专制和愚昧，当人人痛而谴之。
陈独秀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三人行，当由此而来。
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护法”。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新文化运动有了北京大学这块坚强阵地，而他则成为爱国青年的保护者。
陈独秀乃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精神领袖，而不是什么“总司令”，五四运动根本没有什么司令部。
胡适之以其文学改良的主张、推行白话文、倡言重估一切价值，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三人行，行在新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之间。五四行动前，他们是学生的精神导师，五四行动中他们是学生的模仿秀（陈独秀6月间，散发传单之举，则是对学生行为的最危险的模仿）。五四行动后，他们又致力于对“无纪律的胜利者”的疏导；新思潮的洪水，倘不疏导也会酿成灾难。胡适之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两文，主旨在此。
新文化运动是学生运动的精神源泉，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结晶，而保持启蒙的正确方向，维护精神结晶的纯正品质，非有疏导之力不可。
新文化运动中，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都是手段，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
三人行，都在作再造文明的努力，但三个人的着力点不尽相同。
蔡元培，始终在体制内，却与体制若即若离，多取“不合作主义”来坚守自己的教育理念。
陈独秀，始终站在体制外，充当“终身反对派”，追求的是“反对党派”的合法化。
胡适之，虽终其一生不属任何党派，却是坚定的“有政府主义者”。无论是诤友还是诤臣，他都乐于充当制度文明的设计师。从如何当校长、如何当总统、党魁，以至如何建设联合国，他都有过设计。
时代变了，又似乎变得太慢，有些痼疾压根儿没变，甚至变本加厉。“鲁迅今朝如健在，不当右派须钳口”。前些年披露的毛泽东于1957年对上海文艺界的谈话，并不令人吃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三位五四人物若活到鼎革之后的1957年，他们的遭遇又会怎样呢？
科学、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五四三人行，就是五四精神的杰出创造者和体现者。对他们的评价、接受与反接受，正好检验着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和历史走向。
前路多曲折，回头路却断不可走，那是一条不归之路。
2009年11月29日
北京亦庄水东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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