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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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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者何？明道修德，洁身自好？奈何咱终究还是个中国的学者，骨子里总会有那么点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求知问学，经世致用的企图。因此，对那些自认属于学问范围之内，又和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问题，总免不了还是想要发挥一点儿所学所问的知识的作用。何况，学术的东西，如果不能和生活相联系，束之高阁，只供少数象牙塔中人切磋把玩，总让人觉得会有些遗憾。尤其我们做的是现当代史研究的问题，历史研究，目的就在求真。一方面学者有大量真相发现出来，另一方面社会上对诸多历史上的问题继续以讹传讹，甚或以之为据，还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古论今，相互指责攻讦，面对这种情况，也着实需要有学者根据所学所问的知识，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不是为了纠偏——这多半不大现实——只是为了让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了解，还有另外一种有点学术态度的，即注重考证和史实的，比较客观一点的说法，让头脑冷静的读者有条件自己去比较，去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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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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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整理收录了国内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近年来见诸《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等报刊杂志上的各种访谈、演讲文稿及专著书序。全文以平易亲和的文字，揭开国共关系、西安事变、中苏关系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并展示了一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鲜明的学术态度和方法，包括他对历史真相的执着以求，对芸芸众生的现实关怀，对民族主义的全面反思，对人性的尊重和深度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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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奎松，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1927-1937）》（《中国近代通史进程》）、《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等专著十余种，并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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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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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观念与方法的讨论
历史研究与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问题
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
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与意义
研究中国现代史最需要什么？
历史研究越实证越容易有生命力
不能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概念化
拨开中国现代史的迷雾
如何读懂我们的历史
国共关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第二编 历史研究应有的眼界
研究历史在于反思我们的过去
多问几个怎么了、为什么？
社会发展中的“阿凡达”式困惑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日关系
实事求是地总结抗战史的经验与教训
何谓民族主义及我们应该怎样爱国？
纪念抗战，反思自我
建构健康开放的民族主义
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第三编 书序谈史录
直面中国革命
我为什么研究西安事变？
中国革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有多大？
从中共建党谈起
应该相信记忆，还是应该从档案文献出发？
对中共革命成功原因的一点思考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问题之必要
研究历史，贵在求真
避免重犯文革错误的关键所在
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了解国共关系的尝试
从共产党人的角度来看国共关系
历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
“恩怨”之中的思考
在毛泽东“革命外交”的背后
读史不能无疑
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
如何从党史研究转向历史研究
保持客观性才容易还原历史
探求历史真实需要专业精神和技能
研究历史也应做普及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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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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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
一
长期以来，由于坚持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我们在历史观、道德观、社会观、伦理观和审美观等意识层面，形成了一整套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荣与辱和美与丑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艺作品，最典型地表现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这一政治导向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大力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因此也就规定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如此“突出”的结果，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就成了所谓“高大全”，成了思想、道德、性格和形象完美无缺的完人。因为一切必须要为政治服务，几十年来，就连表露爱情、亲情，甚至是乡情，都成了禁忌。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电视片《三峡传说》主题曲《乡恋》播出，仍旧因为内容、曲调不合乎“无产阶级的感情”，而被禁唱禁播。直到几年后，即1983年春节晚会，为了主持人能不能用“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话筒，给家乡的父母拜年，能不能给《乡恋》一曲开禁，导演乃至中宣部领导人仍旧会紧张得心惊肉跳。
当然，由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还是逐渐遭到了摒弃，文艺创作中的“高大全”形象也渐渐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以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一个和八个》（1984）、《芙蓉镇》（1986）等创作公映为标志，从人性的视角来发掘或塑造银幕形象再度成为可能。随着思想越来越得到解放，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今天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善恶立辨、黑白分明的角色了。“坏人”不那么坏，“好人”不那么好，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展现故事中心人物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一面，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创作的准则，以往那种基于阶级斗争的是非、善恶、正邪、荣辱、美丑观，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但由此一来，人们以往对历史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也难免要受到极大的冲击。
近两年热播的演绎国共两党恩怨情仇的电视剧，就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亮剑》中的李云龙和楚云飞，《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和陈默翰，《中国兄弟连》中的袁学勇和曲连虎，《潜伏》中的余则成、李涯和吴站长，以及《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家父子等等，都让人清楚地感觉到，不论是在共产党里面的人物，还是国民党里面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情，有各自的性格，有理想和追求。他们之所以会对立、冲突，甚至会相互伤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加入了不同的党派，相信了不同的主义。摒除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毫无两样，有血有肉，有长有短，很难用好坏来区分。就连在向共和国60周年献礼的史诗巨片《建国大业》中，胜利的毛泽东和失败的蒋介石，也都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一种刘邦打败项羽的悲壮印象。更
有甚者，为显示共产党人更人性，有的影片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出这样的剧情：毛泽东听说前方打胜了，消灭了很多敌军，不仅没有高兴，眼圈儿还红了，沉痛地说：敌军士兵也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啊。
很显然，当今的文学及影视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地想要在历史剧中展现人性，而非如过去那样简单地从主义、阶级和党派立场来看社会、看历史。不仅如此，一时间，文艺界大有不谈人性不足以彰显艺术造诣之深刻的趋势。这样一种认识角度的突破，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最典型的就是大陆上映的几部影片，如李安执导的描写爱国女青年与汪伪特务情爱关系的电影《色戒》，魏德圣执导的描写日据时期台湾少女与日本教师爱情故事的电影《海角七号》，和陆川执导的塑造了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军官形象的描写南京惨案的影片《南京！南京！》等。这些影片的上映和观众普遍称赞的反响，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基于人性视角的创作即使面对敏感的中日关系，也大都能够通过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大陆多数普通国民的情感“审查”。
二
出现上述情况严格说来并不奇怪，因为，“文学即人学”，“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a文艺乃至艺术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展现人的生存状态，透视人的情感生活，理解不同人所具有的感情、欲望、个性及其差异短长，崇其善、扬其美、悯其弱、痛其恶，从而使读者的心灵和情感受到触动和感动。诚如休谟所言，人天生有一种同情弱者，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中世纪，到资本主义，人类因为生就这样一种情怀，因而才会一步步改变其原始的动物本性，从基于生存本能的血腥杀戮、弱肉强食，一步步进化到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崇尚自由。无论今天的人们生活在怎样一种社会之中，受到民族、阶级、党派怎样的影响，其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权的尊重，都日渐在超出其民族、阶级和党派的界限，形成一种只有进步人类才可能具有的善待生命的价值观。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已证实，人类成功迈入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飞跃性发展，首先就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所谓文艺复兴，就是通过文学艺术，如小说、诗歌、美术、音乐等等，来讴歌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情感。故文艺复兴其实就是中世纪神权统治条件下一次对人的认识的思想解放，是一次人性解放的运动。甚至，现代（modern）一词，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正是由于发现了人，而不是神才是社会的中心，形成了以人为本的观念，认识到个人利益是构成国家、民族利益的最主要基础，对个人及其利益的尊重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正是因为人们开始关注人性、人的权利及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日心说”才会推翻“地心说”，神权才会让位于人权，才会有为争取“人生而平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政体的诞生，才会有康德所谓“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人本位理念，和马克思关于人类最高理想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以人的彻底解放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
由此或可看出，中国当今多半也正处在这样一种过渡时期，即文学艺术已经重又开始高唱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虽然今日之中国还没有可能马上普及人性意识，但这种文化现象的日渐流行自然会潜移默化地洗涤人们的灵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当然，在整个社会依旧通行着传统的“政治正确”的原则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思想的极度混沌和严重分裂对立的状态。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国共两党“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蒋介石的各种传记传奇铺天盖地，我们上面提到的正在影响广大读者、观众悄然改变种种“大是大非”观念的文艺作品，多半都得到了官方人士，包括中共党史权威机关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称赞它们“真实”、“厚重”、“可圈可点”，“一定可以流传下来”；a另一方面，今日之中学历史课本和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仍旧延续着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说教。中国近现代史各种教材依旧在教育学生：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着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益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是新兴的革命的力量。前者所言所行一定反动，后者所作所为一定进步。这种异常矛盾分裂的现象，导致今天即使是大陆网民，对很多历史及现实问题的看法也截然相反，不同立场者各有各的阵地，大家对现状都不满，情感却愈发对立，言辞且日趋极端。这些人无论如何都不会从共同的人性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历史上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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