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围绕大学产生了几次影响较大的辩论。19世纪初期，知识界围绕“知识的有用性是实用价值还是育人价值”展开了第一次大辩论，就大学的办学目的和办学方向发起对牛津、剑桥等大学的攻击，这场辩论延续了20余年。1831年，第二场辩论达到高潮。辩论内容仍以牛津、剑桥大学为众矢之的，攻击的目标深入到大学的教育内容。经过辩论，对大学的教育目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大学不应为获得职业而进行实践训练，而是培养人的文化修养，增进知识。此次辩论的结果是建立了在宗教、课程和办学模式上与传统大学有所不同的伦敦大学。19世纪中期，第三次辩论围绕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展开。纽曼（John
Henry Newman）、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密尔（John Mill）和著名生命科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r）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最终提高并确立了理科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进一步发展了大学的内涵。辩论结果认为大学不仅是教学中心，而且是科研中心，是“创造知识的地方”。通过上述的简略描述可以看出，最初的大学是在知识分子的推动下不断前进的，其中看不到政府的作用。
其次，实现了从象牙塔到社会服务站的角色转变。战前英国的高等教育虽历经六百多年，却始终是上流社会的身份象征，牛津、剑桥等名校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注重研读高深学问和培养贵族气质的传统。它们就像一座座古老的城堡，几百年来始终按照学术自由和管理自治的原则我行我素，游离于社会发展之外。正如著名教育家阿什比Eric
Ashby所言：“工业革命是由那些讲究实际的能工巧匠完成的。……在英国工业上升时期，英格兰的大学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苏格兰的大学也只起过一些微不足道的作用。”王承绪、徐辉主编：《战后英国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人得到三点启示：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负有重要责任；科学技术和培训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急需建立公正、满意、合理、平等的公立教育制度。徐辉、郑继伟编著：《英国教育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282页。于是，沉睡中的大学被民众和政府唤醒，要求其承担发展科技和繁荣国家的重任。继此之后，英国的高等教育打破了传统大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科技高等教育崭露头角：一是大学的阵营里出现了新型的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实用型大学，这些新大学比传统大学招收更多的理工科学生，更关注社会的需求。二是高等科技院校开始蓬勃发展。战后到60年代初期，在珀西报告和1956年《技术教育白皮书》的支持下，技术教育的层次得到升级，部分技术学院成为高级技术学院，有资格教授类似于大学技术学位课程的高级技术课程。罗宾斯报告后，高级技术学院提升为工科大学，它们注重知识的应用，立足于地方经济和工业的发展。除工科大学之外，高等技术教育队伍还增加了一个重要成员，即多科技术学院。多科技术学院作为“公立的高等教育部分”，由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s，CNAA）统一授予学位，在地方政府的资助和管理下，为发展地方经济做出重要贡献。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的准市场化政策彻底扭转了传统大学的发展路径，高等教育的一元制也创建了平等的竞争平台。从此，传统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以及其他学院在统一的政策框架和竞争机制的调控下，积极投身于促进社会发展的活动中。经过半个世纪的锤炼，英国高校的社会形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学愈益“亲民化”，高级技术类的院校也得到官方和民众越来越多的青睐。
第四，英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最突出的是中介机构在管理体制中的作用。英国政府管理高等教育主要借助于许多具有英国特色的中介机构，这些机构在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中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仅能够有效执行政府对大学的要求，同时还可以很好地保护大学的自主权，是协调政府与高等教育关系的成功创举。如设立在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缓冲器”——大学拨款委员会，就被认为是在保护大学自治和接受政府资助之间取得了平衡的成功尝试。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大学招生委员会（Universities
Central Council on Admissions，UCCA）、全国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Body，NAB）等机构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英国政府根据特定情况灵活制定各种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管理体制，有效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如创立二元制和一元制、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高校经费体制的改革等，都体现了英国政府处理各种尖锐矛盾的策略和方法，为思考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所有资料中，有关高等教育历史沿革的资料较多，它们的作者既有国外直接或间接参与或见证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官员和学者，也有国内曾经留学英国或在英国工作过的学者和官员。在这些著作中，最权威的要数曾担任过英国战后第一所新大学基尔（Keele）大学副校长的斯图尔特（W?A?C
Stewart）所著的《战后英国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Postwar
Britain）。此书是一本较早系统论述1945年以后英国大学、教育学院和技术学院的发展历史的著作。全文将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1945年前、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每一个阶段分别论述大学、教师培训学院、技术学院的发展状况。著作内容详尽，广泛引用了权威数据和官方资料。此外，作者还与大学拨款委员会、大学副校长和学院院长委员会（Committee
of Vice-Chancellors and Principals ，CVCP）、教育与科学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DES）、大学教师联合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AUT）等许多重要机构的人员进行过广泛讨论和交流，是比较全面地反映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作不仅对发生在上述三个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影响的教育政策进行系统回溯，而且还提及很多未形成政策文件的报告、提案，详细揭示了当时教育政策形成背后的过程和各群体为之付出的努力，此书中的很多观点和数据被国内较权威的中文著作引用。比彻（Tony
Becher）所著的《英国高等教育》（British Higher
Education）介绍了英国在20世纪60~80年代高等教育面临的政治形势，政府对大学部分和公共高等教育部分的集权控制，同时提到了大学拨款委员会、大学副校长和学院院长委员会及全国咨询委员会等重要机构的活动及其作用，对于分析当时的教育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著名教育史学家斯沃尔（Harold
Silver）的著作《作为历史的教育：对19世纪和20世纪教育的解读》（Education as history:
interpreting nineteenth-and twentieth-century education）、罗厄尔（Roy
Lowe）的《战后时期的教育：一个社会的历史》（Education in the Post-War Years: a Social
History）等都涉及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分析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不仅注重高等教育发展结果的陈述，而且还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有所展现，有助于认识现象背后的矛盾运动。中文类著作中比较权威的有英国著名教育史学家邓特所著、王承绪先生翻译的《英国教育》，中国驻英国使馆的张泰金先生编著的《英国的高等教育
历史?现状》，徐辉、郑继伟编著的《英国教育史》，王承绪、徐辉的《战后英国教育研究》等，这些著作归纳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发展特征及其经验教训，为把握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便捷的资料。此外，黄福涛编著的《外国高等教育史》、贺国庆主编的《外国高等教育史》都涉及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英国高等教育与政治的研究
1?涉及到高等教育的政策专题性资料。包括高等教育的管理、结构、规模、经费等方面。政策研究离不开政策文本的获取，《1816到现在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文件》（Educational
Documents-England and Wales 1816 To The Present
Day），瞿葆奎先生主编、金含芬选编的《英国教育改革》，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著的《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系列集等著作收录了英国教育史上出现的重大教育政策的文本，是本文不可或缺的资料。关于高等教育某一领域的专题资料比较多，如桑德森（Michael
Sanderson）的《英格兰的教育机会与社会改变》（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从教育机会与平等的角度出发，一方面通过大量数据统计，包括毕业生的职业去向、家庭背景、不同学科的学生比例等论证教育与社会平等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对智力的研究，对高等教育“阶梯原则”和“池塘理论”的争论，以及政治家对教育的态度等说明当时高等教育存在的很多超乎教育本身之外的社会问题，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有助于认识高等教育的招生、教育机会等政策的形成。著名教育史学家瓦尔佛（Geoffrey
Walford）的著作《重建大学：管理变革中的政治和权力》（Restructuring Universities: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Management of Change）及杉托克（Michael
Shattock）等人合著的《英国大学中的资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 in British
universities）都是关于1981年英国政府削减高等教育经费这一重大政策的著作。前者以阿斯顿（Aston）大学为例，说明削减经费后大学的具体情况及其反应。后者以1981年削减高等教育经费政策为例，分析政府和大学拨款委员会对此政策的决策过程，是研究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比较重要的史料。此外，斯沃尔的《英格兰的高等教育和观念形成》（Higher
education and opinion mak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讨论了20世纪每一个时期高等教育的特征，对高等教育的各种观点、看法以及各种学术争鸣和舆论报道进行了详细分析。巴热（Nicholas
Barr）等人合著的《资助高等教育：英国的经验》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 : Answers From
the
UK汇集了包括学费在内的英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改革方面的论文。英国高等教育研究会在80年代出版的专门研究英国高等教育体制的论文集——《高等教育的结构和管理》已经译成中文。全书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管理，政策制定和责任，大学拨款委员会、全国咨询委员会、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等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机构有专章论述，同时就高等教育的地区化管理、二元政策等做了深入探讨，并对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议，是理解此前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珍贵资料。北京大学张建新博士的毕业论文《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研究——英国高等教育从二元制向一元制转变探析》的出版也是国内研究英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成果。作者从英国高等教育的职能、培养目标和教育结构三个方面入手，运用趋同理论、漂移理论、组织社会学理论和政策变迁理论解释英国高等教育体制从二元制到一元制的变迁，从而提出，高等教育的职能增加、培养目标的转变、漂移趋势等三个方面是导致英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动因。论文虽然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分析不多，但是张建新肯定了教育政策在当时高等教育体制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她认为“如何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待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英国高等教育国家体制的建立过程、原因及其有关一系列变化过程是怎样的？这个特殊过程引发的国家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如何？”
等诸多问题应该得到更进一步分析。此外，浙江大学殷企平博士的专著《英国高等科技教育》对战后英国的高等科技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
2?对高等教育政策的整体评论。如霍克（J?R?Hough）的著作《教育政策：国际的比较》（Educational
Policy: an International Survey）、戈登（Peter
Gordon）等人合著的《20世纪英格兰的教育和政策》（Education and Policy in Eng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荷兰）范富格特主编的《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斯沃尔的《教育、改变和政策过程》（Education,
Change and The Policy
Process）等都从比较或宏观的视角对英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做出评价。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学者通过著作、演讲或辩论表达对高等教育政策的看法。如20世纪60年代深刻影响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罗宾斯委员会的主席罗宾斯勋爵（Lord
Robbins）的两部著作《现代世界的大学及关于高等教育的其他论文》（The university in the modern
world and other papers on higher education?）和《高等教育的再思考》（Higher
Education
Revisited）。前一部创作于1966年，即罗宾斯报告颁布3年后，是作者针对罗宾斯报告颁布后引起的一系列讨论而进行的辩解和对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进一步解释，其中很多观点表达了对政府后来做法的不满。事实上，在后来工党执政时期，罗宾斯报告的很多意见不仅没有被政府采纳，反而走向了一个与建议相左的方向。后一部著作于1980年出版，作者以书信的方式系统表达了对大学教育各方面的看法，内容以大学在60~80年代期间的发展史实为依据，对6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时代的动荡、大学的规模、资助和贷款、扩张模式、国家和大学的关系等各方面进行了论述，是理解罗宾斯对大学教育思想最权威的著作。曾任大学拨款委员会主席和剑桥大学副校长的阿什比的著作《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Adapting
Universities to a Technological
Society也是一部研究高等技术教育的论文集和演讲录。著作汇集了作者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在国内外的报告和讲演，内容涉及当时具有争议的各种课题，如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应不应该受到干预、怎样干预、大学校长的素质、大学和科学的关系以及群众性高等教育等。
他提出的高等教育内在逻辑动力论和高等教育生态学的观点至今都为世界学者认可，是研究英国高等技术教育必不可少的资料。
3?关于英国高等教育与英国政府和政党关系的研究。20世纪后半期英国高等教育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方面的著作比较丰富。如曾经担任英国财政部、教育部和大学拨款委员会秘书的卡思维尔（John
Carswell）的《1960~1980年间英国的政府与大学》（Government and The University in
Britain
1960~1980）就是最为典型的著作。此书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公开印发的文件以及对多位重要人物的访谈为依据，紧紧抓住二战后英国大学发展变化的重要特征——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演变，阐述了政府对英国大学的态度变化及其原因。由于作者在英国高等教育大扩张期间担任多项重要的教育职务，亲历了高等教育重大政策的颁布，因此书中的观点比较权威。著名教育政治学家考根（Maurice
Kogan）的《教育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一书是对多位教育官员的访谈录，其中包括对60年代两位著名的教育国务大臣（相当于我国的教育部部长）博伊尔（Edward
Boyle）（保守党）和克劳斯兰德（Anthony
Crosland）（工党）的访谈。当局者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回述和评价不仅揭示了英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同时也是了解政府机构运作特点的一份权威材料。这部著作成为教育政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其独特的名家访谈的写作形式为后来很多学者效仿。瑞宾斯（Peter
Ribbins）和杉瑞特（Brian
sherratt）就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他们合著的《激进的教育政策和保守的国务大臣》（Radical education
policies and conservative secretaries of
state）也是一部对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的教育部国务大臣的访谈录。他们选取当时教育历史中的敏感和重要问题征求受访者的看法，同时希望受访者对自己在任期间的成就做出评价。这部著作不仅汇集了各位教育国务大臣对80年代后期至今的重大教育政策的评价，同时还揭示了英国的政府官员和文职人员之间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斯蒂芬（Robert
Stevens）的著作《走向统一的大学：1944年以来英格兰高等教育的政治》（University To Uni: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ngland Since
1944）以1944年教育法和2003年的高等教育白皮书为分界，阐述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的历程，其中对每个阶段的重要高等教育政策都有评价，并含有很多珍贵的资料。劳顿（Denis
Lawton）所著的《1900~2001及其后的工党意识形态与教育》（Education and Labour Party
Ideologies 1900~2001 and
Beyond）以二战以来两党政治的更迭为线索，重在阐述不同的执政党及其领袖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观点、态度和行动。杰克斯（Digby
Jacks）的《学生政治与高等教育》（Student politics and higher
education）以1966~1974年间的学生运动为研究内容，在分析学生运动的原因时谈及当时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如罗宾斯报告、二元制、1972年的教育白皮书等，是深刻理解此时期政策的重要资料。考根的《教育改变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al
Change）对二战后教育的各方面发展和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紧凑的分析，并就非政府部门的压力群体、两党之间的教育分歧、学生的反叛以及大学面临的困境对政府的影响做了深入分析。作者是一位优秀的教育政治学家，其比较权威的观点有助于笔者把握各时期教育政策的本质。此外，鉴于英国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特殊关系，关于它们之间的中介机构和组织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如杉托克对素有政府与大学“缓冲器”之称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大学拨款委员会与英国大学的管理》（The
UGC and The Management of British
Universities）、斯沃尔所著的承担公共高等教育与政府沟通作用的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的发展史《高等教育：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与英国高等教育，1964~1989》（A
higher education : the 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s and
British higher education, 1964~1989）等。此外，《英国大学的学术组织》（Academic
Unionism in British
Universities）介绍了活跃于英国大学教师中的一个重要组织——大学教师联合会在众多教育改革中的活动与角色，这些重要的机构和组织也是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力量。
第二，初步涉及了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如经济状况、政治格局、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政策精英的个人特质、各种利益集团及公众媒介等团体。以往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强调了政治格局和经济环境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没有多少争议。如二战后到70年代的共识政治、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等，都是高等教育政策发生重大变革的重要前提。关于执政党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看法则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很多学者赞同党派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对于意识形态明显不同的工党和保守党尤其如此。如保守党提倡的追求质量、高等教育的私有化以及在大学与多科技术学院之间的态度等，都体现了其追求精英教育、维护大学地位的教育理念，而工党的二元制政策、扶植多科技术学院和教育学院的发展、扩大招生规模等都体现了追求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理念，劳顿、瑞宾斯和杉瑞特的著作都是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展开进一步研究的。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在某些特定的时候，执政党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并不显著。如在1951~1964年间，工党为内部的派别之争所困，在教育政策上只限于指摘保守党的做法，却疏于提出自己系统的教育理念，从而导致重新执政时拿不出具有系统教育理念支撑的教育改革方案，而仅止于贯彻先前保守党的教育政策，甚至连自身极力提倡的综合中学运动都没有抓住有利时机，所以这段时间被学者劳顿称为“浪费的十三年”。对于执政党在教育政策中的作用，还有的学者从横向角度进行了分析。学者考根提出了政党远不如其智囊团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更大的观点。不过，更多的学者还是给予肯定的意见，即使智囊团的作用很显著，但它的活动也是在政府宏观政策环境下进行，离不开政党意识形态的制约。所以，执政党在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关于政策精英在决策中的作用，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几个独特的例子，有力地给予肯定佐证。尤其在80年代之后，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任命一批支持她的心腹担任要职，通过财政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工业大臣基思?约瑟（Keith
Joseph）等货币主义派掌握了经济政策的控制权。被指责为“将内阁弃置一旁,复辟了‘独裁政治’”
的撒切尔夫人打破了英国传统以来的团体决策模式，形成所谓的“精英模式”
，强行推行少数决策者的改革意志，1981年对高等教育的经费削减政策、1988年教育改革法等都是典型案例。所以，政策精英的个人特质对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影响。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比较活跃的行动团体。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代表不同利益的代言人，如代表大学的大学副校长和学院院长委员会、大学拨款委员会、大学教师联合会、上院议员以及保守党内的右翼成员；代表多科技术学院和教育学院利益的技术学院教师联合会（Association
of Teachers in Technical Institutions，ATTI）、多科技术学院院长委员会（Committee
of Directors of Polytechnics，CDP）、教育学院和教育系的教师联合会（Association of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of
Education，ATCDE）、工党中的左派、地方政府机构及其在上级部门的代言人等；代表工商业界利益的有英国工业联盟（Federal
of British Industry，FBI）、全国工商业教育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Education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NACEIC）等。当然，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很多团体在不同时期会形成不同的利益联盟。如在多科技术学院尚未发展壮大时，它便和地方教育当局形成联盟，共同对抗大学和中央政府；当多科技术学院发展壮大之后，双方的联盟就破裂，成为博弈对手，纷纷在中央部门面前攻击对方。公众媒体拥有的话语权使它们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尤其是国内比较权威的杂志如每日邮报、太阳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等，它们的舆论影响力足以对决策构成决定性力量。除此之外，英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如影随形，它在很多情况下成为高等教育变革的巨大障碍。如二元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失真，归根结底是由于英国民众骨子里对学术教育的推崇和职业教育的偏见而导致的；扩招过程中关于教育机会与教育质量的争论反映了英国精英教育的传统；大学的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冲突也体现了大学根深蒂固的精英文化观。这些观点都在著作中有所提及，只不过没有形成系统而完整的看法。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