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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是全书的主体，讲述大革命在旧制度中爆发的原因。作者在导致大革命的众多原因中，首先描述那些比较基础的原因，或者说客观性、制度性的原因；然后再刻画那些比较直接的原因，那些与生活息息相关、属于民情和风尚层面的原因。总体说来，大革命爆发前法国的旧制度是一种弊端丛生的坏制度，它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又增加了中央集权制的专政因素，这是一种已经变质了的封建等级制度。作者认为，对于这样一种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反而会加速大革命的到来；再者因为改革减轻了对人民的压迫反而使得剩下的那些压迫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作者认为，在大革命后必然产生的专制帝国里，人们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平等，但也较为彻底地丧失了自由。但是作为大革命成果之一的中央集权制，其实并不是大革命的发明，在旧制度里，它早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大革命只是使它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已 …… 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能给后来者以启迪，让后人在理解历史的同时有所警醒，它的内容和性质决定了此书具有深远的意义，必定会给读者带来心灵的启迪与震撼，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做一个以史为鉴的人。 關於作者：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出身贵族世家，一生跌宕起伏，曾热心于参与法国政治活动，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曾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定，还曾出任外交部长。但后来他对政治日益失望，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于是主动淡出政治舞台，开始潜心于学术研究和写作，传播自己的自由思想。 1835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出版，自此他饮誉西方。《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出版于1840年，次年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此后15年他没有发表什么重要著作，只在从政之余思索新著的主题。在1956年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后，托克维尔计划续写第二卷，然而1959年因病去世未能完成，给后世留下莫大的遗憾。 目錄： Contents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编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认识互相矛盾 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是政治性的，但它为什么和宗教革命有着同样的形式 第四章 为什么全欧洲几乎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且它们又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第五章 什么是大革命真正的成就 第二编 第一章 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让民众憎恶 第二章 中央集权制并未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大革命和帝国的功劳，而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第三章 现在的“监护状态”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第四章 行政法院与官员免责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第五章 中央集权制如何侵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被摧毁 第六章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格和风俗 第七章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而言，法国的首都如何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篡夺了整个帝国的控制权 第八章 在法国，人们变得彼此极为相似 第九章 这些极为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小小的团体，并且彼此独立且互不关心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造成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第十一章 旧制度下自由的类别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第十二章 尽管文明取得各种进步，但为何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在某些方面竟比13世纪还糟 第十三章 到18世纪中叶，文人如何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第十四章 去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流行一时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第十五章 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第十六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度下最繁荣的时期，但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第十七章 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的努力反而激起了人民反抗 第十八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第十九章 为何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第二十章 大革命是怎样从既有事物中自发产生的 注释 一、（第一编第四章）罗马法在德国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第一编第四章）从封建君主制向民主君主制演变 三、（第一编第四章）德意志自由城市的衰落——帝国城市 四、（第二编第一章）德意志的农奴制存在情况 五、（第二编第一章）腓特烈二世法典 六、（第二编第一章）德意志农民的财产 七、（第二编第一章）大革命前十年，什一税激怒人民的例子 八、（第二编第一章）教士的封建特权 九、（第二编第二章）国家提供的公共慈善——偏心 十、（第二编第二章）路易十四政府的精神 十一、（第二编第三章）18世纪的市政的突出特质 十二、（第二编第三章）路易十四破坏了城市的行政自由 十三、（第二编第五章）正是在加拿大，人们才能对旧制度的行政中央集权制作出最好的评价 十四、（第二编第八章）各省领主的地租税和其他收入 十五、（第二编第九章）共同讨论事务在反种姓领域中起到的作用 十六、（第二编第九章）各省的政治自由来源古老 十七、（第二编第九章）贵族捐税特权的体现 十八、（第二编第十章）《阿瑟·扬1789年游记》之中的发现 十九、（第二编第十一章）1789年贵族阶级陈情书分析 二十、（第二编第十二章）旧制度下的政府被迫自我节制的一个原因 二十一、（第二编第十三章）18世纪哲学的特质就是崇拜人类的理性 二十二、（第二编第十四章）去宗教信条的发端 二十三、（第二编第十六章）德意志政治制度改革的诉求 二十四、（第二编第十六章）英国的司法制度 二十五、（第二编第十九章）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內容試閱： 　第二编 　第十六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度下最繁荣的时期，但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当路易十四睥睨整个欧洲的时候，他的王国实际上已经开始日现破败，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是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辉煌的时代，社会也已经显露了衰颓的早期痕迹。法兰西早已满目疮痍，即使在停止征服之前。大家都读过沃邦译注：沃邦（1633—1707年）法兰西元帅，军工学者，关心政治和经济，政见上具备一定的自由精神。给我们留下的那篇关于政府统计表的令人感到惊恐的短评。17世纪末期，甚至更早于那场不幸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争夺战之前，总督们在致勃艮第公爵的上书中，早就暗示了国家日益倾颓的现状，并且不是最近现象。“这些年来我治理的财政区人口大幅递减。”一位总督说。“工业已经消失在这座曾经兴旺繁荣的城市。”另一位总督说道。这位总督说：“省里本是有制造业的，但今天已遭到废弃。”那一位又发言：“过去居民的土地收获，要远远多于今天；20年前的此地，农业不知比现在兴旺了多少。”“近30年来，人口和生产出的财货减少了五分之一。”还有这样的说法。那些倾向于专制政府的人和喜欢发动战争的君王们真应该拜读这些上书。 贫穷来自政治体制天生的弊端，路易十四的驾崩与战争行动的结束也无法聚拢起再一次的繁荣。18世纪上半叶，所有作家均谈到此事，并达成统一意见，即外省还没有得到复苏；不少人甚至认为，外省仍然在走下坡路。他们认为，看来只是巴黎在日益繁荣和扩张。总督、前大臣、企业家在这一点上同意文人们的论点。 而我必须承认我决不认为18世纪中前期法国在继续衰败，但是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至少可以表明：起码是没有显著的社会进步。我眼里相关的所有政府文件的确说明，社会陷于停滞。政府墨守成规，毫无革新；城市也没有试图使居民生活环境更舒适健康；社会个体也没有开展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业。 可是就在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间，景况有了改变，至今还没有被注意到的一种内在震颤开始了。开始只有很有耐心的人进行观察后才能发现，但是渐渐地，它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确切。它的速率每年都扩大加快，一直到整个民族终于开始革命，仿佛复生。但是注意！这不是旧生命复原，这推动力是新精神，复苏片刻只是为了接下来的崩溃。 所有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躁但又振奋，尽力地改善眼下处境。追求更优渥的物质是正常的，但这种追求使人焦虑急躁，引人诅咒以往的日子，梦想一种与当前处境完全相反的环境。 此种精神也迅速渗透进政府机关内部，将它从内部异化，即使外部毫无改变：法律没有变动，执行法律却完全变了。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阐述，1740年的总监与1780年的总督迥然不同。这可以在政府内部通信中得到充分证明。尽管1780年的总督与前任有同样的权力且同样专横，但目标变了：前者只需要使所辖省份尽皆臣服，征募民兵，最重要的是征收军役税；后者则关心着其他事务：他的头脑里充满无数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的想法，主要是道路、运河、制造业、商业，尤其是农业。絮里译注：絮里（1560—1641年），亨利四世大臣，颇有政绩。在行政官员中，名噪一时。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他们着手创立我之前讲过的农业协会，建立赛会制度，设立奖金。一些行政总监通报并不像公务文书，倒像有关农业技艺的论文。 各种税项的征收体现了统治者方针的改变。与以往相比，立法依然谈不上平等，同样专断而严厉，但是在执法过程中，所有的弊病都削弱了。 莫里安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研究税收法之时，我非常惊讶地看到：仅仅因为疏忽而漏税，物制法庭就有权力处罚、监禁，甚至体罚；仅凭包税后的口头誓词，他就有权处置几乎所有人的财产和人身权利等。但这些只是法典文本中的意思，我很快就发现，法律的实施和它的文本存在差异，实施中，法庭总是倾向于减罪缓刑。” 1787年下诺曼底议会说道：“征税会有多少弊端，招致多少烦恼！但是，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征税这几年来的温和与谨慎。”文献考证详实证明了这个论调。处处充满着对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特别是对穷人苦难的真正关怀：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税务机关不再对穷苦人强行征收，免除捐税更频繁，同时灾年救济更多。国王加调所有基金款项，甚至特意调往农村设立慈善工场或赈济贫民，许多新基金被创立。1779年在上基耶内一个财政区，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发放8万多里佛；而1784年在图尔财政区发放4万里佛，而4.8万里佛则被发给了诺曼底。路易十六不愿将其全部委托大臣管理，他有时亲自负责。1776年的御前会议决议上说，国王猎物在王室狩猎总管管区周围破坏农田，应向农民赔偿，并确立进行赔款的简便可靠的办法，各类情由还由国王亲自划分。蒂尔戈对我们讲述了这位仁厚而又不幸的君王把亲手写好的东西给他的情景，国王还说：“你看我也在我这方作努力。”假如人们按照 旧制度穷途末路时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将绘出一幅比真容更美好但却令人难以相信的画面。 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原则上同时出现的这些改变，公共财富便始无前例地繁荣起来。所有现象都表明了这点：人口在增长；财富增长得更快。甚至北美战争译注：又称“七年战争”，英法之间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后来欧洲的主要国家都纷纷加入。最后法国失去了它在北美的殖民地，而英国则成了拥有殖民地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没有拖慢速度，尽管国家因战争担负了很多债务，但是国民却在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劳，更富于雄心和创造性。 一位行政官员如此说：“1774年的各种工商业迅速发展壮大，从而增加了所有消费税。” 实际上，将国家在路易十六统治的不同时期里与负责收税的税务公司签订的合同比较一下，就能发现，每一份更新的合同里约定的地租价格都在不断地增加。1786年的租约价格比1780年的价格多出1400万里弗。内克在1781年结算书中总结：“可以算出，消费税总额每年递增200万里弗。”阿瑟·扬甚至下这样的定论，1788年波尔多的贸易额比利物浦多。他还说：“这几年我们的海上贸易比英国发展更快。近20年来，几乎增长了一倍。” 若留心各时期的差别，人们就能够确信，公共财富的发展速度哪怕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大革命以前的那20年。立宪君主制的37年间，是我们和平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只有这30多年译注：指1815到1852之间法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并通过七月革命建立了“七月王朝”，最终被二月革命推翻，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这方面能与路易十六时期相提并论。 如果考虑政府的诸多积弊，工业的诸多难题，那么这一番如此巨大、如此兴旺的繁荣景致，实在是让人不得不啧啧称奇。很多政治家可能对此加以否定，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他们就像莫里哀剧中的医生那样妄下断言：病人不遵自己的药方，就不能痊愈。在这样的背景下：赋税制度不平等，习惯法种类繁多、各行其是，还有杂乱的国内关税，封建特权，行会管事会，一堆乱七八糟的官职等等，法兰西居然能繁荣富裕，确实让人难以相信。然而无论如何，法兰西都在开始富裕和全面发展，因为除了那些制造低劣、难以咬合、似乎注定要拖慢而不能推动社会机器的齿轮，还掩藏着两种足以使整部机器结成一体的极简洁、极强大的动力，它推动全部零件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运转：一个依旧强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家致富，并且保住既得的财产。 国王还在以君主身份讲话，但他自己已经顺服于公众舆论了，他随时随地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和引导，不断向它低眉顺眼地致意。根据法律条文，国王当然是专制的，但在法律执行中却受到很多限制。自1784年起，内克在一份公开文本中举出一个事实：“大多数外国人很不相信公众舆论在今天的权威：这些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已经可以对国王御座颐指气使的无形努力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事实确实如此。” 把人民的强大雄伟全数归功于法律体系，实在很肤浅，因为在这方面，不是工具的优化而是发动机的力量在制造产品。我们把目光投向英国：那里的行政法制和我们的相比，看上去还要更复杂，更种类繁多，更毫无规则！但是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拥有更多的社会财产，范围更广泛，更靠得住，更多样化的个人财产，也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社会更稳固，更富裕，因而原因不在于这套法律的优良与否，而在于引领整个英国的立法精神。如果有一部分不完善那无关宏旨，只要生命是强大有力的就可以。 在法国，即便繁荣在发展，心态却显得更加不稳定，更惶恐难安。公众怨愤依然在积累，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憎恨在持续累加。革命的脚步愈发迫近。 而且，后来成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地方，恰恰正是社会进步最为显著的地方。研究法兰西岛译注：法兰西岛虽然确有其岛，但一般情况下往往特指一个行政区划，它是以巴黎为中心，包括巴黎的几个行省的统称，所以又被叫做大巴黎地区。在今天，法兰西岛是法国22个大区中的一个，在封建时代的法国，法兰西岛则可以看做国王领地，法兰西岛之外也有很多极为强悍的诸侯。到了大革命前的几个世纪，法国中央集权加强，贵族没落，法兰西岛则成了法国的中心。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就很容易断定，正是在邻近巴黎的地方，开始了旧制度最早最深刻的变革。那里的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障。1789年以前很久个人徭役就取消了。就连军役税地征收都变得比法国其他地方更正规、更轻松、更公平。想要明白当时一个总督能为全省做了哪些福利，就必须了解1772年是怎样改进征收军役税的。从条例上来看，捐税完全改变了。政府专员每年走到各个教区，村民在他面前集会，从而当众确定财产价值，同时，每个人的财产都用对审方式确认，而军役税最后经所有应纳税者的协作而制定。没有了行会理事的专断，也没有了无益的暴力。不管征收制度如何，军役税的弊病也没变，它只压在某一个纳税阶级身上，对于工业和地产一视同仁，但是其他方面，军役税已经完全不同于邻近财政区仍叫着同样名字的捐税。 相反，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留着极其完整的旧制度。但也恰恰是在那些地方燃起并助长了内战的烽烟，他们的反抗最激烈，时间最持久，以至于有人嘲笑道，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这使人惊奇，但历史充满类似。 革命的发生并不一定就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变越差，更普遍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似乎也心甘情愿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压迫减轻，他们就试图全部摆脱。被革命毁灭的政权已经大大好过它前面的那个，而且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反动政府最危险的时刻也就是它开始变革的时刻。除了最伟大的天才，无人能拯救一位开始解放长期饱受摧残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承受着痛苦，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苦难难以避免，但一旦有人给他们放开了倾泻口，它就显得难以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那些弊端点燃了人们的敏感，他们发现尚有其他弊端存在，于是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减轻了，但是感觉却更加强烈了。封建制度的鼎盛时代并不比接近灭亡时更令人憎恨。而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行为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让人无法忍受。博马舍译注：博马舍（1732—1799年）革命之前半个世纪中法国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他的两部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对封建制度大加讽刺。由于被路易十六的弟弟诬告而被送进风俗犯监狱，这引起了社会的群情激奋。的短期监禁引起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更大的群众激愤。 没有人会觉得1780年的法国在衰败；相反，人们会说，这时候的法国已经没有前进的阻碍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人能不断完善的理论诞生了。20年以前，人们对未来毫无希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已经沉醉于即将来临的前所未有的幸福中，使人忽视个利益，向新事物奔去。 除了广泛原因，这一现象还有其他更为特别但同样强有力的成因。财政管理确实还保留着专制政府那些固有的弊病。由于财政管理是机密的同时也无保障的，人们在这方面仍遵循路易十四统治时代的那些充满弊端的做法。政府努力增进公共繁荣，但它的措施每天都在增加支出，而收入却设有按同一比例增加，于是国王每天都一点一点踏入比他的前任更严重的困境中。 和前任一样，他不断让他的债权人无法收债；像先王一样，他到处举债，既不公开，也无竞争，债权连定期利息也不一定能拿到，甚至连他们的资本也得看国王是否有诚意。一位曾亲眼目睹的可以信任的见证人，他比别人看得更清晰：“那时法国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却充满了巧合。他们用自己的钱购买政府公债，但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益。实际上是他们在为政府建造军舰，维护道路，也是他们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这些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与期限，他们要考虑与大臣签订的合同是否能完成，就像搞风险投资一样。”另外，“这时候的工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心中有了对财产的喜爱，对小康生活的爱好与愿景，这使得那些将部分财产委托给国家的人对合同遭到破坏简直难以容忍，破坏者正是本应最尊重合同法的债务人。” 人们对受到指责的法国当局的种种积弊实在不感到新鲜，感到新鲜的是对这些积弊的那些新印象。从前，财政制度的缺陷更加严重，但是自那时起，政府和社会一步一步地改变，这让人们对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敏感。 20年来，政府活动越来越频繁，兴办过去无法想象的各种事业，甚至终于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同时也是王国之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者。那些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拨款吃饭的人同时越来越多。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前所未有地混在一起。财政管理的不利在很长时期内仅仅是某种社会顽疾，这时却成了一种针对所有人的私人灾难。1789年，国家欠款总共将近6亿里佛，债权人同时是债务人，正像当时一位财政专家的说法，他们和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相缔结，同时向政府发泄怨恨。请注意，随着这种不满者数量的增加，他们便愈发愤怒，因为投机欲望，对发财的热情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着，30年前对更剧烈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再也无法忍受。 高利贷者、商人、工业家与其他批发商或贪财者应运而生，他们一起组成一个最仇视新政策、最热爱任何当局、最顺从他们自己都瞧不起的那些法律的阶级，也就是这个阶级这一次改革的心情看似最为迫切，并且最坚决。它大声疾呼针对财政系统来一次彻底变革，这个部门一旦受到强力震动，也就意味着其余部门全部坍塌。 如何避免一场浩劫呢？一方面是一个越来越渴望发财的民族，另一方面是一个刺激发财欲望的政府，又不断把欲望扑灭，摧枯拉朽地推促自己的灭亡。 第二编 第十七章 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的努力反而激起了人民反抗 140年来，老百姓从未曾在公共事务的舞台出现，因而无人认为他们还会再次走上舞台；看到老百姓麻木不仁，人们便认为他们是聋子；人们开始关心老百姓的命运时还当着他们的面毫不避讳，完全忽视他们的存在。人们似乎是专门讲给骑在老百姓头上的那些人听的，他们考虑的也只是那些人能不能完全领会。 那些最应惧怕老百姓发怒的人，当着老百姓的面大声议论那些总是折磨他们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他们相互揭露政府机关那些令人震惊的恶行，而政府是老百姓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用动听的言词描绘老百姓的困苦和薪水极低的劳作：他们妄想以此来解救人民，结果却使他们更加愤怒。我说的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员，是特权者。 大革命爆发前13年，国王译注：指路易十六。曾经试图废除劳役制，他在敕令序言中说：“除少数几个省，王国的所有道路几乎都是由我臣民中最穷苦的那一部分人无偿修建。负担落在那些只有双手并且与道路只有极其淡薄的关系的人们身上；真正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是所有者，但同时也是特权者，他们的财富还在因为修路而增长。人们逼迫穷人单独维修道路无偿地提供精力和劳作，剥夺了他们抵御贫苦饥饿的唯一可能，他们只是在为富人的利益劳动。” 同时，人们开始消除工业行会制度曾经强加给工人的那些不公正的痛苦，以国王名义宣布：“劳动权是最神圣的财产权；所有阻碍劳动权的法律当然违背自然权利，所以就被视为不具法律效力；现存社会是令人费解和残暴的体制，是自私、贪婪、强暴的附加物。”这样的言论自然是有危险的。但是更有危险的，是这些话毫无效果。译注：路易十六发现了许多社会积弊，但并没有采取以往国王们视而不见甚至掩耳盗铃的做法，相反，他磊落地指出这些积弊并准备进行革新，但均宣告失败。几个月以后，行会和劳役制重新实行。 据说是蒂尔戈让国王说出这番话。蒂尔戈的继任者也同样如此。1780年，国王向臣民宣称今后增派军役税肯定会公开登记，还在旁注中添加道：“军役税的纳税人已被征收军役税的麻烦所折磨，至今还在负担那些令人想不到的增税，以至最穷的这部分臣民的纳税增长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人。”国王还不敢使捐税负担完全公平，但是他已经开始着手确立征税平等，并且是在已确定共同负担的捐税中施行。他还说：“朕希望有钱人不会认为被纳入共同水准是一种损害，他们要纳的捐税原本只是一直以来理应由他们负担的那份。” 在发生饥饿的荒年，人们似乎是有意刺激群众的愤怒，而非满足需求。一位总督为刺激有钱人的良心，说：“这些资本家为富不仁，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其实来自于穷人的血汗，但是他们却任凭穷人在为增加他们的财产而在精疲力竭之际饿死。”国王在这种情况下也说过：“朕希望保卫人民远离饥饿，但是有钱人逼迫穷苦人民劳动，想要给多少薪水就给多少。于是，朕不能继续容忍这种一部分人听任另一部分贪婪的人摆布的情况在法兰西发生。” 直到君主制消灭前夕，不同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的争斗引起更多相关现象：争论双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难归咎于对方。在1772年，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就粮食流通问题的那场争论尤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由于其失误，政府可能令穷人饿死。”图卢兹高等法院说。国王则反驳道：“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钱人的贪欲造成了人民的贫穷。”双方向人民头脑中灌输类似的想法：痛苦总是来自上层。 当然，记录这些事情的秘密文件是无法见到了，但是在公开文件中却常谈到，政府和高等法院曾经特意将这些文件大量印刷，四处散发。为此，国王不得不向他的先辈和他自己道出了已经相当严峻的事态的真相。他说：“国库被历代挥霍而导致难负其重。我们的许多不允许转让的土地早以折价出售。”另一次据说国王出于理性说道：“工业行会就是列王国库贪财的产物。”并且补充道：“假如常常出现无用的开支，军役税过分增长，应该归咎于财政管理部门认为增加军役税是非公开进行的，所以是最简易的对策，尽管还有许多其他让我们的人民负担较轻的办法。” 以上这些话都是说给国民中有知识的那一部分人听的，为的是使他们相信某些被个别利益集团抨击的举措其实有用，而人民，他们即使听见了也不会明白。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甚至在这种仁爱中，也包含着对人们想使之脱离困境的那些受苦人的蔑视，这使人想起夏特莱夫人译注：夏特莱夫人（1706—1749年），伏尔泰的情妇，是个关心科学和民生的女士。伏尔泰的秘书告诉我们，夏特莱夫人可以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人的面更衣，因为她并不把仆人也当做是人。 我转述的这些危险性语言并不仅仅出自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之口，还包括即将被人民群起而攻之的特权者。必须承认，法国的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处境并不意味着那时的穷人使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关心穷人，但还不相信穷人的痛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灭亡。这一点体现在1789年之前的十年：那时人们常常同情农民，谈论农民，还在研究如何救济农民，揭露使农民陷于窘困的主要弊病。但是在这种表达同情的新方式中，人们并未改变，他们照旧没有前瞻性，和过去长期的麻木无远见没有任何区别。 到了1779年，一开始是在法国的一部分地区，后来扩散到整个法国，召开了省议会。何不研究一下会议留给我们的其他公开文件，我相信你定会为文件的善良心意所触动，同时也对文件中大胆的用词而惊讶。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谈道：“人们经常看到，国王用于铺路的钱最后到了富人手中，而不是人民。人们花费金钱使通向城邑的道路更平整，而不是使市镇或村庄的入口更方便。”同一会议上，贵族等级和教士等级在叙述了劳役的罪恶后，慷慨地捐赠5万里佛以改善乡间道路，说如此便可使本省道路在不需耗费人民资产的情况下保持通畅。对这些特权者来说，用普遍捐税代替劳役制并缴付应纳捐税，也许耗费更少，但是，在自愿出让捐税不平等的利润时，他们却试图保留其外表。抛弃的同时，保有着最令人痛恨的部分。 另一些省的议会完全由无需交纳军役税的地产主组成，这些地产主一心打算继续不交人头税，但也在用最晦暗的色彩描绘这种军役税带给老百姓的困苦。他们将军役税的所有弊病绘制成一幅可怕的图景，甚至广为散发。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们的关心与蔑视往往交织起来。老百姓已经唤起他们的同情，但他们对老百姓的轻视并未减轻。 上基耶内省议会也在热情地为农民的事业申辩，但在他们嘴里，农民还是无知粗野的人，还是一些喜欢闹事、性格粗鲁、不知服从的家伙。蒂尔戈为农民诚心做了许多实事，但他同样如此认为。 这类恶言冷语在那些准备公布于众让农民亲自阅读的法令上并不少见。似乎人们生活在欧洲那些如同加里西亚的地方，那里的上层阶级有一套与下层阶级不同的话语，下层阶级完全无法理解。18世纪封建法学家对于交纳年贡者和其他封建税的债务人，表现出温和、克制、公平的态度，但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在说低贱的农民。看来这类轻薄的骂人话正如那些公证人所说，是自古已如此。 随着1789年越来越近，这种对人民贫苦的同情更加强烈也更轻率。1788年初，许多省议会发给不同教区居民的通告可以详细了解他们可能提出的一切申诉。 有一份通告是由一位神甫、一位大领主、三个贵族和一位资产者联合署名的，他们都是议会成员，所以以议会名义行事。他们命令各教区的行会理事召集农民，征询对不同税项的厘定和征收方式的看法。通告声称：“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大部分捐税，特别是盐税和军役税，对庄稼人产生了摧毁性的后果，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各种弊端。”省议会的好奇心当然不止如此，它还要了解教区内那些坐享某种特权的人的具体人数，还有这些特权的具体内容：免税人的财产价值有多少；他们是否长居于自己的土地上；教会是否有很多财产——或说，永久管业基金——在不参与商业额情况下，它们值多少钱。但是这一切还无法令议会感到满意，它还要知道，假使施行捐税平等，特权者应承担的那部分捐税的数额估计是多少。 这等于是通过清算各人所受的苦难使他们的愤怒激烈起来，把罪魁祸首拉到众人面前，点明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不足为惧，这进一步令穷人的内心深处燃起贪念、嫉妒和仇恨。人们好像不记得扎克雷起义、铅锤党人和十六人委员会译注：扎克雷起义、铅锤党人、十六人委员会，这些是14到17世纪之间法国民众自发组织的反对封建和腐朽宗教制度的起义组织了，也似乎不了解这些法国人的性格：在平静时，他们是世界上最温顺、最仁慈的民族，但是一旦迸发出强烈激情，就会顷刻变成最残忍的民族。 可惜我没能获得农民如何回答这些致命问题的报告，但我还是看到了一部分，完全可以了解导致这些报告的普遍精神了。 这些报告指明了每一个特权者的名字，有贵族，有资产者，甚至连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有时也被细述一番，并且加以批判。人们细致地计算他财产的数额同时也是他特权的数量和性质，尤其是特权给公共生活带来的伤害。人们列举必须作为租金交纳的小麦斗数，羡慕地估算无人能够分享的特权者的收入。而本堂神甫的额外收入——人们已经把它叫做他的薪俸——实在是太多；人们辛酸地发现，教堂里的一切事情都得付钱，连安葬也得付钱。捐税全都制订得很不合理，而且压榨人。每一项捐税都受到攻击，他们讨论一切阶层，语言暴躁，愤怒难当。 他们还说：“间接税很让人厌恶，没有哪一家没有被包税员搜查过；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东西在他手下和眼中是不能侵犯的。另外，注册税过分繁重，而军役税收税官是个暴君，他贪婪，欺辱穷人，手段残酷。就连传达员也不比他好，无人能躲过他们的暴行。征税官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伤害他的邻居们。” 这次调查不仅宣告了大革命的迫近以及它的所在地，它也已经在使用它的语言方式，甚至展现出它的整个样子。 16世纪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所有不同点之中，有一种格外引人关注：16世纪的大部分达官贵人投身于宗教变革都出于野心或贪婪；相反，人民的参与却是出于信仰，而不是利益。在18世纪，情况截然相反，正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触动了当时有学养和良心的人们，感动使他们投身革命；而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处境的强烈欲望使人民行动起来。前者的热情终于激发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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