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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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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余年潜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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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毛泽东与国共内战、朝鲜战争
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印战争、中苏交恶等
诸多造成重大后果的历史真相和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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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大国对抗：冷战的起源》：
本书主要论述了冷战的思想根源，冷战在欧洲和在亚洲的起源情况，导致了美苏等大国之间的对抗，并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决策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冷战形成的最初起因，对冷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中苏结盟：冷战的转型》：
本书介绍了冷战格局在亚洲的转型，即中苏结盟及其带来的远东格局的变化，重点为中苏高层之间在建立同盟问题上的博弈，同时对于中苏结盟之前苏联对我国新疆的政策，中苏结盟的经济背景及苏联对我国的经济援助，以及受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影响的对台作战问题和朝鲜战争问题都有所涉及。本书还附有大量有关苏联对华经济援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过程和条约文本的解密档案。
《朝鲜战争：冷战在亚洲》：
本书为作者多年来发表的关于冷战在亚洲的论文汇集。文章描述了冷战在亚洲的具体表现形式，冷战在亚洲的发展、演变和深化，以及对世界局势和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指出大国之间利益争夺和矛盾冲突是造成冷战的深层原因。
《脆弱的联盟：冷战中的盟友》：
本书为作者多年来发表的关于冷战中的盟友研究的论文汇集。文章以建立同盟的国家间的关系发展和演变为线索，深入分析冷战在亚洲的发展。随着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延续，冷战成果在亚洲得到进一步巩固。
《中苏分裂：冷战的再转型》：
本书为作者多年来发表的关于冷战再转型的论文汇集。文章以国家间同盟的破裂为线索说明冷战在亚洲的进一步转型。围绕着国家间利益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使国家间同盟破裂，冷战在全球出现复杂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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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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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研究方向：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其研究成果被认为达到该领域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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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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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对抗：冷战的起源》
《中苏结盟：冷战的转型》
《朝鲜战争：冷战在亚洲》
《脆弱的联盟：冷战中的盟友》
《中苏分裂：冷战的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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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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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
——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
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
（这是全文的最后一部分）
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至于说到得失，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由此开始的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况且所谓胜利，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但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当然，就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战争的结局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不过，如前文所说，这些目标早在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这两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几乎是相同的。
决策方针的失误并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方面，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拒绝了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大约半年之后，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
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1950年为32.4%，1952年为52.9%，1953年为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0%。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50项援华工程实现的。1950-1952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即达41.39亿元。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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