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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台湾当代文坛领军人物张大春真情力作。
一段抢救出来的家族记忆，几代中国人的乡愁与命运。
莫言，李锐，阿城，侯孝贤，朱天文倾力推荐。
这是我开始写一本书的时候了，它将被预先讲述给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听——在巨大无常且冷冽如月光一般的命运辗过这个孩子之前，这个不存在的孩子将会认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他将认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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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聆听父亲》是当代优秀小说家张大春回忆父亲的散文。由于年迈的父亲意外摔倒，张大春于父亲生命进入末期的时候，开始给还未出生的孩子说故事，说的正是自己的父亲，以及从父辈那里听来的家族历史。
全书以与未出生的孩子对话的方式，从祖上五代开始，说到父辈，说到自己所处的时代。除了父亲的讲述外，更贯穿了六大爷所写的“家史漫谈”，另有友人的回忆与叙述。大春祖家——山东济南张家“懋德堂”，是一个有着五大院落、几百口人丁的显赫家族。祖规家训“诗书继世，忠厚传家”在世事变化中，悄悄改换成两副与“福”、“贵”相关的楹联，张家祖业便也从诗书功名转为经商富贵。当中国进入20世纪中期抗战期间，全家更是在颠沛流离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中见证了时代的动荡和变迁。作者在追忆中不断讲述家族故事，溯源中国文化，表达了忧郁而深沉的中国文化乡愁。
这是一部在时代变迁中触摸个人血脉的故事，让我们见到有血有肉的“历史”，也是“‘小说工匠’张大春的性情之作”，更是张大春小说创作的精神源泉。而作者以个人的家族史来抢救家族记忆，以文化溯源的方式拯救文化凋敝的意图，也在书中表现得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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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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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1957年生，山东人。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电台主持人。作品无数，曾以“大头春”的名字出版系列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另著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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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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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角落里的光
第二章 预言
第三章 我从哪里来？
第四章 传家之宝
第五章 书写的人
第六章 我往何处去？
第七章 土地测量员
第八章 日夕望君报琴至
第九章 聆听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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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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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角落里的光
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面容、体态、脾气、个性，甚至你的性别，尤其是你的命运，它最为神秘，也最常引起我的想像。当我也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不时会幻想：我有一个和我差不多、也许一模一样的孩子，就站在我的旁边、对面或者某个我伸手可及的角落。当某一种光轻轻穿越时间与空间，揭去披覆在你周围的那一层幽暗，我仿佛看见了另一个我——去想像你，变成了理解我自己，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去发现我自己，结果却勾勒出一个你。一个不存在的你。在你真正拥有属于你自己的性别、面容、体态、脾气、个性乃至命运之前，我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对你的一切想像——或者说对我自己的一切发现，写下来，读给那个不存在的你听。
这个写作的念头突然跑出来撞了我一下的那一刻，我站在我父亲的病床旁边。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夜光均匀地洒泻在他的脸上，是月光。只有月光才能用如此轻柔而不稍停伫的速度在一个悲哀的躯体上游走，滤除情感和时间，有如抚熨一块石头。老头儿果然睡得像石头，连鼻息也深不可测。要不是每隔几秒钟会有一条腿猛可痉挛那么一下子，他可以说就是个死人了。那是脊椎神经受伤的病人经常显现的症状：一条腿忽然活跃起来，带着连主人也控制不了的力气，朝什么方向踢上一踢，有股倨傲不驯的劲儿，仿佛是在亢声质问着：“谁说我有病？”每隔几秒钟，它就“谁说我有病？”一下子。掩映而过的月光完全没有理会这条腿顽强得近乎可笑的意志，便移往更神秘的角落里去了。而我在月光走过的幽暗边缘被一条兀自抽搐的腿逗得居然笑出了一点眼泪，然后我知道：这是我开始写下一本书的时候了，它将被预先讲述给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听——在巨大无常且冷冽如月光一般的命运辗过这个孩子之前；这个不存在的孩子将会认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他将认识他们。
命运和浴缸
我还认识另一个小孩，他的名字叫陆宽。那是一个很大气也很响亮的名字，和我想为你起的名字——张容，几乎一样好。就在陆宽即将念小学的前几天，我坐在他家客厅的一角，读一本杂志或什么的。我忽然听见他说了一句话（或者是读出一个句子）：
“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紧接着，他很高兴地又重复了一遍。
“什么意思？”我扔下手上的杂志，仿佛看见了一个多么新奇的、发出光亮的玩具。
“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
“这是哪里来的话？你想出来的吗？”
陆宽指了指电视机，荧幕上是华特·迪斯尼的卡通片：“卡通说的。”
我不相信华特·迪斯尼本人或者他手下任何一个会把大力士海格力斯描写成纯良英雄的笨蛋画工能编出这样惊人的荒谬语句，于是我再问了一次，他依样再答了一次，而且又高声把那句子给念诵了一遍，在念到“浴缸”的时候特别咧开嘴笑起来。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也许为卡通作翻译的家伙搞错了，也许配音的说错了，也许陆宽听错了。可是——这也是我想告诉你的，那个句子说对了：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
“好逃避人生的巨大与繁琐。”这是我补充的注脚。
陆宽的妈妈是个名叫皮的好女人。这时她正坐在电视机旁边的电脑桌前努力修改一个天晓得能不能拍得出来的电影剧本。她在听见儿子大叫“浴缸”的时候也笑了，从老花镜的框沿上方瞅一眼儿子，对我说：“他明明很喜欢洗澡的。”
“可是这个句子里的浴缸的确很好笑。”我说。因为命运太大而浴缸太小的缘故。
皮的外公有这样一段小小的故事。当这个老人即将度过平生第九十个生日的某一天，他打电话给几十个散居在外地的儿子、女儿、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务期一网打尽。在电话里，他故意用非常低弱的音量告诉每一个孩子：今年不要大张旗鼓地为他庆生做寿。“生日那一天偷偷过去就算了，不要让老天爷知道。”老人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还想趁老天爷没注意的当儿多活些日子。
可是活着——一桩你即将面对的事，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工程。它包括太多无论是苦是乐是悲是喜的小零件，太过繁琐。其中自然包括浴缸这种东西，还有洗澡这种活动。
冼澡
我想先从洗澡说起。
应该不独中国人是这样的。每个降生到世上来的孩子所接受的第一个仪式就是洗澡。一盆温热的水，浸湿一方洁净的布，将婴儿头上、脸上、躯干和四肢上属于母亲的血水和体液清除尽去，出落一个全新的人。这全新的人睡眼惺忪，意识蒙咙，还察觉不到已然碾压迫至的命运。中国人在这桩事体上特别用心思，新生儿落地的第三天还要择一吉时，将洗澡之礼再操演一遍，谓之“洗三儿”。讲究的人家自然隆而重之，他们会请教精通医道的人士，调理出一种能强健体质的草药香油，涂抹在新生儿的身上。“洗三儿”是非常务实的，如果有任何一丁点儿深层的隐喻在里面，不过就是希望这孩子常保焕然一新的气质。中国人也从不认为洗的仪式有什么清涤罪恶、浸润圣灵的作用。
我在一个天主教会办的小学念一年级的时候，一度对那个宗教所有的仪式非常着迷，因为圣诗唱起来庄严优美，而每个星期五的下午，被称为“教友”的同学还可以少上一堂课，他们都到教室后方庭园深处的教堂里去望弥撒领圣体——一块薄薄的、据说没什么滋味的小面饼。我非常希望能尝尝那种小面饼。
“好吃吗？”我问我的教友同学。
“像纸一样。”教友同学说。
后来我吃了几张剪成小圆片的纸。然而那样并不能满足我成为一个教友、张嘴接住神父指尖夹过来的圣体以及逃掉一堂课的渴望。想当教友很简单，教友同学们都这么说：去受洗就可以了。据说受洗一点儿也不疼，神父会在你的额头上抹些油，教你祷告祷告，大概就是这样。我跟我父亲说我要受洗。他想都不想就说：“你在家好好洗洗就可以了。”
的确。我不该忘记：当我初入学的时候，我父亲在我的学籍资料卡的宗教栏里填写了“儒”这个字。他也解释过：儒教就是孔夫子的道理；明白了孔夫子的道理就不需要什么洋教了。我成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自以为除了衣服和皮肤之外没什么可以清洗的。我最热切的宗教渴望恐怕也就在吞下那几张纸的时候噎住了。
偶尔，父亲愿意从病床上下来，勉强拄着助行器到浴室里洗个澡。“连洗个澡也要求人。”他低声叹着气，任我用莲蓬头冲洗他那发出阵阵酸气的身体，然后总是这样说：“老天爷罚我。”
“老天爷干吗罚你？”有一次我故意这么问。
“它就是罚我。”
在那一刻，一个句子朝我冲撞过来：“这老人垮了。”
我继续拿莲蓬头冲洗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几近全秃的顶门、多皱褶且布满寿斑的脖颈和脸颊、长了颗腺瘤的肩膀、松皮垂软的胸部和腹部、残留着枣红色神经性疱疹斑痕的背脊。我伸手搓搓他的屁眼，又俯身向前托起他的睾丸和鸡鸡——那里就是当初我的源起之地，起码有一半的我是从那么狭小又局促的所在冒出来的。我轻轻揉了揉它们。显然，它们也早就垮了。
这老人还没垮的时候（要讲得准确些应该是：他摔那一跤之前的几十年里）几乎没在家洗过澡。他的澡都是在球场里洗的。差不多也就是从我出生那一年起，他开始打网球。我第一次看见他的身体就是在球场的浴室里。那是一具你知道再怎么样你也比不上的身体。大。什么都大的一个身体。吧嗒吧嗒打肥皂、哗啦哗啦冲水、呼啊呼啊吆喝着的身体。
对我来说：洗澡必然和这最初的视象融接合一。其意义似乎就是：你得眼睁睁地凝视一种比你巨大的东西，那是非常原始的恐惧。日后我在希区柯克和狄帕玛的惊栗电影中体会到：人在洗澡的时候，在赤裸着接受水的冲洗浇注的时候，其实无比渺小脆弱。持刀步步逼近的凶狂歹徒只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人类无所遁逃，它辗压迫至，必然得逞。
惩罚
你尚未赤裸裸地到来，而我已着实惊栗着了。因为在身体的最核心，我有重大的欠缺；那是从我父亲、甚至我父亲的父亲……就已然承袭的一种欠缺。简单地说：我们这个家族的男子的恐惧都太浅薄，我们最多只能在命运面前颤抖、惶惑、丧失意志；再深进去，则空无一物。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能力探究命运的背后还有些什么。于是，一具健康伟岸了七十六年的躯体在摔了一跤、损伤了一束比牙签还细的神经之后，就和整个世界断离。作为一个人，父亲只愿意做三件事：睡眠、饮食和排泄。这将是他对生命这个课题的总结论。如果你再追问下去：“为什么？”他会说：“老天爷罚我。”如果我央求他试着起床站一站、动一动、走一走，他会说：“你不要跟着老天爷一起罚我。”我若不作声、静静坐在他眄视不着的床尾，就会发现他缓缓合上眼皮，微张着嘴，在每一次呼吸吐气的时候轻诵道：“罚我哦——罚我哦——”
远甚于被囚禁在僵硬的肢体里动弹不得的惩罚是：我父亲将从此以为他的一生充满罪孽。我的惩罚则是永远无法将他从罪孽中解脱出来。
失落自由
据说，受孕三个月之内的胚胎在子宫里还无法附着，处于一种漂浮、游移的状态。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正处于这种状态。我们都曾经于一无知觉中体验过这种自由——不徒无知于当下漫游的边界，亦且无觉于口后记忆的库藏，无视于自己的极限、又无羁于缅怀的缰索。这个自由是纯物质性的，终人之一生所能渴望的自由最多不过如此。
此刻你还在那样的自由状态之中。我只能以拙劣的想像力摹拟你的形体，可能犹如我曾经在显微镜里见过的、气泡般的变形虫，在一个潮湿、温润甚至有点闷热的子宫里向你的母亲任意下达各种欲望的指令：我想吃那种沾了一点鲜摘辣椒加蒜末的酱料的蚵仔煎、像番茄一般大小带点中空膨松嚼劲的波士顿樱桃，我想喝沙漠鼠尾草茶、冰镇酸梅汤，不过我想还是先睡个觉好了——最好，最好在熟睡之前能听到舒伯特的《鳟鱼》，但是我可能在十六个小节之后就听烦了，那时最好来一段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或者周璇的《夜上海》，我不确定。不过，我不想闻烟味儿。
不错，抽烟的是我。我正在回忆那个关于自由的启蒙。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叫做“公民与道德”。教这门课的老师有一副调门儿极高的嗓子和一双白皙纤细的脚踝。她的办公桌在化学实验室的角落里，每当我们在电解水分子或还原硫酸铜的时候，她都会尖声唱一句：“不要吵——”C大调高音部的355313。我们都叫她咪嗦嗦。咪嗦嗦给我们上的第一个关于自由的课程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自由的定义是什么？”在点名询问过全班至少半数的同学这个问题之后，她提出了早先准备好的答案：“自由就是在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的限制之下的行为。懂吗？”“懂——”C大调高音部的13，哆咪。
我必须移身到户外离你和你的母亲稍远一些的地方把烟抽完。这时我四十岁，几乎忘了咪嗦嗦的面孔，不过我必须坦白告诉你：当时我们所懂得的不是自由的定义，而是限制的定义，或者自由的限制。
我不能确知是否世人皆如此，抑或中国人皆如此，但是起码我这一代乃至于我父亲那一代的中国人在提到自由这个词的时候，总紧紧怀抱着一种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情感——其中后者的成分恐怕还要多些。自由，一个所谓“现代意义”的生命不超过一百年的词，为不只两代的中国人带来的粗廓印象是一种具有威胁性和破坏性而不得不加以限制的力量；即使在倾心向往这个字的人们那里，这个词也常只是一个孤悬的理想、空洞的口号甚至狡猾的借口。
而我想告诉你的是，大约就在你逐渐发展了知觉、长出胎盘、开始附着在你母亲子宫内的某个角落——一个小小的原乡——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自由。关于这种失落，我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你爷爷的，一个是国王的。
追花落河
我八岁那年的初夏五月，在刚洒了水、恢复平整、发出阵阵泥腥味的红土球场边的浴室里得到一个允诺：正在吧嗒吧嗒打肥皂的父亲说他今年要带我去游泳。去哪里？我问。游泳池啊。他说，随即叹了口气，在个池子里扑蹬扑蹬算什么游泳？然后他告诉我那个到河里游泳的故事。一个关于自由及其惩罚的故事。
“我父亲很不喜欢我的，你知道罢。”我父亲说。我当然知道，我出生之前他大概就告诉我不知道多少次了。他是我爷爷的第七个儿子。在千盼万盼要个女儿的我爷爷眼里，这个又黑、又大，鼻子又扁的丑儿子简直是多余的，他疼的是老大，没辙的是老二，欣赏的是老五，讨厌的是我父亲。我父亲被一个抽鸦片、搞盐务而且脾气坏透了的老头子讨厌了十年，终于在一个夏天的正午（当然是在挨了一顿痛打之后）得着了神悟——他蹲在济南市朝阳街老家南屋的一条小水沟边，看见一朵石榴花从树梢落下来，一落落进水沟里。石榴花端端正正落在水面上，仿佛迟疑了一下，转了个圈儿，好像回头看一眼石榴树和树后挂着“有容德乃大，无欺心自安”油漆木刻联匾的懋德堂，打个颤，便顺着清澈的沟水流下去。那沟里流的是泉水，从北屋我奶奶房后不知道哪块石板底下冒出来．取径于青石砖的缝隙，绕过西厢房后檐下的两棵梧桐树，便往地里凿成了一条天然的小沟。老祖宗们建懋德堂时刻意留了这沟，取其源头活水、源远流长的意思。这沟得了纵容，自西徂东、穿越三进的院落，甚至还在会合了另两个泉眼之后爬上高坡、潺潺折向南流，在二进的东厢房下，它笔直地朝地面刻出砖石和泥土的楚河汉界。这一如刀斧般锐利、决绝的线条可能是地球上惟一一条自然天成的直线。老祖宗们不敢违逆天意，只得顺沟建筑屋基。传说住这排厢房的子孙与族人不会十分亲睦。我四大爷是个现成的例子，他叫张萃京，死时身长不满一尺，从没见过他下面的三弟二妹。我四大爷在二进的东厢房里出生又夭亡之后，这排屋子就算是废了。据说到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充当过点校新兵员额的临时司令部，我二大爷还在那里捡着两把缺把子手枪和两千多发子弹。日本人进城前半天，我二大爷试着扔了一发子弹在小泉沟里，看冲不冲得走它。那发子弹（用我父亲的话说）“像一颗鱼雷一样就给泉水冲跑了”。我二大爷索性把所有的子弹全倾进沟里。半个时辰之后，子弹一发不剩。它们有如挨号排队的一般、一发接一发沿沟斜斜滚入一进花厅的地底下，流向西屋，再从石榴树后头冒出来，大致上仍是一列纵队，一路流出院墙之外，顺着整整七年以前我父亲追赶石榴花的路径，一口气注入小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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