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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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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往往只因为一个瞬间而被人记住，司徒雷登在中国人的脑海里，就恐怕是一副狼狈返回美国的模样。这本画传颠覆了我对他的印象，也会细细猜想他离开中国时的五味杂陈，毕竟他生于这块土地，父母和两个弟弟都葬于此地，他投入满腔热血创办的燕大也在这里。美国，中国，到底何处是故乡，何处是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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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Stuart，1876-1962）是一位在近现代中美关系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2008年，司徒的骨灰安葬中国杭州并经媒体报导后，更增加了人们对这位曾经“别了”、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美国人的历史人物的探究兴趣。本书图文并茂，以图为主，其中包括司徒家人提供的从未公开过的照片，既有史料价值，也有收藏价值。本书是作者继《走近司徒雷登》之后的又一力作，较之前书更为全方位地介绍了司徒雷登的一生及其所处的时代，图片近300张，比《走近》增加200多张，着重撰写图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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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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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中，原籍江苏常州，出生于北京，现供职于杭州某纪念馆。曾在《民国档案》《档案与史学》《文史精华》《团结报》《近代史资料》《老照片》《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晋阳学刊》等发表近现代历史人物史料史实研究文章三十余篇。以发掘尘封历史史料，还原历史人物真相为研究方向。曾出版《司徒雷登与西湖》、《走近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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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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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前言 司徒雷登其人其事
一 家世背景
二 中国——美国——中国
三 兴办燕京大学
四 实现了的梦想
五 传教士外交家
六 晚年岁月
七 魂兮归来
附录一 司徒雷登年谱简编（1876—1962）
附录二 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前后大事记（1972—2011）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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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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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外交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司徒雷登又一次来到美国，为战后的燕大筹募基金。回到中国后，在一次与蒋介石夫妇的会见中，蒋建议他去见一见时在华调停国共政争的马歇尔，蒋的原意是想借司徒之口，来增进马氏对自己的信任，但无意中却促成了马歇尔寻找一个“中国通”担任驻华大使以协助自己完成赴华使命的设想。尽管出身美军驻华第十五步兵团且任执行官的马氏自己也自命为是“中国通”。
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以马歇尔推荐并经杜鲁门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接替自1945年11月即已辞职的前任大使赫尔利。
马歇尔之所以推荐司徒出任大使，是认为司徒在中国“是最受敬重的外国人，他个人过去五十年间在此的言行举止表现，在西方世界已可算是最完美的典范，此间国共两党人士都信赖他，景仰他”。
但是，马歇尔其实不知道司徒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担任他所不熟悉的外交官职务。司徒拿自己和好友胡适作了比较，胡适在做了多年驻美大使后，此时已经返回中国北平，担任了北大校长。而司徒认为自己“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引者注：指北平）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适博士所避开了的。”
燕大管理委员会拒绝了司徒请辞校务长的报告，只是同意他以请长假的方式离任。
上任之初，司徒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马歇尔调停国共争持，为此，他提出了一套“中美苏和平”的方案。按照司徒的设想，中国应维护抗战期间与美苏两国建立的良好关系，中国应学习美国的民主政治及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美苏关系应是一种互相依存的三角关系。而在这种关系的背景之下，中国内部的国共两大政党应成立联合政府。
司徒雷登认为，从国民党的实践来看，一党制应该摒弃，要广泛地讲民主，给老百姓以做人的权利，中国的未来之路在于寻求中间道路避免走极端。他说，这是自己对未来中国所抱的梦想。
所以，在民国第二次宪政运动之中，作为大使的司徒，要和中华民国新宪法草案的起草人张君劢就“宪草”进行逐条讨论，以使其符合宪政民主的原则，并对制宪国民大会通过这部体现“三权分立”原则的新宪法表示支持。
然而，司徒上述充满理想主义的梦想，后来却并没有到来。
半年以后，国共内战爆发，马歇尔离华，旋出任国务卿。马氏仍想借重司徒在华的人脉，因此，司徒得以留任大使。而此时国际国内的态势已演变成为美苏冷战和国共热战。司徒的立场也从国共联合政府的设计上转变，他主张美国应支持国民政府，美国的援助是解决中国内政的关键。他对那些主张“让中国人自作自受”的美国人士予以抨击，而其实，所谓“自作自受”的代表人物恰恰是马歇尔本人。
随着国共内战国民党方面的颓势，司徒开始对老朋友蒋介石失去信心，他批评蒋坚持独裁，“是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国家”。他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也日趋式微。在大使馆，除了傅泾波，他与使馆中的职业外交官们亦日渐离心离德。作为大使，他后来自己也承认，自己是“言多必失”。
司徒将他的视野转向了中国反蒋的人士，包括刚刚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蔡廷锴，副总统李宗仁，桂系将领白崇禧等，他希望他们联合起来，与中共谈判并组成全国联合政府。
同期，中共领导了全国性的“反美扶日”运动，国民党开始了北平“八?一九”大搜捕。而司徒对包括燕大学生在内的中国青年学生激烈的反美态度表示不理解，他对一些燕大学生说：“美国已给了中国数以亿计的财务支援，而俄国却窃走了数以亿计的财物，美国从未占领中国一寸领土，而俄国却违约背信，强行占领了大连、旅顺。美国慷慨救济，俄国却是一毛不拔。可是，为什么大家还这么迁怒于美国？”可是，司徒这种以传教士的执着和理想来处理中美事务的说辞并未被这些受“第二条战线”影响的学生们所接受，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到
“沈崇案”，似乎已经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国学生运动主基调。
1948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揭晓，民主党的杜鲁门连任总统，政治立场偏向于民主党的司徒再次留任大使。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不介入国共内战，“等待尘埃落定”。这是美国官方直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对华既定战略。而司徒却仍然坚持自己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已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而不能自拔。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司徒支持李的政府。不久，解放军渡江，司徒坐镇南京，希望藉过去的影响，与中共建立联系。从5月到6月，他与昔日的燕大学生，今日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进行了接触，又通过民革和民盟的陈铭枢、罗隆基、张东荪等人向中共转达了他个人对中美关系的立场。然而，这种直接和间接的接触，在战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注定是不会产生结果的。很快，中共就宣布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的政治态度。8月2日，司徒黯然离开了南京，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五十多年的生涯。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叙述了百年以来，尤其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美中关系，其中对“民主个人主义者”（这里主要是指以罗隆基、张东荪为代表的某些人）的支持性表态，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愤慨，旋对之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其中8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这是毛亲自撰写的评论白皮书的五篇文章之一），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描述了司徒“离华时的尴尬和无奈”（郝平语）。
燕京大学，是司徒实现了的梦想，而理想与现实存在巨大差异的大使生涯，却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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